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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面抬升到新的高水位后不久，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一场小规模的绿色革命似乎正在酝酿发生。与人们更为熟知的工业革命不同，这场小型革命的进展速度极为缓慢，其影响力也要在几千年之后才能被感受到。但是，人类生活正要走上的，确实是一条毫无退路的轨道。
巴勒斯坦地区的耶利哥，可以作为这场革命进行到公元前8000年时的典型示例。在这座由泥砖小屋组成的村子里，人们学会了在小块园地上耕种小麦和大麦。这些原为野生的谷物，由于谷粒相较其他野生谷物更为饱满，更便于收集起来磨成粗面粉，所以被人们专门选来耕种。村民们肯定先准备了好土地，挑选出成熟后也不会碎裂的坚硬种子，然后又以比自然生长更密集的方式将它们播撒到土地中，待其成熟后，再用石刀或镰刀收割，并储藏在村子里。现在，人类世界有一半的卡路里，都由为数不多的几类谷物提供，而首先种植它们的，便是中东地区的这些农人。
起初，耶利哥和附近村庄的人们没有驯养动物。他们的肉类多半仍然来自辛勤捕获的野生瞪羚和其他飞禽走兽，但在学会驯化小麦、大麦和豆类后不到500年内，人们已经开始饲养山羊和绵羊，虽然数量不多，且饲养地点大多是在村子附近。这又是一种食物贮藏方式：的确，畜群便是财宝。证据显示，早期的几种牲畜在不同地区均有驯化——现代土耳其和伊拉克地区的绵羊、伊朗山区的山羊、安纳托利亚高原的黄牛。绵羊和山羊都是群居动物，因此也更容易被驯服：驯服一只就等于驯服一群。
那些驯化牛羊并集中放牧的人，应该和那些驯化农作物的人不太一样。种植小麦或驯养第一只山羊，至少需要经过多次的敏锐观察，而这种观察可能一半来自男人，一半来自女人。很可能男人驯化的是动物，因为通常情况下，他们才是猎人，而女人驯化的则是早期谷物。刚开始时，谷类作物和牲畜并未和谐共处，早期的农人不想让牲畜在田地附近吃草，害怕它们会吃掉或者踩坏庄稼幼苗。
比起游牧生活，小农场和园圃的日常工作要遵循更严格的时间安排。如果到了除草、松土或者播种的时间，就一定要抓住机会，不然就会错失良机。这种新的生活方式需要纪律，需要履行一连串的责任，与采集狩猎时的自由散漫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并不能确定为什么这种双面的突破会发生在地中海的同一角落。虽然这个地区的确有自身的优势，比如乡野间不但生长着两种颗粒很大的谷物，也生活着绵羊和山羊，而它们体形小、爱群居，比世界上大多数大型动物都容易驯服。但是这些天赐的优势本身并不足以解释这场变革，因为在世界历史上，机遇与运气相对而言一直很多，但能抓住它们的人少之又少。
其他因素也对这种新生活方式的开端造成了影响。抬升的海洋淹没沿海陆地，逼迫人们迁往内陆，结果促进了不同人群、观念和习惯的交流融合。而气候变暖又使得某些动植物更为高产，谷物的生长范围显然也比之前更广。虽然一向作为重要食物来源的大型动物在逐渐减少，但这也让人们意识到了驯化野生动物的重要性。
有很长一段时间，那些建起园圃、饲养牲畜的拓荒部落不得不和游牧民族共生共存，而这种比邻而居又导致了双方的剑拔弩张。在几近饥荒的时候，游牧民会因饥肠辘辘而动掳掠之心，抢夺临近存有粮食、饲养牲畜的村庄。村民们转而修筑防御公事，不断加强警戒。由于人数众多、组织有序——从事农耕就是在组织、计划——他们通常可以和游牧民在战斗中一较高下。
未来属于新的农民和畜牧业者。在饥荒时拥有谷仓就意味着拥有财富，而游牧时代的部落无法做到这一点。遇上大旱，拥有谷仓和绵羊或山羊的村子可以维持更久。
人们或许拥有羊群，但在某种意义上，羊群也占有了人类，将他们束缚起来。因此，传统的生活方式——采集、搜寻食物和捕猎的快乐——仍然有一定程度的吸引力，而且也确实能提供食物，尤其是在春天的时候。农业产生后的几千年里，很多村子仍然要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捕猎，靠在沼泽、森林和平原上搜寻食物来生活，而不是新生产的谷物、奶制品与肉类。
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在地中海沿岸缓慢地传播着。到公元前7000年时，在希腊、塞尔维亚和意大利地区那些一路伸向亚得里亚海的低矮山谷中，可以看到人们精心种植的庄稼和饲养的羊群。到公元前5400年时，苏格兰西部和北爱尔兰地区有了使用原始铲子的农民。到公元前3000年时，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也出现了一片片庄稼和一群群牲畜。
从希腊地区出现第一批农场到波罗的海地区出现第一批农场，中间相隔了至少2000年。在惊异于农场与牧群在欧洲的传播速度如此之慢时，我们应该记得这其中还有一个障碍：欧洲有80%的地区都被或密或疏的森林覆盖，而用石斧伐林（当时还没有铁质斧头）和点火烧荒的方式来把这些森林清理掉，需要耐心和汗水。还是搜寻食物来得省事些。
与此同时，牛群已经被牧民们赶着来到了埃及、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等非洲北部的许多地区。虽然这里最早出现的牲畜和农作物都是引进的，不过非洲人却驯化了驴这种可以负重的牲畜和体型较小的珍珠鸡，后来，这种鸡还成了古埃及人和古罗马人餐桌上最受欢迎的佳肴。猫最先也由非洲人驯化，后来，它们成了谷仓的忠实守护者，因为这些地方常有老鼠光顾。此外，非洲人还最早驯化通常被认为在谷物中品级较差的黍，培育出了穗子丰满的高粱和野生稻子、山药和棕榈油。
在任何地区，土地的耕作都是从最原始的方式开始，主要的松土工具是一根一头削尖并用火烘硬的木棍。这种用火硬化的木棍，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关键的发明之一——比拖拉机还重要——因为几千年来，它在世界各地都是农人的得力助手。
播种需要不断地实验。我们会容易认为，早期的农人会拿着一个装满种子的编织袋，边走过新翻松的土壤，边用手把种子大力播撒出去。但实际上在很多地方，人们并不知道这种撒种方式。在非洲一些地区，女人会用原始的铲子或锄头先挖几千个洞，或者用脚趾往松软的土壤中戳一下，然后在每个小坑里撒几粒黍。也有人先把谷粒含在嘴里，每挖好一个洞，就吐几粒进去。在非洲南部的某些地区，人们实际上只是把谷粒洒在草上或土上，然后再简单地犁一下而已。
公元前3000年之后不久，希腊发展起了一种以橄榄树和葡萄藤为中心的独特农业模式。在原本只适合放牧羊群的陡峭山坡上，人们建起了葡萄园和橄榄园，使一个村庄每年可获得的卡路里量增加了40%之多。人们不仅将橄榄油用在烹饪中，还用来点灯和清洁身体。地中海东部的饮食结构，最终因葡萄酒和橄榄油而发生了改变。
以前的游牧民族每天把大多数时间都用在了采集和打猎上，但新的社会秩序培养了各种专业人员，如烧砖的、造房的、烘焙的、酿酒的、制陶的、纺织的、做配饰的、当兵的、制鞋的、当裁缝的、看谷仓的、挖渠的，当然，还有务农的和放牧的。在各地区中，可能每100人中仍有90人从事种植或搜寻食物及类似的工种，其他10个人则担负起了一些特殊职责。新的技术专精人士也住在村子里，因此，大点儿的村庄逐渐演化为城镇。可见，在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前，城镇的出现着实难以想象。
对土壤、草地、矿物和渔业的有效利用，使得各地区供养人口的能力成倍增加，而这一点，游牧民族无论能力多强都是无法做到的。世界人口在农耕出现之前极少，之后却开始激增。在人类从初次尝试农耕和畜牧之时，世界人口大概只有1000万人。但到公元前2000年时，全世界的人口极可能已经达到了9000万人。两千年之后，也就是到耶稣诞生之时，这个数字已经达到3亿。
不过，不断增长的人口时不时地也会受到瘟疫的影响。但是游牧民们没有这类意识，因为他们自身拥有强健的体魄，不断的迁移又让他们将污物留在了身后，而且在热带气候下，光着膀子或穿衣极少的他们，会更多受到阳光的曝晒，便于杀菌。由于没有饲养禽畜，他们都较少受到疾病的困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新秩序之下，人们纷纷涌入城镇，反倒增加了感染疾病的概率。
因此，虽然新的生活方式为人类提供了更多的食物，增加了世界人口，但也方便了病菌的传播，导致了人口的周期性减少。每日照管新驯化的家畜，使得人们更容易暴露于那些此前只在动物间传播的疾病，比如，某种类型的肺结核便来自牛羊的奶汁，而麻疹和天花是因为人们放牛、挤奶和食用牛肉才传播开来，此外，某种类型的疟疾来自鸟类，而猪和鸭则是流感肆虐的元凶。
这一时期，一种新的政治组织形式开始慢慢形成。在游牧社会中，权力主要由年长的男性把持，但到了新的农耕体制下，权力却逐渐集中到了一小群统治者或通常由男性担任的族长手中。在保护自己的城镇与农田时，族长会借机清算旧账，对付那些曾冒犯或伤害过他的敌人，并将他们抓起来役使为奴。游牧民族很少会用到奴隶，但正襟危坐的统治者却可以利用奴隶或苦力来修筑灌溉渠、宗庙、防御工事和其他项目。新的统治者还会以谷物、肉类或其他商品的形式来收税，而游牧部落的领地一直都没有税收这一说。
此外，新的统治者还会任命祭司，而祭司又反过来将正统性和道义上的支持赋予统治者。虽然自古以来，宗教本身便与人类息息相关，但全职的男女祭司却是新鲜玩意儿。他们能祈神降雨、结束干旱，为丰收创造条件，能在战争中击退敌人，甚至还有可能为那些原本心有不安的人提供一种内心平静。到公元前3500年时，欧洲和中东地区的很多村庄和城镇已经建起了不少规模恢宏的宗教建筑。
各种新的宗教反映了人们对宇宙及其运转规律的好奇之心，也表现了人类对大自然强大力量的畏惧与希望。自然需要被崇拜和安抚，因为一个地区的人口会被自然毁灭掉，比如雹暴会吹倒或砸坏庄稼，疾病会害死牲畜，虫灾或真菌会减少收成，春天会滴雨不降，疾病或干旱以及突发的山洪会导致野生猎物数量下降。为了保证土壤肥沃或者年丰物阜，人们必须要向各路神祇献祭，而其中最好的祭品便是活人的性命。这样的牺牲，可以打开通往丰裕富足之门。
新几内亚的高地十分偏远，20世纪之前，欧洲人还没有对这里进行过大规模的探索。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这里又并不遥远，反而是绿色革命的中枢之一。早在公元前7000年，新几内亚人便已经种植了多种山药和其他块根作物，以及喜阴的芋头、甘蔗和当地土生土长的香蕉，而那时农业还没有传入欧洲。人们亲手挖掘的沟渠改善了土壤，对当地简单的农耕形式颇有助益。有观点认为，种植技术是由东南亚传入新几内亚的，这种可能性虽说不大，但也不是全无可能。
在新几内亚，人们砍树用的是石斧，但这种石斧更像是印第安战斧，便于快速有力地砍击，而不像现在那种长柄大斧一样需要挥舞。这之后，人们会对林地和灌木进行烧荒，再在周围建起围栏，种植可食用的根茎作物，而肥料便是新烧出的灰烬。除草是一项重要任务，通常由女性承担。几茬作物过后，土壤的肥力会暂时枯竭，于是人们会在附近的林地上再辛勤开辟出一块田地。这是需要有大量体力、耐性和汗水才能实现的拓荒。这种轮垦的农业形式——有时被称为“刀耕火种”——需要大片的树林来支持，但每年其实只有小部分会被耕种。
和新几内亚一样，美洲也发展出了自己的农耕。到公元前6000年时，墨西哥地区已经在种植南瓜、棉花和辣椒等作物，后来又开始种玉米和豆类作物。公元前2500年时，在现代美国的东海岸地区也出现了种植园圃。一段时间后，农业发展成为美洲文明的根基，而最终，这些文明将被西班牙殖民者发现。
现在通行的观点是，美洲的农业及独特文明，很大程度上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人们广泛认为，海平面的抬升完全隔离了从亚洲北部来到美洲的新移民。但是，亚洲、欧洲和非洲文化对美洲的反复影响也具有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或许新一波的移民偶尔还会到达美洲大陆。
有几样证据比较支持亚洲与美洲仍保持了接触的说法。比如，中国那种骨肉皆为黑色的乌骨鸡在美洲地区也有存在，且使用方式和中国一模一样——在施展法术和驱邪祛病时作为祭品，而不是用来吃的。这种鸡是从中国坐着第二波移民者的船漂洋过海来到美洲的吗？同样，一些学者认为，美洲热带地区独特的玛雅历法，可能来自位于现代巴基斯坦地区的塔克希拉，因为玛雅历法中的20个日期名称里，有4个直接是借自印度教神祇的名字。
太平洋地区这种思想、植物和动物的流动，很可能是双向的。不过，尽管如此，有一个农业地区还是要比其他崛起时间更早，影响也更具有活力：中东地区就像一团火，一旦点着，便不断散发出越来越多的光芒。
手工捏制的陶器——无论是被太阳还是烈火烘烤的——是这种新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频繁迁徙的游牧民族用不着陶器，但一年中多数时候生活在一个地方的人们，却从陶器的发明中受益颇多。在现代西方世界，人们很难理解陶器为什么曾那么举足轻重，毕竟这些器具现在除了做装饰，已经很少再有人用。但当时，陶器在照明和做饭方面十分重要，而且可以有效利用燃料。人们曾制作过陶制的灯，可以让蜡烛直直立着的陶碗，还有可以放在屋内盛水或啤酒的大陶罐——有些陶罐有盖子和把手。无釉的陶罐尤为适合做容器，因为可以让水保持清凉。在喀麦隆地区的草原上，大陶锅曾被用来酿棕榈酒或者存放可乐果。尼日利亚地区的人们则会在葬礼上敲打陶鼓。在一些地区，陶工都由女性担任——她们经营的可是当时主要的制造业呢。
一个善于制造陶器的定居型社会，可以努力改善其饮食结构，例如，这样的社会与游牧社会相比，更有可能酿制出发酵类饮品，因为存储饮料需要大型陶罐。拥有陶器的社会也能制造酵母，并将其用在烘焙中，在陶制烤箱里烤出面包。此外，一个在陶锅里炖煮而不是在露天火堆或炽热的石头上烤肉的社会，也更有可能需要食盐。事实上，在中东和亚洲地区，第一种成为常规贸易商品的食物正是食盐。
陶工们还是冶金学家的继父和继母。有了陶工和他们的陶土做先导，才有了后来的金属加工工人和他们冶炼的矿石。尽管利用高温制造陶器并没有必然直接促成金属矿石的熔炼，却充当了这一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步骤。如何最有效地利用燃料，如何鼓入新鲜空气来提高温度，如何处理陶器烫手的各面，要用多久来冷却它们——这些问题的答案，最终都成为用高温熔冶金属矿石的指南和启示。
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之一，就是人类借助熊熊炉火，从几块富含铜矿的坚硬岩石中提炼出高纯度的金属之时。在以色列南部与约旦的荒山遥遥相望的亭纳地区，人们曾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炼铜熔炉和炼铜作坊。这个在公元前4200年左右首次烧起的熔炉，实际上只是在地上挖的一个椭圆形小洞，大概有成人的一只手那么深。为了防止太多的热量流失，人们还在火上盖了一块简单的楔形石头，就像个松松的盖子。这只是后院里的一项工程，不过即便这么讲，都有夸大其规模之嫌。
炼铜最终使人们发现了制造青铜的方法。这一发现可能是一个偶然，但心思敏捷之人总能洞察出偶然事件中蕴含的重大意义。将90%的红铜和10%的锡熔在一起后，得到的便是青铜——一种比铜要坚硬但又容易铸造成形的合金。到公元前35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城邦中，铁匠就已经在制造青铜了，只是他们在哪里找到锡这一重要原料，我们仍然不得而知。
神奇的是，不久前我们还有幸见到了一位生活在青铜时代的人的真身。他的尸体——骨头上还长着肉——竟然在5000年后被人们发现了。当时，这个人正冒险行进在今天奥地利和意大利交界处蒂罗尔地区的阿尔卑斯山脉上，他要穿过的是一个海拔3200米的山口，而这比现在山上最高的路还要高。当时可能是春季，所以为了保暖，他还穿着厚厚的衣服，头上戴着一顶由多块熊皮缝成的帽子，肩膀上披着一件由芦苇或韧草精心编织而成的斗篷，用来挡雪御寒。他的外衣由鹿皮制成，在走路时肯定能为他的上身保暖，不过这件外衣有没有袖子却不太清楚。当然，他的腿上裹着山羊皮绑腿，脚上还穿着小牛皮和鹿皮做成的鞋子。
这个人身上的装备表明，他不是短期出门，而是正在长途跋涉：一把铜刃斧头，一把燧石刀口、木质刀把的小刀，一个箭筒——里面还装着14支或折断或用过的箭——以及一张弓的半成品。由于他途经的这个地区不容易找到生火的燃料和引火柴，而在寒冷的夜里，火又那么重要，所以他还随身携带了一个制作精巧的桦树皮盒子，里面可以盛放余火的燃屑。这样，他不用费太大劲儿，便可以自己生火了。
不过，他最终还是消失在了茫茫的冰天雪地之中。或许，发现他迟迟未归后，友人们还一起搜寻过他的下落，毕竟，他的皮肤上有好几处小文身，所以要辨认出他来会很容易。但搜索中止了，一层冰毯慢慢将他盖了起来。一个又一个世纪过去之后，直到1991年，融化的冰雪才使他又重见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