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下田条约

随着1856年（安政三年）的到来，在新宫里安顿下来的孝明天皇，终于可以享受对他那暴躁的个性来说难得的片刻宁静了。然而即使在这个相对和平的时期里，也偶尔还是会有惊恐的时刻。外国船只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大阪沿岸水域，由于害怕天皇为此担忧，幕府从彦根、郡山等藩调来士兵加强京都的防守。但也许是漂亮的新宫殿令他感到安心，天皇觉得没有必要增加护卫，他给太政大臣下了一道谕旨，要求大大减少护卫的人数。

不过，天皇从未真正感到安心过。这个时期，出现在日本的外国人（通常是他不快的来源）似乎没给他带来什么烦恼，反而是祐宫的身体令他担心不已。前年年底，亲王发过一次烧。嘴唇四周都肿了，没办法吃东西。觉胜院大僧正赶到皇宫，祈祷了一夜。护净院僧都湛海法师进行加持仪式，显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一天亲王看上去好点了，尽管只是暂时有所缓和而已。2月15日，亲王的体温突然升高。他备受咳嗽折磨，往往要到午夜才能入睡。亲王唯一能喝的营养品就是糖水。17日，他可以吃一点稀饭，但仍然睡得很少。天皇在内侍所祈祷孩子早日康复，并向神灵贡奉了米。皇后也派人到祇园神社祷告，湛海法师又诵经加持。

直到十天后亲王才完全康复。当然，每个孩子都会生病，而且孩子每次感冒父母都会担心忧虑，但皇室孩子每一次生病，不管多么轻微，都可能被看成死亡的先兆。一旦医生的处方看起来没有效果，唯一的希望就是祈祷了。此外，随着时间的流逝，天皇也许不再有孩子出生，所以亲王健康的每一次波动都会牵动整个宫廷。

那一年的4月29日，祐宫在皇宫见到了父亲。尽管他还不到三岁，但是已经显示出倔强的性格：他拒绝坐进事先准备好的轿子，乳母不得不把他抱在怀里。亲王还特别不喜欢别人盯着他看，因此从中山忠能家（亲王居住的地方）到宫门的一路上都挂着帘子。帘子将他挡在了好奇者的视线之外，但是民众却不得不绕弯路。尽管这样有许多不便，但每次亲王去皇宫都要这样。他通常在母亲家族人员和一两名侍从的陪伴下去皇宫。

天皇越来越喜欢自己的儿子，偶尔会留亲王在宫里过夜，有一次甚至留他住了一个月。中山忠能非常希望外孙能留在家里，但是想到最好还是让孩子适应宫廷生活，于是在宫里当值的时候，常常设法让自己远离他的视线。有时候亲王会在皇后的花园里玩耍，经常陪伴他的外曾祖母中山纲子，看着他走过皇后花园里那座小石桥时，作了下面这首诗：

太阳之子

注定将升到

无法预测的高空

他第一次跨过了

天国的石桥

1856年8月21日，就在纲子诗中歌颂的和平气象过去两个月后，美国领事汤森·哈里斯（Townsend Harris）乘坐军舰“圣哈辛托”号（ San Jacinto ）来到下田。四天之后，他拜访了下田的地方长官冈田忠养，并通知冈田从今以后他将长驻下田。冈田显然收到幕府的命令，不承认哈里斯有权留在下田，并列举了日本禁止外国人滞留的现有规定。哈里斯不为所动，坚持认为依照《神奈川条约》的规定自己有权留在日本，假如当地官员不给他领事的待遇，他就直接到江户去投诉。哈里斯等了整整一个月，幕府终于同意他在下田住下来。与此同时，哈里斯在他称为领事馆的佛教寺庙玉泉寺里升起了美国国旗。幕府令京都的所司代向太政大臣汇报这件事。

哈里斯抵达下田两天后，前荷兰商馆馆长、现任荷兰政府专员扬·亨德里克·唐克·科蒂乌斯（Jan Hendrik Donker Curtius，1813—1879）写信通过长崎奉行转给幕府，敦促后者放弃闭关锁国的政策。他预言，假如日本坚持这种政策，将会导致与世界上的大国发生战争。他还呼吁摒弃过去对基督教的敌对政策，并特别谴责使用忠诚测试的手段（踏绘），强迫日本人踩过画像（一般是圣母玛利亚）来证明自己不是基督徒的做法。他指出对外贸易会给日本带来种种好处，建议日本设立进口关税表，同时鼓励生产适合出口的商品。他还建议日本允许那些来自与日本有联系的国家的人携妻带子，一起住在开放的口岸。科蒂乌斯最后要求废除对外国船只的限制，并修改相关法律，允许它们离开停泊的港口到江户去。

十二年前（1844年），荷兰国王威廉二世已经给幕府去信要求日本开国。那些骄傲的官员根本不屑于回答，但是现在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幕府觉得有必要认真考虑唐克·科蒂乌斯的建议。开会时，事实上在场的人全部赞成立即开国，只有阿部正弘担心各大名以及狂热的爱国主义者的反应，认为时机还未成熟。总之，没有人拥护这个国家长久以来闭关锁国的传统。政策以惊人的速度发生了转变。

这些情况看来还没有传到京都的宫廷里。亲王庆祝了自己的第三个（按照日本算法是第四个）生日，他收到了天皇和宫廷其他成员送的礼物——主要是鱼。一个星期后，在天皇的命令下，亲王搬到皇宫居住。他在宗教仪式和其他仪式的伴随下离开外祖父中山忠能家。由于亲王不喜欢坐轿子，他们便改为在接他的轿子里装上护身符之类的东西，假装亲王就坐在轿子里。他的母亲中山庆子坐在这些护身符的旁边，假装在照看（隐形的）亲王。众多医生、大臣和权贵跟在轿子后面走过了这段短短的路程。

亲王一进皇宫，就被带去见天皇，天皇赐给他用漆盒装着的一杯清酒（重肴），皇后送给他各式糖果（交肴）和玩具。亲王也回赠了类似的礼物。尽管他只有三岁，却被要求参加礼尚往来的固定仪式。对于这类不得不扮演的角色，难以想象小男孩的反应如何。也许他将这种仪式化的行为看成一种游戏，但是他渐渐会明白，鞠躬和互赠礼物并不是一种游戏，而是他的生活。许多年以后，德国籍宫廷医生欧文·贝尔茨（Erwin Baelz）无意中听到伊藤博文对有栖川宫炽仁亲王说：“生为皇太子真是不幸。自打一出生起就被各种礼节束缚着，稍微长大一点又要被老师和顾问摆弄。”说完伊藤比划了个拉提线木偶的手势。

为了享受到的所有特权，亲王一生都要在痛苦而受限制中度过，几乎没有自由。但是人之常情却并未完全受到压制。也许亲王觉得和外曾祖母中山纲子最亲近，（用官方记载中的话）四年间她“废寝忘食，奉侍抚育”。我们很容易想象，在得知他将住在宫里，再也无法想看就看到他时，中山纲子的心情该有多么失落。

亲王将住在生母中山庆子的寝宫，位于花御殿（花宫）西侧的三间房子里。他出生后不久，庆子就将对孩子的所有权利都转给了孝明的皇后。孩子称呼皇后为母亲，并向她表达应有的敬意。尽管庆子是地位较高的典侍，但是她能期望的最多也就是可以服侍儿子。她不会向他暗示（尽管他最终会知道）自己是他的生母。1893年，贝尔茨医生在检查过中山庆子（那时称为“二位局” ）的身体之后写道：

她是天皇的生母，然而作为天皇母亲的皇太后——通常写作こうだいこうごう——却是前天皇的正妻。天皇必须对后者尽到儿子责任，一年中要礼节性地看望数次。但另一方面，他从未踏足生母家一步，因为她只是一个臣民。除非生母提出申请并且得到天皇批准，她才可以去见他。多么奇怪的礼仪啊！

也许出于对夺去了孩子的母亲的同情，孝明让她照顾亲王。这一点上，即使是皇后也没有这么幸运。一直到20世纪初，宫廷的规矩都是要把天皇的孩子从母亲那里带走，交由陌生人抚养。贝尔茨这样描写大正天皇的长子（即平成天皇裕仁）：

5点去拜访川村伯爵。皇太子的儿子被交付给这位上了年纪的海军将领（他估计快七十岁了）照料。这种想法多么奇怪！将小亲王从父母身边带走并交给陌生人抚养，这是违背人性的残忍风俗，我希望废除它。但是它并没有被废。可怜的皇太子妃被迫交出她的孩子，这使她掉了多少眼泪。现在父母一个月只能看一两次他们的孩子，而且每次的时间都很短。

尽管亲王现在跟母亲生活在一起，但是他在宫里却总是睡不安稳。中山庆子的寝宫跟他迄今为止生活的中山家比起来，也许既寒冷又凄清。也许他在思念外祖父，特别是外曾祖母。但是宫中为他治疗失眠的唯一方法，就是召来高僧焚烧圣火，施念咒语，驱赶那些令亲王失眠的恶魔。

宫里的生活越来越落后于日本其他地方。他们仍举办跟过去一模一样的传统仪式，并用这些仪式而不是现代医药来治病。在日本的其他地方，种痘预防天花的功效已经广为人知，还是小孩的明治天皇也秘密地接种，但是孝明却拒绝种痘，而这也许就是造成他英年早逝的原因。

御所内的舒适生活都是过去式的。1857年春天，宫内按照天皇本人画的草图在皇宫花园建了一座亭子。他给完工的亭子起名为“听雪”，并让著名的书法家左大臣近卫忠熙写成匾额悬在门上。想象孝明在亭子里作诗，或者不止听雪还欣赏雅乐，这个场景实在是非常惬意。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但是皇宫外面的吵闹声却越来越响亮和刺耳。

1857年2月28日，唐克·科蒂乌斯又一次警告长崎的地方长官，意在警告将军。他说（日本业已知悉）清朝已经在鸦片战争中败于英国，迫于和约只好开放厦门、广州、上海、宁波和福州五个港口。尽管清朝是被迫开放，但这些开放的口岸因对外贸易却变得非常繁荣，老百姓也从中获利颇丰。然而，广州违背和约，并未开放港口，暴徒还烧毁了英国国旗。这座城市被英国舰队炮轰并毁于灰烬。欧洲和美国将此归咎于清朝官员不负责任，他们对中国人的嘲笑和鄙视至今没有停止。

接下来，唐克·科蒂乌斯表明他为何不辞劳苦地将这些消息告诉日本人。尽管广州城发生的事情和日本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应该把它看成一个警告，即一旦签订了协议，就应该履行规定的条款，不能蓄意更改。他接着说道：“最近我从与下田官吏交涉过的美国官员口中得知，贵国一再推迟对谈判做出答复，而且对小事争论不休，否认承诺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不是与外国建立信任关系的方式。此外，在与其他国家的信函往来中，贵国的态度通常很傲慢，在称呼他们时使用的都是命令藩属国的语言。这件事情令所有的外国人反感。如今世界上的大国是英国、美国、俄国和法国，贵国将与这些大国开展贸易关系。你们应该尽快改变落后的方式，体现友好关系的成果，与时俱进，并以这样的方式回应世界潮流。”

唐克·科蒂乌斯的话很有道理，而且他所警告的外国势力对日本的威胁确实存在。但是他的论据的前提，即假如日本不接受普遍的贸易准则，则会被夷为灰烬的说法，在那些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人听来，简直是无稽之谈。正如唐克·科蒂乌斯所说，贸易也许对相关的国家都有益，但是如果一个国家选择拒绝这种利益，为什么就会覆灭呢？幕府的官员确实很傲慢，他们的拖延策略也许让人很恼火，但是如果外国人能意识到自己不受欢迎并离开，就完全可以避免羞辱了。

幕府官员的脑海里可能会掠过这样的想法，即便他们意识到日本的孤立状态无法维持多久。便捷的交通工具（包括蒸汽轮船）降低了距离这一日本赖以保护自己的屏障的有效性，使开国变得无法避免。但这倒不一定完全是个灾难。除了唐克·科蒂乌斯提到的商业利益之外，对外贸易可能还会带来其他好处。兰学者（学习荷兰科学技术的学者）研究欧洲科学已经有一个世纪，他们相信，有必要使日本了解外国在医药、航海、地理以及其他对日本有益的学科方面的发展。而且很明显，如果日本能够从国外进口食物，最近的饥荒就不会死那么多人。

即使身居京都且通常与民众隔绝的天皇，至少也有一次意识到了饥荒带来的痛苦：1787年，大约七万人聚集在御所周围向天皇祈祷——就跟向神灵祈祷一样——希冀自己能摆脱饥饿。光格天皇和逊位的后樱町天皇深为感动，都竭力救济受灾的民众。光格被人民的苦难所震惊，破例要求幕府赈灾，这是德川幕府时代第一次有天皇干预国家政策。

对于1857年初夏在听雪亭休息的孝明来说，不太可能有机会回忆祖父的这一举动。拜幕府的慷慨薪俸所赐，这个时期他的生活极其舒服，而且没有什么迫切的理由需要为人民的福祉担心。相反，对他的幸福形成重大威胁的是外夷。孝明向神灵祈祷，热切地希望外国人尽快离开，这个愿望盘踞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

不久，无数爱国者喊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但是孝明自己只希望“攘夷”。他非但不想从这种对天皇的新的尊敬中获益，或者剥夺幕府的政治权力，反而严厉反对那些将“尊王”和推翻幕府联系起来的人。孝明不仅政治上非常保守，心里也很清楚，自己的舒适生活都是将军所赐。他一次次地大发雷霆，似乎源于他无法享受听雪亭的宁静而倍感烦恼。但是，对于孝明天皇来说，只有在不了解御所之外的情况时才能保持心情的平静。

五月初五这一天，有男孩的家庭都会竖起鲤鱼旗庆祝他们的成长。孝明接见了亲王，并亲手将一个装饰用的香包挂在亲王的肩膀上。那天晚些时候，他来到亲王的房间——这是少见的行为——并像其他父亲一样检查了鲤鱼旗。这天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个平静日子：一个星期后，他收到了第一份幕府的报告。报告中说，鉴于出现在距离京都很近的大阪海岸的外国船只越来越多，幕府加强了那里的防备，在木津河和阿吉河的河口分别建起了两座炮台，铸造四十门重炮，并切实推进西式战舰的制造计划。这些都是重大的事业，不能指望很快见效。

在得知外国军舰离得如此之近后，京畿地区的这些积极防备无疑使孝明的恐慌情绪缓和了许多，但是世界形势似乎朝着他憎恨的方向发展。几个星期后的1857年6月17日，下田的地方长官与汤森·哈里斯签订了《下田条约》，进一步向“蛮夷”开放日本。

不满于《神奈川条约》条款的哈里斯，通过不断地谈判和妥协，获得了一份对美国更加有利的协议。这份哈里斯口中的“协议”向美国船只开放了长崎，并给予美国人在下田和函馆的永久居住权。协议还为治外法权提供了依据：“在日本犯下罪行的美国人应受美国总领事或者领事的审判，并按照美国法律进行惩罚。” 后来，日本花费了莫大的努力说服外国政府放弃这条侵犯他们主权的特权，但下田的地方长官可能都没有预见到自己做出了的让步会如此巨大。

哈里斯的下一个胜利是，经过屡次要求，幕府决定让他到江户去面见将军。一些有影响力的家族反对这个决定，但是幕府不顾他们的反对，将自己的行动通知了宫廷。1857年11月23日，哈里斯在荷兰翻译亨利·休斯根（Henry Heusken）的陪同下离开下田，幕府派出大队士兵，以确保他一路无虞。从士兵的人数、传令官等许多方面来看，这很像是某个大名的队伍。哈里斯在日记里写道：“整个队伍大约有三百五十人。”

1857年12月7日，德川家定将军在国事大厅会见了哈里斯。幕府官员按照等级排列，将军坐在最高一级，靠在一个扶手上。哈里斯鞠完三次躬，向将军走去，解释了自己此行的目的。他将一封富兰克林·皮尔斯（Franklin Pierce）总统写给日本国皇帝的信交给老中，请其转呈给将军——当时仍然认为被称为“大君”的将军是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信中赋予哈里斯在两国缔结通商条约上完全享有“商定、处理、商讨和谈判”的权力。哈里斯的日记接着写道：“说完我停下来鞠了一躬。片刻宁静之后，大君开始将头往肩膀后面一扯，同时顿了一下右脚。这个动作重复了三四遍。”

不清楚这些动作想表达的意思，但其意图是友好的。将军简单回答了哈里斯，并以“两国友谊永世长存” 作结。

五天后，哈里斯会见了老中堀田正睦（1810—1864）。哈里斯列举了种种理由，说明由于蒸汽轮船和电报的发明，国家之间的通讯已经变得极为便捷，现在整个世界已变得像一个家庭，每个国家必须和其他全部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他提出了两个要求：在其他国家的首都设立外交使节、允许自由贸易。

哈里斯警告日本，假如英国无法取得通商条约，可能会对日本发动战争。英国海军很可能占领萨哈林和虾夷；如果当时正进逼北京的英法联军取得胜利的话，法国可能会占领朝鲜，而英国可能会要求清朝割让台湾。然而，美国只要求建立和平的关系。另外，假如日本依赖美国，就能拒绝英国和法国贪得无厌的要求。哈里斯警告，如果日英之间爆发战争，日本必败无疑。最后，他承诺，如日本和美国签订条约，美国将保证禁止销售鸦片，借此表示和英国人有所不同。

英国舰队对日本的威胁似乎起了效果。尽管一些强势的大名反对签订合约（像高声坚持攘夷的德川齐昭），但1月16日，堀田正睦还是邀请哈里斯到自己的住处，向他表示日本愿意开始双边贸易，允许一名公使常驻日本，并开放一些其他口岸代替下田。

堀田将这些事情通知了京都所司代，要求他向天皇汇报。宫廷很快做出回应，下令不许开放京都地区的任何港口。那个月晚些时候，奉幕府的命令，两名官员提交给宫廷一份最近与外国人交涉的详细报告。让宫廷知道当前事态发展的先例已经牢固确立。

堀田通知说，为了获得宫廷对与美国签订合约的许可，他将到京都去一趟。看来这份报告并不能使孝明安心，他决定在堀田来之前先咨询朝廷高级官员的意见。孝明写了封信给关白，要求他询问太政大臣、左大臣和右大臣对于外交事务的坦率意见。天皇听到传言说堀田将带来大量金钱，在给关白九条尚忠（1798—1871）的信中说：“黄白，岂足动朕之志哉？朕治世之中，若成许与外夷通商之俑，则失信于国民，遗耻于后世，此身何以见神宫及列圣？卿等亦详察斯意，必不为金钱所惑。”

在这些忙乱的日子里，偶尔也会有一些宽慰人心的插曲。1857年11月，六岁的祐宫作了一首短歌，这是他十万首短歌中的第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