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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是哲学家，还是科学家，你都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人类是一种有生命的物种；在社会生活的道路上，人类生命的进化才能得以完成。
联合是生命活动最一般的形式，这是由生命本质上是一种有机体决定的。机体中的细胞之间会进行联合运动，这种运动影响着几乎所有生命的进化，在进化路线的某一点，这种联合运动被个体生命继承了下来，并逐渐被引申到个体之间的联系之上。简而言之，正是由于细胞间的联合运动，才最终促使细胞之间的联系过渡到了个人之间的联系。
根据这一点，我们接下来只讨论那些没有质疑的东西。如果我们承认了上述内容，那么我们对义务的思考就会变得没有必要，也不起任何作用。为什么这样说呢？没有必要是在于义务本身就是生命必需的东西，不起作用是在于义务是先于理智而重建的。我们现在正站在理智的角度对义务作出辩解，而这些理智的辩解并非是无懈可击的。
假如只是创造了一系列封闭的社会，那么人类完全有可能就此止步。这样一来就可能出现如此情景：人们生活在社会之中，一系列严格的义务将所有的社会成员紧紧地束缚在一起。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拥有智慧，在他们之中可以发生任何不可思议的变化，包括那些在动物社会中无法看到的种种变化。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是因为动物社会是由本能支配的，而人类社会是由智能主导的。当然人类社会的变化虽然足够丰富，但还不至于发展到令人疯狂的地步。人类不会愚蠢地认为所有的变化都能带来翻天覆地的效果。社会的变化，或者说社会的革命也不会太过惊人，我们不能期盼只通过一种变化，人类就能获得一个包容且统一的社会。事实上，这样的社会不仅不会存在，也可能永远也无法存在。
大自然已经为人类这个物种付出了太多，它甚至为了满足团体生活所要求的道德上的一致，而甘愿为人类鞠躬尽瘁，呕心沥血。在人类的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天才人物。他们的存在为社会谋得了福祉，同时也拓宽了人类智慧的疆域。自然会在人类发展的每一个历史时期，为那些天才人物提供额外的恩典，这样他们才能获得普惠众生的能力。然而，这个过程却不能一蹴而就，它必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在另一边，人类历史上同样也出现了一些具有高尚灵魂的杰出人物。这些人物拥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智慧，他们将自己的灵魂与别人的灵魂紧紧相连，继而摆脱了群体范围的制约和限制；他们既坚定地遵循自然所规定的团结一致的准则，又不受到这种准则的限制；他们高举博爱的旗帜，奉行友爱的理念，投身到人类发展的事业当中，给人类带来无限的福祉。
每一个杰出人物的诞生都是自然伟大的创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个杰出人物都是自然所创造的新物种，因为他们可以自成一个物种。历史的车轮每转一圈，就可能出现一个杰出人物，通过这个杰出人物，生命冲力就可以达到顶峰。但是，对整个人类来说，它是不可能一举达到这种成就的。这样一来，在生命进化的道路上，每一个杰出人物都为自己建立了一座伟大的里程碑。每一个伟大的灵魂都寄居在一座里程碑中，它能够通过自己独特的方式向人类昭示博爱的真谛。而这种博爱的真谛正诠释了创造性努力的本质。
那些高尚的灵魂在创造性情感的驱使下不断得以升华。这种情感充满了生命力，它可以扩散到每一个杰出人物的心灵深处。那些拥有高尚灵魂的杰出人物在接收到创造性情感之时，其内心将会变得激情澎湃。与此同时，他们还不忘将自己的那份激情传递给那些需要的人。这种激情像一团永不熄灭的火苗，或许在生命的某一刻，它会变得暗淡下来；但只要一遇风势，它又会迅速燃烧起来，以至于可以形成燎原之火。
那些伟大的道德领袖可以成为我们的思想导师，每当我们听到他们的语言、观察到他们的行为之时，就会感觉到他们的热忱，并被他们所深深吸引。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正在向我们传递热忱，这种热忱可以吸引我们加入到他们觉醒者的队伍。这不是有所减弱的强制力，而是一种强度或大或小的吸引力。我们无须解释这两种力量，因为我们不容置疑这样两个事实：一是通过习惯的影响会产生某种强制性的东西。这些习惯类似于动物身上的本能；二是灵魂骚动会产生某种情感的东西。在第一种事实中，我们获得了原始义务；在第二种事实中，我们却得到了这种义务引申。但是，这两种事实中所体现的力量并不是绝对和纯粹的道德力量，所以道德家不会对其追根究底、求本溯源。然而，对于哲学家来说，它们却成了纯粹的道德问题。因此，他们错误地理解了义务的二重性质。只需要说出道德力量二重性质的起源，这一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事实上，我们应该指出这二重起源的一体性。为什么这样说呢？人类的生命中存在着两种互补的表现形式，一种是“社会的压力”，另一种是“博爱的动力”。而它们的使命就是保存人类的社会形式。当然，那些具有创造精神的英雄人物也能革这种社会形式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