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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信念追本溯源，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思想中存在着一种本能的防御反应，而这种反应是用来对抗理智的，确切地说是用来对抗理智带来的打击和无奈的。在理智的领域内，这种反应会激发人的某些念头，包括能够对抗消极情绪的念头以及能够阻止消极情绪成形的念头。紧接着，我们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便会显露出来。虽然这些本质性的东西并非是指那些完整性的人格，但不可否认，它们确实可能蕴含着某种目的。还存在一种可能，这些本质性的东西其实就是目的本身，或者说它既是本质又是目的，两者合二为一。而只要我们能了解这一切便已经足够了。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能已经有所领悟。其实，信仰的本质就是信任，也可以说信仰本身传达了一种信任。信仰可以帮助我们防卫恐惧，它的本质当然也可以这样来定义，即信仰是对恐惧的一种防卫机制。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信仰或许会带有一定程度的拟人化，但是它最初却不具有人文色彩，而这样的结果对它来说便已经足够。
我们在怎样的情况下才能捕捉到以上所说的信仰的两个方面呢？答案是在我们研究一个人对未来的思考时，或者在研究一个人所持的本能态度时，才能捕捉到信仰的两个方面。一个人能思考未来的前提是他必须拥有一定的理智。但是，一个人如果只依靠理智来把握未来，那么他势必会因为未来的不可知性而感到恐惧。信仰的两个方面可以适用于对多个领域的探讨，而不仅仅局限于我们对未来的探讨。比如，它还可以适用于我们对现在的探讨，适用于人类在面对各种自然灾难时的探讨。
按照一种古老的理论，人类在面对自然时产生的恐惧正是神秘主义的起源。而这种观点是现代科学不能应允的。而在我看来，现代科学的这种态度有些矫枉过正。因为我们无法否认我们对自然产生的情感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反映了神秘主义的起源。需要重申的是，与其说人类对自然产生的恐惧是神秘主义的起源，不如说人类对恐惧的抗拒才是神秘主义的起源。事实上，在最开始，神秘主义并不是人们对那些超自然精神领袖的信仰。毫无疑问，这种观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信仰的本质。信仰的那些本质并非是人本身，它们只是具备了人格的部分特征而已。这些人格的部分特征会借助信任的力量被催生成为那些超自然的精神领袖。当然，这个过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而必定是一个逐渐丰满完善的过程。在这种逐渐丰满完善的过程中，必定也会伴随着一系列自我削弱的过程，信仰的本质可以催生出非人格化的力量，在原始人眼中，这种力量就是那种能够主宰万物的力量。
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认为，地震这一自然现象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永恒的特殊的本质”。当然这是一种拟人化的观点。然而，他并没有将地震看作是某种神秘主义对象的完整人格。所以也就不存在这种人格的一切行为能力。詹姆斯实际上只是单纯地把现象当成了本质。在他眼中，这种现象是永恒的，它的表现形式包含了其全部的本质。也就是说，发生地震的那一刻，就是地震这一现象发挥作用、实现自我的唯一机会。或者说，地震这一现象的价值就在于发生地震的那一刻。在这个过程中，仿佛存在着某种“灵魂”的东西，但实际上那只是某种自然的意旨。
地震发生的那一刻，特定的动机和意旨便成了地震的基本属性。而对一个一直居于幕后的人来说，他所能执行的一系列行为就是他自身的基本属性。在这里，我们用一个生命体来比喻地震本身。地震的行为和属性已经合为一体，所以它不再具有其他的行为和属性。简单来说，就是这种存在的内在本质与外在形式实现了统一。特定行为的意旨已经融入了该行为本身，摒弃构成了它根本的目的和理性意义。这种存在就是我们所谓的人格因素。
詹姆斯认为，利用科学的态度来审视地震这一现象有可能是一种危险的事情。因为科学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危险，但不能为我们提供规避危险的方法。为了抵制科学观的那种过于严苛的认知，人们会对危险作出防御反应。干扰和忧虑都有其产生的缘由，它们一起构成了独立事件。这一事件就像是社会的一员，尽管他可能是一匹“害群之马”，但他依然是我们中的一员。他不是局外人，而是我们的同伴。只要能明确这一点，他就可以消除恐惧情绪。
一般来说，恐惧情绪与其他各种感觉或情绪一样，都有特定的功能。如果动物从未体验过恐惧，那么它还会产生逃跑和抵抗的念头吗？答案显然是不会的。它只会在生存斗争中被对手消灭。这就是恐惧的理由和意义。
无疑，恐惧情绪有时可以激发我们的斗志，它可以使我们向后退，当然也可能把我们向前推。所以，如果有人问恐惧的本质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恐惧的本质是一种约束力。在危险面前我们会产生恐惧情绪，而恐惧情绪会激活我们本性中的防御机制，从而来抵消我们心中的不安。人类的感觉功能是不可改变的，但人类的理智却能通过本能的激励和鞭策来改变事态，这样就能使人的内心安定下来。
理智同时赋予了事件以共性和个性。虽然个性可能给我们带来负面和恶性的东西，但是它仍是我们当中的一员，它的社会性和人文意义不可改变。
每一场战争都是一场灾难，即使它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但是我们仍然会对此产生惊异、崇拜和敬畏的感受。抽象的东西可以通过极其简单的过渡成为具体的东西。这是一种可怕的现实。世事无常，瞬息万变，这些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静思细想，我们就能意识到，如果天赋真能给我们带来一种对抗恐惧的防御机制，那么情况就会变成以下模样：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将那些灾难事件简化成了一些初级人格，这一过程会使我们对这些事件建立一种熟悉感，这种熟悉感会使我们舒缓压力，感到轻松。
理智可以帮助我们自由地利用、支配和掌控事物。一个人理智力量的大小取决于其知识储备的多少，两者之间存在直接的正比关系。然而，人类早期对理智的研究显然不够成熟，这是因为在对它们的解释中缺少了一些普适机制。并且，这些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跨度有限，不足以代表对理智的整体研究。
而其他的东西又是怎样的呢？如果理智缺少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和辅助，那么它只能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与狭隘，以至于使人类迷失在浩瀚的大海中。但是本能却不会使我们迷失方向，它一直处于一种十分警觉的状态，它与进步和科学一起成长。它能够使我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拥有一个更高的格局观。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他还为人类引入了一种信仰的力量。这样一来，整个宇宙都充满了各种奇特的意旨，这些意旨转瞬即逝且又千变万化。我们按照规律行事的范围正是我们按部就班运转的活动领域。随着文明的不断发展，这种领域也会不断扩展。我们的理智习惯于将事物理想化，同时也倾向于将它们构建成一种成熟的科学。对于理智来说，整个宇宙都是因果机制的产物。
事已至此，我们只有回首冥思，才能重新发现最初的信仰。现实的残酷让我们不禁对曾经的信仰感慨万千。如今，这些信仰不是被科学占领了高地，就是成了科学准备揭示的下一个目标。然而，只要我们从回首顾盼之间发现了它们，我们就能结合理智和本能共同来对它们加以解释。我们会惊奇地发现，无论我们曾经信仰过什么，它们必定都跟同人类相关的利害关系有所牵连。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发现作为文明人的我们与那些原始人拥有着很多同样的东西。而如果要问，我们与原始人有何不同，那我的答案必定是这样的：我们相较于原始人，在信仰方面更显复杂、夸张和臃肿。
在文明社会中，信仰举步维艰，它会随着科学的进步而不断萎缩。而在原始社会中，信仰却能反客为主，几乎主宰一切活动领域，并完全覆盖那些与自身格格不入的行为。所以它在那里不会萎缩，而会充满力量和热情。
原始的理智将其所具备的那些经验进行了整个划分，划分后的经验变成了两个独立的部分：第一部分的经验是服从于人的实际行动，这是一种可被预见且较为可靠的经验部分。这一部分经验是倾向于物质的，人们通常会把它当作物质来认知，而要想更加深入地理解这种经验，还需要依靠数学原理加以解释。它就像是原因和结果之间的一条红线，可以使这两者得以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我们对这一部分经验的认知是模糊的、含糊不清的，属于一种边缘意识的范畴，而且这种认知不能进行自我展现。
第二部分的经验是一种无从把握的经验，至少对于原始人来说情况确实如此。对于这部分经验，我们需要站在道德层面来看待它们。我们虽然很难对这部分经验施加影响，但是它们却可以通过对其他事物施加影响来服务于我们。这样，我们的天性就能与一定的人性进行融合了。但是这种融合只会在需要的时候才会发生，而且还会受到多重条件的限制。我们虽然不能支配这部分经验，却可以选择相信它们。
为了迎合我们的信任，我们对某个事件的经验必然会显现出某些生命特征，也必然会带有某些动机。如果我们对这部分经验的信念是最本能、最原始的信念，那么仅仅这样还远远不够。谨慎行事、避免风险，确保所有事情万无一失固然重要，但是我们同时还希望有所进取、有所期待。我们能否对那些多少还残留着情感因素的某个事件施加影响呢？又或者我们能否对这样的事件进行游说和加以控制呢？我们之所以难以掌控这样的事件，是因为这个事件不能进行自我改变，它就像是一个发育不全的灵魂，一种转瞬即逝的意旨。另外，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比如或许是由于它的人格化程度过低，以至于使他无法倾听我们的祷告；或者是因为它的人格化程度过高，以至于使我们无法命令它。
但是，我们的思想却能够轻易朝着某个目标不断推进，我们的本能可以在理智的范围内催生出一种想象，而想象的功能在于神话创造。神话创造可以根据基本人格特征创造信仰领袖，这些信仰领袖往往是那些可升级又可降级的神话人物，当然也包括灵魂、巫术等神秘事物。可以肯定的是，它们无一例外地都具有心理学属性。这就意味着它们不仅可以表现因果机制，还能够满足我们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