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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有着最基本的防御本能，但同时也有超常的认知能力，这让我们意识到了生命的脆弱性，从而产生死亡恐惧，但是，文化让人类认识自己的特殊性，并且坚信自己一定可以战胜死亡而活下去，而支撑这一切的就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所属的文化价值体系，在文化价值体系里，只要每个人遵守既定的“规则”，就可以克服对于死亡的恐惧，进而实现永生。但是，文化价值体系并非只有一个，当我们遇到了和我们有不同价值体系的人时，我们就很难对自己的信仰一直保持足够的自信，除非，与我们对立的价值文化体系可以消亡。
16世纪初，哈德逊河谷居住着德拉瓦人，他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数百年，德拉瓦人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强调生命相互依存，所以他们往往十几个人住在一个大房子里，另外，他们只满足于基本的生活需求，并不奢求富裕的生活。而且，他们有着良好的行为习惯，整个群体的身体素质相当好，一些人甚至可以活到90岁以上。然而，德拉瓦人的幸福生活却让欧洲人感到非常不安，来到这里的英国人与荷兰人开始大肆屠杀德拉瓦人，并烧毁他们的房屋，逼迫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很多人认为这种做法是源于心理上的扭曲，实际上，这种做法在历史上却是一种普遍现象，种族灭绝自古就有，早在公元前1100年，亚述人就对敌人相当残酷，他们把砍掉敌人的头颅当作英勇的象征。另外，古罗马帝王卡里古拉、俄国沙皇伊凡四世还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独裁者罗伯斯庇尔等，这些人虽然都有不世之材，但却都在某个阶段主导或默许了类似于种族灭绝的政策。
其实，人类的这种暴行和残忍早在我们还是灵长动物的时候就已经流传下来，黑猩猩在保卫他们的领地时，通常会杀掉其他种群的黑猩猩。到了原始社会时期，某个部落为了扩大影响力，以便占据更多的水、食物等，会对其他部落的人展开屠杀。后来，即便两个部落并没有多少利益冲突，也会因为不同的信仰而发生战争，因为如果我们承认别人的信仰是真理，那么我们自己的信仰便成了谬论。如果别人的信仰可以永生，那我们的信仰就不能摆脱死亡。为了证明自己信仰的正确性，我们必须要将对方的信仰消灭，这样才能证明我们生命的意义。
当我们的信仰受到质疑，甚至被认为是幼稚和邪恶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会变得没有丝毫意义，只剩下脆弱的生命，我们再也没有勇气面对死亡。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必须要否认和贬低别人的信仰，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信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有时候不惜去消灭对方。但是，我们想要消灭的人并不会坐以待毙，他会殊死捍卫自己的信仰，并在适时的时候做出反击，这就很容易导致恶性循环。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类逐渐摆脱了以前那种野蛮的杀戮，对于那些和我们的文化信仰存在差异的群体，我们开始由贬低、进攻转变为引导，想方设法把他们吸引进自己的文化价值体系之中，这样更能证明自身信仰的伟大之处。例如，素食主义者们会带很多小孩子去看牲口被屠宰的惨状，让他们从心里厌恶食肉，从而加入素食主义者的阵营。
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一种文化信仰的力量取决于参与的人数多少，人数越多，证明信仰的有效性越高，进而使我们坚信它能够使我们克服死亡的恐惧。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信仰某种文化价值体系，那么这个人就会看成是疯子或精神病患者，而如果有成千上万的人相信，那么，这种文化价值体系就成为绝对的真理。
自古以来，我们都认为自己比其他动物更高级。不光是卓越的智慧，还有就是—我们相信其他动物必然会死亡，而我们则有可能会超越死亡—因为我们坚信自己的信仰，它帮助我们暂时克服了死亡的恐惧。除了试图引导别人接受自己的信仰外，我们有时候还会将别人信仰中比较适合自己的一方面吸收归纳进自己的体系中。
当诋毁、吸收和引导别人的信仰已经不足以让我们感到安全时，我们就会采取一些暴力的措施来消除心理的阴影。这时候，我们可能会把矛头指向具有其他信仰的群体，因为我们认为那些是邪恶的东西，必须要摧毁。
在古代，我们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通常会对动物下手。例如，在很多古老的国度，每年都会有一天“赎罪日”：在这一天，人们会选择两只白羊，然后将它们的鲜血献祭给上帝，祈求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宽恕，这就是所谓的“替罪羊”。而在古希腊，“替罪羊”则由人来担任。每当疾病肆虐或遇到自然灾害，部落里的人就会无情的虐待“替罪羊”，最后将他打死或者赶出城邦。
虽然这种毁灭“邪恶”的行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们消除对于死亡的恐惧，但却往往起到不好的影响，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会招来怨恨。因为我们不仅仅是对他人的生命造成威胁，还对他们的心理造成了一定的打击。当他们的信仰遭到破坏时，内心一定充满了仇恨，对于死亡的恐惧会让他们对我们进行疯狂的反扑。
羞辱会让人的自尊尽失，在战争中，有时候言语的羞辱会比枪炮的伤害更大，因为自尊丧失，就意味着无法超越死亡，进而磨灭了人生存的意义，在人类的历史上，因为自尊的损伤而引发疯狂报复行为的事件比比皆是。特洛伊战争的原因就是斯巴达国王的妻子海伦被特洛伊王子欺骗而发生的。这使斯巴达国王感受到了巨大的耻辱，为了雪耻，他和希腊军与特洛伊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战争，最后用“木马计”破城。斯巴达军进城之后烧杀抢掠，把所有男人送进了坟墓，所有的女人奴役。所以，人们用来挽回自尊的手段一般是给侮辱者施加更大的痛苦，才能使自己一雪前耻，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而且，没有人会就此退出，因为退出的一方会受到更大的侮辱。
当死亡的号角吹响时，人类的一切虚伪就会烟消云散，对死亡的恐惧让我们萌生了对不同信仰的人的仇恨。有心理学家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叫来具有不同信仰的一批在校学生并按照他们的信仰分成2个组，并给每组的成员一个大杯子，并告诉他们可以往这个大杯子里盛放芥末，多少随意；但是，放多少，另外一组对应的一个人就要全部喝下。实验结果是，放芥末的那个组的所有成员都没有将芥末盛满杯子，大多数人只盛了一点点。实验结束后一个月，这些学生再次被心理学家召集起来进行同样的“芥末实验”，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实验开始前心理学家花一个小时的时间给盛放芥末的那一组学生暗示有关于死亡的信息，并毫不避讳地告诉他们人终将归于尘土。令心理学家感到惊奇的是，这一组学生每个人盛放的芥末的量是上次实验的三倍。
这个恶作剧一样的实验其实告诉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即对于死亡的恐惧会使我们仇恨不同信仰和世界观的人，让我们有了挑衅对方的欲望。这个实验的准确性在现实社会中也得到了证实，在普鲁士帝国中，当保守主义者相当死亡时，他们就会先发制人的攻击那些改革派的人。
现在我们也许明白，人们之所以会虐待和侮辱别人，很有可能是因为对方和自己的世界观与文化体系大相迥异，有时候，为了消除自身的死亡恐惧，人们还会把各种莫名其妙的罪名加诸在他人身上。这不仅仅是个人对个人的问题，还是群体与群体的问题，当一个群体认为自己是站在正义的一面对抗邪恶时，在它的对立一方看来，也许只是不道德的欺凌与虐待，因为矛盾的双方都想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而且都会对外宣扬自己所遭受的耻辱，这就在情感上形成了一种“冲突合理化”。
这些并不是特例，而是由人类的心理特点决定的。对于我们来说，当遇到某个落后地区奇葩而古怪的信仰时，就会因为外表而认为这种信仰是“错误”的。但事实上，这也只是一种主观的感觉而已，在事实上也许根本说不通。如果任由这种偏见发展下去，很有可能上升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流血冲突在这个时候就在所难免了。
令我感到非常讽刺的是，世界上很多令人感到愤恨的“邪恶历史”都是因为人们为了消灭“邪恶”而引发的。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曾经提出著名的“底德陷阱”理论，该理论向我们阐述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其实，这里面的“大国”两字完全可以替换成“信仰”或者“价值观”。因为人的本能中存在着一种靠着英雄主义来否定死亡的因素，就和儿童喜欢英雄神话是一个道理，人们除了会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获得的财富之外，还会为了自己的信仰和意识形态而战。为此，很多人疯狂的为了某一项事业，宁愿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只不过，这种疯狂是建立在仇视其他世界观的基础上的，常常是野蛮和血腥的。
那些愿意为了信仰付出自己生命的人肯定会坚定地认为自己的信仰绝对正确，所以，任何威胁到他信仰的个人或群体必然会成为他们仇视的对象，并且他会坚决的捍卫自己的信仰，他们比从来都没有遭受过屈辱的人要优秀得多。但是，为信仰而战的本质是什么呢？我认为是为了反抗自己必然会死亡的结局。在具体的斗争过程中，可能会保护自己的城市，保护自己的同胞或者财产等，总之，这些都可以成为一种荣耀。在荣耀的光辉下，我们的潜意识中会感觉自己仿佛获得了永生。就像从前非常胆小的一个人，当他为了某种信仰逼不得已参加战斗，在死亡笼罩下的他也许作战会更加英勇，因为他想得到荣耀，这就是一种象征性的永生。
虽然人类的智力比其他物种要高得多，并且能够将想象的东西变为现实，这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但超强的智力同样也使我们认识到生命的短暂及必然死亡的命运，然而，信仰与文化价值体系却能帮助我们克服对于死亡的恐惧，所以，当有人挑战我们的信仰与文化价值体系时，我们就会对对方进行贬低，甚至是消灭对方的肉体。但是，这对人类的伤害是毁灭性的，从冷兵器时代过渡到火器时代之后，战争的残酷性大大增加，无论是为了“正义”还是“信仰”战斗，最终的结果都是人类对自己的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