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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子里的小班车凌晨四点发车，爹不到三点就点了煤油灯，等着。

小班车的喇叭声响了三声，爹说：“走吧。”爹推开门，风锉刀一样。穿着棉鞋棉裤棉袄，戴着棉帽的我，呛着风说：“爹，娘，我走了。”

七十里乡间路，我吐的七荤八素。滴水成冰的坝上凌晨，我死狗一样，被小班车拉到了县城汽车站，一息尚存。彼时，县城的街道冷清的，连个扫大街的都没有。一车人下的连影子都不剩一个。汽车站里，当地稳着的生铁炉，烧的通红，几个工作人员围成一圈，在烤火。

开往盟里的唯一一班班车，让我赶上了。207国道崎岖而漫长，灰蒙蒙的天没有尽头。路面上大片的积雪，时不时的在视线里晃，像谁一不留神把油彩泼上了路面。过了哈毕日嘎，路两旁的沙丘多了起来。沙丘上，梭梭光秃秃的，森人的白，被剥了皮似的。

太阳垂死地悬在半空，被风吹的躲进了云层。车里，抽烟的，咳嗽的，抱怨的，应有尽有。一过灰腾河，连绵的沙丘变戏法一样不见了，呈现在眼前的是浑噩日头下，被鬼舔过的草原，害羞似的扯来大把的雪覆盖着。牛羊呢？难道都被鹰隼叼上了天。蒙古包呢？难道都被风卷了去？

冬日的五点，天已微黑。司机告诉我，下车左转就是牧机校。蹭了学弟一顿饭，和学弟同床共枕挤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背起行囊，登上了开往后草地方向的班车。

破旧的班车，喘着粗气，吐着黑烟，还是拐上了窄憋的乡间公路。刚过毛登牧场，哮喘病病人似的，急促地喘息了两声，熄了火。司机用汉语骂了声娘，坐我身后的两个蒙古男人拿蒙语大声地和司机说着什么。司机掀开机器盖鼓捣了半天，车哼哼了几声又哑了火。

男人统统被喊下车，弯腰撅腚推着车跑，先小跑，后大跑，排气筒冒出两股黑烟，车着了。

再次上车，乱了套，我被撵到了最后一排，六人的座，挤了七个人。一个抱孩子的女人。一个戴着眼睛，看不出年龄的蒙古男人。靠窗户两边的，是两个围着头巾戴着口罩的女人，更看不出年龄。坐在我右手边的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女人一路咳个不停。男人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到家就好了，到家就好了。

坐到我前面的两个蒙古男人开始抽烟，女人咳的更厉害了。我不会蒙语，只能拿汉语告诉司机，让司机告诉他们把烟掐了。两个蒙古男人嘟哝着什么，车厢又恢复了安静。

草原的天气瞬息万变，风裹挟着雪花复仇似的摔打着玻璃窗，我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战。没遮拦的白毛风，贴着地皮势如破竹。司机努力地打着方向，女人多次把咳嗽声捧在了掌心。两个蒙古男人不倒翁一样晃着，左左右右，右右左左，极像提线木偶。

班车“呼哧呼哧”地喘了几了声，咽了气。

司机握着方向盘的手，扬在半空中，又重重地砸在了方向盘上。他招呼大家不要乱动，待在车上，等待救援。之后，他不时地瞅手腕上的表，铲玻璃上的霜。玻璃早已结满了冰霜，根本看不见外面什么情况。

最先沉不住气的是两个蒙古汉子，跟司机激烈地争吵着，司机把他们摁回座位，独自下了车。有人巴着脖子往外瞅，有人刮玻璃上的霜，对头停了一辆车，不等人们反应过来，又开走了。

司机上车，关门，一气呵成。

我问司机离我要去的地方还有多远，司机说十里。我让司机开门，我要步行走剩下的十里路。司机头一歪，“你也不怕冻死。”我笑，“没事，我是警察。”“警察啊？”司机迟疑了一下说：“抱着公路走，跌过梁就看见了。”

雪是活的，路是死的。

草原上的牛羊，冬天会从雪地里刨草吃，我虽不是牛羊，可我懂得踢开脚下的雪，分辨出哪里是路。风雪肆虐，举步维艰。

爬上梁，试图回望一步步走过的路，回望等待救援的班车，才发现风从四面八方吹来，抬不起头，睁不开眼。除了脚下踏过的和未踏过的雪，一无所有。

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条路，我是警察，只能前进。

巴特炖了羊肉，备了酒，给我接风。他用拳头捶打我的肩膀，“李亮，好样的，好样的。”巴特前后送走过五个警察，我是唯一一个冒雪徒步来报到的警察。从上一个警察调走，到我来，他已经做了半年的光杆司令。五个警察里，最长的一年，最短的三个月，走马灯似的，我是第六个，唯一一个不是蒙人的警察。

喝了酒的巴特，脸更红了，冷不丁来一句，“亮子，干。”透着蒙古汉子的豪爽。开始我不习惯，让他一惊一乍喊的手忙脚乱的，喝到第二瓶的时候，我才放开手脚，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巴特割一块，我吃一块，倒一碗，我喝一碗。

等到救援车的班车司机，担心我冻死在路上，把车开到了派出所门口，操着我半懂不懂的话跟巴特嘟噜了半天。巴特让他喝酒，他也不推辞，抱起瓶子“咕咚咕咚”就是两口，撂下瓶子，随手割（ga）下一块肥肉，嚼也不嚼，就咽了，又割（ga）下一块更大的咽了。他连割（ga）了三块肥肉，都整咽了，又抱起酒瓶“咕咚”了两口酒，才抹嘴要走。

我把他送出派出所门口，回来吐了。他摁了几下喇叭消失在了风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