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猜我爹伤透了心,对我彻底失望了,不让我入老李家的祖坟,把我葬在了后草地。
葬在后草地也好,头顶着蓝天白云,脚蹬着绵延草原。终年陪伴我的牛羊和骑在马背上的牧人,去去来来,春夏秋冬。
草原的夜,苍穹上,星光闪闪,天际边,鬼火点点,绵软冗长的草原风吹来,灯盏一样扑闪着。坟头上,无芒燕麦上趴着一只蚱蜢,黄花苜蓿上也趴着一只蚱蜢,两只蚱蜢睡的正香。露水,毫无声息地打湿了它们的翅膀。
夜色,让聒噪了一天的蚱蜢们戴上了口罩。曲折蜿蜒的牛羊路旁,抱窝的百灵鸟恬适地进入了梦乡。不远处,脑包山上的鹰隼也闭了眼。我和一只耳廓狐醒着。它是个流窜犯,从三里外的沙漠流窜来的,那里有片胡杨,树皮像苏木里,九十三岁的蒙根其其格老奶奶的脸,枝条像乌兰柔软的腰肢。它的家在最高的那棵胡杨树下。
年年清明,同学都会相约而来,给我上坟,男男女女。男男女女们前脚走,后脚坟头的供品,被我的邻居跳鼠一家老小,打了牙祭。
活着,我嗜酒。死后,我不沾滴酒。同学不知道我戒酒,来,必带酒。坟头,杯盏里,烈酒随风散去,草原上干涸的淖尔一般,见了底。
这个清明,男男女女如约而来,在我的坟头,转来转去,转的我有点儿晕。草原一片荒芜,朝霞蒙了灰尘,啃吃干草的牛羊根本停不下脚步。
耳廓狐是嗅着气味来的,循着牛羊路,走走停停,距我坟头十几米的草窠里俯下了身,它又在窥视我坟头的供品,狐媚的目光不时逡巡着男男女女们。急什么,男男女女们,和那些牛羊一样停不下脚步。很快,他们会驱车到盟里,找一家酒店,吃一顿,然后各奔东西。
谁的眼里含了泪,“李子,我们走了,明年再来看你。”
来或者不来,我都是老样子,日升日落,草绿草黄。
耳廓狐真是急性子,不等男男女女上车,就娉婷女子一样,迈着小碎步上了我的坟头。谁悄然道:“狐狸。”男男女女们愣在了原地。他们真逗,活着,我五大三粗,壮的像草原上的公牛,怎么可能会投胎转世成,一只小巧玲珑的狐。
蒙根其其格老奶奶的口头禅是,长生天,保佑那些善良的人们吧。我算是善良的人吗?蒙根其其格老奶奶是地道的蒙人,会说汉话,她酿的马奶酒最醇。我活着时,她拄着她的那根胡杨木拐杖,把马奶酒送到所里让我品尝。我说:“奶奶,再喝我就醉了。”蒙根其其格老奶奶摸着我的脑袋说:“我的马奶酒喝不醉的。”
我怀疑她的手臂和拐杖长在了一起,沧桑的让人敬畏。
拐杖是我从一棵胡杨树上,用乌兰家的宰羊刀砍下来的。砍的时候,乌兰刚从自治区舞蹈学校放暑假回来,跟屁虫似的,在我身后捣乱,“这根,这根。”一会儿又唧唧喳喳地说:“那根,那根。”被她指挥的,没头苍蝇一样,跑遍了胡杨林。乌兰学的是民族舞,两条腿长的像草原上的跳鼠,走起路来,极像敦煌壁画上的飞天。
阿茹娜是她的姐姐,从满洲里卫校毕业,回苏木做了医生。
阿茹娜比乌兰大了整整八岁,比我小了五岁,梳了一头小辫子。下巴上的疤痕,是十三那年,爬胡杨树掏鸟蛋划的,足有两厘米长。我曾经玩笑她说:“阿茹娜,划着嘴唇你就成小兔子了。”她小辫子一甩一甩的,“兔子就兔子。”
巴特喊阿茹娜的父亲苏合大哥,巴特是我们所长,我只好也跟着喊他苏合大哥。阿茹娜操着夹生的汉语和我称兄道弟。她考上卫校的那年,等着录取通知书的,一个月时间里,骑着马跟着苏合大哥放牧,风里来,雨里去,晒的柴火棍一样。报到前,去所里开户籍证明,我错一点儿没认出她来。走的时候拍着我的肩膀说:“哥们儿,哪天我请你喝酒。”还说要把我喝趴下。家里有摩托,她不骑,偏骑马。我喊她,“阿茹娜,慢点,没人追你。”她马缰绳一扬,胯下的坐骑“咴咴”两声,哪吒踩了风火轮一样,绝尘而去。
给蒙根其其格老奶奶砍拐杖的时候,乌兰仰头望着树上的我,怀疑地问:“你行不行。”我承认宰羊刀是用来宰羊的,不是用来砍胡杨的。我心思杀鸡焉用牛刀,砍根胡杨,难道把她家的铡刀扛来。
砍砍,歇歇。砍树声传到了胡杨林的边上。乌兰的母亲图雅以为有人盗砍胡杨,操着纯正的蒙语向胡杨林跑来。我不懂蒙语,乌兰说:“喊你呢。”乌兰打小在自治区学舞蹈,汉语说的非常流利。我狐疑地望着树下的乌兰,“喊我做什么?”“阿嬷不让你砍树。”
我告诉图雅大姐,我在给蒙根其其格老奶奶砍拐杖,她才放心地离开。
乌兰让我把树皮刮掉,我说:“你懂什么,要的就是这效果。”
搞不懂胡杨们是怎么生长的,歪七扭八,被人为摧残了似的,不高,不低,粗壮的像戏里的武大郎。胡杨的种子是从哪里来的,风吹来的?我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也是被风吹来的?
我爹说:“李亮,再给爹补他一年。”于是我一连补了三年,考上了盟牧机校。毕业在即,我爹一夜愁白了头,我想分回原籍比登天都难。我像随风飘拂的胡杨种子,飘进了后草地的一个苏木派出所,做了警察。
我爹唉声叹气了半夜,憋出一句话,“慢慢往回调吧。”十五年里,我穷尽一切办法想调离后草地,均不能如愿。
草原的夜,静的只有耳廓狐细碎的脚步声。这样的夜晚,适合写诗,写一首与草原有关的诗。遗憾的是,我不是诗人,不会写诗。我是个死人,只会回忆。从哪一年开始回忆呢?我背着行囊一路北上的那年?和阿茹娜相好的那年?还是和老婆结婚的那年?
营子里的小班车凌晨四点发车,爹不到三点就点了煤油灯,等着。
小班车的喇叭声响了三声,爹说:“走吧。”爹推开门,风锉刀一样。穿着棉鞋棉裤棉袄,戴着棉帽的我,呛着风说:“爹,娘,我走了。”
七十里乡间路,我吐的七荤八素。滴水成冰的坝上凌晨,我死狗一样,被小班车拉到了县城汽车站,一息尚存。彼时,县城的街道冷清的,连个扫大街的都没有。一车人下的连影子都不剩一个。汽车站里,当地稳着的生铁炉,烧的通红,几个工作人员围成一圈,在烤火。
开往盟里的唯一一班班车,让我赶上了。207国道崎岖而漫长,灰蒙蒙的天没有尽头。路面上大片的积雪,时不时的在视线里晃,像谁一不留神把油彩泼上了路面。过了哈毕日嘎,路两旁的沙丘多了起来。沙丘上,梭梭光秃秃的,森人的白,被剥了皮似的。
太阳垂死地悬在半空,被风吹的躲进了云层。车里,抽烟的,咳嗽的,抱怨的,应有尽有。一过灰腾河,连绵的沙丘变戏法一样不见了,呈现在眼前的是浑噩日头下,被鬼舔过的草原,害羞似的扯来大把的雪覆盖着。牛羊呢?难道都被鹰隼叼上了天。蒙古包呢?难道都被风卷了去?
冬日的五点,天已微黑。司机告诉我,下车左转就是牧机校。蹭了学弟一顿饭,和学弟同床共枕挤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背起行囊,登上了开往后草地方向的班车。
破旧的班车,喘着粗气,吐着黑烟,还是拐上了窄憋的乡间公路。刚过毛登牧场,哮喘病病人似的,急促地喘息了两声,熄了火。司机用汉语骂了声娘,坐我身后的两个蒙古男人拿蒙语大声地和司机说着什么。司机掀开机器盖鼓捣了半天,车哼哼了几声又哑了火。
男人统统被喊下车,弯腰撅腚推着车跑,先小跑,后大跑,排气筒冒出两股黑烟,车着了。
再次上车,乱了套,我被撵到了最后一排,六人的座,挤了七个人。一个抱孩子的女人。一个戴着眼睛,看不出年龄的蒙古男人。靠窗户两边的,是两个围着头巾戴着口罩的女人,更看不出年龄。坐在我右手边的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女人一路咳个不停。男人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到家就好了,到家就好了。
坐到我前面的两个蒙古男人开始抽烟,女人咳的更厉害了。我不会蒙语,只能拿汉语告诉司机,让司机告诉他们把烟掐了。两个蒙古男人嘟哝着什么,车厢又恢复了安静。
草原的天气瞬息万变,风裹挟着雪花复仇似的摔打着玻璃窗,我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战。没遮拦的白毛风,贴着地皮势如破竹。司机努力地打着方向,女人多次把咳嗽声捧在了掌心。两个蒙古男人不倒翁一样晃着,左左右右,右右左左,极像提线木偶。
班车“呼哧呼哧”地喘了几了声,咽了气。
司机握着方向盘的手,扬在半空中,又重重地砸在了方向盘上。他招呼大家不要乱动,待在车上,等待救援。之后,他不时地瞅手腕上的表,铲玻璃上的霜。玻璃早已结满了冰霜,根本看不见外面什么情况。
最先沉不住气的是两个蒙古汉子,跟司机激烈地争吵着,司机把他们摁回座位,独自下了车。有人巴着脖子往外瞅,有人刮玻璃上的霜,对头停了一辆车,不等人们反应过来,又开走了。
司机上车,关门,一气呵成。
我问司机离我要去的地方还有多远,司机说十里。我让司机开门,我要步行走剩下的十里路。司机头一歪,“你也不怕冻死。”我笑,“没事,我是警察。”“警察啊?”司机迟疑了一下说:“抱着公路走,跌过梁就看见了。”
雪是活的,路是死的。
草原上的牛羊,冬天会从雪地里刨草吃,我虽不是牛羊,可我懂得踢开脚下的雪,分辨出哪里是路。风雪肆虐,举步维艰。
爬上梁,试图回望一步步走过的路,回望等待救援的班车,才发现风从四面八方吹来,抬不起头,睁不开眼。除了脚下踏过的和未踏过的雪,一无所有。
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条路,我是警察,只能前进。
巴特炖了羊肉,备了酒,给我接风。他用拳头捶打我的肩膀,“李亮,好样的,好样的。”巴特前后送走过五个警察,我是唯一一个冒雪徒步来报到的警察。从上一个警察调走,到我来,他已经做了半年的光杆司令。五个警察里,最长的一年,最短的三个月,走马灯似的,我是第六个,唯一一个不是蒙人的警察。
喝了酒的巴特,脸更红了,冷不丁来一句,“亮子,干。”透着蒙古汉子的豪爽。开始我不习惯,让他一惊一乍喊的手忙脚乱的,喝到第二瓶的时候,我才放开手脚,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巴特割一块,我吃一块,倒一碗,我喝一碗。
等到救援车的班车司机,担心我冻死在路上,把车开到了派出所门口,操着我半懂不懂的话跟巴特嘟噜了半天。巴特让他喝酒,他也不推辞,抱起瓶子“咕咚咕咚”就是两口,撂下瓶子,随手割(ga)下一块肥肉,嚼也不嚼,就咽了,又割(ga)下一块更大的咽了。他连割(ga)了三块肥肉,都整咽了,又抱起酒瓶“咕咚”了两口酒,才抹嘴要走。
我把他送出派出所门口,回来吐了。他摁了几下喇叭消失在了风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