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那天晚上，天空亮堂了一些。蓝色的云朵向东飘去。空气湿漉漉的。

米海尔和我约好在爱迪生电影院门口见面。谁来得早谁就买上嘉宝主演的两张电影票。女主人公把身心献给一个猥琐鄙俗的男人之后，在单相思中死去。看电影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控制着自己想发笑的强烈冲动。她的痛苦与他的鄙俗就像简单方程式中的两项，我从没有兴趣去求解。我感到无限的满足和充实。把头靠在米海尔肩上，斜视着银幕，直到图像转换成一串五颜六色的光点，在以浅灰为主体色调的黑白幕布上跳荡。

走出电影院时，米海尔说：

“一个人心满意足、无所事事的时候，感情就会像恶性肿瘤一样蔓延开来。”

我说：

“陈腐的论调。”

米海尔说：

“汉娜，你可记住了，我不是搞艺术的，我只是像人们所说的那种卑微的科学工作者。”

我没有就此罢休。

“这也叫陈腐。”

米海尔微笑着。

“嗯？”

只要他无言以对，他就微笑，就像一个看到成年人做了什么滑稽事的小孩，那是一种既尴尬又让人尴尬的微笑。

我们从以赛亚街逛到盖乌拉街。明亮的星星在耶路撒冷上空闪烁。英托管时期的许多路灯都已毁于“独立战争”的炮火之中。到了1950年，多数路灯已被损坏。街道另一端掩映在远山的阴影里。

“这不是一座城市，”我说，“只是一个幻影。四面八方都是山：卡斯塔尔山、斯克普斯山、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山、奈比萨姆维尔山、密斯凯里山。整座城市突然间显得非常虚幻。”

米海尔说：

“雨后的耶路撒冷让人感到十分伤心。实际上，它没有不让人伤心的时候。然而在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季节，伤心的程度又不尽相同。”

我感到米海尔的手臂勾住了我的肩膀。我把双手揣进温暖的灯芯绒裤兜。这当儿，我掏出一只手摸了一下他的下巴。今天，他的脸刮得很整齐，不像我们在塔拉桑塔第一次见面时那样。不用说，他刮脸是为了讨我喜欢。

米海尔很不好意思，谎称他今天买了一把新的剃须刀。我大笑起来，他迟疑片刻，也同我一起笑了起来。

盖乌拉大街上，我们看到一位头上包着一块白头巾的正统派犹太教妇女。她推开三楼的窗户，探出半个身子，看样子是想跳下来。但这女人只是把沉重的铁百叶窗关上。铰链呻吟着，似乎发出某种绝望之声。

经过撒拉·杰尔丁幼儿园的游乐场时，我告诉米海尔自己在那里工作。我是个严厉的教师吗？他猜是这样。他为什么要这样想？他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说，他像个孩子，开始叙说一件事，却不知道如何结尾。发表某种见解，但不敢维护。一个孩子。

米海尔笑了。

在马拉哈伊街拐角，从一个院子里传出了猫叫。那是一声响亮而又歇斯底里的尖叫，接着又是两声几近窒息的哀号，最后是一声低沉的呜咽，微弱而又谦恭，仿佛没有感觉，没有希望。呜咽声消失了。

米海尔说：

“它们是在求偶。你知道吗，汉娜？猫发情是在冬季，在最寒冷的日子里。以后我结了婚要养只猫。我一直想有只猫，但我爸爸不让。我是个独子。猫在求偶时嗥叫，因为它们不受任何限制，不受任何习俗的约束。在我的想象中，发情期的猫就好像是被陌生人逮住、往死里挤压那样。这是一种肉体上的痛苦。烧灼，不，我在地质学中没学过。我这样说话恐怕你又要取笑我了吧。咱们走吧。”

我说：

“你在家里一定是个被惯坏了的孩子。”

“我曾经是家里的希望。”米海尔说，“现在也是。我父亲和他的四个姐妹都在为我打赌。我在他们眼里像是一匹赛马，我的大学教育仿佛是一场越障赛马。汉娜，你上午在幼儿园里做些什么呢？”

“多可笑的问题。做的正是其他幼儿园老师做的事。在上个月的光明节上，我们一起糊好头箍，用硬纸板剪出马加比。有时清扫院中路上的落叶，有时弹钢琴。我经常给孩子们讲故事，讲自己记忆中的印第安人、岛屿、旅行和潜水艇。小时候，我很喜欢哥哥买的儒勒·凡尔纳与詹姆斯·库珀写的书。我以为，要是摔跤、爬树、读男孩子的书，自己就会长成男孩。我恨自己是个女孩。已婚妇女总是让我起腻。即使现在，我也渴望遇见一个米海尔·斯特洛果夫式的男人。高大魁梧，但同时又稳重少言。他一定非常安静、忠诚、温和，但只是用一种力量才控制住汹涌澎湃的内在激情。你这是什么意思——当然，我不把你比作米海尔·斯特洛果夫。为什么要把你比作他呢？当然不是。”

米海尔说：

“要是我们小时候就见面的话，你会把我打翻在地的。我在低年级时，常被比较结实的女孩子们击倒。我就属于你说的那种好男孩：没精打采，但却用功，责任心强，爱干净，非常诚实。可如今我再也不是没精打采的了。”

我向米海尔讲起双胞胎的事。我以前常和他们一起使劲地摔跤。后来，十二岁那年，我爱上了他们两个人。我管他们叫哈利兹兹——哈利利与阿兹兹。他们长得很帅。尼摩船长手下一对强健、驯服的水手。他们几乎不说话。要么沉默，要么只发出喉音。他们不喜欢词汇。两条大灰狼。长有白色利齿，非常机警。阴森可怕的野人。强盗。你知道些什么呢，小米海尔？

接着，米海尔又向我讲起了他妈妈。“我三岁那年，妈妈就去世了。我记得妈妈那双白皙的手，但却想不起她长的什么样。照片倒是有一些，但难以看清楚。父亲抚养我长大。他把我当成一个小犹太社会主义者，给我讲哈斯蒙孩子的故事，讲犹太村孩子的故事，讲非法移民孩子的故事，讲基布兹孩子的故事。讲俄国十月革命时期印度那些忍饥挨饿的孩子的故事。讲德·亚米契斯《爱的教育》中的故事：受伤的孩子拯救他们的小城，孩子们分享他们最后一片面包。被剥削的孩子，参加战斗的孩子。另一方面，四位姑母，即父亲的四个姐妹又持不同态度：小孩子应该干净，勤劳，用功读书，在生活中积极进取。将来，要么做一名年轻的医生，为国家奉献，并为自己扬名；要么做一名年轻的律师，在英国法官面前慷慨陈词，被各大报纸争相报道。在宣布独立的那天，父亲把自己的姓氏甘茨改为戈嫩。我本来叫米海尔·甘茨，霍隆的朋友还在叫我甘茨。但是，汉娜，你用不着叫我甘茨，你得继续叫我米海尔。”

我们经过施耐勒军营的围墙。许多年前，这里有一座叙利亚孤儿院。它的名字让我联想到某些古老的悲哀，其原因我已忘却。东方传来悠扬的钟声。我努力不去数它到底响了多少下。我和米海尔手挽着手。我的手冻僵了，米海尔的手很温暖。米海尔调侃地说：

“手冷——心热，手热呢——心却冷。”

我说：

“我父亲倒是拥有一双热手和一副热心肠。他经营无线电和电器生意，却是个很糟糕的生意人。我记得他的样子：腰上围着妈妈的围裙，站在那儿洗碗。用抹布擦拭灰尘。敲打床罩。娴熟地煎鸡蛋饼。漫不经心地站在光明节蜡烛前祈祷。把饭桶们对他的评价视为珍宝。总是在设法取悦别人。好像大家都在审查他，而他虽然疲惫不堪，却总是被迫在无休无止的测试中好好表现一番，以弥补某种不经意的过失。”

米海尔说：

“汉娜，要做你丈夫的那个人一定得很强悍。”

雨丝又徐徐飘落，迷雾沉沉。建筑物显得有些失重。走到麦括尔巴鲁赫，一辆摩托车从我们身边驶过，溅起一片水花。米海尔陷入了沉思。在我的屋门外，我踮起脚尖吻他的脸颊。他抚摸并擦干我的前额。嘴唇怯生生地触到了我的皮肤上。他称我是耶路撒冷的冷美人。我对他说我喜欢他。我要做他妻子就不会让他这么瘦削。他在黑暗中显得有些单薄。米海尔笑了。我说，我要做他妻子就会教他要在交谈时回答问题，不要总是微笑，微笑，就好像世界上已经没有了文字。米海尔咽了口唾沫，盯着弯弯扭扭的栏杆扶手说：

“我想和你结婚。请不要立即给我答复。”

冰碴儿又一次散落下来。我直打寒噤。有那么片刻，我庆幸自己不知道米海尔的年龄。我现在发抖的的确确是他的过错。当然，我不能请他进我的屋子。但是，他为什么不建议我去他那里呢？有那么一两次，当我们从电影院出来后，米海尔想说些什么，我立即打断了他的话，说他的话题太俗气了。至于米海尔想说什么，我已记不清了。当然，我会让他在家里养猫。他让我觉得是那么安宁。为什么同我结婚的男人非要很强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