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爱的人已经死了。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在年轻时浑身充满着爱的力量，而今那爱的力量正在死去。我不想死。

我是个三十岁的已婚女子。丈夫米海尔·戈嫩博士是位地质学家，性情温厚。我爱他。十年前，我们在塔拉桑塔学院相识。那时我是希伯来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当时的塔拉桑塔学院依旧设有讲座。

我们是这样认识的：

那是一个冬天，早晨九点钟，我从楼梯上滑了下来。有个素不相识的小伙子一把拽住我的胳膊。他的手既有力量又有分寸。我看见他手指短粗，指甲扁平，苍白手指的关节处有黑色的绒毛。他急忙止住了我的下滑。我靠着他的胳膊，直到疼痛消失。突然在陌生人面前滑倒，面对着敏锐、询问的目光与不可捉摸的微笑，我一阵慌乱。年轻陌生人的手宽厚而温暖，我觉得挺不好意思。他抓住我的时候，透过母亲为我编织的蓝色羊毛连衣裙袖子，我能感觉到他手指的温暖。此时正是耶路撒冷的冬天。

他问我伤着了没有。

我说可能是脚脖子扭了。

他说“脚脖子”这个词很好听。他笑了笑。那微笑本身十分尴尬，同样也让人尴尬。我脸红了。他邀我去一楼喝咖啡，我也没有拒绝。我的腿很疼。塔拉桑塔本是座基督教修道院，1948年“独立战争”结束后，斯克普斯山上的建筑一度遭到封锁，塔拉桑塔便被借给了希伯来大学。这幢建筑阴森森的，走廊宽敞高大。跟在刚才还紧紧将我把持的这位年轻人身后，我感到心神不定。我很乐意回应他的声音。我无法正视他，无法审视他的面孔。我意识到，但不是看到，他的脸瘦长而且黝黑。

他说：“我们现在坐下吧。”

我们坐在那里，谁也没有看对方。他也没问我要什么，便点了两杯咖啡。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男人当中，我最爱的是先父。当这位新伙伴转过头去，我看到他剪着平头，胡子刮得参差不齐，尤其是下巴底下还露出黑色的胡楂儿。不知道为什么，这一细节在我眼中竟然至关重要，实际上也是让我对他产生好感的重要因素。我喜欢他的微笑，喜欢他的手指，那手指正在摆弄着茶匙，就好像它们自己有独立的生命，不依附任何东西，小匙也喜欢听任它们摆布。我的手指有一种隐隐的冲动，要去碰他的下巴，触摸一下那刮得不太像样、钻出胡楂儿的地方。

他名叫米海尔·戈嫩。

他是地质系三年级学生，土生土长的霍隆人。“你的耶路撒冷太冷了。”

“我的耶路撒冷？你怎么知道我是耶路撒冷人？”

他说要是错了就向我道歉，但他认为自己没错。现在他已学会一眼就能认出耶路撒冷人。说着，他第一次正视我的双眼。他的眼睛是灰色的。目光里露出笑意，但绝对不是快乐。我说他猜得没错，我正是耶路撒冷人。

“猜的？不对。”

他装出被惹恼了的样子，嘴角露出微笑：不，不是猜的。他能看出我是耶路撒冷人。“看出来？”这是他地质学课程的一部分内容吗？不，当然不是。其实，这是他从猫那儿学来的。从猫那儿？是啊，他喜欢看猫。猫从来不愿意跟不喜欢自己的人交朋友。猫从来不会看错人。

“看样子你是个乐天派。”我高兴地说。我笑了。这笑把我给出卖了。

随后，米海尔请我跟他到塔拉桑塔学院的三楼，那里正要放映有关死海和阿拉洼的教学片。

上楼时，我们又经过刚才我滑倒的那个地方。米海尔又一次抓住我的袖子，就好像在那层楼梯上有再次摔倒的危险。透过蓝毛衣，我能感觉到他的每根手指。他干咳了两声。我瞥了他一眼。他觉察到我的目光，脸一下子红了，甚至红到耳根。雨击打着窗棂。

米海尔说：“好大的雨啊。”

“是啊，好大的雨。”我热情地应和道，就好像突然间意识到我们之间有缘。

米海尔犹豫了一下。接着，他补充道：

“今天一早我就看见有雾，像是要刮大风了。”

“在我的耶路撒冷，冬天就是冬天。”我得意地说，并有意强调“我的耶路撒冷”，我是想提醒他记起刚刚说过的话。我想让他继续那个话题。可他却没有反应，因为他不是个聪明男人。他又一次笑了。那是耶路撒冷的一个雨天，是在塔拉桑塔学院一二楼之间的楼梯上。我没有忘记。

我们在影片中看到，水经过蒸发最后被提炼成精盐：洁白的晶体在灰泥巴上熠熠生辉；晶体里的矿物质就像毛细血管，纤弱、易裂。

灰泥巴渐渐在我们眼前剥落，因为是在教学片内，自然过程被人为地加快了进度。这是部无声电影。为避免日光照进屋子，他们将黑窗帘拉了下来。外面的光线其实也很微弱暗淡。有位老教授不时加以评论和解说，我听不懂他的话。老教授说话缓慢，嗓音洪亮，不禁让我回想起我九岁那年为我治好白喉的罗森塔尔博士的悦耳声音。教授不时用教鞭在重要的画面上指指点点，为的是不让学生们开小差儿。我只随便留意一下那些没有教学意义的细节，诸如那些一遍遍出现在钾碱采掘机周围的可怜然而顽强的沙漠植物。在昏暗的幻灯光下，我自由自在地端详着那位年迈的老教授的面容、手臂和那根教鞭，他看上去就像是我喜欢的一本旧书中的插图。我联想到《白鲸》中的黑色木版画。

外面传来阵阵沉闷的雷声。雨猛烈地击打在黑黝黝的窗子上，似乎要我们凝神谛听某个紧急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