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爱的人已经死了。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在年轻时浑身充满着爱的力量，而今那爱的力量正在死去。我不想死。

我是个三十岁的已婚女子。丈夫米海尔·戈嫩博士是位地质学家，性情温厚。我爱他。十年前，我们在塔拉桑塔学院相识。那时我是希伯来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当时的塔拉桑塔学院依旧设有讲座。

我们是这样认识的：

那是一个冬天，早晨九点钟，我从楼梯上滑了下来。有个素不相识的小伙子一把拽住我的胳膊。他的手既有力量又有分寸。我看见他手指短粗，指甲扁平，苍白手指的关节处有黑色的绒毛。他急忙止住了我的下滑。我靠着他的胳膊，直到疼痛消失。突然在陌生人面前滑倒，面对着敏锐、询问的目光与不可捉摸的微笑，我一阵慌乱。年轻陌生人的手宽厚而温暖，我觉得挺不好意思。他抓住我的时候，透过母亲为我编织的蓝色羊毛连衣裙袖子，我能感觉到他手指的温暖。此时正是耶路撒冷的冬天。

他问我伤着了没有。

我说可能是脚脖子扭了。

他说“脚脖子”这个词很好听。他笑了笑。那微笑本身十分尴尬，同样也让人尴尬。我脸红了。他邀我去一楼喝咖啡，我也没有拒绝。我的腿很疼。塔拉桑塔本是座基督教修道院，1948年“独立战争”结束后，斯克普斯山上的建筑一度遭到封锁，塔拉桑塔便被借给了希伯来大学。这幢建筑阴森森的，走廊宽敞高大。跟在刚才还紧紧将我把持的这位年轻人身后，我感到心神不定。我很乐意回应他的声音。我无法正视他，无法审视他的面孔。我意识到，但不是看到，他的脸瘦长而且黝黑。

他说：“我们现在坐下吧。”

我们坐在那里，谁也没有看对方。他也没问我要什么，便点了两杯咖啡。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男人当中，我最爱的是先父。当这位新伙伴转过头去，我看到他剪着平头，胡子刮得参差不齐，尤其是下巴底下还露出黑色的胡楂儿。不知道为什么，这一细节在我眼中竟然至关重要，实际上也是让我对他产生好感的重要因素。我喜欢他的微笑，喜欢他的手指，那手指正在摆弄着茶匙，就好像它们自己有独立的生命，不依附任何东西，小匙也喜欢听任它们摆布。我的手指有一种隐隐的冲动，要去碰他的下巴，触摸一下那刮得不太像样、钻出胡楂儿的地方。

他名叫米海尔·戈嫩。

他是地质系三年级学生，土生土长的霍隆人。“你的耶路撒冷太冷了。”

“我的耶路撒冷？你怎么知道我是耶路撒冷人？”

他说要是错了就向我道歉，但他认为自己没错。现在他已学会一眼就能认出耶路撒冷人。说着，他第一次正视我的双眼。他的眼睛是灰色的。目光里露出笑意，但绝对不是快乐。我说他猜得没错，我正是耶路撒冷人。

“猜的？不对。”

他装出被惹恼了的样子，嘴角露出微笑：不，不是猜的。他能看出我是耶路撒冷人。“看出来？”这是他地质学课程的一部分内容吗？不，当然不是。其实，这是他从猫那儿学来的。从猫那儿？是啊，他喜欢看猫。猫从来不愿意跟不喜欢自己的人交朋友。猫从来不会看错人。

“看样子你是个乐天派。”我高兴地说。我笑了。这笑把我给出卖了。

随后，米海尔请我跟他到塔拉桑塔学院的三楼，那里正要放映有关死海和阿拉洼的教学片。

上楼时，我们又经过刚才我滑倒的那个地方。米海尔又一次抓住我的袖子，就好像在那层楼梯上有再次摔倒的危险。透过蓝毛衣，我能感觉到他的每根手指。他干咳了两声。我瞥了他一眼。他觉察到我的目光，脸一下子红了，甚至红到耳根。雨击打着窗棂。

米海尔说：“好大的雨啊。”

“是啊，好大的雨。”我热情地应和道，就好像突然间意识到我们之间有缘。

米海尔犹豫了一下。接着，他补充道：

“今天一早我就看见有雾，像是要刮大风了。”

“在我的耶路撒冷，冬天就是冬天。”我得意地说，并有意强调“我的耶路撒冷”，我是想提醒他记起刚刚说过的话。我想让他继续那个话题。可他却没有反应，因为他不是个聪明男人。他又一次笑了。那是耶路撒冷的一个雨天，是在塔拉桑塔学院一二楼之间的楼梯上。我没有忘记。

我们在影片中看到，水经过蒸发最后被提炼成精盐：洁白的晶体在灰泥巴上熠熠生辉；晶体里的矿物质就像毛细血管，纤弱、易裂。

灰泥巴渐渐在我们眼前剥落，因为是在教学片内，自然过程被人为地加快了进度。这是部无声电影。为避免日光照进屋子，他们将黑窗帘拉了下来。外面的光线其实也很微弱暗淡。有位老教授不时加以评论和解说，我听不懂他的话。老教授说话缓慢，嗓音洪亮，不禁让我回想起我九岁那年为我治好白喉的罗森塔尔博士的悦耳声音。教授不时用教鞭在重要的画面上指指点点，为的是不让学生们开小差儿。我只随便留意一下那些没有教学意义的细节，诸如那些一遍遍出现在钾碱采掘机周围的可怜然而顽强的沙漠植物。在昏暗的幻灯光下，我自由自在地端详着那位年迈的老教授的面容、手臂和那根教鞭，他看上去就像是我喜欢的一本旧书中的插图。我联想到《白鲸》中的黑色木版画。

外面传来阵阵沉闷的雷声。雨猛烈地击打在黑黝黝的窗子上，似乎要我们凝神谛听某个紧急情报。

二

先父约瑟经常说：强人几乎能做他想做的一切事情，但即使最强的人也不能挑选他想做的事情。我并不属于那类强人。

米海尔和我约定当晚在本-耶胡达街的阿特拉咖啡馆见面。门外，咆哮着的暴风雨凶猛地敲击着耶路撒冷的石墙。

简朴的老规矩当时还没有失效。侍者为我们端上代用咖啡和几小纸袋白糖。米海尔借此调侃，但他的打趣并不引人发笑，因为他不是个聪明男人，也许他根本就不懂怎样讲笑话。我倒是挺喜欢他为此付出的努力，我也很高兴是我使得他这么煞费苦心。正是因为我，他才超越了自我，企图逗乐别人，也让别人逗乐他自己。我九岁时还常常期望自己能长成一个男人，而不是一个女人。小时候，我总是和男孩子玩耍，总是读男孩子的书。我摔跤，踢球，爬高。我们住在郊外卡塔蒙边上的施穆埃尔村。斜坡上有一块荒地，尽是石块、蓟花和碎铁片。斜坡脚下有所住宅，住着一对双胞胎。这对双胞胎是阿拉伯人拉希德·沙哈达之子，名叫哈利利与阿兹兹。我当女王，他们当保镖；我当征服者，他们当将帅；我当探险家，他们当地头蛇；我当船长，他们当船员；我当间谍头子，他们当随从。我们一起到离家很远的街上探险，在树丛中穿来穿去，饿着肚子，喘着粗气，取笑正统派犹太教徒的孩子，偷偷溜进圣西蒙修道院周围的矮树丛，嘴里嚷着英国警察的名字。追逐，逃遁，隐身，又突然冲出来。我统治着这对双胞胎。那是一种冷酷无情的快感，而如今这快感离我是那么遥远。

米海尔说：

“你是个很害羞的女孩子，是不是？”

喝过咖啡后，米海尔从大衣口袋里拿出烟斗，放在我们面前的桌子上。我身穿棕色灯芯绒裤子和一件厚厚的红毛衣。这是当时大学里女孩子们的流行装束，为的是产生一种挺随便的效果。米海尔不好意思地评论说，那天早晨穿的蓝色羊毛裙让我看上去更女孩子气，至少对他来说是这样。

“你今天早晨好像也不一样。”我说。

米海尔穿着一件灰色大衣，我们坐在阿特拉咖啡馆时他也一直没脱。他的双颊刚在外面冻过，显得容光焕发。他身材瘦削，脸部棱角分明。他拿起未点燃的烟斗在桌布上来来回回勾画着，那摆弄着烟斗的手指给我一种平静的感觉。或许他已突然后悔对我衣服所作的评论。似乎是为了弥补过失，米海尔说他觉得我是个漂亮姑娘。说这话时，他眼睛盯着烟斗。我并不特别坚强，但是比起这个年轻人我还是要坚强一些。

“给我讲讲你自己吧。”我说。

米海尔说：

“我没在帕尔马赫中打过仗。我在信号团，是卡罗马利纵队的无线电话务员。”

接着，他给我讲他父亲。他父亲是个鳏夫，在霍隆市的水利部门工作。

双胞胎的父亲拉希德·沙哈达是英辖耶路撒冷托管区技术部的一个职员。他是个很有教养的阿拉伯人，在陌生人面前，举止就像个侍者。

米海尔告诉我说，他父亲把收入的一大部分花在供他读书上。米海尔是家里的独子，父亲对他寄予厚望。他不肯承认自己的儿子只是个平庸的年轻人。比如，他常常诚惶诚恐地读米海尔的地质学课作业，总使用“科学杰作”、“十分精确”等词语加以评价。他父亲的最大愿望是想让米海尔成为耶路撒冷的教授，因为他的祖父曾在格罗德诺的希伯来教育学院讲授自然科学，人们对他祖父评价很高。米海尔的父亲想，要是这一链条能够一代代延续下去就好了。

“家庭不是把职业当作火炬的接力赛。”我说。

“但我不能对父亲说这话。”米海尔说，“他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使用希伯来词语时就像人们对待易碎的名贵瓷器那样小心翼翼。现在也跟我说说你自己的家吧。”

我对他说我父亲死于1943年。“他很文静。对人讲话时好像是要抚慰他们，以换取一种他本不该得到的同情。他经销无线电和电器业务，并做简单的修理。父亲死后，妈妈到诺夫哈里姆基布兹同哥哥伊曼纽尔住在一起，晚上她同我哥嫂坐在一起喝茶，试图教他们的儿子学会懂得礼貌，因为孩子的父母属于鄙夷礼貌的一代人。白天，她把自己关在基布兹边上的一间小屋子里，读屠格涅夫和高尔基的俄文原作，用蹩脚的希伯来文给我写信，打毛衣，听收音机。我今早穿的那件你喜欢的毛衣就是母亲为我编织的。”

米海尔笑了。

“要是让你妈妈和我爸爸见见面倒是件好事。我相信他们会找到许多话题。不像我们，汉娜——坐在这里谈论父母。你烦了吗？”他急切地问，问话时他畏缩了一下，好像被他自己的问话伤害了。

“没有，”我说，“我没烦。我喜欢这个样子。”

米海尔问我这样回答是否只是出于礼貌。我否认了。我求他再多讲讲他父亲。我说我喜欢他讲话时的样子。

米海尔的父亲朴素而又谦逊。他自愿牺牲晚上时间管理霍隆工人俱乐部。管理？就是摆放板凳，整理单据，复印通知，会后捡烟头。要是我们的父母能够见面或许是件好事……噢，他已经说过一遍了。他为重复此话惹我心烦表示歉意。我在大学里学什么？是考古吗？

我告诉他说，我现在住在阿赫瓦一个正统派犹太教徒的家里。上午我在凯里姆亚伯拉罕的撒拉·杰尔丁幼儿园里任教，下午去听希伯来文学课。但我只是个一年级学生。

“学生和谨慎挺押韵。”米海尔力图显得机智以避免话题中断，故而耍起玩弄辞藻的把戏。但其用意却不太清楚，他想方设法再作解释。突然，他不再说话，用不太熟练的动作很恼火地点燃他那顽固的烟斗。看到他那副狼狈的样子我倒蛮开心。当时，我依然反感朋友们所崇拜的那种粗俗男人：那些壮得像笨熊、对你倾泻虚情假意的帕尔马赫人；还有那粗胳膊粗腿的拖拉机手，他们酷似从沦陷城市掳掠女人的抢劫犯，从内盖夫风尘仆仆地一路赶过来。我喜欢于一个冬天的夜晚看学生米海尔·戈嫩在阿特拉咖啡馆的窘相。

一位名学者在两个女人的陪伴下来到咖啡馆。米海尔伏在我耳边低声说出学者的名字，他的嘴唇几乎掠过了我的头发。我说：

“我现在能够看透你的心思，猜中你在想些什么。你在对自己说：‘下面该要发生什么事呢？我们从这儿离开后又该上哪儿呢？’对不对？”

米海尔像个偷糖的孩子被人抓住似的突然红了脸。

“我以前从没有固定的女朋友。”

“以前？”

米海尔若有所思地挪开空杯子。他看着我。温顺的目光深处潜藏着一种强压的轻蔑。

“直到现在。”

一刻钟后，名学者与其中一位女人离开了咖啡馆。她的朋友挪到角落的一张桌子旁点上一支烟，脸上的表情是苦涩的。

米海尔说：

“那女人嫉妒了。”

“嫉妒我们？”

“或许是你吧。”他试图掩饰自己，但因为太刻意，显得很不自在。我要是能够对他说，他的努力已经赢得我的好感，他的手指很吸引人，那该有多好。我不能讲，但我害怕沉默。我告诉米海尔，我喜欢见到耶路撒冷的名作家与名学者。这是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嗜好。小时候，父亲经常在街上把他们指给我看。父亲极喜欢“世界知名”一词。他会激动地低声说，刚刚走进花店里的教授是位世界知名人士，不然就是买过东西的某个人享有国际声誉。而我只会看到一个身材矮小的老头，小心翼翼一步一步地朝前赶路，就像来到一座陌生城市的流浪汉。我在学校读《先知书》时，想象着先知就像父亲指给我看的作家和学者。他们相貌文雅，戴着眼镜，留着整齐的白胡子，步履蹒跚，像是走在冰山的陡坡上。每每想起这些弱不禁风的老头子怒喝人类罪孽时的样子我便忍俊不禁。我想，他们义愤填膺时，声音一定干巴巴的，只能发出尖叫来。要是作家或教授光顾他在雅法路所开的那爿小店，父亲回家时的样子简直像是看到了圣灵显圣。他会庄严地重复他们随便讲出的话语，反复咀嚼，好像那些话是什么稀罕钱币。他总在那些人的话中寻找隐含的意义，因为他把人生当作一堂课，认为从中应该学到一则教义。他是个很专心的人。一个安息日的上午，父亲带我和哥哥到电影院听马丁·布伯和雨果·伯格曼在由和平组织援助的集会上进行的演说。我依然记得一段奇妙的插曲。我们离开讲堂时，伯格曼站在父亲面前说：“真没想到今天能在这里见到您，亲爱的利伯曼博士。对不起——您不是利伯曼博士？但是我敢肯定我们见过面。先生，您很面熟。”父亲结结巴巴。他面色苍白，好像是被指控做了什么丑事。教授也很慌乱，为他的过失致歉。或许是因为感到尴尬，教授拍了拍我的肩膀。“不管怎么说，亲爱的先生，你女儿——是你女儿吧？——是个非常漂亮可爱的女孩子。”教授露出一丝笑意。父亲在有生之年从没忘记这段奇遇，他总是激动而欣喜地一遍遍向人讲述此事。即使坐在扶手椅里，身上穿着睡袍，眼镜高高地挂在前额上，嘴角疲倦地下垂时，父亲的那副样子也像是在倾听某种具有神秘力量的声音。“米海尔，你知道，直到现在我有时仍在想象，自己会嫁给一个注定要举世闻名的年轻学者。在台灯的灯光下，我丈夫埋头于成堆成摞的古旧德文经卷中，我蹑手蹑脚地走进去，往他的桌上放上一杯茶，倒空烟灰缸，轻轻地关好百叶窗，趁他不注意时悄悄离开。现在你该笑话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