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一个天空蔚蓝的安息日早晨，春意突然降临到山丘上。我们从耶路撒冷出发徒步旅行到惕拉特伊阿尔。早上七点钟，我们出了家门，走在通往卡法利弗塔的路上。我们手拉着手。这是一个湛蓝的早晨。蓝天掩映着山峦，仿佛彩笔勾勒出的画面。岩石罅隙中是一簇簇破土而出的仙客来。山坡上银莲盛开。大地潮乎乎的。石穴中依然汪着雨水，松柏被冲刷得干干净净。一棵孤零零的柏树耸立在克隆尼亚毁弃了的阿拉伯村庄的废墟上，尽情地吮吸着大地的芬芳。

有那么几次，米海尔停下来，让我看一些地形特征，并告诉我这些地形特征的名称，问我是否知道，数万年前这里的山峦曾被大海淹没着。

“大海最终会重新淹没耶路撒冷的。”我断然地说。

米海尔笑了：

“汉娜也变成先知了吗？”

他兴高采烈。不时捡起石子，猛地扔出去，像是在指责它们。我们爬上城堡，一只鸟——不知是雄鹰还是秃鹫——飞过来，在我们头顶上盘旋。

“我们还没死呢！”我兴冲冲地叫着。

石头仍然很滑。我故意打了个趔趄，为的是纪念塔拉桑塔那一跤。我也对米海尔讲了婚礼前塔诺波拉太太对我说过的话：我们这种人的婚姻像《圣经》中的偶像崇拜，像普珥节上的游戏。少女把目光集中在一个与她萍水相逢的男人身上，但她也能碰到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人。

接着，我又采了一枝仙客来，把它别在米海尔的纽扣眼上。他抓住我的手。我的手冰凉，而他的手指却是热乎乎的。

“我正在想着一句很俗气的格言。”米海尔哈哈大笑。这件事我没有忘记。忘记意味着死亡。我不想死。

丈夫的朋友利奥拉正赶上安息日值班。她无法腾身招待我们，只是问了一下我们是否过得还好，便回到了厨房。

我们在餐厅吃过午饭，而后懒洋洋地躺到草坪上。丈夫枕着我的膝头。我差点对米海尔说出我的苦楚，说出那对双胞胎。折磨人的恐惧占据了我的心房。我没有讲。

之后，我们步行去阿奎阿贝拉泉。附近的灌木丛旁边站着一群骑车从耶路撒冷赶来的年轻男女。一个男孩子正在修车胎。有些话传到我的耳际。

“谎话是说不得的。”修车胎的小伙子说，“昨天，我跟爸爸说要去俱乐部，却去了锡安影院看《参孙与大利拉》。你们猜坐在我身后的是谁，正是我父亲本人。”

一会儿又听到两个女孩子在说话。

“我姐姐埃斯特结婚是为了钱，我将来只为爱情结婚，因为人生不是游戏。”朋友回答说：“事实上，我并不完全反对要一点儿自由恋爱，但二十岁的你又怎能知道三十岁上还有爱情呢？我听过一位青年领袖曾在作报告时说，现代人的恋爱应该单纯而自然，就像喝一杯白开水。的确，我没有想到需要陷进去。任何事情都得有个限度。别像瑞拜卡，每周都换男朋友。但也不要像达利亚。如果有男人走近她，只是问问时间，她便脸一红，立即跑开，好像人们都要强奸她。在生活中，人们要适度，避免走极端。茨威格在书中写道：生活没有节制的人将会折寿。”

我们乘安息日结束后的头班车返回耶路撒冷。晚上，刮起了强劲的西北风。天空彤云密布。早上的春意一定是虚构出来的。耶路撒冷依然是冬天。我们放弃了进城到锡安影院看《参孙与大利拉》的计划。回家便早早躺在床上。米海尔读着周末增刊。我明天有个讨论课，于是就在读佩雷茨·斯默伦斯基的小说《驴子的葬礼》。屋子里静极了。百叶窗紧闭着。床头灯投射下暗影。我不想再看书了。厨房里传来滴水声。我凝神听着那节奏。

又过了一会儿，一群刚从青年俱乐部回来的青年人从门前经过，小伙子们唱着：

姑娘是撒旦的骨肉，

我爱一个已经足够。

姑娘们尖叫着。

米海尔放下报纸，问能否打扰我一下。他说：“要是我们有了钱，就买一台收音机，这样就可以在家中听音乐会了。但我们借了些债，今年就买不了收音机。吝啬的老撒拉·杰尔丁没准儿下个月会给你加薪。跟你说，修热水管道的那个水管工热情可爱，但现在管子又坏了。”

米海尔关上灯。在黑暗中摸索我的手。但他的眼睛还没有适应从百叶窗渗进来的微光，他的胳膊重重地撞在我的下巴上，我疼得哼了一声。米海尔向我道歉，抚摸我的头发。我很累，有些心不在焉。他把脸贴在我的脸上。今天我们愉快地旅行了这么长时间，所以他没有时间刮脸。胡楂儿蹭在我的皮肤上。记得那是个很糟糕的时刻，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挺俗气的笑话：从前有个新娘，竟然不明白丈夫的性意图。难道双人床不够我俩睡吗？那一刻很屈辱。

就在那个夜晚，我梦见了塔诺波拉太太。我们来到一个平原小镇，或许就是霍隆，或许就是我公公住的地方。塔诺波拉太太给我倒了一杯薄荷茶。茶的味道很苦，让人倒胃口。我一恶心，弄脏了洁白的结婚礼服。塔诺波拉太太粗声大笑。“我提醒过你，”她夸口说，“我事先就提醒过你，但你却不顾一切征兆。”一只尖钩利爪的恶鸟朝我扑过来了。利爪划着了我的眼球。我惊醒了，摇着米海尔的胳膊。他生气地嘟哝着：“你简直有毛病，别来烦我。我得睡觉，明天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我吃了一片安眠药。一小时以后又吃了一片。最后沉沉地睡着了。第二天早晨，我有点儿发烧，没去上班。吃午饭时同米海尔吵了一架，说了些伤害他的话。米海尔克制着自己，一言不发。晚上，我们和解了。我们都责备自己不该吵架。朋友哈达萨和丈夫来家里串门。哈达萨的丈夫是位经济学家，话题于是转向了严肃的政治。按哈达萨丈夫的说法，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是以荒谬的空想为基础的，把以色列当成了一场伟大的青年运动。哈达萨引用风靡耶路撒冷的一场令人震惊的腐败案，说官员只知关心自己的家庭。米海尔沉吟片刻之后发表见解，说对生活要求过高是错误的。我不明白他是在替政府说话还是在附和我们的客人。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冲我微笑，好像我不是要他回答问题，只是要他微笑。我起身到厨房弄些咖啡、茶和蛋糕。透过敞开的房门，我能听见朋友哈达萨的说话声。她在我丈夫面前夸我，说我曾是班上最好的学生、最有发展前途的孩子，接着又把话题转向希伯来大学。这么年轻的一所学校，却受到这么多传统戒律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