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周末，教授来向我道喜。那是在塔拉桑塔学院的门厅，在他每周一次的玛普讲座的休息时分。“夫人……噢，对了，戈嫩夫人，我刚刚听到这个好消息，立即向你的，对了，是婚礼，表示祝贺。我真心希望你家会立即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犹太人家庭，地地道道的，噢，开明家庭。接下来呢，我祝你一切如意。新郎是做什么的？对了，是在地质系。多么具有象征意义的专业结合：一个地质，一个文学，都是挖掘深层次的东西，寻找珍藏着的宝藏。戈嫩夫人，你还打算继续你的学业吗？好的，我很高兴。你知道，我把学生看得像子女一样宝贵。”

丈夫买了一个大书架。那时他没什么书，也就二三十册吧，但会不断增多。我们设想把一面墙全部用来放书。眼下书架几乎是空的。我从幼儿园带回自己用铁丝和彩色纤维板做成的玩具，放在上面，让它显得不太空荡。这只是为了应急。

热水管道出了故障。米海尔试图自己动手去修。他说小时候经常给父亲和姑妈她们修水管。但这次却没有修好，或许弄得更糟糕了。于是请来了水管工，这是位漂亮的西班牙小伙子，他轻而易举地解决了问题。米海尔为自己的失败感到不好意思，默默地站在那儿，像个受罚的孩子。我喜欢他这副狼狈相。水管工说：

“好一对甜蜜蜜的年轻人，我不会多收你们钱的。”

最初的那些夜晚，我只有服下安眠药之后方可入睡。我八岁那年，哥哥伊曼纽尔有了一间自己的卧室。从此我便一个人睡。米海尔闭上眼睛熟睡的那副样子真奇怪。直到新婚之夜我才看见他入睡的样子。他用被子蒙住头，身子全裹在里面。有时，我提醒自己，那有节奏的嘶嘶声显然就是他的呼吸声，从现在开始，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他同我更为亲近的男人了。躺在几乎没花什么钱便从前任房客手中买下的二手床上，我辗转反侧，直至天明。床壁上饰有花色雕纹，漆得棕黑锃亮。床像多数旧式家具一样，有些过于宽大。有一次，我甚至以为米海尔已经起床，悄悄走了。他离我远远的，裹得严严实实的。某些可感知的东西差不多在黎明时分会来到我身边。来得美妙而猛烈。来得朦胧、恬静、轻柔。

我从来也不想找一个不开化的男人，为什么要遭此恶报？小时候，我总想嫁一个注定要举世闻名的青年学者。我会蹑手蹑脚来到他布置考究的书房，把一杯茶放在堆满书桌的德文经卷中，倒空烟灰缸，轻轻关上百叶窗，在他毫无觉察的时候，踮起脚尖悄悄走出去。如果丈夫像个饥渴至极的人一样扑向我，我就该为自己感到耻辱。要是米海尔靠近我时，把我当成一件易碎的器皿，或者像科学家摆弄的一支试管，我为什么会感到心烦意乱呢？夜晚，我想到我们一起从惕拉特伊阿尔走向汽车站的那个深夜他所穿的那件温暖粗糙的大衣。在最初的那些夜晚，我总是想到在塔拉桑塔摆弄茶匙的手指。

一天早晨，我手上摇晃着一杯咖啡，眼睛却盯着地上一块有裂缝的瓷砖，问丈夫我是不是好女人。他思忖片刻，用一种学究的方式回答我说，因为他以前从未接触过别的女人，所以不能作出判断。米海尔回答得很坦率。我不知道我的手为什么还要晃动，把咖啡溅到了崭新的桌布上。

每天早晨我都要煎一个双黄蛋饼，给我们二人冲咖啡。米海尔切面包。

我喜欢穿上蓝围裙，在厨房中重新摆放各种用具与器皿。日子过得很平静。八点钟，米海尔去上课。他手提新的公文包，这只又黑又大的公文包是父亲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他的。我在街道拐角同他道别，接着便转身走向撒拉·杰尔丁幼儿园。我给自己买了件崭新的春装，这是一件印有黄花的棉织品。但春天迟迟没有来临，冬天仍在继续。耶路撒冷1950年的冬天漫长又难熬。

由于服用安眠药，我每天都在做梦。老撒拉·杰尔丁透过金丝眼镜会意地审视着我。她大概在想象着疯狂的夜晚。我想修正她的错误，但又找不出合适的词句。我们的夜晚很平静。有时，我觉得有种朦胧的期待涌上心头，爬上脊背。好像决定性的事件尚未发生，一切似乎都是序曲、彩排、预备。我正在练习一个即将要扮演的复杂角色。生活中不久就会发生一个重要事件。

这里我将写下关于佩雷茨·斯默伦斯基的一件怪事。

教授在结束关于亚伯拉罕·玛普的系列讲座后，便开始对斯默伦斯基《人生路上的徘徊者》一书进行讨论。教授向我们详细讲述了作者的旅行以及他的感情遭遇。那些年，评论家依然相信，作家的经历会影响作品的创作。

我记得，有好几次我在一瞬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认识佩雷茨·斯默伦斯基本人。也许是他书中的照片让我想起了某个与我相识的人。但我觉得这并非真正的原因。我感到，儿时听他所讲的一些东西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影响，所以应该马上再见到他。我必须，必须在脑海里归纳好恰当的问题，那样才知道该问什么。实际上，我所要思考的是查尔斯·狄更斯对斯默伦斯基创作的影响。

每天下午，我坐在塔拉桑塔楼阅览室里的一张书桌前，读英文版的《大卫·科波菲尔》。狄更斯笔下的孤儿科波菲尔酷似斯默伦斯基书中的孤儿约瑟。两个孤儿都经受了各种艰难困苦。两位作家都同情孤儿，因而都鞭挞社会。我会静静地坐上两三个小时，看痛苦与暴虐，就像在阅读有关恐龙灭绝的传说，或者在阅读没什么教育意义的寓言。那是一种超然的理解。

那时，塔拉桑塔地下阅览室的图书管理员中有一位戴便帽的小老头儿，他既知道我做姑娘时的名字，也知道我婚后的姓氏。现在他肯定已经不在人世了。我特别喜欢听他说话。

“汉娜·格林鲍姆——戈嫩夫人，汉娜与戈嫩的第一个字母在希伯来文中拼在一起正好是‘节日’一词。我祝你们天天快乐。”

3月结束了。4月也已经过半。耶路撒冷1950年的冬天漫长又难熬。黄昏时分，我伫立窗前，等候丈夫的归来。我往玻璃上哈出一口气，画一颗心，用尖尖的手指在里面写上HG、MG和HM 几个字母。有时也画其他图形。一看见米海尔的身影出现在街头，我便赶紧把这些东西全部擦掉。米海尔在远处以为我是向他招手，也朝我招招手。他进门时，我那刚刚擦过玻璃窗的手潮湿冰冷。米海尔喜欢说：

“手冷着呢，心却是热的。”

从诺夫哈里姆基布兹寄来一个邮包，里面装着妈妈编织的两件毛衣。白色那件是给米海尔的，给我的那件是蓝灰色的，像米海尔宁静的双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