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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大战之前，欧洲人民喜欢积累的习惯，乃是维持欧洲平衡的必要条件当中最大的外部因素。
在欧洲所积累的剩余资本品中，相当大一部分是被出口到国外去的，在那些地方，这些投资使得在当地开发新的食物和原材料的来源以及发展交通运输成为可能，与此同时，也使得旧世界对新世界的自然资源和未开发的潜力产生了需求。这后一种因素现如今已然成为了最为重要的因素。旧世界以极为节俭的生活习惯在使用着每年所应该取得的贡品。旧世界的剩余资本使得新世界的发展成为了可能，这种发展又为旧世界带来了廉价而丰裕的供给，实际上，旧世界并没有把这些供给所带来的利益推迟到将来才加以享受。而且，在国外投资所带来的货币收益中，比较大的部分是被用来再投资，积累起来作为储备，以备将来好光景不再时派上用场的。好日子一去不返的时候，欧洲勤劳的工人们再也不能以如此低廉的价格购买其他大陆的产品，欧洲的历史文明与其他气候和环境下不断增长的人类群体之间，所维持的原有的平衡也就会受到威胁。如此一来，整个欧洲的人们，无论是在国内延续他们的文化，还是到国外在冒险中求取生存，总想着能从新资源的开发中分得一杯羹。
然而，即便是在大战之前，旧有的文明与新的资源之间业已建立起来的均衡态势，就已经受到了威胁。欧洲的繁荣是建立在这样的事实之上的：由于美国可以提供大量的剩余粮食以供出口，所以，以欧洲出口品的劳动生产率来衡量，欧洲国家所能够购买到的食物的价格是极为低廉的；而且，由于欧洲先前所做的资本投资，使得它每年都可以获得大量的商品供应，而不需要为此付出任何代价。这些因素中的第二个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危险性，但是，由于海外人口的增长，其中主要是美国人口的增长，这就使第一个因素已经不那么有保障了。
当美国的处女地刚刚开始投入生产的时候，这些大陆自身的人口比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对当地产品的需求，和欧洲相比，都是非常之小的。至迟在1890年，欧洲的人口有南北美洲总人口的三倍之多。但是，到1914年，美国国内对于小麦的需求快达到了它的生产水平；只有在取得大丰收的年份，美国才可能有剩余的粮食以供出口的日子已经明显地迫近了。事实上，根据估计，美国国内目前对于小麦的需求已经超过了1909—1913年间美国小麦平均产量的90％。
然而，到了这个时候，粮食短缺的倾向则更多地表现为粮食实际价格的持续上涨，而不再是数量上的短缺。这就是说，如果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看待，那么小麦并不缺乏，但是要想获取足够多的供应，那就必须得支付一个更好的实际价格才可以。在这种情况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于中欧和西欧而言，所能发现的最为有利的因素，无非就是俄国和罗马尼亚可供出口的剩余粮食能够满足需要。
总而言之，欧洲对于新世界资源的要求权已经开始变得不那么稳固了；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最终实现了自我的证明，使得欧洲必须年复一年地用更多数量的其他商品来获取同等数量的面包；因此，欧洲是绝对没有办法承受任何主要供应来源国家的解体的。
要想尝试着给出1914年欧洲在经济上的特性，或许应当提及更多的因素。我已经着重挑选出了三到四个最为重要的不稳定因素来加以强调——过多的人口依赖于这个复杂而不够自然的人为组织来生存，劳动者阶层和资本家阶层在心理状态上的不稳定性，欧洲在食品供给方面存在的不稳定性以及欧洲在食品供给上完全仰赖于新世界。
此次大战，如此猛烈地动摇了这一体系，以至于将所有欧洲人的生活都置于危境。欧洲大陆有很大一部分重病缠身，气息奄奄；它的人口大大超出了可以维持其生计的数量；它的组织体制被毁弃，交通系统四分五裂，食品的供应能力也被极大地削弱了。
尊重约定与彰显正义，是和会的任务所在；但是，重建人们的生活与医治战争的创伤，也是和会的任务，也同样地重要。执行这些任务，既需要审慎的精神，又需要有古圣先贤们所颂扬的那种胜利者应该拥有的宽宏大量。在本书后续章节中，我们将对和约的实际特征进行一番检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