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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在社会与经济上的确是按照可以确保获取最大的资本积累这样的原则组织起来的。虽然绝大多数人口的日常生活条件不断地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改善，但是，社会的组织架构则是将收入增加中的很大一部分分配给了最不可能将之用于消费的阶层手中。19世纪新富起来的阶层，并没有带来多大的消费支出，与即时消费所得到的愉悦相比，他们更喜欢投资带来的权力。事实上，正是这种财富上的 分配不公 ，才使得固定财富和资本改良的巨大积累成为可能，这种积累把那个年代与其他年代界分了出来。而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存续的主要理由，实际也正在于此。如果富裕阶层的人们将他们所有的新财富都用在自我享受上，那么，这个世界很早就会发现，此种社会制度是无法让人忍受下去的。他们像蜜蜂一样进行着储蓄和财富的积累，尽管他们这样做无非是出于较为狭隘的个人目的，但是，这一点儿也没有减少他们对整个社会所做的贡献。
固定资本的庞大积累，对于人类之发展厥功至伟，在战前半个世纪当中，这种情况已经蔚然成风；而在一个财富被均等分配的国度里，这样的事情是永远也不可能发生的。在那个时代所建造的世界铁路，堪称是一座让后世子孙无限景仰的丰碑，较之于埃及的金字塔，丝毫也不逊色。工人们也不能自由地将与他们所付出的劳动相等价的报酬用于即时享受的消费之上。
因此，这一非凡的制度，其发展乃是建立在双重的误导或者说欺骗的基础上的。一方面，劳动者阶层或因为无知，或因为无能为力，或是被强迫、劝导，或是被风俗、惯例、权威和早已树立的社会规范所哄骗，而接受了这样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劳动者只能取得由他们以及大自然和资本家合作生产出来的蛋糕的很少一部分。而另一方面，资本家却被允许将这块蛋糕的大部分据为己有，理论上来说，他们可以自由地消费这些产品；而潜隐的、众人皆所意会的情况则是，他们实际上只消费这些产品中的很少一部分。“储蓄”的义务构成了德性十分之九的内容，而且将不断地做大蛋糕变成了真正的宗教追求之一。蛋糕做大而又不被消费，在这一点上所有清教徒式的本能都发挥出来了；而在其他年代里，这种清教徒式的本能是远离尘世的，对于生产的技艺，它并不在意，就像它不贪图享乐一样。这样一来，蛋糕越来越大，但是，对于最终目的，则缺乏清醒地思量。人们被这样劝诫道，他们应该延期消费，而不是拒绝消费，应当培养自己从安全和期待当中获得快乐的习性。储蓄原本是为了自己的老境而预作打算，或者是为子孙儿女考虑，但是这只是理论上的说法——蛋糕的价值在于，它永远不会被消费，既不会被你、也不会被你的子孙后代所消费。
我之所以如此书写，绝不是在刻意贬低那一代人一贯的行事风格。社会在其成为社会的无意识的深处，对于自身意欲何往，自有其规律可循。相对于消费的欲望，蛋糕的确是太小了，而如果将它分给大家，没有人会认为这样的分割会让他们的境况变得更好。社会并不是为了眼下这些许的欢愉，而是为了人类未来的安全与改进——实际上就是为了“进步”——在运转。如果蛋糕未被瓜分，而是让它以马尔萨斯所预言的人口那样呈几何级数增长，或者至少以复利的形式增长，那么，或许最终有那么一天，蛋糕会大到足够众人所分配的地步；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后代子孙就可以与 我们 一样，来分享劳动所带来的那种愉快感觉了。那个时候，过度的劳作、居处的拥挤以及食物的匮乏，将会成为过往烟云，不复困扰我们的生活；人们在满足了自己身体的基本需要，而且过上了舒适的生活之后，就可以把他们的能力投入到更为高贵的事业中去。但是，如果蛋糕和人口皆以几何比例增长的话，那么，两者就会相互抵消，19世纪的人们沉醉于蛋糕以复利方式增长这一令人目眩神迷的优长，却忘记了人类这个物种繁衍后代的能力。
这番景象背后有两个隐患：其一，恐怕人口的增长仍然会超过积累的增长，我们的自我克制所增加的是人口的数量，而不是我们的幸福感；其二，在这场吞噬一切希望的战争里，恐怕蛋糕会被提前消耗殆尽。
但是，这些方面的思考，对于我现在的目的而言，皆可谓离题太远。我只是想指出，以社会不平等为基础而进行积累的原理是战前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时我们所理解的社会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想要强调的是，这一原理取决于一些不稳定的心理状态，因此或许再也不可能重现昔日的景象。对于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享受舒适生活的人类而言，进行如此庞大之积累，本身并不自然。这场大战已然向我们揭示出来，一切的消耗都是可能的，而对于许多欲望的克制并没有什么价值。这样一来，谎言终归要被揭穿；一般来说，劳动者阶层可能不会再这样忍受下去；资本家阶层也不再会对未来抱持着什么信心，只要有可能，它们就会去追求和享受更多的消费自由，而这样也就加速了对其财产的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