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之前，在小小的欧洲大陆的不同地方，人们专业化地生产着自己的产品；不过，作为一个整体，欧洲是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的。而其人口也与这种状态相适应。

1870年之后，欧洲的形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变化，在此之后的50年间，欧洲的经济状况开始变得变动不居、颇不寻常起来。由于美国对粮食的供应相对充裕，所以人口对食物的压力已然得到了平衡，在有记载以来的历史中，这是人类第一次明确地逆转了她与食物之间的关系。虽然人口蕃盛，但是食物的获取实际上却变得比以往还要容易一些。与工业一样，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农业也从中取得了更大比例的收益。伴随着欧洲人口的增长，一方面，有更多的人移民他国，在新的国度从事耕种，另一方面，为了维持这些移民人口，需要生产更多的工业品和资本品，需要修建铁路，建造船只，以向欧洲供应食物和那些来自遥远异域的原材料，欧洲也需要吸收更多的工人。直至1900年，工业上的一单位劳动所产生的购买力，年复一年地高于食品数量的增长。而正是在1900年前后，这种情况开始发生逆转，由于自然资源的约束，单位劳动投入的收益递减规律开始重新显现。不过，谷物的实际成本上涨的趋势被其他方面的改良所弥补，显得隐而不彰；这其间还有一件奇事——热带非洲的各类资源第一次得到了大规模开发，对油料种子的大量交易，为欧洲人的餐桌增添了一种人类的基本食物，这种食物不但是全新的，而且价格非常低廉。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在这样一个较早些的经济学家们所认为的经济上的理想黄金国（Eldorado）和乌托邦（Utopia）里生活着。

在那个幸福的年代，我们很容易就会忽略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奠基人所持有的那种对这个世界根深蒂固的悲观之见。在18世纪之前，人类并没有心存什么错误的妄念。在18世纪后半叶，有一种幻想开始逐渐变得流行起来，为了给这样的幻想奠立基础，马尔萨斯 揭露了一个恶魔。在之后的半个世纪里，所有严肃的经济著作都认为，这个恶魔在明确的未来前景中必将显现。在再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这个恶魔被我们绑缚住了手脚，淡出了我们的视野。然而，现如今这个恶魔很可能又重新被我们释放了出来。

在人类的发展历程当中，截止到1914年8月之前的这一时期，真可谓是一个壮丽的时代！尽管实际上来看，绝大多数人还是要拼命地工作，而生活的舒适程度也相对较低，但是，很显然，对于这样的命运，他们还是相当满意的。而且，任何一个在能力或者品性方面有着过人之处的人，要想脱离这种境地，一跃成为中产阶级或者上层社会的一员，完全有其可能，对于他们来说，生活方便而且舒适，费用也不高，基本上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事情，这种愉悦的生活，较之于其他时代的那些富甲天下、不可一世的君主犹有过之。伦敦的居民可以一边在床上啜饮着早茶，一边用电话订购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商品，这些商品可谓是应有尽有，想要多少就可以订购多少，而且完全可以期待着它们会一大早就被送到顾客的家门口；同时，他们也可以使用同样的方式，对世界各地的自然资源和新兴企业进行财富上的投资，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也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他们就可以获得所期待的成果和收益；又或者，凭他们喜欢，或者因为得到了什么信息所给出的建议，他们还可以将其财产交托给任何一个大陆上某个大城市当中哪一位值得信任的居民，让其帮他们来打理。只要他们愿意，他们马上就可以乘坐舒适又廉价的交通工具，到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国家或地区，而不需要护照或其他正式的手续；他们可以吩咐他们的仆人到隔壁银行的办公大厅里，极为便捷地取得贵金属的供应，然后就可以带着这些贵金属到国外去，即便他们对所去国家的宗教、语言和风俗习惯一概无知无识，这也没有什么关系；稍微发生一点点冲突，他们就会大惊小怪，认为自己受到了严重的侵犯，备感委屈。然而，最为关键的是，他们把这种事务的状态视之安然，认为这才是正常的、自然而然的、万世不易的情状，除非是在进一步改进的方向上，否则的话，任何对这一发展方向的偏离都是反常的、不道德的，也是可以避免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种族和文化的冲突与对抗、垄断、贸易壁垒、排外主义，这些方面的事务与政治观点，犹如天堂里的那条毒蛇，不过，对于英国人来说，所有这一切，与每日刊登在报纸上的娱乐新闻几乎没有什么分别，对于我们日常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似乎没有带来任何影响，而事实上，这些方面的国际化进程已然接近完成。

对于战前即已存在的欧洲经济生活中那些主要的不稳定因素，我若加以更为深入的阐述，则必将有助于理解我们所强加给敌国的和约、它的性质以及其所带来的后果。 i0UB6MSyVrwjJXIllUk1dCmWCQ5lFFl61vRiB3VLvkEp2vL+9J1OyDxamFunJC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