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的第四章和第五章，我们将详细地研究对德和约的经济和财政方面的条款。不过，我们如果在此先就影响到这些条款的个人因素预作铺垫，这样就可以更为容易地理解其中诸多条款的真正由来。在尝试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我会触及动机的问题，这一点是不可避免的，而在这些问题上，旁观者是很容易犯下错误的，而且他们也无需对最后的决断承担任何责任。不过，在本章，我有时候似乎也会表现出历史学家们习以为常的那种发挥想象的自由，但是，对于同时代的人而言，虽然对我们自己所述的内容有着更多的认识，我们一般也还是不敢随便地擅用这种自由；人类意志与决心的复杂争斗从未止息，在1919年最初的几个月里，这种斗争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集中体现在四个人身上，构成了人类竞争的缩影；如果读者诸君在心中牢记着要理解世界的命运，理解人类是多么地需要光明来照亮这种复杂的斗争，即便这光明是局部的、不确定的，也在所不惜，那么，读者们也就能原谅我对这种自由的擅用了。

这里，我所涉及的一部分和约是由法国领导的，意思是说，这些非常极端而又不容置疑的提议，一般而言乃是由法国首先提出来的。一定意义上来说，这就是一种策略。当大家期待最终结局应当是某种妥协之时，就会经常审慎地以一个极端的立场开局；法国一开始就预料到会有两次妥协的过程，这一点与其他国家并无二致：首先，要与它们盟国的认识保持一致；其次，在和会召开的过程中，要与德国人保持意见上的协调。这些策略均被嗣后的事实所一一证实。克列孟梭在与会的同僚中赢得了为人稳重的好名声，这是因为，每当他的政府部长们提出了更加极端的建议时，他经常会以一种智慧而公正的神情加以制止；在英美两国的批评家对争论的关键之点轻易地加以忽视的时候，当法国的盟友们一味地批评，就好像他们是站在敌国的立场上为敌人讲话，从而遭人抱怨的时候，很多条款已经被悄悄地通过了；而在与英美两国的国家利益关系并不紧密的地方，两国的批评之声也即减弱，因此，这些方面的很多条款得以通过，法国人自己并不为意。而且，由于德国是无权参与对最后时刻的决定之讨论的，这也就彻底丧失了修改和约中错误的机会。

不过，除了这些策略之外，法国还有一项政策。尽管克列孟梭可以简单地对内阁阁员们的主张加以否决，或者在讨论的话题与法国的利益无涉的时候闭上双眼，摆出一副疲惫的神态，但是，哪些方面是举足轻重的，他的内心则极为清楚，对于这些方面，他绝对不会让步。就和约中的那些主要的经济条款而言，它所呈现出来的那种智识上的理念，很显然是法国的理念，是克列孟梭的理念。

迄今来看，克列孟梭乃是四位巨头当中最为杰出的一位，对于他的那些同僚们，他揣测得非常清楚，拿捏得极为准确。只有他一人，既有自己的主见，又对和约各种可能的后果做了一番仔细的思虑。他的年龄、性格、智慧与外表，这些因素糅合在一起，使得他在那个嘈杂、混乱的环境中显得格外客观冷静而又形象鲜明。若要轻视克列孟梭，或者不喜欢这个人，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于一位外表温文有礼的人之本性，却是可以有着不同的看法的，至少，可以让我们对之有一番不一样的期待。

克列孟梭的外表和举止，世人皆已熟知。在四人会议当中，他身穿一件考究的厚重黑色绒面呢子方尾外套，手上总是戴着一副灰色的皮质手套，脚蹬一双上等黑色厚皮革制成的靴子，而且是一种乡村的风格，有时前面会比较奇特地用搭钩而不是鞋带系着。四人会议的例会，设在总统府的那间房间里（这个房间与楼下举行没有侍从在侧的私人会议的较小的房间不同），克列孟梭的座位，是壁炉对过半圆形空间正中的那把铺有锦缎的方椅，奥兰多先生 在他的左侧，再往左，靠着壁炉的是威尔逊总统的座位，与威尔逊总统相对，坐在壁炉的另一侧的，是劳合·乔治首相 。克列孟梭从来不带什么文件或者公文包之类，也没有任何私人秘书模样的人随侍左右，不过，一旦开始涉及某些特定的议题，总有几位法国的部长和官员适时地出现在他的旁边。他走路的姿势、说话的声音，一举手一投足之间，无不显现出充沛的活力，但是，他还是表现出一副老态，尤其是在他被刺之后，他就像一位非常年迈的老人在为重要的场合蓄积体力一般。他讲话不多，关于法国那些在和会上的建言，他都是让他的部长或官员们去申述；他经常闭起眼睛，表情冷漠地靠在椅子上，面如羊皮纸一般颜色；那双戴着灰色皮质手套的手，交叉在一起放在胸前。他出语简洁明快，或下判断，或语带讥讽，对于所关涉的那些场合，一般来说已然足矣。有的时候，他会提出一个问题，有时则会斩钉截铁地将他的那些部长们的话予以推翻，并不顾及他们的颜面，或者他也会用几句尖刻的英国话来表明自己的固执己见。 不过，一旦需要，他也会发表演说，不乏激情；往往突然迸发出一段话后，紧接着的就是一阵剧烈的咳嗽声；他之所讲，总是让人印象深刻，这与其说是因为话语本身具有说服力，不如说是由于他在说话时所具有的力量和给人以震撼的缘故。

劳合·乔治先生在发表完英文演说，等待译员翻译成法语期间，他偶尔会穿过壁炉前的地毯，走到威尔逊总统身边，在他们的私下交谈中，他用某种从个人偏好出发的辩论方式，来强化自己的观点，或者尝试着寻找一种折中的解决之法——而这，有时候也就会是恐慌和混乱的一种信号。当此之时，总统的顾问们就会过来围绕在他的周围；而稍后片刻，那几个英国的专家也会鱼贯而来，询问结果，或者察看一下事情的进展如何；接下来，法国人又会凑到近前，狐疑满腹，深恐他人瞒着自己安排下了什么事情；如此景象，直到屋子里所有的人都站起来，用英语和法语开始普遍地交谈起来才会结束。有关这一景象，留给我的最后、也是印象最深的场景是这样的：蜂拥的人群、嘈杂的声音、群情激奋的场面，而威尔逊总统和劳合·乔治首相就是这种场景的中心；人们对着无论怎么看都显得并不真实的问题无休止地争论着，而早晨刚刚召开过的会议中所讨论的那些重要问题，悉数被抛在脑后，完全给忽略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各种妥协与退让，同时伴随着各种反对与坚持，一切的喧嚣与躁怒都毫无意义。对于这一切，克列孟梭总是保持着缄默，神情冷淡——这是因为被提及的那些问题并未涉及法国的安全，他戴着灰色的手套，安坐在铺着锦绣的座椅上，看上去极为苍老和疲倦，似乎失却了魂灵、清空了所有的期待一般，他面带一种嘲讽得近乎顽皮的神情，远远地审视着这一幕；待到大家终于安静下来，回到各人的座位上的时候，他们这才惊觉，克列孟梭先生早已离开了房间。

克列孟梭对法国的忠诚，堪比伯利克里对雅典的忠诚 ，对于他来说，法国是他唯一的魂牵之地，除此之外，皆无意义可言；但是，他的政治理论却是俾斯麦式的 。对于法国，他抱有着一种幻念，而对包括法国人和他的那些同事们在内的人类，他却是极为清醒的。他关于和平的诸种原则可以简单地表述如下。首先，他始终坚信，就德国人的心理而言，他们除了威胁之外，什么也不会理解，也无法去理解，因此，在谈判当中，对于德国人，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怜悯，也绝无半分慷慨之意，没有什么好处是他不想争取的，他可以为了任何利益而不惜自贬身份，一点儿也不会顾及名誉、尊严与仁德。因此，在克列孟梭看来，与一个德国人进行协商或者试图与之和解，根本没有这个必要；我们所要做的，只需对他下达命令，使其遵守即可。德国人压根儿就不可能尊重你，无论你怎么做，都无法阻止他去欺骗你。不过，关于克列孟梭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这些特性乃是德国人之所特有，或者他是否认为其他国家的人与此截然有异，则我们并不确定。所以，他所秉持的哲学就是：在国际关系中，是没有给“多愁善感”留出任何位置的。国家是真实的存在，你热爱其中的一个，而对于其他的那些，你则漠不关心，乃至心怀仇恨。你所热爱的这个国家的无上荣光，是值得追索的理想目的，但是，一般来说，你的邻国却需要为此付出代价。为了实现这样的理想目的，追逐政治上的权力乃是终不可避免之事，从这场战争以及它所追求的目的中，我们并没有得到什么值得深入认识的新事物；像此前的每一个世纪一样，英国击垮了它在商业上的竞争对手；德国和法国为了荣耀而长期争战的重要历史篇章也已经宣告结束。为求审慎，对于愚蠢的美国人和虚伪的英国人之“心中理想”，我们需要聊表数语，以加抚慰；不过，如果真的相信这个世界上会存在像国际联盟 这样的机构，抑或除了一个用来重新平衡各国利益均衡的精巧公式之外，还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民族自决原则，那就真是愚不可及了。

然而，这些都还只是一般性的原则。在追踪克列孟梭所认为的那些为了法国的权力与安全，从而和约必当具有的实质性细节之时，我们必须回到对其人生产生影响的历史原因上来。在普法战争 之前，法德两国人口大致相当，但是，德国的煤炭、钢铁与航运，彼时尚处于发展的初期，所以这个时候法国的财富远在德国之上。即便是在法国割让给德国阿尔萨斯洛林 之后，两国之间在实际的资源方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普法战争之后，两国的相对地位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截至1914年，德国的人口要比法国多出70％左右；德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制造业和商业国家；它在技术上的精熟以及在生产未来财富方面的手段之精巧，举世罕有其匹。相反，法国的人口则停滞不前，甚至还有下降的趋势，相对于其他国家，法国在财富以及财富的创造力方面，已经是远远落后了。

因此，虽然法国在当下这场大战中赢得了胜利（而这次也是在美国和英国的帮助之下才取得的胜利），但是，在克列孟梭心目当中，法国的地位仍然是极不牢固的；他认为，欧洲的内战将来会经常性地爆发，或者至少会再次到来，未来事务之状态，可能会是这样一番景象：绵亘过去数百年间的各大强权之间的战争硝烟，今后还会绵延不绝下去。由是观之，则欧洲的历史就会呈现出永无止境的竞争局面，法国在这个回合中占到了上风，但是这个回合注定不会是最后一轮争战。由于法国和克列孟梭相信人性是不可移易的，因之从本质上而言根植在这种人性基础之上的旧有的规则也不会改变，由此他们对国际联盟所代表的那类教义也充满着怀疑，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法国和克列孟梭的政策是一以贯之、合乎逻辑的。如果和约建立在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计划” 思想之上，遵循着宽宏大度和平等待之的原则，则德国恢复其原来的元气，所需时间只会更短，而且这样就会使得德国再次以更多的人口、更加优质的资源和技术而威胁到法国的局面加速到来。因此，寻求某种“保障”就是必要之举；而这种保障每加重一层，德国的愤慨之情就会加深一层，与之相应，德国人起而复仇的可能性就会加大一些，这样就更加有必要用条款来进一步进行压制。因此，只要所接纳的是这种世界观而抛弃其他的世界观，那么，那种将转瞬即逝的权力最大限度地强加于战败者身上的迦太基式的和平 ，就终将难免。克列孟梭对于“十四点计划”丝毫不为所动，也不佯作受其束缚之状，只不过有的时候为了顾全威尔逊总统的颜面，这才在必要的时候尽量让别人来居间调和。

因此，法国的政策是要让时光回溯到过去，竭尽所能地将1870年以来德国所取得的进步一笔勾销，利用减少其领土的办法以及其他措施来减少德国的人口。但更主要的是德国的经济体系，这乃是它可以蓄积新的力量的全部凭借，因此，这个建立在钢铁、煤炭、运输之上的庞大网络必须予以摧灭。如果法国可以控制（哪怕只是部分地控制）德国被迫放弃的经济体系，那么，这两个力求在欧洲的霸权地位上一争短长的对手之间在力量上的不平衡局面，就将需要花费许多代人的努力才能重新加以矫正。

由是观之，这些一层一层地不断加深的条款，其意图所在，乃是为了破坏高度组织化的经济生活；有关这些条款，我将会在第四章详细地加以研究。

这是一个老人的政策，暮气沉沉。他带给我们最最鲜明的印象和最最丰富的想象力，都是关乎过去而不是未来的。他看问题的角度，是从德法两国的力量消长入手的，而非从人类的未来着眼，也并不虑及欧洲文明需要力图步入一个崭新的秩序这个层面。对于这场战争，他所秉持的观念与我们是不一样的，他既没有预期到、也不希望我们处在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不过，我们所争议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理想的问题。在本书中，我的意图所在，就是要说明这种迦太基式的和平， 实际上 既不正确，也不可能实现。虽然从中涌现出来的这派思想对于经济因素也是了然于心的，但是，它们忽略了更深一层的、将会支配未来的经济趋势。时光无法倒流。如果把中欧的境况恢复到1870年，那就必须要对欧洲的结构加以约束，如果放任人类和精神之力量越出国家与种族的界限，那么，将要摧毁的就不仅是你和你的那些“保障”，还将包括你的制度和社会现行的秩序。

这一政策是玩了个什么样的花招而取代了“十四点计划”呢？威尔逊总统又因何会接受这样的结果呢？要想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诚非易事，这既取决于性格和心理上的要素，也受制于环境的细微影响，而且，这些要素和影响通常很难被我们所觉察，也更加难以描摹出来。但是，如果说单个个体的行为攸关大局的话，那么，威尔逊总统所遭遇到的失败，就可以称得上是具有历史决定意义的道德事件，因此，我必须尝试着对它加以阐释。当威尔逊总统乘坐华盛顿号邮轮到达我们这里的时候，他在世界人民的心目和期盼当中占据着何等重要的位置啊！在我们取得胜利的最初阶段，他是来到欧洲的一个何等伟大之人！

1918年11月，福煦将军 的军队和威尔逊总统的言论，陡然将我们脱离开那曾欲吞噬掉我们所关心的一切的险境。形势一派大好，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我们的胜利是如此彻底，以至丝毫不必忧心于战后问题的处理。敌人已然放下了武器，人们相信，就和会的一般性质而言，双方会签署一份神圣的和约；这份和约的条款可以保证一个公正而又宽宏的安排，同时，人们还怀着一份重建被摧毁的幸福生活的美好期盼。威尔逊总统亲赴欧洲，来完成这最后的工作，也是实现这些希冀的切实保证。

威尔逊总统离开华盛顿之时，他所取得的声望以及遍及全世界的道德影响力，在历史上无人可与之比肩。他的那些经过深思熟虑的大胆言论，对欧洲人民的影响，大大超越了他们本国的政治领袖。敌国的人们也相信他会执行与他们签订下的契约；协约国的人民不只是把他看成是一位胜利者，甚至近乎把他奉为先知一般。除了这些道德上的影响力之外，各国之间的现实关系也在他的掌控之中。美国军队无论在数量、纪律，还是在装备上都处在领先的地位。欧洲的食物供应完全仰赖于美国；在财政上更是全仰美国的鼻息。欧洲不仅在所欠美国的债务上已经超出了它的偿付能力，而且在将来还需要美国进一步提供一系列的援助以使欧洲免于饥饿和破产之境。从古至今，还从来没有哪一位圣贤拥有着如此之多的能够让世间君王臣服的武器。当总统的马车驾临欧洲各国首都之时，如潮般的人群是何等拥挤！人们满怀着好奇、焦虑和期待之心，纵然只是匆匆一瞥这位来自西方的命运主宰者的容貌与风仪，也已经心满意足；他乃是为了治愈美国文明古老的欧洲母亲的伤口而来，并且要为我们建立未来的基础。

幻想破灭得如此彻底，以至连那些对和会充满信任的人，也不敢重提这段往事。这一切都是真的吗？他们问询着那些刚从巴黎归来的人们。和约真的如此不堪吗？总统到底是怎么了？究竟是怎样的软弱和不幸，导致了如此惊人、如此意外的背叛呢？

然而，原因却是那么普通，那样地符合一般的人性。威尔逊总统既非英雄再世，也不是一名先知；甚至他也称不上是一位哲人；他只不过是一个充满善意而又慷慨的人，其他的人类缺点在他身上也不例外，但是，他缺乏一些关键的智识上的准备，而这些在应付和会上的那些阴险狡诈的演说家时则是必不可少的。这些人在权力和人性的巨大冲突中得以出人头地，在和会的短兵相接以及给予和索取迅速转换的游戏中成为了胜利者，而对于这样的游戏，威尔逊总统压根儿没有任何的经验。

对于威尔逊总统，我们的确一直都怀有一种错误的看法。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孤独和冷漠的人，也相信他拥有坚强的意志，并且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我们不会认为他是那种注重细节的人，但是对于某些主要问题的认识，他还是了然于心的；我们认为，这一点与他的坚韧品格结合起来，足以廓清一切纷纭复杂的计谋。在这些品质之外，他还表现出客观的态度和翩翩的风度，知识如同学者一样渊博。他所提出的著名的“十四点计划”，显示出了高超的语言能力，似乎表明他是一个品行高洁、想象力丰富的人。他的肖像给人一种极有风度且又总有一种居高临下气势的感觉。这一切，使得他在美国这个政治家艺术仍未被忽略的国度里威望日隆，最终登上了总统的大位。以上所述的这些内容，已然足够我们应付眼前的需要，对于那不可能察知的真相，我们不必过于苛求。

近距离地观察总统先生，所带给我的第一印象消除了我的一部分幻觉，但并不是全部。他的头颅和容貌一如其照片中的样子，恰似经过精雕细刻一般；他脖颈上的肌肉和头部的骨骼也非常特别。但是，就像奥德修斯 一样，总统在安坐的时候，看起来更加地富有智慧；他的手虽然也可称得上强壮有力，但是在灵巧方面却有所不足。总统留给我的第一印象表明，不管他在其他方面如何，他的气质和一名学者是绝不相类的，而且他甚至也缺乏克列孟梭先生和贝尔福先生 那一代人中那个阶层的人所具有的高雅和有教养的绅士风度。更加严重的是，对于周遭的环境，他不仅不太敏感，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敏感度可言。一旦面对的是像劳合·乔治先生那样从来不会犯任何的错误、像媒体从业者一般对周遭每一个人都极为敏感的对手时，威尔逊总统哪里还有一星半点的机会呢？英国首相用常人所不具备的六到七种感官来审视着同侪的一言一行，对他们的性格、动机和下意识的冲动进行着判断，从中洞察每一个人之所思所想以及接下来他将要说些什么；再辅之以心灵上的感应，将意见或者吁求相杂糅，来最适地满足他周围听众的虚荣、嗜好和自利之心；一旦认识到这些，我们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可怜的威尔逊总统在这次和会上简直就像一个盲人在玩捉迷藏的游戏一样。从来没有哪一个人会走进客厅，为了成就我们的首相而甘愿做一个冥冥中早已注定的这般完美的牺牲品。总而言之，旧世界充满着邪恶；旧世界的铁石之心可以让最勇敢无畏的武士那最为锋利的宝剑利刃卷折。而这位既聋且哑的堂吉诃德先生 宛如走进了一个山洞，洞中到处都是刀光剑影，敌人手持长剑，寒光逼人。

那么，如果总统不是一位哲学王 一样的统治者，他到底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毕竟，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大学中度过的。他绝不是一个商人，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党派政治家，他是一个有力量、有品格、有身份的人。那么，他的气质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一旦我们找到了线索，一切就一目了然了。总统恰似一个不尊奉英国国教 的基督教牧师，或者说是一位长老会成员 。他的思想与气质基本上是神学的，而不是理性的，他有着那一类人在思想、情感和表达方式上的一切优点和缺点。这类高尚的楷模，英格兰和苏格兰过去是曾有过的，但是现在已经不可复见，尽管如此，这样来对总统加以描述，还是可以使普通的英国人对他有一个鲜明的印象。

在我们的脑海中对威尔逊总统存了这样的印象之后，我们就可以回转到对事情的真正过程进行考察上来。在总统的演讲稿和文件当中，他对于世界的擘划，为我们展示了一种令人感到极为钦佩的精神和目标，即便是那些最为激进的支持者们，也只能选择在细节上做文章——他们认为，这些细节目前并不太适合放进演讲稿和备忘录当中去，建议等到将来有了更为合适时机的时候，再把它们放进去。和会伊始，大家普遍认为，总统在一大帮顾问的帮助之下，经过慎重考虑后必已有了一套全面的计划，不仅仅把国际联盟，而且还把“十四点计划”的具体实施意见，都囊括在一个切实的和平和约中去了。然而，事实上的情况则是，总统什么都没有思考出来；当这一切开始实际运作起来的时候，他的思想尚且模糊不明而且也并不全面。在他的内心当中，他既无计划和方案，也没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这就无法让他那从白宫发布的命令量体裁衣，符合现实的情况。他可以为各种现实问题发表布道似的演说，也可以向万能的主庄严地祈祷，希望一切愿望均能得到实现，但是，他就是不能够设计出一套适合欧洲实际的具体可行的计划来。

他不仅在细节上提不出什么建议来，而且在很多方面也都是这样，这一点或许本是无可避免之事，毕竟他对欧洲的情况了解无多。而且，他还不只是消息不够灵通那么简单——这一点劳合·乔治也是一样的——关键是反应迟钝，缺乏随机应变的本领。在欧洲人眼里，总统的迟钝是颇令他们关注的事情。他无法在较短的时间之内就对他人的谈话有着充分的理解，不能一眼看穿形势，想出对策，给出相应的回应，遇事也常常不知变通；因此，仅从反应的敏捷、理解的快速以及思维的灵活方面来看，他就已经输给了劳合·乔治。几乎很少有一流的政治家在和会中表现得比总统还缺乏灵活应变的能力。只要你在表面上作出一丁点儿的让步，从而保全对方的颜面，或者你把自己的意见转换成一种对对方有利，同时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实质性损害的方式来重新表述一遍，给对方以安慰，那么你就能获得切实的胜利，这样的时刻在和会上时时而见。但是，总统甚至连这类简单而常用的手段都不懂得使用。对于 任何 的其他选择，他的思考总是过于迟钝，而且也缺乏足智多谋的能力来从容应对。总统倒是很容易钻牛角尖，不肯轻易地作出让步，这一点在对待阜姆港 问题上表现得最有代表性。而且，他也没有什么其他防御工事可言，通常在他的对手看来，只需要事先运用一点点手段就不会把事情弄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但是于总统却往往无法做到这一点。他人的奉承以及表面上的抚慰，就会使总统先生放弃自己的主张，失去坚持自己立场的时机，等到他明白过来自己被诱导而欲坚守自己立场的时候，一切已经是回天乏术了。当然，话又说回来，要在关系密切的同事之间进行的那些亲密而貌似友好的对话当中，在所有的时刻均坚持自己的立场，寸步不让，那也是不可能的。胜利只会属于这样的人：他于整盘局势能够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正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他还懂得保存自己的实力，韬光养晦，俟机而发，能够在恰当的时机当机立断。而总统先生在应付这类情形的时候，则显得头脑过于迟钝和混乱了。

他没有通过向他的顾问团寻求集体智慧的帮助，从而来弥补他在这些方面的缺陷。他纠集了一帮能力超群的实业家到自己的身边，来起草和约中那些与经济有关的条款；但是，这些实业家对于公共事务显然没有什么经验，而且他们也和威尔逊一样，对于欧洲的情况知之甚少（其中只有一两个人例外），唯有当总统需要具体建议的时候他们才会被召见，这种召见也没有什么规律可言。因此，华盛顿那给人印象深刻的超然态度被一直保持下来，这种超然的态度，再加上威尔逊总统那种异于寻常的矜持性格，使得任何一个在精神上追求平等、或者是希望能够持续地对总统施加影响的人，都会有一种被拒之于千里之外的感觉。他的那几个全权代表不过是他的傀儡而已；即便是最受信任的豪斯上校 ，也渐渐地不再受到重视，而隐入幕后去了；豪斯上校对于人类和欧洲的了解，较之于总统，实在要广博得多，总统的迟钝也因为有上校的敏感而得到许多改善。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皆是被威尔逊在四人会议中的同僚们怂恿所致，自从“十人会议” 破裂之后，由于总统自己的性格原因，他显得越发地孤立。因此，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在极端艰难的境地之下，这本是他非常需要各类支援与知识的时候，而他却把自己封闭起来，在没有什么帮助和建议的情况下，选择独自与那些远比他精明的人士相周旋。总统任由自己被他们所营造的氛围所麻醉，根据他们提供的计划和数据作为讨论问题的基础，被他们牵着鼻子，按照他们设计的路子走了下去。

这些缘由以及其他各类原因联合起来产生出了下面这样的局面。读者诸君一定要明白，虽然在短短几页之中我们寥寥数笔即已将这一过程交代完毕，但是，整个发生过程则是缓慢、逐步而潜滋暗长出来的，历时长达五个月之久。

由于总统并没有什么主见，所以会议基本上是以英、法两国的草案作为基础进行讨论的。因此，若要使这一草案从根本上符合总统的想法和目的，那么，他就得始终保持一种阻碍的、批评的、否定的态度才行。如果人家对他的几点提议表现出了明显的宽宏态度（对于那些极为荒谬的建议，一般总会有转圜的余地，而且也没有人认为它们重要），那么，他就不得不投桃报李，对他们的提议也作出相应的妥协。妥协是无可避免之事，要想在实质问题上寸步不让，实在是极为困难的。此外，他很快就被人指责站在德国人一边，而且把自己陷入公然“偏袒德国”的嫌疑之中（对于这些指责，他倒是非常愚蠢和不幸地敏感起来了）。

在“十人会议”的最初几天里，他向大家展示了自己的原则和自信，之后，威尔逊总统发现，就具体情况来看，他的那些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同僚们的方案中有某些极为关键之点，使得他不可能使用秘密外交的办法来保护那些投降之人。那么，作为最后的手段，他应该做些什么呢？他可以毅然决然地固执己见，这样就能够无限期地延长会议。他也可以中断会议，在任何协议也未曾达成的情况下愤然返回美国。又或者，他可以越过会议的巨头们，尝试着直接向世界人民求助。这些都是可怜的变通方法，它们中的每一个都会招致诸多批评。而且，这些做法同样是非常冒险的，尤其是对于一位政治家来说。总统在国会选举中的政策失利削弱了他在本国的地位，而美国的民众也定然不会毫无条件地支持他那毫不妥协的立场。这就意味着一场争锋，在这场争锋之中，所欲讨论的问题将会被各类人士与政党的意见所遮蔽；谁又敢说，在这场并非由其真正的价值所决定的争锋当中，正义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呢？此外，与同僚们的任何公然决裂，都会使得所有协约国人民把那种一点即发的、盲目的“反德”激情加诸在自己的头上。他们不会听从总统的主张。他们也不会足够冷静地把这种重要的问题视为国际道德或者是对欧洲的确当治理之一部分来对待。他们的强烈呼喊无非是说，总统出于险恶的用心和诸多自私的原因，想要“饶恕那帮德国鬼子”。法国和英国的媒体几乎是众口一词，这一点丝毫也不出于我们的预料之外。因此，如果总统公然地退出和会，他可能会遭临彻底失败之虞。如果他失败了，那么，和他维护自己的声誉、在欧洲政治诸多限制条件所允许的情况下努力地将事情办好相比，前者难道不是远比后者要糟糕吗？但是，最为重要的是，如果他真的失败了，难道他不会失去国际联盟吗？难道说，对于世界的未来幸福而言，这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吗？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约终会改变，态度也不再会那么强硬。如今看起来颇为重要的问题，将来或许也就不再重要；同样，现在看起来不可行的事情，将来未必就永远无法实现。而国际联盟虽然在形式上并不是尽善尽美的，但却是长久存在下去的；它是治理这个世界的新原则的开端；国际关系中的真理和正义不可能在数月之间即可得到全面的维护——只有在国际联盟缓慢的酝酿过程中，在适当的时候才能得到实现。克列孟梭非常聪明地让大家看到，只要能够取得合适的对价，他是愿意接受国际联盟的。

在他命运的紧急关头，总统是孤独的。他被旧世界的罗网给缠绕住了，在费力地拼爬，非常需要同情、道义上的支持和群众的热情。但是，总统却将自己深埋于会议当中，被巴黎那炎热和污浊的空气弄到将近窒息，完全听不到外面世界的回声，感受不到各国人民激情的脉动、同情和鼓励。总统感到，民众们欢迎他抵达欧洲时的热情已经全然消失；巴黎的媒体开始公然地嘲讽于他；他在国内政治上的对手利用他不在国内这样的时机，制造着诸种对他不利的气氛；而英国对他则是冷漠而又充满着批评，毫无同情之念。他对待随从人员的态度，使得他无从通过私人渠道，获取来自公众的信任和热情；而公众的这种信任和热情的潮流也似乎被压抑住了。他需要更多集体信仰的力量，但是却又得不到。德国人造成的恐惧依然弥漫在四周，即便是那些富有同情心的公众也还是非常担心的；敌人是一定不能再去鼓励的了，朋友们需要支持，现在不是纷争不止或者煽风点火的时候，我们必须相信总统已经尽其全力。而在如此干燥的环境之下，总统的信仰之花已然凋落。

于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总统取消了下达给华盛顿号的命令，这个命令是总统盛怒之下作出的，他要求华盛顿号随时待命，准备将他从巴黎那充满着欺诈和背叛的大厅带回到他自己威严的宝座上，在那里，他才会重新感到镇定自若。唉，可是他一旦走上了妥协的道路，我们在上面所指出来的总统的那些性格和能力方面的缺陷，就越发明显，而且颇具毁灭性了。他可以唱高调；他可以固执己见；他可以从西奈山或者奥林波斯山 发布文告；他可以在白宫或者“十人会议”上一派高冷，给人以不可接近之感，这样并不会有什么问题，可以确保安然无事。但是，一旦走进“四人会议”之中，与他们亲密而平等地接触时，游戏不可避免地升格，他这样做也就必然会一败涂地。

在现在的情况下，我指出的总统的那种神学或长老会式的气质秉性开始变得危险起来。一旦断定，作出某些让步终将不可避免，他就应该利用他那坚定的立场和演说、运用美国的经济实力，来确保获得尽可能多的实际利益，即便在字面上作出一些牺牲也在所不惜。但是，总统自己无法弄明白这些暗含的意思，他太坚持原则了。现在，尽管妥协已然无可避免，他还是坚持着自己的原则，明确地完全受着“十四点计划”的约束，不肯越雷池半步。他不做不能赢得尊重的事；不做不正直和不正确的事；不做违背他那伟大的政治信仰的事。如此一来，“十四点计划”虽然在文字上给人们的鼓舞并没有减少，但是它变成了旨在注释和阐述的文件，变成了所有智能之士自我欺骗的工具。我敢说，总统的先祖们曾经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说服自己，即对于他们应该做的事情，认为必须与摩西五经 的每一个音节都要一致才行。

现在，总统对待其同僚的态度已经发生改变：只要我可以让步的，我一定让步；我了解你的难处，你们提议的我也愿意赞成；但是，不正义、不正确的事情，我是不做的；你们必须首先向我表明，你们所要让我做的，确实符合我所遵守的誓言。然后，他们就开始运用浮词诡辩编织罗网，来最终纹饰整个和约那伪善的文字和实质。他们制造出这样的诗句来蛊惑巴黎的人们：

公正是愚蠢的，

只有愚人才会公正；

于浊雾中徘徊，

于秽气中盘旋。

这帮最狡猾的诡辩家和最伪善的文件起草人大忙起来，创造出诸多颇具独创性的用法，哪怕是一个比总统聪明的人，也会被蒙骗好一阵子。

因此，和约上不说，未经法国的允许，奥地利的德国人不得与德国联络（而这是与国民自主原则不相符合的）。构思巧妙的草案这样宣称：“德国依照奥地利与各主要协约国及其盟国签订的和约之中所规定的国界，承认并极为尊重奥地利的独立地位；德国承认，除非经过国际联盟会议的同意，否则奥地利的独立地位是不可剥夺的。”两种说法听起来似乎有所不同，其实并无二致。但是，总统忘记了，和约的另外一部分是这样规定的：国际联盟会议关于这一类问题需要 全体一致 同意方才能够通过。

和约没有把但泽归于波兰，而是把它设为自由市，划归到波兰的关税边界以内，河流和铁路都由波兰政府管辖。和约规定：“波兰政府应担负起但泽自由市的对外关系以及向在境外的但泽居民提供外交保护的职责。”

和约上并没有说明德国的河流须归外国管辖，而是这样写道：“无论是否必须转换船只，河流体系天然地为不止一个国家提供入海口。”

凡此事例，不胜枚举。法国政策最真实、最明白不过的目的，乃在于限制德国的人口，削弱它的经济组织。因为总统的缘故，这些条件都是饰以自由和国际平等之类令人敬畏的语词而被提出来的。

但是，总统道德立场的瓦解以及其思想中的晦暗难明，可能最关键之处在于他让自己相信：协约国政府在抚恤金和别居津贴上的支出可以完全被视为“德国在海陆空各方面的侵略给协约国平民及其财产造成的全部损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战争中的其他费用不会以这种情况加以对待，这一点最终使他的顾问们备感沮丧。经过一番漫长的信仰上的挣扎，在拒绝了多种不同的观点之后，总统最终在这一诡辩家的艺术杰作面前屈服了。

工作终于完成了；总统的良心也没有受到什么谴责。不管怎么样，我都认为总统的性格会让他在离开巴黎的时候良心上没有任何的不安；很可能直到今天他还真诚地认为，和约上的内容与他先前的信仰切实地保持了一致。

但是，这件事做得实在过于完美了，以至这幕戏剧注定会在最后出现一个悲剧般的插曲。德国代表布罗克多夫兰曹 自然地给出了这样的回应：德国之所以放下武器，乃是有着一些特定的保证作为基础的，而现在和约在很多方面均与这些保证不相符合。不过，这是总统绝对不会承认的；在经过一番痛苦的孤独沉思，并向上帝多次祷告之后，他之所为，无不是正义和正确的；如果要让总统承认，德国代表的回应有其道理，这就会伤害到他的自尊，破坏了他灵魂深处内在的平衡；总统那执拗的个性就会本能地生发出自我保护的意识来。使用医学心理学的术语来讲，如若这般跟总统言说——和约乃是您对自己信仰的背弃，那么，这就是在刺激他那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潜意识中的伤痛。这个问题是经受不住讨论的，而且所有潜意识的本能会联合起来阻止对它进一步深究。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克列孟梭才能把几个月之前还被认为是非同一般、根本不可能、德国人就不应该听到的建议成功地予以通过。而只要总统不是那么地恪守良心定下的准则，只要他不把自己的所为隐藏起来，即便到了最后的时刻，他仍然可以恢复业已失去的地位，收复失地并卓有建树。但是总统就仿佛是被人给固定住了一般。他的手臂和腿脚被外科医生给绑缚住了，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姿势，若要改变这一姿势，就一定得把手脚再次弄断才行。劳合·乔治先生到了和会的最后时刻，是曾经希望采取有所缓和的政策的，但是让他备感惊诧的是，对于那些他在过去5个月之内告诉总统是公平的、正确的事情，他不能在5日之内让总统明白那些事情其实是错误的。总之，要使这位长老会老教友脱离迷惑，比迷惑他还要困难，因为前者将会伤害到他的自信心和自尊心。

所以，直到最后一幕，总统还是固执地坚守立场，拒绝调和。 h6qwwd1xC+a7P/c8SgGJNJP2/x1izcl7AskD7318nBfgwF3dJ3LkSzJ+J/LSEx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