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学说

人类凭着智慧或想象创造出来的作品，绝大多数过了一定的时间之后就永远消失了。这段时间，短的可能只是茶余饭后的片刻光阴，长的也很难超过一代人的时间。而有一些作品却不是这样。它们曾经黯然失色，甚至几度隐没，但是它们终究又会重现光彩。而且，它们不是作为文化遗产中无法被辨识的一部分重现的，而是以自己特有的形式，带着人们看得到、摸得着的烙印重新绽放光芒的。对于这些作品，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伟大的作品——这个定义把伟大和生命力联系在了一起，这并没有什么不恰当的地方。根据这个定义，伟大这个词无疑适用于马克思的学说。用多次复兴来定义伟大这种做法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可以使其免受我们的喜恶爱憎的影响。对于一个伟大的作品，我们不必相信它必定是光明的来源，不必认为它的基本的构思和细节方面必定完全正确一、点错误也没有。恰恰相反，我们可以认为它是黑暗的原力，可以认为它是根本错误的，或者不同意它的任何一个具体观点。事实上，就马克思的理论体系而言，这样或那样的非难甚至完全否定并未能给它带来致命的打击，反而更有助于它的力量的发挥。

过去的20年见证了马克思学说最令人感兴趣的一次复兴。马克思在苏联备受尊崇，考虑到他作为社会主义信仰的伟大导师的身份，这一点实在不足为奇。在那里，马克思学说经典化的过程的唯一特征是，在马克思学说的真正内涵与布尔什维克的实践和意识形态之间，横亘着一条巨大的鸿沟，这两者之间的距离，至少像卑微的加利利人的宗教（指耶稣及其创立的基督教）教义与中世纪的红衣主教和好战领主的实践及观念之间的差距一样大。

但是另外一个现象却不那么容易解释，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复兴。这个现象之所以非常令人感兴趣，是因为这个事实：在美国，直到20世纪20年代以前，无论是在工人运动中还是在知识分子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产生什么重要的影响。在那个时候，美国本土所有的马克思主义都是肤浅的、不重要的，因而也是没有地位的。此外，布尔什维克式的马克思主义复兴，在那些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国家中也没有表现出类似于美国这样的冲刺式的迸发力。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德国。德国是所有国家中马克思主义传统最深厚的国家，在那里，一个规模不大的马克思主义正统学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社会主义思潮高涨时期，以及在那之前的经济萧条时期，一直保持着一定的活力，但是社会主义思潮的领导人物（不仅包括那些与社会民主党结盟的人，而且包括那些在实际问题上比社会民主党内谨小慎微的保守主义者走得更远的人）却并未对恢复原来的信条表现出多大兴趣。这些人将马克思主义供在神龛上崇拜，但是同时又十分小心地与它保持一段距离，在经济事务上，他们看待问题的方式与其他经济学家如出一辙。因此，在除了苏联之外的欧美各国，美国的现象是很独特的。或许我们不必过于在意这种现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但是，既然这么多美国人都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了自己的信条，那么探讨一下它的总体框架、内容以及意义，应该还是值得的。

一、先知马克思

我并不是因为偶然疏忽而用宗教术语来类比马克思，硬给这一章取这个标题的。这不仅仅是一个类比，因为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宗教信仰。首先，对信仰它的人来说，它提出了一个关于最终目的的学说，这种最终目的体现着人生的意义，并且是对各种事件和行动做出判断时的绝对标准。其次，它还给出了实现最终目的的行动指南。它包含了一个救世计划，还指出了人类必须脱离的种种罪恶——人类或那些“被选中”的群体按照这个救世计划行动就能摆脱这些罪恶。对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详细说明如下：马克思主义者所倡导的社会主义也属于那种许诺在人世间建立天堂的宗派或学说。我相信，如果有哪位圣典学家（hierologist）愿意系统性地阐明这些特性，那将会为马克思主义的分类和评价提供很大方便；这种分类和评价或许能够比纯粹经济学家的任何阐释都更加深刻地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本质。

说马克思主义属于一种宗教信仰，还有另外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好处，那就是，它解释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如此成功的原因。 纯粹的科学成就，即使远比马克思所能达到的成就更为完美，也不可能像他的学说这样永垂青史。如果只会喊口号，那么无论他给他的政党准备的口号武器库多么充实，也同样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必须指出，马克思成功的部分原因，虽然只是极小的一部分，确实应该归功于他给他的拥护者们准备好的在任何一个讲坛都随时可用的武器——大量的炽热的词语、激烈的谴责和愤怒的手势。关于这个问题的这一方面，不得不说明的是，这种武器不仅过去曾经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现在仍然在很好地发挥着作用，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为了给社会斗争的“战场”制造这类武器，马克思有时不得不偏离从他的理论体系合乎逻辑地引申出来的结论。然而，如果马克思只是一个会提供一些煽动性的泛泛之论的布道者，那么他早就湮没无闻了。人们从来不会对提供这类服务的人心存感激，人们总是很快就会忘记那些为他们的政治歌剧编写歌词的人的名字。

但是，马克思是一位先知。为了理解他这一成就的本质，我们必须先考察他的时代背景。当时，既是资产阶级物质成就的鼎盛时期，也是资产阶级精神文化极度衰落的时期。那是一个机械唯物主义的时代，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还没有显露出新文艺和新生活方式正在孕育的任何迹象，到处都充斥着令人反感的平庸陈腐的气息。社会上所有阶层都迅速地抛弃了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信仰，工人世界中仅有的一线光明也消失了［除了从罗奇代尔（Rochdale）和储蓄银行那里还可以得到些许安慰之外］，而知识分子则自称对于穆勒（Mill）的《逻辑》（ Logic ）和济贫法非常满意。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对于数百万人来说，马克思学说中提出的人间社会主义天堂无疑就意味着那新的一线光明和新的人生意义。或许，你大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宗教随意地戏称为是一种冒牌货，或者说它是真正的信仰的戏谑——你还可以有其他许多种不同的说法——但是请不要忽视或不承认他这一伟大的成就。即使所有这数百万人都不能理解和正确评价马克思学说的真正意义，那也没有关系。这是所有先知及其预言的共同命运。重要的是，马克思的预言是以一种那个时代有实证主义思想的人可以接受的方式组织起来并表达出来的。毫无疑问，实证主义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因此，将马克思主义说成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产物也没有什么不合情理之处。马克思学说的“预言化”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完成的：一方面，它以拥有超乎想象的力量的表达方式系统而详细地描述了受挫折和被虐待的心情——这使用自我治疗方法来安慰自己的“失败的大多数”从心底里产生了共鸣；另一方面，它又宣称，社会主义肯定能把人们从灾难中拯救出来，并说这是毋庸置疑的，是经得起理性论证的。

那个时代，宗教日趋衰微，只给人们留下了一些超理性的渴望，这更加使得他们彷徨如丧家之犬。以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为主导的时代趋势——这种趋势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却不能容忍任何没有科学内容的或只有伪科学的信条。马克思主义者把这些超理性的渴望与理性主义、唯物主义的时代趋势成功地交织在了一起，这是何等高超的技术！只宣传最终目的是不会有什么成效的；只针对特定的社会进程进行分析又最多只能引起少数一些（充其量几百个）专家的兴趣。但是，披着分析的外衣去说教，而且是着眼于人们的深切需要进行直指人心的分析，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赢得了热烈拥护的原因，他们也因此而获得了无上的褒奖。这一褒奖体现在如下的信念中，即他们深信，自己信仰的、为之奋斗的东西绝不会失败，而且最后一定会取得胜利。当然，坚定人们的信念只是其全部成就的一个方面而已。个人的力量和预言的光芒，是独立于信条的内容而发挥作用的。没有这些，新的生活和生命中的新意义就无法被有效地揭示出来。但是在这里，这一点与我们关注的重点无关。

尽管关于马克思试图要证明的“社会主义目标不可避免地要实现”这一论点的中肯性和正确性，我们可能得多说上几句，但是关于上文所述的他对“失败的大多数”的心理感觉的系统性描述，则只要说一句话就足够了。无疑，那并不是对这些人的有意识或下意识的实际感情的真实描述。相反，我们倒可以把这种描述看作一种企图的结果：试图以对社会演化逻辑的或真或假的揭示来代替对真情实感的刻画。马克思这样做了，同时还把他自己的术语“阶级意识”说成是群众自发的。但是，既然这种“教导”是有效的，马克思就继续扩展和拔高它。他从来没有为社会主义的美妙理想流下充满感情的眼泪，这是他自称强于被他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那些人的优点之一。他也没有把工人夸耀为每天都刻苦工作的英雄——资产阶级在为自己能不能分到红利而焦虑时，倒喜欢这样做。马克思从来没有刻意奉承过工人，尽管这种倾向在他的某些不够坚定的追随者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马克思很可能非常了解群众的特点，他的目光远远高于群众，倾注在了整体的社会目标上，这超越了群众的思想境界和需求范围。马克思也从没有拿自己树立的理想去教导别人，他从来没有这种虚荣心。每一个真正的先知都会称自己只不过是上帝的卑微的代言人，马克思也一样，他说自己从未宣讲过历史辩证逻辑之外的任何东西。这一切，表现出了一种可贵的、庄严的品质，能够有效地弥补许多偏狭和粗俗的东西。在马克思的著作和生活中，这种庄严的品质和这些缺点形成了一种非常奇异的组合。

最后，还有一点不能不提，马克思本人的文化修养极高，那些不见舆薪的庸俗社会主义教授们完全不能与他相提并论。他完全有能力理解任何一种文明及其价值的“相对的绝对”价值，不论他自己觉得与这种文明相隔多么遥远。在这一方面，《共产党宣言》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据，足以证明他的胸襟是何等广阔。在这本小册子里，他热烈地赞扬了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就 ，即使在宣布资本主义的未来必然的死刑时，他也从来不曾否认过它的历史必然性。诚然，对资本主义的这一立场包含着许多马克思本人也不愿接受和承认的东西，但是毫无疑问，他的这种立场确实是非常坚定的。由于他的历史理论能够给事物发展的有机逻辑一种独特的表述，因此他也更容易采取这种立场。对于马克思来说，社会上一切事物都有一定的轨道。在他一生中的某些时候，他也许是一个潜伏在咖啡馆中的阴谋家，但是毋庸置疑，他在内心深处却是鄙视这类事情的。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绝不是要消灭其他一切生活情调，并对其他文明制造不健康的，甚至愚蠢的憎恨或蔑视的一种偏执观念。因此，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意志是在他的根本立场的基础上融合起来的；也因此，把他的社会主义命名为科学社会主义，从许多角度来看，都是自有其道理的。

二、社会学家马克思

接下来，我们不得不做一件马克思的忠实拥护者强烈反对的事情，即对马克思的学说进行客观冷静的分析。自己所认定的真理的真正源泉被他人冷酷地剖析，这自然会使这些拥护者感到不愉快。但是，最让他们憎恨的一件事情是，对马克思的作品进行肢解，把它分成若干部分，然后逐一加以讨论。他们会说，这种做法表明，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会马克思的伟大作品的整体内容，因为它的各个部分是互为补充和互为说明的，不可分而视之。因此，一旦只从某一方面或某一部分内容加以考虑，就会失去它的真正意义。然而我们别无选择。在这里，我甘冒大不韪，在分析了作为先知的马克思之后，又来分析作为社会学家的马克思。但是，我并不否认，在马克思的作品中，确实存在着对社会看法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赋予他的作品分析的统一性，以及更大程度上的外在的统一性；我也不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无论他的作品的各个组成部分从内在本质上看如何独立，马克思都已经把这些部分联系在一起了。然而尽管如此，它们仍然保持着足够的独立性，使得研究者能够在吸收某一部分所包含的他的某些劳动成果的同时，舍弃另一部分所包含的他的另一些劳动成果。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宗教信仰的魅力将会消失，但是，我们肯定会有所收获，因为这样能够抢救出一些重要的、能鼓舞人心的真理，让这些真理独立存在，反而要比继续将它与那些应抛弃的内容掺杂在一起要有价值得多。

这个看法首先适用于马克思的哲学。对于他的哲学，我们可以三言两语地带过，不用过多地去评论它。作为一个在德国接受教育的善于思辨的人，马克思拥有非常深厚的哲学基础，同时他对哲学也确实有着强烈的兴趣。德国式的纯粹哲学是马克思的出发点，也是他青年时代的最大爱好。有一个时期，他甚至认为研究哲学就是他的真正职业。马克思曾经是一位新黑格尔派哲学家。所谓新黑格尔派，大致就是说，马克思和他的同道们在接受了这位大师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的同时，又舍弃了黑格尔许多信徒对于黑格尔哲学的保守解释，并用相反的解释加以替代。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只要一有机会，他的这种哲学背景就会表现出来。马克思的德国和俄国读者，由于思想倾向和接受的训练都与此类似，因此都能首先抓住这一要素，并把它作为理解马克思的思想体系的关键。这一点实在不足为奇。

但是，我却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即把马克思看成一个新黑格尔主义者），而且是对马克思的科学能力的一种不公正的看法。终其一生，马克思都保持着早年的爱好。他会因为能够在自己的论证与黑格尔的论证之间找到某种形式上的类似性而高兴。他喜欢证明自己是个黑格尔主义者，并喜欢引用黑格尔的语句，但仅此而已。他从来没有背离实证科学而依附形而上学。他在《资本论》第二版第一卷的序言里也是这样说的。如果我们分析他的论证，就可以证明他在序言里所说的都是真的，不是自欺欺人。他所有的论证都以社会事实为根据，他的所有主张的真正来源没有一个出自哲学领域。然而，那些从哲学的角度出发的注释者和评论者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因为对于有关的社会科学，他们所掌握的知识还不够多。此外，作为醉心于构建哲学体系的人，他们都有一种心理倾向，即只愿意接受根据某些哲学原理做出的解释，而不愿意接受任何其他解释。因此，他们会把哲学理解为关于经济事实的最实事求是的陈述，这样就将问题引向了错误的方向，既误导了朋友，也误导了论敌。

在完成自己作为一个社会学家的使命时，马克思运用的手段主要是广泛掌握历史的和当代的资料。然而他所收集到的当代的资料总是显得有点过时，因为他是一个彻底的“书呆子”，非常依赖于书本上的资料，因此他得到“第一手资料”的时间往往会有所滞后（这一点与来自报纸的资料有很大区别）。马克思从来没有漏掉他那个时代任何一本具有重要意义、在较大范围内产生了影响的历史著作，尽管也有许多专论性文章逃过了他的眼睛。虽然我们不能像称赞他在经济理论领域中的博学那样称赞他在社会学领域的成就，因为他在这个领域的知识还算不上非常完备，但是他确实不仅能够用宏大的历史图景，而且能够用具体的历史细节来阐述他对于社会现象的理解。他所运用的大多数历史事实的可靠性都高于他同时代的其他社会学家。而且，马克思拥有深邃的洞察力，一眼就能看穿杂乱无章的表象，洞察隐藏于其中的历史事物的伟大逻辑，因而牢牢抓住了这些历史事实的真正本质。要做到这些，仅仅有热情，或者仅仅有分析的冲动，都是不够的，必须是两者兼而有之。马克思试图系统地阐述这个逻辑，他获得的成果，即所谓的经济史观 ，毫无疑问直到今天仍然是社会学领域最伟大的个人贡献之一。在如此伟大的一个成就面前，它究竟是不是完全由马克思首创的，或者，它究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德国和法国的前辈学者们，这些问题就都显得不太重要了。

当然，经济史观并不意味着人们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全部地或主要地受经济动机驱使。恰恰相反，关于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和机制的解释，以及关于社会现实怎样反映在个人精神层面的分析，正是这一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它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马克思并不认为宗教、形而上学、艺术流派、伦理观念、政治主张等全都可以还原为经济动机，他也从来没有说这些都不重要。他只是试图揭示形塑了它们、可以解释它们的兴衰起落的经济条件。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的全部事实资料和论证完全适合于马克思的体系。当然，马克思最感兴趣的无疑是社会集团和阶级以及这些集团或阶级如何解释它们自己的存在、地位和行为的方式。然而令他极其不满的是（他确实以最暴烈的形式发泄了自己的愤怒），有些历史学家直接按“表面价值”接受了那些立场和概念（即意识形态或如帕累托所说的衍生物），并试图用它们来解释社会现实。如果说，在马克思看来，思想和价值准则并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那么它们也绝不能被看作轻易就会消逝的一缕青烟。如果我可以使用类比，那么它们所发挥的作用，就相当于社会机器中的传动带。在战后，这些理论最有意思的发展是知识社会学 （sociology of knowledge），它能提供解释这一问题的最好的例证，不过我在这里无法展开讨论。但是确实有必要多费些笔墨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因为马克思在这个方面始终受到误解。甚至他的朋友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也把这个理论的确切含义界定为：个人和集团的行为主要受经济动机的支配。这种解释不仅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是错误的，而且在其余的方面也浅薄得可怜。

既然说到了这里，我们还可以顺便继续为马克思辩护一下，以免引起另一种误解。经济史观经常被称为唯物史观，马克思自己也一直这样称呼它。这一称谓一方面大大增加了这种史观在一部分人当中的声望，另一方面却使它在另一部分人那里变得更加不受欢迎。但是，这个术语其实是毫无意义的。马克思的哲学并不比黑格尔的哲学更加“唯物主义”，而且他的历史理论也不比任何其他运用经验科学方法去阐释历史过程的理论更加“唯物主义”。在这里，我们必须看清楚，这种史观在逻辑上是能够与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或宗教信仰相容的，就像关于这个世界的任何一种物理理论一样。事实上，中世纪的神学本身就提供了一些方法，可以用来建立这种相容性。

马克思的这个理论的真正内容可以归纳为两个命题：（1）生产方式或生产条件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决定因素，而人类的各种态度、行动和文明则是社会结构所孕育出来的。马克思用“手推磨”产生封建社会，“蒸汽磨”产生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名言来说明他的这种含义。这种说法过分强调技术因素，甚至到了危险的程度，但是如果能够理解单纯的技术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那么它还是可以接受的。更通俗化一点（但是必须承认，通俗化会让我们丧失许多含义），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们的日常工作形塑了我们的思想；我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决定了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或者说，决定了我们能够看到事物的哪些方面，并决定了我们每一个人在社会上可以支配的活动空间。（2）各种生产方式本身都有其内在逻辑；也就是说，它们是根据内在的必然性而变动的，从而只需通过它们自身的作用就能够产生后继的生产方式。这一点可以用马克思的同一个例子来说明：以“手推磨”为特征的生产体系造就了一种经济形势和社会形势，即用手推磨磨粉这种机械生产方式变成了一种现实的必然性，任何个人或集团都没有力量去改变这种必然性。“蒸汽磨”的出现和使用又催生出了新的社会职能和社会地位、新的集团和新的观念，这些新生事物不断发展壮大并相互影响，直到它们自身的结构不能再容纳它们为止。于是，我们就在这里看到了这样一个推进器：它首先是推动经济变化的原因，而且，由于经济变化，它又成了推动一切社会变迁的原因。这个推进器本身却不需要任何外来的动力。

毫无疑问，这两个命题都包含了大量的真理，是非常宝贵的、非常有用的工作假设，我们在以后的叙述中还会多次回到这两个命题上来，届时这一点将会看得更加清楚。绝大多数曾经流行过的反对意见全都彻底失败了，例如，所有那些针对伦理或宗教因素的影响而提出来的反对意见，或者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在很久之前就以一种可爱的单纯态度提出来的反对意见：他断言“人是有脑子的”，因而能够按照自己的选择行动。对于伯恩斯坦所提出的这一类反对意见，我在上面其实已经说了不少，因此几乎不需要进一步详细分析它们的弱点了。当然，人们可以“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而不用直接地受他们所处环境中的客观事实的强迫，但是，他们都是根据自己的立场、观点和倾向来做出选择的，而这些立场、观点和倾向并不能构成另一组独立的事实，它们本身就是由环境中的那套客观事实塑造的。

但是，这里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经济史观会否只是一个方便的近似法则？我们是否应该预料到，它在某些情况下能够起到的作用必定不如它在另外一些情况下那么令人满意？它的应用似乎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明显的限制条件。社会结构、类型和态度就像很难熔化的硬币。它们一旦铸造成形以后，就会持续地固定下来，可能在好几个世纪内一直保持不变。不同的社会结构和类型就是不同程度的这种生存能力的表现，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试图根据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过程去推测，我们几乎总是会发现，任何一个集团和民族的实际行为与人们所期望看到的行为或多或少都有些差异。虽然这种情况十分普遍，但是只有当一种高度持久的社会结构被整体地从一个国家照搬到另一个国家的时候，我们才能观察得最清楚。诺曼人征服西西里后在当地所造成的社会情况，可以很好地说明我在这里要表达的意思。马克思当然不会忽略这样的事实，但是他也没有完全理解它们的全部含义。

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例子似乎具有更加不吉利的意味。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6—7世纪时法兰克王国封建的地主私有制的出现过程。这当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它型构了一个将会延续很多个世纪的社会结构，同时也影响了包括需求和技术在内的生产条件。但是，对这个事件的最简单的解释，却可以从那些在决定性地征服了一些新的领土之后变成了封建地主的家庭或个人原先所担任的军事领导职能中找到（当然，在征服之后，他们仍然保有了这项职能）。显然，这种情况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基本命题，而且很容易被解释为指向了不同的方向。虽然毫无疑问，借助于一些辅助性的假设，也可以让这种性质的事实符合基本命题，但是插入这类假设的必要性通常意味着一个理论开始走向终结。

在运用马克思的方法来解释历史变迁的过程中，还可能会遇到许多其他的困难，但是，只要承认生产领域与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之间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相互作用，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然而，围绕在马克思的方法周围的基本真理的魔力，恰恰依赖于其所断言的单向因果关系的严格性和简单性。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经济史观就必定会沦落到与其他类似命题并列的地位，即成为若干种局部真理中的一种，或者让位于其他能够阐述出更多基本真理的理论。然而，即便是那样，它作为一种理论成就的地位，它作为一个工作假设的方便性，也不会因此而受到损害。

当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忠实拥护者来说，这个理论简直就是揭开人类历史一切奥秘的万能钥匙。当看到有人以相当天真幼稚的形式应用这个理论的时候，我们或许想嘲笑几句，但是在这种时候，我们应当记住它所取代的是些什么观点。只要我们记住了这一点，那么甚至连经济史观的跛足姐妹，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Marxian Theory of Social Class），也都变得比较容易理解了。

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也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这是我们首先必须承认的。经济学家在认识社会阶级现象方面的进展令人奇怪地异常缓慢。当然，他们也经常会把他们各种各样的主体划分为不同阶级，正是这些主体的相互作用，才产生了他们所研究的各种过程。但是，所有这些阶级只不过是展现了某些共同特征的个人的集合体而已。据此，有些人因为拥有土地所有权而被归类为地主，有些人因为出卖自己的劳动服务而被归类为工人。然而，社会阶级并不是这些外部观察者所进行的分类活动的产物，而是一种真实存在着的活生生的实体。社会阶级的存在必然会导致这样或那样的结果，而在那些简单地把社会看作个人或家庭的无定形的集合体的理论框架下，这种后果会被完全忽略。尽管社会阶级现象对于纯粹经济理论的研究的重要性究竟有多大，仍然是一个聚讼纷纭的、没有定论的问题，但是，在许多实际应用中，在一般社会发展过程的几乎所有方面，它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

我们可以粗略地说，社会阶级这个概念第一次出现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名言里，即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当然，这就把这个概念提升到了最高的位置。但是，即使我们把调子放低一些，转而主张历史事件通常可以用阶级利益和阶级态度来解释（或者说，在解释历史时现有的阶级结构往往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也还是有足够的理由说，这个概念与经济史观本身几乎是同样有价值的。

很显然，在沿着阶级斗争原理开辟的道路前进时，我们能否取得成功，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所采用的具体阶级理论是否正确。我们对于历史的描述，我们对于各种文化模式和社会变化机制的所有解释，全都会随着我们所选择的阶级理论的不同而不同。例如，有人可能选择种族阶级理论，就像戈比诺（Gobineau）那样，把人类的历史归结为种族斗争的历史的理论；或者选择施穆勒（Schmoller）或涂尔干（Durkheim）式的劳动分工阶级理论，把阶级对抗分解为不同职业的利益群体之间的对抗。而且，在分析中可能出现的差异的范围也不会仅仅局限在阶级性质这一问题上。无论我们对阶级性质的看法是什么，只要对阶级利益 的定义不同，只要对阶级活动怎样展开这一问题的观点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解释。直到今天，这个主题仍然是产生偏见的温床，有关的研究还没有进入到科学阶段。

非常奇怪的是，就我们所知，马克思从来没有系统地阐述过社会阶级理论，尽管这明显是他的思想的主要枢纽之一。他之所以迟迟未能完成这个任务，很可能是因为他在很大程度上本来就是根据阶级概念来思考和看待问题的，以至于并不觉得有必要花太大的精力给出确切的定义和说明，因而把这一工作拖得太晚，最终来不及写了。同样可能的是，这个理论的某些问题，尚未在他的思想中得到彻底解决，也就是说，他在建立一个完全成熟的阶级理论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事实上，这些困难是因为他自己坚持要针对这种现象构建一个纯经济的和过分简明的概念而产生的。马克思本人和他的追随者都在某种特殊情况下运用过这种不成熟的理论，其中，他自己的《法兰西的阶级斗争》（ History of the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 ）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除了这篇文章之外，马克思对这一理论的建构没有取得过真正的进展。他的主要合作者恩格斯的阶级理论是劳动分工型的，它的含义本质上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除此之外，我们只有一些间接的和片段式的说明——其中有许多都具有惊人的力量，闪烁着思想的光芒——散见于这位大师的全部著作中，特别是在《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里。

要把这些零碎的片段整合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无法在这里进行这种尝试。然而，基本思想已经足够清晰。划分阶级的原则在于是否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包括企业厂房、机器、原料以及列入工人预算的消费品。这样我们就可以划分出两个阶级，而且只有两个阶级：一个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即资本家；另一个是一无所有的、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的人，即劳动阶级或无产阶级。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或许也存在着两者之间的中间集团，例如，由既雇用劳动同时也参加体力工作的农民或手工业者组成的集团，以及由职员和自由职业者组成的集团。但是，这些集团都被当成异常现象来看待了，因为它们将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趋于消失。资本家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基本阶级，本质上是相互敌对的，这是由它们各自所处的地位的必然性决定的，完全独立于任何个人意志。尽管每个阶级都可能会出现分裂，阶级内部各小集团之间也会发生冲突（而且这种分裂和冲突甚至可能具有决定性的历史重要性），但是，在最终的分析框架内，这种分裂和冲突都被认为是偶然发生的。唯一不带偶然性的冲突，或者说，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结构所固有的冲突，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的私人控制的基础之上的，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阶级斗争。冲突是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的真正性质。

正如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的，马克思试图阐明，在阶级斗争中，资本家将如何相互摧毁，并最终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他还试图揭示，资本主义所有制如何导致进一步的积累。但是，这种论证方式以及前述把所有权问题看作社会阶级基本特征的那个定义，只会有助于提高“原始积累”问题的重要性，这也就是说，只会有助于提高“资本家在一开始是怎样成为资本家的”这个问题，或者“他们是怎样获得了（根据马克思的理论，为了开始进行剥削必须拥有的）那批财物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然而，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却说得极不明确。 马克思轻蔑地驳斥了“资产阶级养成所”童话。这个童话是说，某些人（而不是其他人）之所以能够变成资本家，是因为他们在工作中、在储蓄上拥有超人的智慧和能力；以前已经有很多人通过这种方式变成了资本家，现在每天仍然有不少人正在通过这种方式变成资本家。马克思是在深思熟虑之后才对这种“好孩子的故事”大加讥笑和嘲弄的，因为引起一场哄笑肯定是摆脱一个令人不舒服的理论最好的办法，每个政客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这样做。事实上，任何一个以公正的眼光看待历史和现实的人都不可能看不到，这个“资产阶级养成所”童话虽然远远没有说出全部真理，但是肯定已经说出了大量真理。出类拔萃的智慧和能力确实是事业成功的原因，特别是在事业的初创时期，十有八九都是如此。在资本主义的初期阶段，以及任何一个个人创业初期，储蓄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取得成功的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虽然不完全像传统的经济学所解释的那样。诚然，在一般情况下，任何一个人都几乎不可能以储蓄起来的节余工资和薪金为资金，建成一座工厂，从而取得资本家（工业雇主）的地位。巨额积累只能来自利润，因此必须先有利润才能有积累——实际上这正是将储蓄与积累区分开来的正确理由。创办企业所需的资金通常靠借用别人的储蓄（社会上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小额储蓄，这是容易解释的），或者是靠借用银行为供将来有可能成为企业家的人使用而设立的存款。相比较而言，后一个来源更接近普遍规律，因为个人储蓄的作用在于使他不必为了日常的生计而去从事单调乏味的劳动，使他有充裕的时间去考察环境、制订计划、寻求合作机会。因此，作为一个经济理论问题，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家有关储蓄作用的论述的否定，虽然有些过分了，但还是有根据的，只是他由此而得出的推论却不是同样有根据的。所以，如果古典理论是正确的，那么马克思这种轻蔑嘲弄的态度就不见得是有充分的理由的。

然而，马克思的这种轻蔑嘲弄的态度的确起到了作用，这帮助他为另一种原始积累理论排除了障碍。不过，另一种原始积累理论也不像我们原来所希望的那么明确。马克思关于暴力和掠夺的理论——对群众的镇压助长了掠夺，而掠夺的结果又助长了镇压——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与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观念也是非常吻合的，而且在今天这个时代甚至比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更加吻合。但是，它显然没有解决某些人是如何取得镇压和掠夺的权力的这个问题。通俗的作品是不用为这一问题而烦恼的。我也根本不会到约翰·里德（John Reed）的著作中去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关心的是，马克思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

不过，从马克思的主要理论的历史特性来看，他至少提供了一个近似的解决方法。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从封建社会中成长起来不仅仅是一个事实，而且对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也是极其重要的。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同样也产生了必须探究的社会阶级的形成原因及形成机制的问题。但是马克思实际上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观点，即认为封建主义是一种暴力统治 ，在这种统治下，群体受到镇压和剥削是既成事实。这样一来，最初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状况而构建的阶级理论就被扩展到了它的“前辈”封建主义社会了——就像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其他很多概念一样。 由此，某些最棘手的问题都被偷偷地隐藏在了封建主义的混合物里，然后，再以已经被解决的状态，作为事实和证据，重新出现在了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当中。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者简单地代替了封建主义社会的剥削者。这一推论在假定封建主实际转化成了实业家的情况下是成立的，而且只此一点就可以解释前述问题中未解决的部分。历史事实也为这个观点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支持：许多封建领主，特别是德国的封建领主，实际上都建立了并管理着工厂，而且常常从他们的封建地租中取得资金，从农业人口（不一定是他们自己的农奴，但很多时候确实是）那里获得劳动力。 然而，在所有其他事例中，可以用来弥补漏洞的材料就明显贫乏得多了。面对这种情况，唯一的办法是坦率地承认，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不可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也就是说，不求助于别的会导致非马克思主义的结论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无法说明问题。

但是，这样做就会从历史依据和逻辑依据两方面削弱这个理论。由于大多数原始积累的方法就是以后进行积累的方法——原始积累看来贯穿了整个资本主义时代——所以我们不能说，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除了在解释遥远过去的发展过程时有些困难以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即使在最有利的事例中也无法接近它本来应该解释的现象的核心，因而根本不必予以严肃对待的理论，坚持指出它的缺点也许本来就是有些多余的。这些最有利的事例大部分都可以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里找到，这个阶段的一个特征是，由所有者本人直接经营的中等规模企业占据了主导地位。除了这种类型的事例以外，阶级地位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地位，但它通常是取得经济地位的原因而不是取得经济地位的结果。企业经营上的成功显然并非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取得显赫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只有在生产资料所有权决定了一个集团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的条件下，这种情况才会发生。然而，即使当这一条件得到满足时，把所有权看作决定社会地位的标准也是不妥当的，其合理程度最多相当于把一个偶然拥有一支枪的人界定为一个士兵一样。正如经常有论者指出的，把一些人（连同他们的后代）永远看作资本家，而把另外一些人（连同他们的后代）永远看作无产阶级，在两者之间划定严格的界线，不仅是完全不切实际的，而且忽视了社会阶级的根本特点——总会有个别家族跨入上等阶层的行列，同时也总会有人从这一行列退出。我所提到的这些事实都是显而易见的、无可争议的。如果它们没有出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范围中，原因只能是它们包含着非马克思主义的含义。

但是，请考虑一下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理论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并问一下我们自己，马克思究竟想让它在整体分析中发挥什么作用——即，不同于它作为一个为鼓动者而准备的工具的其他用途。这种思考绝不会是多余的。

一方面，我们必须记住，在马克思看来，社会阶级理论和经济史观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两种独立的学说。根据马克思的学说，前一个理论以特殊的方式补充了后一个理论，从而限定了（即使之更加明确）生产方式或生产条件的运用方式。生产方式或生产条件决定了社会结构，而且通过社会结构决定了所有文明的表现形式以及整个文化史和政治史的历史进程。但是，在所有的时代，除了社会主义时代之外，社会结构都是用阶级——两个阶级——来表示的。社会阶级是历史舞台上真正的灵魂人物，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逻辑唯一的直接产物，而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则是由阶级来影响一切其他事物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不得不把他的阶级问题归结为纯粹——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狭隘意义上的——经济现象。但是这样一来，他也就不可能从更深层次上去理解阶级了。关键在于，马克思必须把阶级概念精确地放在他的分析图式中的这个位置上。他只能这样做，别无选择。

另一方面，马克思试图利用他在划分不同社会阶级时所依据的同一些特征来给资本主义下定义。读者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会明白，这种做法既不是必需的，也不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实上，这是马克思在分析策略上的一个非常大胆的尝试，即把阶级现象的命运与资本主义的命运紧紧地联结到了一起，以至于根据他所给出的定义，实质上与社会阶级存在与否没有关系的社会主义社会，成了除原始社会以外唯一可能的没有阶级的社会。这是一种天才的同义反复，除了马克思所选择的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定义——根据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所下的定义——之外，任何其他定义都无法保证同样的效果。这样一来，整个社会必须刚好只存在两个阶级，即所有者和非所有者。因此，对于所有其他的划分原则，即使是更加言之有理的，也必须予以忽视，或者故意贬低其价值，或者还原为马克思自己的原则。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明显夸大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分界线的确定性和重要性，而且夸大的程度仅仅次于他对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敌对关系的夸大。对于任何一个没有因惯于拨弄马克思学说的念珠而心存偏见的人来说，在通常情况下，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显然主要表现为合作关系，而任何相反的理论必定多半只能依靠一些反常的极端例子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在社会生活中，除了某些极端情况外，敌对与和谐当然都是普遍存在的，而且事实上是不可分离的。但我还是要不揣冒昧地说，过去关于各阶级和睦相处的陈腐观点虽然也是胡说八道，但是那种观点仍然要比马克思构建的阶级理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与使用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好得多。不过，马克思在这里也是别无选择，这并不是因为他要得出某些革命性的结论——他同样可以从几十种其他可能的图式中得到这些结论——而是因为他自己的理论分析的需要。如果阶级斗争是历史的主题，同时也是带来社会主义的曙光的手段，如果必须刚好只存在这两个社会阶级，那么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在原则上必然是对抗性的，不然他的社会动力学体系的力量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虽然马克思是从社会学方面为资本主义下定义的（即根据生产资料的私人控制的制度来定义资本主义），但是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力学”却来源于他的经济理论。这一经济理论试图说明的是，包含在诸如阶级、阶级利益、阶级行为、阶级之间的交换等概念里的社会学数据，是如何以经济学上的价值、利润、工资、投资等概念为中介而得出的；它们又是如何精确地产生经济过程的——正是这种经济过程，最终将打破自身的制度框架，同时还为另外一种社会制度的出现创造条件。这个特殊的社会阶级理论是一种分析工具，它把经济史观和利润经济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从而有力地调度了所有社会事实，使所有现象都集中到了一个共同的焦点上。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只能用来解释某个单独现象而与其他现象无关的理论，它拥有一种有机体的功能，这种功能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性其实比那些能够成功地解决眼前的紧迫问题的方法重要得多。我们如果想要理解像马克思这样精于分析的学者为什么会容忍这种理论上的缺点，我们就必须看到这种功能。

衷心赞美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的热心人不仅现在有，过去也一直有。这不难理解，但是，更加容易理解的是这些人的情感。他们赞美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力量和伟大，他们已经崇拜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无论它的各组成部分有多少缺点都一概加以宽恕。我们也将试图对它加以评价（见本章第四部分）。但首先我们必须分析马克思的经济“力学”是如何完成他的整个理论体系赋予它的使命的。

三、经济学家马克思

作为一位理论经济学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我在前面已经把马克思称为天才和先知了，为什么还要在这里突出强调他学识渊博这个特点呢？有人可能会觉得这种做法有点奇怪。但是事实上，赞扬这个特点是非常重要的。天才和先知通常不会精通专业知识，而且如果他们具有任何创造性，那也往往恰恰是因为他们的专业知识不够出众的缘故。但是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说明他在理论分析技术上缺乏学识和训练。他是一位求知若渴的阅读者、一位不知疲倦的研究者。他很少遗漏重要文献。他消化了他阅读过的一切，仔细钻研每一个事实、每一个论点，热情地深入细节，这在那些习惯着眼于整个人类文明和长期发展趋势的人当中，无疑是极其罕见的。不管是批评、反对，还是接受、同意，他总是把每一个问题都研究得十分彻底。关于这一点，最突出的证据就是他的《剩余价值学说史》（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一书，这部著作凝聚了他的理论热情，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不朽之作。虽然马克思肯定是为了证明某一个特定的学说而努力研究的，但是他不断地努力锻炼自己和设法精通一切应该精通的事物，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偏见和非科学的目标。正是因为他的出类拔萃的聪明才智，对要研究的问题本身的兴趣才会变成了最重要的东西，这种情况的出现几乎是不由自主的：不管他对研究的最终结果的意义看得多么重大，当他在研究时，他主要关心的始终是磨砺他那个时代的科学所提供的分析工具，解决各种逻辑上的困难，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一个在性质和宗旨上都是真正科学的理论体系，不管它可能会有什么缺点。

为什么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他的反对者都会误解他在纯经济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的性质？答案其实很容易理解。在他的朋友的眼中，马克思远远不仅是一位专业理论家；他们觉得，如果对马克思在这方面的工作给予太多的赞誉，那几乎是对他的不敬。他的反对者则厌恶他的立场和他的理论背景，他们几乎不可能承认马克思在他的著作的某些部分里完成的工作，如果这出自他人之手，他们就必定会击节赞叹。此外，经济理论的事实本来像冷金属，但是由于浸没在马克思著述的火热的辞海里，因而拥有了它们本身所没有的温度。无论是谁，只要怀疑马克思有权利被称为一位真正科学意义的理论家，就一定只能想到他的措辞，而没有想到他的思想。他们只想到了马克思那些充满热情的词句，想到了他对“剥削”和“贫困化”的强烈控诉。［贫困化（immiserization）一词可能是德语verelendung的最好的译法；verelendung不是好德文，正如immiseration这个怪词不是好英文一样。这个词在意大利语中是immiserimento。］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方面，例如，他对奥克尼女士 （Lady Orkney）的恶意的讽刺和粗俗的批评，全都是马克思的论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对马克思本人是重要的，对他的拥护者和怀疑者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它们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人坚持认为，从马克思的理论中，他们总是可以看到某些比他自己的老师的类似主张有更多内涵的东西，甚至可以看到与他自己的老师的主张完全背道而驰的东西。但是，所有这些并不影响他的分析的性质。

那么，马克思是否真有老师呢？有的。要想真正理解他的经济学，首先必须认识到，作为一个理论家，他是李嘉图（Ricardo）的学生。说马克思是李嘉图的学生，不仅是因为他自己的论证显然是从李嘉图的命题出发而展开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从李嘉图那里学到了推理的艺术。马克思一直在运用李嘉图的分析工具，而且他碰到的每一个理论难题，要么是以他在深入分析研究李嘉图理论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的形式出现的，要么是以他在研究李嘉图理论的过程中发现的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启发的形式出现的。马克思本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承认这一点的，但是他当然不会承认他对李嘉图的态度就是典型的学生对教授所应有的态度：到教授那儿去，听教授反复地说人口过剩、过剩的人口再加上机器使人口过剩，然后回到家里努力把功课做好。围绕着马克思主义而长期争论的双方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

李嘉图的理论不是唯一对马克思的经济学产生了影响的理论。不过，在所有对马克思产生过影响的理论中，最值得在这里略加叙述的无疑是魁奈（Quesnay）的理论，因为马克思关于整体经济过程的全部基本概念都来自魁奈。在1800—1840年之间，许多英国经济学家都试图发展劳动价值理论，他们可能已经为马克思提供了许多见解和理论细节，但是他们对马克思的影响我们在前面提到李嘉图思潮时已经涉及并包含进去了。对于这些英国经济学家，马克思的态度是，离他越近就越不客气。这些人当中有几个人［包括西斯蒙第（Sismondi）、罗贝尔图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作品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都是与马克思相似的。对于这些著者，我们在这里不予详述，因为并非所有的事情都与我们的主要论题有关。例如，马克思在货币领域的成就显然要弱一些，他在这方面没有成功地达到李嘉图的水平。

现在，我们将针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总结出一个极其简短的纲要，可是在这样做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对《资本论》的结构提出许多不公正的批评。这部著作有些部分尚未完成，有些部分遭到了不少严苛的非难；但是它仍然雄伟地屹立在我们面前，展现着它那无比强大的轮廓。

（1）马克思把价值理论当作他的理论结构的基石，这说明他与他那个时代以及稍晚一些的理论家的普遍倾向是一致的。他的价值理论是李嘉图式的。我相信像陶西格教授这样杰出的权威是不会同意这一点的——陶西格教授总是强调马克思与其他理论家之间的不同之处。当然，他们的理论在语言表达、推理方法以及社会学含义等方面确实有许多区别，但是在今天的理论家所唯一关心的原理上却几乎没有任何差别。 李嘉图和马克思都认为，任何一件商品的价值（在完全均衡和完全竞争的条件下）都与包含在这件商品里的劳动量成比例，只要这种劳动量是与现存的标准的生产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一致的。他们两人都以劳动时间为标准来衡量劳动量，并使用同样的方法把不同性质的劳动归结到单一的标准上来。而且，两人都在一开始就遇到了由这个方法所带来的同样的困难（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碰到这些困难之前，就已经从李嘉图那里得知会出现这些困难了）。另外，关于垄断或者我们现在所称的不完全竞争，他们两人都没有提出过任何有价值的观点。两人都采用相同的论证来回应批评者，只是马克思的论证似乎有欠文雅，稍嫌冗长并且更加带有“哲学气息”（我们这里所用的“哲学”这个词是带有贬义的）。

众所周知，这个价值理论不能令人满意。在围绕着这种理论而展开的大量讨论中，正确的东西确实并不总在一方，它的反对者也曾经使用了许多错误的论证。争论的基本问题不在于劳动是否为经济价值的真正“来源”和“原因”。这个问题也许是社会哲学家最感兴趣的，他们试图从这里推导出对产品的道义上的请求权，马克思本人对这方面的问题当然不会丝毫不感兴趣。然而，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无论如何它必须描述和解释实际的过程，因此探究一下劳动价值理论是如何发挥分析工具的作用的这个问题也许更重要，而真正的困难恰恰就在于，它在这方面做得非常不好。

首先，在完全竞争以外的情况下，它就完全不适用了。其次，即使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它也无法顺利地发挥作用，除非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并且所有劳动都属于同一类型。 如果这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不能满足，就必须引入另外一些假定，而那样就会使分析的难度迅速增大到无法处理的程度。因此，依据劳动价值理论的路径来推理，其实只不过是依据一个没有实际重要性的十分特殊的事例来推理，虽然，如果从该理论与相对价值理论的历史发展趋势大体一致这个角度来看，它还是有一些意义的。取代劳动价值理论的边际效用理论，无论是最初的形式，还是现在的形式（尽管现在的形式似乎有点过时了），确实在许多方面都更为优越，其真正的优点恰恰在于普遍性、适用性都更强。一方面，它能适用于垄断和不完全竞争的情况；另一方面，它同样也能适用于存在其他要素以及存在许多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劳动的情况。此外，如果我们将上面提到过的限制性假设引入这个理论，就可以直接推导出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 因此现在应该很清楚了，不仅马克思主义者对边际效用理论的正确性的质疑（这是他们当初试图做的）是完全荒谬的，而且认为劳动价值理论是“错误”的也是不恰当的。毕竟这个理论已成为历史了。

（2）虽然无论是李嘉图还是马克思，似乎都没有充分意识到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出发点会使他们自己处于很不利的位置，但是他们对其中的一些问题还是看得很清楚的。特别是他们两人都尽力设法把“自然力因素”所起的作用排除掉——他们倡导的完全建立在劳动量基础上的价值理论剥夺了“自然力”在生产和分配中的“正当”地位。人们所熟悉的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实质上就是完成这个“排除”任务的一个尝试，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则是另一个尝试。一旦我们掌握了一种分析工具，能像解决工资问题那样自然而然地解决地租问题，所有的困难就都将烟消云散。因此，对于马克思主张的绝对地租学说，用不着多讨论它与级差地租学说孰优孰劣，也无须多追究它与罗贝尔图斯的学说之间的关系。

但是，即使我们暂且不考虑“自然力”的作用的问题，我们仍然不得不面对许多其他困难，这些困难是由于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资本（它们本身也是生产出来的）的出现而引起的。在李嘉图看来，这个问题很简单。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一书第一章的第四节（这一节非常有名）中，李嘉图引入了“资本货物”（资本品）这个概念，并将它作为一个事实丝毫不加怀疑地接受了下来：当资本货物，例如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等，被用于生产一种商品时，这种商品将按能够给这些资本货物的所有者带来净回报的价格出售。而且李嘉图还认识到了，这个事实与从投资到生产出可售产品的过程所耗费的时间长短有关，只要经过的时间在各产业之间是不一样的，它就会迫使这些产品的真实价值偏离包含在产品内的劳动时间——包括生产资本货物本身的劳动时间——的比例。李嘉图在指出这一点的时候，表现得出奇地冷静，就好像这个现象是与他的价值理论相符合的，而不是相抵触的一样。除了这一点以外，李嘉图就再没有继续深入下去了，他把自己限制在了与这个问题有联系的某些次要问题上。显然，他相信自己的理论仍然能够说明价值的基本决定因素。

马克思也引入、接受和讨论了同一事实，同时对于它作为一个事实也从来没有质疑过。他还意识到这一事实似乎和劳动价值理论相矛盾。但是他看出李嘉图对这一问题处理得很不恰当。所以，当他按李嘉图给出的形式接受了这个问题后，就开始极其热心地钻研这一问题，然后，在李嘉图只说了几句话的地方，他却用了几百页的篇幅来进行阐述。

（3）马克思在进行这一工作的时候，不仅对有关问题的性质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而且改进了他从李嘉图那里继承来的分析工具。例如，他成功地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工资）的分类取代了李嘉图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分类，用以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关系为基础的更加严密的概念“资本有机构成”取代了李嘉图关于“生产过程持续期间”的不成熟的初步概念。马克思还对资本理论做出了许多其他贡献。不过，我们现在只限于讨论他对资本的净回报的解释，这也就是他的剥削理论。

劳动群众并不总是觉得自己受到损害、被剥削。但是自称是劳动群众的“代言人”的知识分子却总是告诉他们说，他们一直在受到损害、被剥削。但是，他们其实没有任何精确的东西可以说明这一点。剥削这个词很重要，如果没有这个术语，马克思即使想做也做不成什么。马克思的功绩和成就在于，他敏锐地看出了在他之前试图充当群众导师的那些人用来说明剥削如何发生的各种观点的弱点，尽管直到今天，这些观点仍然是一些激进分子惯用的武器。任何以讨价还价能力和欺诈手段来解释剥削的老套的口号式理论都不能使马克思满意。他想要证明的是，剥削不是一种偶然的、意外的个别情况，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它是不可避免的、完全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行为。

这就是马克思的观点。他认为，一个劳动者的大脑、肌肉及神经就好像是劳动力［arbeitskraft，往往被译为劳动力（labor power），但这种译法无法令人满意］的潜在的储备和资源。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储备或资源是以一定数量存在着的实物，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它是一种商品，就像其他商品一样。对此，我们只要想一想奴隶社会的情况就不难理解了。马克思的观点是：工资合同和奴隶买卖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所存在的无非是一些次要的差异——与奴隶买卖不同，“自由”劳动力的雇主购买的不是劳动者本身（奴隶社会），而是劳动者的潜在劳动总量中的一定份额。

既然在这个意义上的劳动（不是劳动服务或者实际的劳动时间）是一种商品，那么它就一定遵循价值规律。也就是说，在均衡和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劳动（者）所取得的工资必须与“生产”劳动的过程中所花费的劳动时间的数量成比例。但是，“生产”储藏在一个工人身体内部的潜在劳动究竟需要多少劳动时间呢？这应该是与过去哺育劳动者，现在为劳动者提供衣、食、住所需要的费用相当的劳动时间。 这些构成了劳动力资本的价格。如果他将其中一部分出售——用天数、周数或年数来表示——他就能得到和这部分劳动价值相当的工资，这就像奴隶贩子卖出一个奴隶时，在均衡状态下的价格是与该奴隶能够提供的劳动时间成比例的。这样，我们就又一次看到，马克思小心地避开了各种各样的通俗口号式的理论，它们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声称，在资本主义劳动市场上，工人是被掠夺或被欺骗的；又或者，由于工人软弱可欺，所以他们被迫接受了任何强加给他们的条件。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劳动者已经得到了他的潜在劳动的全部价值。

但是，一旦“资本家”获得了这份潜在的服务，他们就能使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比生产这份潜在服务所需要的劳动小时数更多，即迫使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劳动小时数或实际劳务。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能勒索到比他们所支付的更多的实际劳动小时数。由于这样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售价也是与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成比例的，因此这就使两个价值之间出现了一个差额——它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价值规律的作用而产生的。这一差额因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作用必然归于资本家。这就是剩余价值。 因为攫取了剩余价值，所以资本家就“剥削”了劳动，虽然他们支付给劳动者的报酬不少于其潜在劳动力的全部价值，从消费者那儿获得的收入也不多于他售出产品的全部价值。我们还应当看到，马克思在这里完全没有借助于产品的不公平定价、限制产量或者在市场上进行欺诈等行为来进行分析。当然，马克思无意否认这类行为的存在，但他对它们的作用的认识非常正确，因此从来没有根据它们来做出任何基本结论。

让我们顺便欣赏一下这个剥削理论的“教学法”吧。不管“剥削”这个词现在的含义是如何的特殊，或者如何偏离了它所应有的一般含义；不管它从自然法、经院哲学家的哲学以及启蒙思潮作家那儿得到的支持是多么值得怀疑，它终究被纳入了科学理论的领域，并成为了它的拥护者用以斗争的有力武器。

在评价这一科学理论的优缺点的时候，我们必须小心地区分它的两个方面，其中一个方面一直被它的批评家所忽略。在通常的关于静态经济过程的理论层面上很容易证明，根据马克思自己的假设，剩余价值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劳动价值理论，即使我们同意它适用于其他任何一种商品都是有效的，也永远不可能适用于劳动这个商品。因为那样做意味着工人像机器一样，是根据合理的成本计算的结果生产出来的。但是，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因此我们也就没有正当理由假设劳动力的价值和“生产”劳动力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成比例。从逻辑上说，如果马克思接受了拉萨尔的工资铁律（Lassalle's Iron Law of Wages），或者干脆像李嘉图当初做过的那样，直接按马尔萨斯主义的方式进行论证，那么他的处境是可以得到改善的。但是，由于他“明智”地拒绝那样做，所以他的剥削理论从一开始就失去了一根基本的支柱。

此外，我们还可以证明，在所有的资本家雇主都能获得剥削收益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完全竞争均衡。这是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每个人都会努力扩大生产，但是不可避免地，这样做的总体后果只能是工资不断提高、利润逐渐减少直至为零。毫无疑问，如果借助于不完全竞争理论，引入竞争过程中的摩擦和制度性限制，并强调货币和信用领域中的各种可能的障碍，是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修正这种情况的。但是，这种方法最终只能造成一种折中的状况，而那恰恰是马克思打心眼里蔑视的。

但是，这一问题还有另外一面。我们只要再看一下马克思的分析的目标，就会理解他根本不会在这个十分容易被他人击败的地方贸然应战。我们很容易看出，剩余价值理论仅仅是一个关于完全均衡条件下的静态经济过程的命题。马克思想要分析的绝不是一种均衡状态——事实上，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会达到均衡状态；恰恰相反，他想要分析的是经济结构中不断变化的经济过程。因此，根据上述思路提出的批评是不可能决定性地驳倒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在完全均衡的条件下也许是不可能产生的，但是，正因为那种均衡永远不会实现，所以剩余价值就总是会出现。它们总是趋向消失，但是却又一直存在，因为它们总是不断地被重新创造出来。这个辩护并不能挽救剩余价值理论，特别是当它被用于劳动本身这个商品时，或者当它被用于支持剥削观点时。但是，这个辩护至少使我们能够对结论提出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解释，虽然一个令人满意的有关剩余价值的理论将消去剩余价值一词所蕴含的特有的马克思主义的含义。事实证明，这个方面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还使马克思的经济分析工具的其他部分有了新的意义，从而能够更好地解释为什么针对这一分析工具基础的那些非常有效的批评始终未能使它受到更致命的打击。

（4）然而，如果我们对马克思学说的讨论一直停留在寻常的一般水平上，那么我们遇到的困难将会越来越大。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将会看到，当马克思主义者试图遵循他们的导师指出的道路前进时，他们遇到的困难将会越来越大。首先，剩余价值理论并不会使上面提到的那些问题更加容易解决，这是因为劳动价值理论明显偏离了现实的经济事实的缘故。恰恰相反，它反而加剧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困难。因为按照这个理论，不变资本——不包含工资的资本——不会把比消耗在生产中的价值更多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只有包含工资的可变资本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样一来，各企业所获得的利润就会随着它们的资本有机构成的不同而不同。但是马克思又深信，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会导致剩余价值“总量”在企业之间重新分配，最后每家企业都只能获得与它的总资本成比例的利润，或者说，各个企业利润率将趋于相等。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这里出现的这个困难属于伪问题一类，这类问题通常是由于试图构建某种不健全的理论而导致的 ，而针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则属于对绝望者的劝告一类。但是关键在于，马克思不仅相信，竞争有助于解释均一的利润率的出现，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各种商品的相对价格会脱离它们按照劳动计算的价值 ，而且相信他的理论能够为在古典经济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的另一个规律提供一些“解释”，那个规律说，利润率存在着不断下降的内在趋势。事实上，在工人消费品行业中，总资本当中的不变资本的相对重要性确实有所增加，从这一点来看，这个规律似乎是相当言之有理的：如果这些行业中厂房和机器设备的相对重要性增加（正如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发生的那样），同时剩余价值率或者说剥削率保持不变，那么总资本的收益率一般就趋于下降。这个观点曾经博得了许多赞赏，马克思本人对此应该也是很满意的；如果我们自己的理论解释了一个用过去的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我们也常常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就这一论证本身的优缺点加以讨论而不理会马克思根据它进行推论时所犯下的错误，将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但是，我们大可不必停下来进行这一讨论，因为它的前提就足以宣布它是不正确的。但是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另一个与此同源但又不尽相同的命题，它一方面为马克思主义动力学提供了一种最重要的力量，另一方面又构成了把剥削理论与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的下一部分内容联结起来的纽带。这个命题就是通常所称的积累理论。

从被剥削的劳动者身上榨取来的剩余价值的主要部分（按照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实际上是全部），被资本家转化成了资本——生产资料。抽走马克思所用的这些专门术语（连同它们的特定含义），就其本身而言，这里说的不过是平常人们用储蓄和投资这两个词来描述的最最普通的事实而已。但是，对马克思来说，光有单纯的事实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遵循了一个不可抗拒的逻辑规律，那么这个事实就必定是这个逻辑的一部分，而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它是必然会发生的。说这种必然性产生于资产阶级的社会心理，这种解释也无法令马克思满意，例如像马克斯·韦伯那样，把清教徒的态度——坚决不把个人获得的利润用于享乐主义式的挥霍的做法显然十分适合他们的生活习惯——说成了资本家的积累行为的决定因素。当然，马克思并没有忽视任何他认为可以借助于这个方法得到的支持。 但是，对于马克思所构建的理论体系来说，必须有某种比社会心理更本质的东西，是它迫使资本家去积累，而不管他们对此的感觉如何；这种东西必须非常强大，其本身就足以用来说明心理状态。幸运的是，实际上确实存在着这种东西。

在说明这种“强迫”储蓄的性质时，为了方便起见，我将接受马克思的一个论点，也就是说，我将像他那样假定，资本家进行储蓄实际上就意味着实际资本的相应增加。 这种变化最初总是发生在总资本中的可变部分（即工资资本部分），尽管资本家的本意可能是增加总资本中的不变部分，特别是被李嘉图称为固定资本的那一部分——其中主要是机器设备。

在讨论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时，我已经指出过，在完全竞争经济中，剥削收益会诱使资本家扩大生产或试图扩大生产，因为从每一个资本家自己的角度来看，生产规模越大意味着利润越多。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们将不得不进行积累。而这种行为的总体后果却是，使剩余价值趋于减少——或者是通过引起工资率上升、或者是通过导致产品价格降低。这正是马克思本人非常重视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一个极好的例子。对于每一个资本家来说，这个趋势本身又构成了迫使他们进行积累的另外一个原因 ，尽管这样做最终会使整个资产阶级的状况变得更加糟糕。因此，即使在一个如果不积累便会陷入“静态”的过程当中，也仍然会有某种强迫积累的因素存在；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在积累使剩余价值减少至零，并最终毁灭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以前，这一过程都是不可能达到稳定的均衡状态的。

然而，还有另外一些更加重要、更加迫切的事情需要考虑。实际上，资本主义经济不是、也不可能是静态的，它也不会以一种稳定的方式扩展。资本主义不断地从内部被新企业革新，也就是说，任何时刻都会有新的商品、新的生产方式或新的商业机会冲入现存的产业结构中；任何现存的工业结构和营业环境都一直处于变化的过程当中。任何事物都在它还没有被充分利用之前就已经被改变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发展就意味着混乱。正如我们将会在下一节中看到的，在这种混乱中，无论市场的完全竞争程度多么高，竞争发挥作用的方式与在静态过程中所应有的方式都是完全不同的。因生产新的产品或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原有的产品而获得更多利润的可能不断变为现实，从而吸引了更多的新投资。新产品、新工艺与旧产品、旧工艺之间的竞争从来不是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平等竞争，新产品、新工艺拥有绝对的优势，它们的出现往往意味着旧产品、旧工艺的灭亡。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就是这样取得的。为了不让其他企业的降价销售抢去市场份额，每家企业最终都将被迫追赶潮流，进行新的投资；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抽出部分利润，也就是说，进行积累。 这样，每个资本家都要进行积累。

马克思比与他同时代的任何其他经济学家都更清楚地看到了这样一种产业变化过程，也更全面地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正确地理解了它的性质、正确地分析了它的机制。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个机制只能归结为众多资本的构成。他没有适当的企业理论，他也未能正确地区分企业家和资本家，再加上他的理论分析技术也有缺点，这一切导致了许多不合理的推论和谬误。但是，对于马克思来说，单单是对上述这个过程的清晰的看法本身，就已经足够帮助他完成许多论证了。如果马克思的论证推导出来的结论不能从另外一种论证中推导出来，那么上面所说的不合理的推论就不再是致命的弱点了。甚至，在论证过程中，即使存在一些相当明显的错误和曲解，也经常可以因论证的一般要点的实质正确性而得到弥补，特别是当这些错误对进一步分析没有妨害的时候，尽管对于那些未能意识到这种似非而是的情况的批评家来说，这些错误似乎是不可救药的。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过这样的一个例子。从它本身的内容来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因为资本主义过程确实会反复地产生暂时的相对于成本的剩余收益（虽然对于这一现象，也可以用许多其他理论来解释，当然它们使用的可能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所以马克思在接下来的那个论证阶段里对积累的阐释，并不会因为前一阶段的失误而完全失效。类似地，马克思也未能令人满意地证明积累的强迫性，尽管强迫积累概念对他的整个理论体系非常重要。但是，他在解释方面的这些缺点没有产生太大的害处，因为利用前面提到的方法，我们自己也很容易就能找到一个更令人满意的解释。在我们的解释中，利润的下降与其他现象一样，都有其正确的原因。从长期的角度来看，不管是因为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不变资本相对于可变资本增加了 ，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整个工业资本的总利润率都不一定会下降。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记住以下这个事实就足够了：每一家企业的利润都不断地受到实际的或潜在的竞争的威胁，这种竞争源于新的产品、新的生产方法的涌现，迟早会使企业陷入亏损。这样我们就找到了所需要的驱动力，甚至得到了一个与马克思的不变资本不产生剩余价值这个命题相类似的观点——因为资本货物的任何一个集合体都不可能永远充当剩余收益的源泉——而完全不必依赖于他的理论中正确性存在疑问的那部分。

另一个例子则来自马克思理论链条中的下一个环节，即他的资本集中理论。该理论总结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工业企业和控制单位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如果去掉所有修饰性的用语，马克思关于这个理论的全部论述 ，完全可以归结为如下这个直白平淡的陈述句，那就是：竞争是通过不断降低商品价格的价格战的方式展开的，至于降价能否实现，则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要取决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因而大资本将会打败小资本。 这种说法与现在的教科书里的说法极其相似，并没有什么特别深刻或特别值得赞赏的地方。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这种说法是不完整的，因为马克思只是片面地强调了各个单独的“资本”的规模，而且他在描述这种“竞争战”的影响时，还遇到了无法克服的技术障碍，因为他的分析技术无法有效地处理完全垄断或寡头垄断问题。

然而，许多不属于马克思学派的经济学家都宣称，他们对于这一理论深感钦佩，这种现象的出现绝不是无缘无故的。考虑到马克思当时所处的时代，预言大企业的出现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他所做的远不止于此。他还巧妙地把集中和积累过程联系了起来，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把集中视为积累过程的一部分——不仅把前者看作后者的实际形态的一部分，而且把前者看作后者的逻辑的一部分。毫无疑问，马克思正确地观察到了一部分后果——例如“各个资本规模的日益增大成了生产方式本身不断革命的物质基础”；除此之外，他还以片面的或曲解的方式观察到了其他一些后果。他用上了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发电机”，使围绕着这个现象的空气“都带上了电”，仅仅凭借这一点，就足以使他的理论论述的吸引力胜过那些枯燥的经济学“定理”百倍，特别是对那些没有什么想象力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而且更加重要的是，马克思可以径自勇往直前，尽管他的理论构图中个别地方的着墨手法表明他似乎动机不纯，而且从专业人士的角度来看，他的论证也不太严密，但是这一切无法阻挡他的脚步，因为归根结底，工业巨人毕竟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了，它们必然要创造出来的社会形态也已经隐约可见。

（5）只要再加入另外两项内容，整个框架就完全了，那就是马克思的贫困化理论和他的（也是恩格斯的）经济周期理论。在前一个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和结论都失败了，而且是彻底失败，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而在后一个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和结论却都显示出了高明之处。

毫无疑问，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在人民大众当中，属于较富裕阶层的人实际工资率和生活水平是逐渐下降的，而属于较贫困阶层的人的实际工资率和生活水平也不可能得到改善，而且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因素或环境因素造成的，而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 从科学预测的要求来看，这当然是一个极其糟糕的预言，各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努力试图对他们面对的显然相反的证据勉强做出有利解释。最初（甚至一直到今天），他们试图通过一些孤立的例子来挽救这个“规律”，并说它是一个可以用工资统计数据证实的实际趋势的反映。后来，他们又试图通过为这个“规律”赋予另一种意义来挽救它，也就是说，他们说它所指的不是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率或工人阶级所得的绝对份额，而是指劳动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相对份额。虽然在马克思著作中的某些章节里也许勉强可以做这样的解释，但是这明显违背了他的大多数论述的原义。此外，即使接受这个解释也没有多大意义，因为马克思的主要结论的前提是：劳动者人均收入的绝对份额必定是下降的，或者至少是不会增加的。如果他真的曾经考虑过相对份额，那么也只能增加马克思主义的困难。最后，这个命题本身仍然是错误的。因为在总收入中，工资和薪金的相对份额虽然可能是在变化的，但是每一年变动的幅度都很少，而且从长期来看则明显保持稳定——肯定没有表现出任何下降的趋势。

然而，这里似乎还有另外一种摆脱困难的办法。有人争辩道，有些趋势在特定的时期内很可能是无法从统计数据中看出来的——在某些情况下，统计时间序列甚至还可能会表现出相反的趋势，在这里所讨论的这种趋势就是如此。但是，这种趋势仍然很可能是人们正在研究的这个体系所固有的，之所以看不出来，无非是因为它被其他例外条件所遮蔽了。事实上，这就是大多数现代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的说法。他们认为，殖民地的扩张，或者更一般地说，19世纪大量新国家的创立，都属于这里所说的“例外条件”，它们为剥削的受害者带来了一个“禁猎期”。 在下面的内容中，我们将会再一次讨论这个问题。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注意到，有些事实构成了这个论点的表面证据，为它提供了有力支持，而且这个论证在逻辑上也是无可指责的，因此，如果那个趋势确实存在，这种论证或许真的能够解决前述困难。

但是，真正的困难在于，马克思的理论结构的这个组成部分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他在这个部分上的理论观点和分析基础都是错误的。贫困化理论的基础是“产业后备军”理论，即生产过程的机械化是造成失业的原因。 而产业后备军理论又是建立在李嘉图理论体系中关于机器的那部分理论的基础上的。在马克思的学说当中，没有任何一部分——当然，除了价值理论之外——像这一部分这样完整地建立在李嘉图的理论基础之上而没有补充任何重要内容。 当然，我在这里所指的只是关于这个现象的纯理论部分。像往常一样，马克思也在李嘉图的基础上进行了润饰，补充了许多细节。例如，通过巧妙的概括，他把非熟练工人代替熟练工人这一事实也纳入了失业的概念中。他还引用了丰富的实例，使用了大量华丽的辞藻。然而，最重要的是，他还为这个理论增设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背景，即他的社会发展过程的广阔背景。

李嘉图最初也倾向于赞同大多数人关于机器化大生产的普通看法，即一般来说，在生产过程中引入机器不可能不会给劳动者带来好处。但是，他最终对这个观点产生了怀疑（或者说，他对它的普遍正确性产生了怀疑），而且，一旦产生了怀疑，他立即以他特有的坦率态度修正了自己的主张。而当修正他的主张时，他也以他特有的态度一直追溯到了过去。他使用他惯用的“设想一些最典型的例子”的方法，提出了一个所有经济学家都很熟悉的数值例子，用来说明事情也可能会带来另一种结果。一方面，他并不否认他所证明的只是一种可能性——虽然是一种可能性相当高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也无意否认，机械化可能通过它对于总产量、物价等的影响，最终给劳动者带来净回报。

在这个例证本身所涉及的范围内，李嘉图无疑是正确的。 今天，许多学者用更精确的方法为李嘉图的这个理论提供了支持。这些新方法既证实了李嘉图试图证明的可能性，也证实了与之相反的那种可能性；而且，它们还超越了李嘉图的例证的范围，即它们还阐明了决定随之出现的究竟是这种结果还是另一种结果的正式条件。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事实上已经是纯粹理论所能做到的一切了。为了预测实际的结果就必须要获得进一步的资料。但是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李嘉图的例证呈现出了另一个有趣的特征。他假设一家拥有一定数量的资本和一定数量的工人的企业决定实现机械化，为此，这个企业安排一组工人去制造机器，而一旦机器制造好投入生产，该企业就可以将其中的一部分工人解雇。这样一来，利润最终可以保持不变（通过竞争进行的调整，将会使任何临时收益消失），但是总收入将会改变，而且总收入下降的数字正好与先前支付给那些现在已经“自由”了的工人的工资相等。马克思在阐述他的关于不变资本代替可变资本（工资）的理论时所用方法几乎就是上述李嘉图的方法的精确复制品，而且马克思所强调的由此而导致的剩余人口概念也与李嘉图所强调的紧接着会出现的过剩人口的概念如出一辙（马克思用“剩余人口”一词代替“产业后备军”这个术语）。由此可见，马克思囫囵吞枣地接受了李嘉图的学说。

但是，在李嘉图自己设定的有限目标范围内可以接受的东西，一旦被马克思用来当作构建庞大的理论体系的基础，就不但显得过于脆弱，而且变得非常不恰当了。事实上，这已经成为另一个不合理的推论的来源，而且这一次，即使是最终结果的正确性，也无法弥补这种错误。马克思自己似乎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因为他使尽全力拼命地抓牢了他的老师的有条件的悲观主义结论，就好像后者的强有力的例证是唯一可能的情况一样。同时，他更加拼尽全力地抨击那些发展了李嘉图在谈到机器时代的补偿时所暗示的含义的学者们，这里所说的补偿是指：即使使用机器的直接影响会给劳动者带来损害，但是机器时代总体上来说对劳动者可能是有好处的（这种补偿理论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最厌恶的东西）。

马克思有许多理由这么做，因为他迫切需要为他的产业后备军理论找到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除了要为一些比较次要的目标服务之外，他的产业后备军理论主要是为如下两个最重要的基本目标服务的。第一，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由于他非常不喜欢利用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这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也就不得不放弃我们所说的他的剥削理论的一根主要支柱。产业后备军理论就是用来代替这一支柱的——产业后备军永远存在，因为永远都在被重新创造出来。 第二，他所采用的关于机械化过程的这种特别狭隘的观点，是与《资本论》第1卷第32章那些特别著名的句子相呼应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句子不仅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的结论，而且是他的全部著作的最关键的最终结论。下面，我将完整地引用它们——完整程度甚至超过了讨论目前这个问题的需要——目的是让读者看清楚马克思的立场。这种立场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对马克思膜拜如神，而另一些人则对他无比蔑视。这一段话，崇拜者认为它集先知真理之大成，鄙视者则认为它乃无耻谎言之辐辏，其原文如下：

“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且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6）马克思在经济周期领域的成就是最难评价的。在这方面，马克思真正有价值的“论著”其实是由几十个简短的观察结论和注释组成的，这些文字的大部分都是偶然形成的，几乎散见于他的所有作品中，其中许多包含在他的信札中。这些零散的、片段式的思想从未形成过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甚至在马克思本人的脑海中，也可能没有出现过——如果出现过，最多也只是其胚胎形式。要将这些东西重新整合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由不同的人做很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如果由那些钦佩马克思的崇拜者来做，结果可能会大打折扣，因为他们倾向于美化马克思（这种倾向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会借助于一切说得通的解释方法，从而在事实上把他们自己赞同的几乎所有后来的研究成果都归功于马克思。

由于马克思在这个领域中的贡献呈现出了非常多元化的性质，所以他的一般的朋友和敌人无论是过去也好，还是现在也好，都从未认识清楚摆在解释者面前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任务。他们看到马克思如此频繁地对这个主题发表评论，又看到它与他的基本论题显然密切相关，因此就想当然地认为马克思必定有一个简单的、明确的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并认为这种理论可能产生于他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其他逻辑的某种理论，就像剥削理论产生于劳动价值理论一样。于是，他们就开始着手寻找这种理论；当然，他们将会碰到些什么，我们不难想象得到。

一方面，对于资本主义为社会生产能力的发展所提供的巨大的动力，马克思毫无疑问是持颂扬的态度的——尽管他并没有非常强烈的动机去这样做；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不断突出强调劳动群众日益增加的苦难。既然如此，在结论中，把危机或萧条归咎于受剥削的群众无力购买不断扩大的生产设备生产出来的或将要生产出来的产品，以及因为这个原因和其他无须重复的原因造成的利润率下降而导致的企业倒闭，实在是最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这样一来，我们似乎真的可以提出消费不足理论或生产过剩理论了（具体则取决于我们想要强调的是什么因素），但是这种理论也是最没有说服力的。

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上述解释实际上可以归入消费不足导致经济危机这一类理论。 有两个事实可以支持这个结论。第一，在剩余价值理论和其他的一些理论问题上，马克思的学说与罗贝尔图斯以及西斯蒙第的学说之间显然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这两个人都是支持消费不足理论的，因此推断马克思也有同样看法是很自然的。第二，我们还可以从马克思本人的论著的一些章节中，特别是《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危机的简要陈述中看出他确实持这个观点。虽然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的阐述比马克思更多 ，但这一点是无关紧要的，因为马克思后来又很明确地舍弃了这种观点，他这样做无疑是非常明智的。

事实上，马克思本人确实没有一个简单的、清晰的经济周期理论；我们也无法从他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规律”中合乎逻辑地引申出这个理论。即使我们愿意接受他对剩余价值的产生所做的解释，并同意积累、机械化（不变资本的相对增加）和人口过剩（它无情地加深了劳动群众的苦难）等确实能够串联成一条以资本主义制度灭亡为最终结论的逻辑链条，也还是找不到任何一个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过程发生周期性波动的因素——这个因素还必须足以解释繁荣与萧条必然交替出现的原因。 毋庸置疑，我们手边总是存在着大量触手可及的偶然事件，它们随时可以用来弥补基本解释的不足。这类偶然事件包括：错误的计算、错误的预测和其他各种错误、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潮起潮落、过度的投机及对过度投机的反作用，以及各种各样的“外部因素”，等等。然而，根据马克思的积累理论，积累是一个机械的、匀速推进的过程——没有任何理由说明它不应当如此——既然如此，那么他所描述的资本主义过程也完全可能是一个匀速发展的过程；因此，就它自身的逻辑而言，资本主义过程本质上应该是既不会出现繁荣，也不会出现萧条。

当然，这种情况并不一定是一种不幸。许多其他理论家曾经认为而且现在仍然简单地认定，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足够重要的某种事物出现了差错，危机就一定会发生。此外，这种情况也不全然是一种障碍，因为它曾经把马克思从他自己的理论体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使他能够自由自在地观察现实事物，而不用时刻费尽心机去曲解它们。这样一来，马克思才得以广泛考虑了各种各样的或多或少有一定关系的因素。例如，他曾经多少有点肤浅地仅仅根据商品交易过程以货币为中介这个现象——而没有考虑其他因素——就说萨伊（Say）提出的不可能出现供过于求的状况的命题是无效的。而对于以耐用资本货物的大量投资为特征的行业非均衡发展，马克思则用银根宽松的市场来加以解释。他还曾经用市场开放或新社会需求的出现这一类特殊的刺激去解释“积累”的突如其来的爆发性增长。他还曾经试图论证，人口的增长也是引起经济波动的一个因素 ，但不是很成功。马克思还观察到，生产规模的扩张是“突然的痉挛式的”，而且这种形式的扩张就是“它的同等突然收缩的前奏曲”。对此，虽然他没能给出正式的解释，但是还是非常正确地指出：“政治经济学的肤浅性也表现在，它把信用的膨胀和收缩，把工业周期各个时期更替的这种单纯的征状，看作是造成这种更替的原因。” 当然，马克思很重视偶然发生的和临时出现的事件的作用。

所有这一切都是常识，并且基本上都是正确的。我们看到，马克思对经济周期的分析实际上已经涉及了历来关于经济周期问题的严肃讨论曾经考虑过的所有因素，而且总体上说错误极少。此外，我们也不能忘记，仅仅是意识到周期性运动的存在，在当时就已经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了。在马克思之前的许多经济学家对此已经有了些许模糊的认识，可惜的是他们全都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了后来被称为“危机”的破坏性极大的崩溃事件上了。而且，他们也没能从正确的角度看待这些危机，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看到这些危机仅仅是周期性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的一些事件。他们看不到这些事件的前因后果，认为这些危机只是孤立的灾难，是由于错误、过剩、渎职或是信用机制方面的缺陷而导致的。我相信，马克思是第一个超越了这种传统的经济学家，他走在了克莱茫·朱格拉（Clément Juglar）的前面——后者其实只是从统计学的角度进行了补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虽然对于经济周期现象，马克思未能给出一个恰当的解释，但是对于这一现象，他不仅看得非常清楚，而且理解了它的大部分机制。而且，像朱格拉一样，马克思也毫不犹豫地指出，一个周期大约延续10年，中间则会“穿插进一些小的波动”。 他对什么因素影响了周期的持续时间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而且考虑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与棉纺织厂所用的机器的使用年限有某种关系。此外，还有许多迹象表明，他确实曾经对与危机问题有明显区别的经济周期问题进行过细致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多领先的成果，这足以使其与危机理论区分开来，他在经济周期问题上的研究有许多领先之处，它们确保他在现代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中享有崇高的创始人的地位。

另外一个方面也必须提一下。在大多数情况下，马克思是在一般意义上使用“危机”这个术语的。例如，当他说到1825年的危机或1847年的危机时，他要表达的意思与其他人一样。但是，马克思也在其他的意义上使用“危机”这个术语。因为他坚信，资本主义的发展总有一天会摧毁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框架，所以他认为在真正的毁灭发生之前，资本主义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摩擦，而且会呈现出许多致命弊病的症状。对于这个历史阶段，马克思也使用“危机”这个术语，尽管它理应被视为一个比较漫长的历史时期。他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倾向：一定要把那些不断发生的周期性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这个独特的危机联系到一起。他甚至认为，前者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看作最终毁灭的预演。既然对许多读者来说，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理解马克思关于危机理论的一个线索，我们就有必要指出：根据马克思的理论，那些导致资本主义最终毁灭的因素，如果没有另外的恰当的补充假设，就不能成为重复发生的周期性萧条的原因。 而且这一线索也不能使我们超越如下这个平庸的命题：“剥夺剥夺者”在萧条时期比在繁荣时期更加容易实现。

（7）最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将摧毁资本主义制度这个观念［即，总崩溃理论（Zusammenbruchstheorie）］，提供了最后一个例子，让我们看得更加清楚，他是怎样将不合理的推论和有助于挽救最后结论的深刻见解混杂在一起的。

由于马克思的“辩证演绎法”是建立在劳动者的苦难日益加深和他们所受的压迫日益加重最终将迫使他们起来反抗这个论断的基础上的，因此也就被这个不合理的推论破坏了，因为这个不合理的推论使得证实苦难不可避免地增加这一结论的论证归于无效。此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已开始对产业控制的集中化必定与“资本主义的外壳”不相容这个命题的正确性提出质疑。在他们之中，第一个运用系统的理论来表达这种疑问的人是鲁道夫·希法亭 （Rudolf Hilferding），他是新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学派的领袖之一。希法亭实际上倾向于相反的推断，也就是说，通过集中，资本主义将会变得更加稳定。 关于这个问题，我自己的见解将在下文中详述；不过在这里，我还是要先指出一点，即希法亭似乎走得太远了，尽管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在美国这个国家目前的趋势下，相信大企业“会变成生产方式的桎梏”这种论断是没有根据的，而且尽管马克思的结论与他的前提不相符合。

然而，即使马克思所依据的论据、所进行的推理的毛病比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还要多，他的结论，就其断言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将摧毁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这一点而论，仍然是正确的。我相信确实如此。在这里，我要把这个早在1847年就把真理揭示得如此清晰的见解称颂为一个深刻的见解。我不认为自己是在夸大其辞。当然，现在这已经是一个常识了。第一个提出这种看法的是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施穆勒教授是普鲁士枢密院顾问和普鲁士上议院议员，他显然不太像是革命党人，也不热衷于宣传鼓动，但是他也平静地表达了同样的真理。不过，至于为什么这样以及如何会这样，他同样未能给出解释。

不需要再进行详尽的评述了。尽管仍然相当不完整，但是我们上面这个“概论”应当已经足可证实：第一，没有一个全心关注纯粹理论分析的人能够说是无条件成功的；第二，没有一个全心全意地关心大胆创立新学说的人能够说是无条件失败的。

当然，如果让“理论技术法庭”来“审理”，那么判决必然是不利于马克思的。马克思坚持的是一种从一开始就不适当的，而且在他自己的时代就已经迅速变得过时的分析工具；他还得出了一连串不合理的推论和显然完全错误的结论；如果对某些方面的错误进行修正，就有可能改变其基本论断，有时甚至会走向完全相反的方向——所有这一切都可以正确地用来指责马克思这位“理论技师”。

但是，即使真的走上了这个“法庭”，上面这种判决也必须附上一些限定条件，这有如下两个理由：

第一，虽然马克思经常犯错误——有时甚至会犯一些不可救药的错误，但是他的批评者也不见得总是正确的。由于他的批评者当中有些还是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个事实其实应该算作马克思的光荣，特别是因为他本人不可能亲自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见面。

第二，马克思在许多具体问题上的贡献，无论是批评性的还是建设性的，也都应该算作他的光荣。在本文这样的一个概论里，我们没有办法一一列举马克思的贡献，更不用说去公正地逐一评价它们了。不过，我们在讨论他对经济周期的研究时，已经对马克思的一些观点进行过评论了。我还提到过，他的见解有助于改进我们关于实物资本结构的理论。他为这一领域设计的研究纲要虽然不是无懈可击的，但在最近的马克思主义范式的著作中已被证明是有用的。

但是如果存在一个“上诉法院”——即使仍然局限于“审理”理论问题——上述判决就很可能被完全推翻。因为马克思有一个真正伟大的成就能够弥补他在理论分析方面的所有“过失”。在他的分析中，虽然存在着一些错误，甚至还有一些非科学的东西，但是仍然贯穿了一个既不是错误，也不是非科学的基本观念。这个理论观念，不仅仅是关于无数相互之间没有联系的个别模式的，也不仅仅是关于一般的经济变量的逻辑关系的，而是上述模式展开或经济过程推进的实际序列。经济过程依靠自身的动力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向前，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着其本身就决定了下一个状态的状态。因此，马克思这个人，虽然提出了那么多的错误观点，但他也是构想未来经济理论宏图的第一人，即使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他所想象的理论仍然是属于未来的。而我们这些人，直到现在仍然在为这种理论缓慢地、不辞劳苦地收集着原始材料、统计数据和函数方程式。

马克思不仅提出了这一构想，他还致力于将其付诸实践。因为他的理论是用来服务于伟大的目标的，所以对于有损于他的作品的一切缺点，我们都必须另作评价，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缺点并不能因此而全部得到“救赎”。无论如何，马克思确实为经济学方法论做出了一个极端重要的贡献。经济学家总是要么自己写作经济史，要么就是利用其他人撰写的经济史。不管采取哪种方式，经济史中的事实都被归入了一个单独的领域；即使进入了理论领域，也只能发挥例证的作用，或者只能用来证实某个结论，也就是说，它们只能与理论机械地结合起来。但是，在马克思那里，经济史实与理论的混合却是真正意义上的融合，也就是说，他把它们应用到了产生结论的论证过程当中。马克思是有史以来第一位不仅看到了，而且系统地教导人们，经济理论如何转化为历史分析，历史叙述如何转化为历史理论的第一流的经济学家。 在统计学方面，也有类似的方法论问题，但是马克思并不想着手解决，但是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已经包括在了另一个（与经济史有关的方法论）问题中。这样一来，也就回答了本文第二部分结尾处提到过的那个问题，即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充实了他的社会学框架。结论是，这项工作没有成功，但是在尝试的过程中，他确立了目标和方法。

四、导师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现在已经全部摆在我们面前了。那么从整体上看，这个宏大的综合体到底怎样呢？这个问题不是多余的。如果它是正确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体就会比部分的总和更正确。此外，由于综合体可能会把好的变坏、把坏的变好（几乎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同时存在这两种情形），那么整体可能会比它的任何部分都更正确或者更错误。最后，还有某种只能来自整体的启示。但是关于这一点就不在这里多说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自己去品味它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我们的时代厌恶不合情理的专门化，因而大声疾呼，要求推进综合研究，在以非专业成分所占比例最大的社会科学领域中，这种呼声最高。 然而，马克思的体系却很好地证明了，这种综合虽然可能意味着新的洞见，但是有时也可能意味着新的桎梏。

我们在上文中已经看到，在马克思的论证中，他的社会学观点和经济学观点是如何相互渗透的。从目的上看，它们无疑是统一的；而且，从具体实践上看，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统一的。因此，马克思的所有主要的概念和命题都既是经济学的，又是社会学的，它们在这两个层面上有着相同的含义——如果从我们自己的观点出发，我们仍然能够从这两个层面来讨论他的论证。例如，从理论上看，作为经济学范畴的“劳动”与“无产阶级”这个社会阶级至少在原则上是一致的，而从事实上看，它们就是同一的。又如，经济学家所说的功能性分配，一旦进入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就拥有了完全不同的含义。功能性分配这个经济学概念原本是指，收入作为生产性服务的回报，与获得这种报酬的人属于哪个社会阶级无关，但是在马克思那里，功能性分配就表现为收入在各个社会阶级之间进行分配的形式了。再如，在马克思的体系中，资本只有在特定的阶级——资产阶级——手中才是资本；同样的东西，如果在工人的手中，就不是资本了。

毫无疑问，这种做法给理论分析带来了勃勃生机。经济理论中原本像幽灵一样的概念开始有了生气。没有血肉的定理开始活动、奔驰、呐喊起来了。在马克思那里，定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逻辑性，但是再也不仅仅是关于抽象体系的逻辑特性的命题了，而是变成了描绘五花八门、急剧动荡的社会生活的生动笔触。与一切纯粹的经济分析所能描述的东西相比，这样的分析不仅表达了更加丰富的意义，而且包含了更加广阔的领域，因为它把所有阶级的所有活动都纳入了自己的画面，而不管某种阶级行为是否符合经济过程的一般规律。战争、革命、一切形式的立法活动、政府结构的变化……总之，所有被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简单地视为外部干扰因素的事物全部包括了进来，它们与（譬如说）机器设备投资、劳动交易一样，都在马克思的体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一个单一的解释性图式涵盖了所有这一切事物。

当然，这种做法同时也有它的缺点。以这种形式来“排列”概念，意味着对概念的某种束缚，由此而导致的在效率方面的损失可能与在活力方面的收获一样多。工人和无产阶级这一对概念，虽然似乎显得有点陈旧，但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这里的问题。在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所有个人的劳务报酬在性质上都属于工资，无论获得报酬的是第一流的大律师、电影明星、公司经理，还是清洁工，概莫能外。从这种报酬所涉及的经济现象来看，它们有许多共同之处。因此，这种概括和归纳绝不是毫无意义的，也不是没有作用的；恰恰相反，这种做法是很有启发性的，它对事物的社会学解释也很有价值。但是，如果把劳动与无产阶级等同起来，就会把问题搞混淆了——事实上，这样做等于把它从我们的画面中完全抹去了。同样地，一个很有价值的经济学原理也可能被它在社会学中的变形弄得破绽百出，从而失去其丰富的含义，当然反过来也是如此。因此，一般的综合，尤其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所进行的综合，可能会同时导致更坏的经济学和更坏的社会学。

一般来说，综合意味着把不同研究路径的多种方法和结果协调整合起来，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胜任，由此而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一般人根本不会去尝试这样做。因此，从那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研究者（这是他们所受的教育决定的）那里，我们能够听到的只是他们对森林的不满意的叫嚣声。他们无法理解的是，造成困难的部分原因在于材料多得令人难以处理，而综合后形成的“森林”看起来又极不寻常——就像一座知识的集中营。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进行的综合——着眼于让所有事物都服从于同一个单一目标，把经济学分析与社会学分析协调起来——当然特别像那种知识的集中营。这种综合的目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论证——是很宽泛的，但是分析结构却不够宽泛。这里确实存在着政治事实和经济原理的紧密结合，但是它们是被强行捏合在一起的，结果使得无论是哪一方都没有什么生命力。马克思主义者宣称，他们的体系能够解决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无法解决的所有重大问题。他们确实做到了，但是他们是通过阉割问题的方式做到的。对于这一点，我们需要仔细地研究一下。

我在前面已经指出过，马克思的综合的理论体系囊括了一切历史事件（譬如战争、革命、法律的变化，等等）和一切社会制度（譬如财产权、契约关系、政府的形式，等等）。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则习惯于把所有这些事物当作干扰因素或数据资料来对待，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根本不打算去解释它们，而只是分析它们的运行方式和结果。当然，在界定任何一个研究项目的对象和范围的时候，类似这样的因素和数据资料都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在某些情况下，它们没有被显式地、详细地说明，那只是因为研究者预期任何人都知道它们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独有特征之一恰恰是，它将这些历史事件和社会制度都纳入了经济分析的解释过程当中，或者用更专业的术语来说，就是不把它们当成已知的数据资料，而是把它们当成变量。

这样一来，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美国内战、1914年世界大战、法国投石党运动（French Frondes）、法国大革命、1830年革命和1848年革命、英国的自由贸易、整个劳工运动及其任何一次具体行动、殖民扩张、社会制度的变化、每一时期和每一国家里的政党政策和国家政策——所有这一切都进入了马克思经济学的领域之内。据称，在马克思经济学的框架内，所有这些现象都可以找到理论上的解释，而解释的根据则是阶级之间的冲突（阶级斗争）、资本积累、资本构成的变化、剩余价值率的变化以及利润率的变化。作为一名经济学家，马克思不再满足于只是对一些技术性问题给出技术性的答案，他要教导全人类，让人们洞悉人类的斗争的隐秘意义。在以往的研究中，“政治”只是一个在研究基本原理时可以且必须抽除出来的独立因素；或者，即使真的把“政治”因素加入进来后，它也不过是根据人们的喜好，或者扮演一个调皮的孩子的角色，当工程师转过身去时就恶作剧地拨弄一下机器；或者扮演一个天外飞来的救世英雄的角色（因为那种被尊称为“政治家”的可疑的哺乳动物拥有神奇的智慧和美德）。不是的！政治本身就是由经济过程的结构和状态决定的，在经济理论的范围内，它变成了各种经济作用的导体，就像任何买进或卖出行为一样。

再强调一次，马克思完成的这种综合拥有特别强大的魅力。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在年轻人以及新闻界的一些知识分子（上帝似乎赐给了他们永恒的青春）的身上，这种魅力的威力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迫不及待地渴望得到一个好机会，以便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去完成拯救世界的使命；他们极度厌恶单调得无法形容的教科书，因此在感情上和知识上都得不到满足，但是同时又没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一个综合。最后，他们在马克思那里找到了他们渴望获得的东西。那里有打开一切最深奥秘的钥匙，有能够指挥所有大小事件的魔杖。他们在那里看到了一个能够解释一切的图式——如果允许我暂时借用黑格尔主义的术语的话——那是一个最一般又最具体的图式。因此，在面对人生中的一切重大事件的时候，他们都不会再因找不到答案而觉得彷徨无计了，他们似乎一下子就彻底看穿了那些什么都不懂的政界和商界的傲慢的傀儡。考虑到其他的选择实在无法与马克思的综合相匹敌这一事实，谁又能责备他们呢？

是的，确实如此——但是，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综合还有其他什么贡献吗？我不知道。任何一位描述英国转变成一个自由贸易国家的过程，或者分析英国早期的工业立法的成就的谦虚的经济学家都不会忘记——过去不会，现在也不会忘记——提到产生这些政策的英国经济的结构状况。如果他在自己的论文或纯理论的著作中没有这么做，那通常只是为了使分析更简洁、更高效。马克思主义者需要补充的东西，无非是对自己的原则的坚持，以及用来补充他们的原则的特别狭隘的、特别扭曲的理论。毫无疑问，这个理论是可以提供结论的，而且是非常简单、非常明确的结论，但是，只要将它系统地应用到各种具体的情况当中去，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它对于所有者与非所有者之间的阶级斗争的无穷无尽的赘述非常令人厌倦。我们将会深切地意识到它的不适当性，或者说得更糟糕一些，我们将会痛苦地感受它的浅薄平庸性。是的，如果我们不相信作为这种理论的基础的基本图式，那么就会发现它是不适当的；如果我们相信这种图式，那么就会发现它是浅薄平庸的。

马克思主义者习惯于洋洋自得地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固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的诊断是成功的。正如我们在前文中已经看到的，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马克思比同时代的许多其他作家都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企业大型化的发展趋势，不仅如此，他还看清了随之而来的社会经济形势的某些特征。我们还看到了，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的远见帮助了他的理论分析，它不仅弥补了后者的一些缺点，而且使后来得到的综合结果比分析时的组成因素更加正确。但是也仅此而已。而且这种成就必然要被“贫困日益增长”这一失败的预言抵消殆尽。这个预言是错误的“远见”和不正确的分析的联合结果，而且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日后的社会事态发展的大量预测都是建立在这个错误的预言的基础上的。如果有人完全相信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综合，依靠它来理解当前的形势和问题，那么就很容易陷入严重的错误当中。 事实上，就算在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当中，现在也已经有许多人认识到这一点了。

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给出的这个“综合体”似乎可以解释最近10年来世界各国的经历，因此摆出了一副不可一世的骄傲样子。但是，他们其实完全没有理由这样做，因为长期的萧条或不能令人满意的缓慢复苏不仅能够证明马克思的预测的正确性，也能够证明任何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悲观预测的正确性。在这种情况下，意气消沉的资产阶级和趾高气扬的知识分子的言论就会制造出一种截然相反的印象，而且由于他们的害怕和希望，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然而然地会染上马克思主义的色彩。但是，没有任何确凿的事实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诊断结论是有道理的，更加无法证明如下推论的正确性：我们现在所见证的并不仅仅是单纯的萧条现象，而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变化的征兆——就像马克思所预测的那样。然而，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的章节中看到的，所有观察到的反常现象，比如，远远高于正常水平的失业、投资机会的缺乏、货币的贬值以及企业的亏损等等，都没有超出以往的众所周知的模式，与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严重萧条时期曾经发生过的几乎完全一样。对于那些萧条时期的情况，恩格斯曾经用克制的语调谨慎地加以评论，从而为今天过于热心的追随者树立了一个值得效仿的榜样。

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马克思的综合方法有其优点，也存在严重不足。有两个突出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首先，让我们考虑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虽然它的全部根源都可以在马克思主要的著作中找到，但是一直到20世纪初才被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所发展。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在20世纪20年代曾经兴盛一时。难得的是，这个学派虽然从来没有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和捍卫者——例如，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彻底断绝联系，但是又在仔细研究马克思理论体系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维也纳是它的中心，奥托·鲍尔（Otto Bauer）、鲁道夫·希法亭、马克斯·阿德勒（Max Adler）是它的领袖。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这个领域里，他们可谓后继有人，许多人都在继续研究，只是侧重点略微有所转移。在这些人当中，最著名的是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弗里茨·斯特恩贝格（Fritz Sternberg）等。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的要点如下。

一方面，如果没有利润，资本主义社会就无法存在下去，它的经济系统也就不能维持运转。另一方面，因为这个制度的运行本身就会使利润永远处于被消灭的状态，所以不断努力，尽可能长久地维持利润的存在就成了资产阶级的中心目标。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伴随着资本构成的质的变化，强化资本积累是一个补救办法，但是这个办法最多只能使个别资本家暂时摆脱困境，最终必将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因此，在利润率不断下降的压力下——读者们肯定还记得，利润率的下降一方面是因为不变资本相对于可变资本的持续增加，另一方面是因为，如果工资趋于上升、同时劳动时间趋于缩短，那么剩余价值率就会下降——资本需要到其他国家寻找出路，因为在那些国家，仍有劳动力可供任意剥削，同时机械化过程也未曾充分展开。这样我们就看到了对不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这种输出的主要形式是出口资本设备或出口消费品，而输出消费品的目的是为了购买劳动或者用来换取可以购买劳动的商品。 但是，这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输出，因为进口国家不会（或至少不会直接）用商品、劳务或货币来交换这些进口商品。如果为了保护这种投资，防止其因当地人的敌对行为而受到侵害——或者，只要你愿意，也可以说是为了对付当地人对剥削的反抗，同时也为了防止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资本输出将会转变为殖民行为，这就会使不发达国家处于政治上受支配的地位。殖民化通常要借助于军事力量来完成——所需的军事力量如果不是由进行殖民的资产阶级自己创建，就是由他们的母国政府提供；后面这种情形完全符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下的定义：“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当然，这种军事力量不可能仅仅被用于保护投资。它还被用于征服他国，也被用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以及敌对资产阶级之间的自相残杀。

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帝国主义的理论能够发展完善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既然殖民扩张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利润率不断下降所导致的，那么它就应该发生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较后期的阶段。马克思主义者确实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级——事实上，他们更喜欢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因此，这个阶段必定与资本家对生产的高度集中控制同时发生，也与作为中小型企业时代的特征的那种类型的竞争的衰落同时发生。对于由此而导致的垄断趋势（对产量施加垄断性限制）以及随之而来的保护主义倾向（保护本国产业、禁止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产品的输入），马克思本人并没有过多地加以强调。也许，这是因为他是一位能力极强的经济学家，因此不需要过于依赖这种论证方法，也不愿意在这个方向上走得太远。但是，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学者却非常乐意涉足这个领域。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仅找到了推动帝国主义政策的另一个刺激因素和导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纷争不断的另一个根源，而且作为一个副产品，我们还得到了一个关于现代保护主义的理论，尽管保护主义这种现象本身不一定是帝国主义的。

我们还必须注意，在这一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关节点，它将使马克思主义者在解释更困难的任务时处于有利地位。当不发达国家发展起来以后，我们所说的这种资本输出将会减少，于是就会进入一个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相互交换制成品和原材料的时期。但是到了最后，当殖民地的竞争实力增强，开始在宗主国坚持维护自身的利益时，宗主国的制成品的输出也必定会减少。宗主国当然会试图阻止或延缓这种状况的发生，这种企图是造成每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与其殖民地之间出现更多的摩擦和冲突，乃至爆发独立战争的根源。但是无论怎样，殖民地的大门最终将对宗主国资本关闭，宗主国的资本将再也不能从国内利润不断消失的环境逃往国外利润丰厚的环境。于是不可避免地，产品没有销路、生产能力过剩、完全的停滞等现象都会出现；最终是经常出现的国民经济的全面破产或其他灾难——也许是陷入穷途末路、已经彻底绝望了的资产阶级发动的世界大战。这些都是可以很有把握地预料到的。历史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试图用综合的方法解决问题，并以此来取得权威地位的一个较好的——也许是最好的——例子。所有结论似乎都是美妙绝伦地从深深嵌入在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基础当中的两个基本前提——阶级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引申出来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系列重大的事件似乎完全可以用它们来说明；国际政治领域的全部谜题似乎只需进行一次有力的分析就能够彻底澄清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阶级行动实质上总是有着相同的内在原因，环境条件只能决定行动的策略方法和修辞用语；我们还看到，资产阶级为什么要，以及怎样根据环境条件采取政治行动或经济行动。假定某个资产阶级集团所掌握的手段和机会不变，如果商定一次贷款更加有利可图，那么这次贷款将会被商定；同样地，假定某个资产阶级集团所掌握的手段和机会不变，如果它们认为发动一次战争更加有利可图，那么它们会毫不犹豫地发动战争。后一个选项与前一个选项同样有资格进入经济理论。这样一来，甚至连最纯粹的贸易保护主义也非常美妙地从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中产生出来了。

此外，这个理论还充分地表明了，它与通常被称为应用经济学的那门学科中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有一个相同的优点，那就是，总是能够与历史事件以及当代的现实事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任何一个读者，在仔细阅读了我对这个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所作的概述之后，都不可能不对以下这个事实留下深刻的印象：它的论证的每一步，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大量的历史例证来支持。难道会有人没有听说过欧洲人在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压迫当地的劳动者吗？难道会有人没有听说过美洲南部和中部的印第安人在西班牙等国殖民者手下受苦受难吗？难道会有人没有听说过掳取奴隶、贩卖奴隶和强迫他人充当苦力等种种恶行吗？资本输出难道不是各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在做的事情吗？难道资本输出不是一直伴随着对土著居民的武力征服，以及与其他欧洲国家的武装冲突吗？虽然有些殖民活动是由特许的商业公司——例如，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或英属南非公司（British South Africa Company）——来执行的，但是，即使是这些活动，也总是具有很明显的军事化的一面。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和布尔战争（Boer War）难道不是马克思所能想到的最好的例证吗？在约1700年以来发生的所有事件中，殖民野心至少是引起欧洲各国之间的纷争的一个重要因素，这难道不是很显然的一个事实吗？至于现在，难道还有谁会没有听说过“原料战略”以及热带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欧洲各国的冲击吗？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至于贸易保护主义，就更加不必多说了，那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

但是，我们最好还是谨慎一些。许多被当作显而易见的证据的事例，从表面上似乎确凿无疑，但是事实上，这种没有经过仔细分析的表面证据往往是不可靠的。而且，正如每一位律师、每一位政治家都知道的那样，满怀激情地大量引用众所周知的事实，最容易让陪审团或议会接受自己提出的申诉或建议。马克思主义者深谙此道，他们充分地利用了这一技术。在帝国主义理论这个例子上，他们这种技术的运用特别成功，因为这个理论涉及的事实具有如下特点：任何一个人都略知一二，但是能够彻底理解的人却极少。事实上，虽然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详细地展开讨论，但是，只要简单地想一想也足以让我们产生怀疑：“它不是这样的。”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首先，让我们考虑以下这个问题：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资本输出、殖民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当我们用“帝国主义”这个不太精确的且经常被误用的术语来描述我们所想到的所有这些现象的时候，是否还能构成一个理论？当然，我们可以按马克思主义者的解释来给帝国主义下定义；我们也可以宣称自己确信所有这些现象必然是可以按马克思主义者的方式来解释的。但是，如果那样做，帝国主义这个问题——暂且承认这一理论本身是正确的——就只能以“循环论证”的方式来加以“解决”了。 面对这一问题，无论是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还是采用任何纯粹经济学方法，究竟能不能给出一个不是循环论证的解决方案，必须详加考虑。不过，我们对此不必过分担心，因为还没有等我们走到那一步，这个“帝国主义理论”的基础就塌陷了。

乍一看来，似乎许多事例都非常符合这个理论。最重要的例子莫过于英国和荷兰对热带国家和地区的征服。但是，另外一些事例，例如，新英格兰的殖民化这个例子就完全不相符了。而且，即使是前一类事例，用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也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获得利润的诱惑当然在推动殖民扩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仅仅认识到这一点显然是不够的。 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也没有打算重申这种令人讨厌的陈词滥调。如果他们也要借助于这些事例，那么，殖民扩张也必然是按照我们在前面指出过的方式，在因利润率不断下降而导致的资本积累的压力下产生的，而这正是资本主义已经步入衰败阶段，或者至少也是资本主义进入完全成熟期的标志性特征。但是事实上，殖民冒险的英雄时代恰恰是早期的、远未成熟的资本主义时代，那时资本积累才刚刚开始。在那样一个阶段，上面所说的这种压力——特别是对于剥削本国劳动的障碍——显然是不存在的。当然，垄断的因素也是存在的，甚至比今天还要更加明显。然而，那只能进一步放大这种解释的荒谬性，因为它把垄断和征服当作了晚期资本主义特有的特征。

此外，这个理论的另一个组成部分——阶级斗争理论——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你必须戴上特制的有色眼镜，才有可能特别注意到从来都只在殖民扩张过程中发挥着非常次要作用的阶级斗争问题；也只有在戴上特制的有色眼镜后，你才能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去解释那些明明提供了最显著的阶级合作的例证的现象。阶级合作可以是一场争取提高工资的运动，正像它可以是一场以增加利润为目的的运动一样，而且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它能够给无产阶级带来的好处肯定比给资产阶级带来的好处大得多（部分是因为对殖民地土著劳动力的剥削）。但是，我在这里并不想强调它的后果。最根本的一点是，它与阶级斗争没有太大的因果关系，而且就它与阶级结构的关系而言，最多也只不过属于资产阶级的集团和个人，或者由于殖民事业的成功而上升为资产阶级的集团和个人的领导地位所隐含的关系。然而，如果我们把有色眼镜摘掉，不再把殖民和帝国主义简单地视为阶级斗争的附带产品，那么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个问题的独特见解也就所剩无几了。对于这个问题，亚当·斯密的解释至少与马克思主义同样好——事实上还要更好一些。

还需要讨论一下那个以副产品形式出现的理论，即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关于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古典经济学的文献中充斥着指责“邪恶的利益集团”的语句，不过，在那个时候，“利益集团”主要指（但绝非完全指）与土地有关的利益集团，它们吵闹着要求保护自己，不惜犯下不可饶恕的损害公众福利的罪行。为此，古典作家们提出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关于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不仅可以说明贸易保护主义的后果，而且可以阐明它的原因；我们现在只要再把与保护现代大企业的利益有关的内容也添加进去，那么这个理论就几乎尽善尽美了。同情马克思主义的那些现代经济学家确实应该想办法让自己懂得的东西再多一些，不要再说他们的资产阶级同僚甚至到现在仍然看不出贸易保护主义趋势与大集团控制趋势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这些同僚只是认为没有必要去强调如此明显的一个事实罢了。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古典学派及其现代继承人在保护主义问题上的看法都是正确的：与马克思的解释一样，他们的解释在过去和在现在都是片面的，而且他们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后果以及所涉及的利益的评价也往往是错误的。但是至少在50年前，现在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掌握的关于保护主义中的垄断因素的所有知识，古典经济学家们就已经完全了解了。这个发现算不上特别不平凡，理解它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

而且，在如下这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古典学派无疑优于马克思主义学派。不管他们的经济学说的价值如何——也许并不太大——他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都坚持自己的观点。就贸易保护主义这个问题而言，这是一个优点。有一种观点认为，许多保护性关税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大企业施加的压力。这些企业希望利用这些税收来把它们产品的国内价格维持在高于不存在这些税收时的价格水平上——这可能是为了使它们的产品能在国外以更低的价格售出。这种观点虽然是老生常谈，但却是正确的，尽管从来没有任何一种关税是完全或主要出于这个特殊的目的而开征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却使这个观点变成不恰当或是错误的了。如果我们的目标仅仅是搞清楚现代贸易保护主义在政治、社会、经济方面的所有原因和含义，那么上述观点就是不恰当的。例如，每当美国人民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时，他们总是支持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忠于大企业或受大企业的支配，而是出于他们想要建立和维持一个属于自己的领地、不受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盛衰兴亡影响的强烈愿望。任何一种综合，如果忽视了这类因素，那就绝不是优点，而是缺点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要把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的所有原因和含义（无论它们究竟是什么）都归结为现代工业的垄断因素，说它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唯一的直接原因，并据此进行系统的阐述，那么上述这种观点就是错误的。诚然，大企业确实能够利用民众的感情，而且它们还会去“培养”民众的感情，但是，如果非要说大企业创造了民众的感情，那就太荒谬了。如果某种综合产生了——更准确地说，从一开始就假定了——这种结论，还不如根本就不进行综合。

如果我们不顾事实和常识，将资本输出理论和殖民地理论吹嘘成对国际政治的根本解释，把国际政治归结为一方面是垄断资本家集团之间的相互斗争，另一方面则是每一个垄断资本家集团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的结果，那么就会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这类东西对某个政党的文献可能是有用的，但是用于其他地方，却只能说明童话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专利。实际上，对外政策极少受到大企业——或者从福格尔（Fugger）到摩根（Morgan）的金融资本——的影响。历史事实证明，在大企业家或大银行家能够出一些风头的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作为政界外行的幼稚举动往往只能带来灾难。资产阶级对待他们国家的政策的态度主要是适应性的，而不是成因性的；在以往是这样，在今天更是如此。而且，他们的态度受短期利益左右的程度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同样地，他们通常只着眼于短期考虑，而非长远计划，也不以任何明确的“客观的”阶级利益为出发点。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堕落成为庸俗迷信的阐述了。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各组成部分中，还包括了其他一些相同性质的事例。举一个例子，在前文中，我们从《共产党宣言》中引用了马克思对政府性质的定义，这个定义肯定含有真理的成分。在许多情况下，它的正确性主要体现在，它可以解释政府对于日益明显化的阶级对抗现象的态度。然而，在它是正确的范围内，这个定义所包含的理论的价值却不大。真正值得花时间去仔细研究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理论为什么会与事实不相符；怎样与事实不相符；或者即使相符，为何也不能正确地描述那些“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的实际行为；而且，实际上在所有的情况下，这个理论都可以用循环论证的方法来证明其正确性。因为除了消灭资产阶级的政策之外，任何一个政策都可以被解释成“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这些利益包括经济的以及经济以外的利益，也包括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或者，至少从这类政策旨在避免事情变得更坏这个意义来说，必定是这样。然而，这样做并不能使这个理论变得更有价值。下面，让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子，它能够进一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综合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科学社会主义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之处，就在于它证明了，不管人们的意志或愿望如何，社会主义的实现都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这个断言的全部意思无非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趋势是资本主义旧秩序必然灭亡、社会主义新秩序终将出现，这是由资本主义发展本身的内在逻辑决定的。那么，马克思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证明了这种趋势的存在呢？

关于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的趋势这个问题，其实早就有了答案。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构建一个理论来证明资本主义必然会因为纯粹的经济原因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希法亭的批评意见足以表明了这一点。一方面，马克思所做出的对于未来将会发生的事情的许多判断（这些命题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学极为重要），特别是他关于贫困和压迫必定不可避免地不断加重这个命题，是站不住脚的；另一方面，即使他提出的这些命题全都是正确的，也未必能够从这些命题中引申出资本主义秩序必然崩溃的结论。但是，马克思确实正确地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另外一些趋势性的因素及其最终后果（这些是我希望加以说明的）。对于后者，也许有必要用另外一种表述来代替马克思的表述。不过，这样一来，“灭亡”这个术语就可能被证明是用词不当，特别是，当我们把它理解为因资本主义生产机器丧失了动力而引起的崩溃时。但是，这一点不会影响这个学说的本质，尽管它的表述方式和某些含义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终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这是性质截然不同的另一个问题。资本主义以及任何其他的秩序都可能崩溃，或者说，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会将其冲破，但是社会主义这只凤凰却未必一定能从灰烬中诞生。资本主义灭亡后，社会可能会陷入长期混乱，当然也可能不会出现混乱；但是除非我们把所有代替资本主义的不混乱的秩序都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就还有别的可能性存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至少在布尔什维克出现之前——所期盼的那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主义），肯定只是许多种可能情况中的一种。

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详细地描绘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细节，这无疑是非常明智的。他重点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的条件：一方面，庞大的产业控制体系业已存在，它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化进程；另一方面，被压迫、被奴役和被剥削的无产阶级也已经存在，而且这个阶级同时也是人数众多、有组织、有纪律、高度团结的。很显然，这也就意味着，两个阶级之间经过长期的激烈斗争，已经进入了决战阶段，每个阶级都严阵以待，准备进行最后的殊死一搏。马克思还暗示了决战之后将会出现的一些情况。他暗示，拥有上述特征的无产阶级将“接管”一切，并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要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是各种“千年至福论”中的一种，那么说了这些也就足够了。但是，我们关心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方面的东西，而是它有没有给出科学的预测，因此，只说这么一些东西显然是不够的。与马克思相比，施穆勒的理论基础更加稳固一些。虽然施穆勒也拒绝描述社会主义的细节，但是他明确地把它设想为一个逐渐官僚主义化、国有化等等的过程，不管我们是否喜欢它，至少他的表述是有明确的含义的。因此，即使我们完全同意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理论，他也没有把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落实为必然性；而如果我们不赞同他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理论，他的失败就更加不必多说了。

无论我们是否接受马克思的理论（或者其他什么理论），无论出现了什么情况，社会主义秩序都不可能自动实现。要想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明确地采取特定的行动，即使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的诞生提供了马克思所说的所有条件，也是如此。这个观点无疑是符合马克思的“教导”的。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只是他利用自己的想象力为这种行动披上的一件特别的外衣。马克思强调暴力，对于他这样一个在思想定型时期完整地经历了1848年的动荡岁月的人来说，这种倾向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他虽然对空洞的革命意识形态有很清醒的认识并鄙视之，但是却一直无法摆脱它的束缚。更何况，马克思的大部分听众都不愿意倾听那种缺乏神圣的、嘹亮的号角的启示。最后，马克思虽然看到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至少对英国而言是如此），但是他并没有看到成功过渡的现实可能性。在他那个年代，确实很难观察到这方面的迹象。与此同时，由于他非常珍爱他自己关于两个阶级严阵以待、决战一触即发的思想，这使他更加不容易看到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他的朋友恩格斯实际上一直在不畏艰难地研究这方面的策略问题。但是，即使可以将革命降格为一些非本质性的东西的混合物，采取明确的行动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由此出发，应该也能回答后来使马克思的追随者分裂为两个阵营的那个问题了：到底是革命，还是改良？如果真正理解了马克思的意思，那么这个问题就不难回答了。对于马克思来说，改良（演化）是社会主义之母。马克思受社会事物有自己固有的内在逻辑这种观念的影响太强烈了，因此不相信革命可以完全取代改良的所有作用。不过，革命仍然终将会到来。但是，革命只是作为一整套前提全都具备了的时候的结论而出现的。因此，马克思所说的革命无论在性质上还是在作用上都与资产阶级激进派以及社会主义阴谋家所说的革命有天壤之别。马克思的革命本质上是时机成熟的时候才进行的革命。尽管有些不喜欢这个结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那些不喜欢把这个结论应用于俄国的情况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找出了许多与这一结论相矛盾的地方；但是，在那些章节中，马克思所表达的东西是与他自己最深刻、最成熟的思想相矛盾的。马克思最深刻、最成熟的思想是通过《资本论》的分析结构无懈可击地表达出来的，而且与受关于事物的内在逻辑的观念所启发的任何思想一样，在一些不确定的、令人迷惑的观点的映衬之下，必然明显带有某种保守的含义。而且，为什么不应该这样呢？从来没有任何一种严肃的观点是无条件地支持某个“主义”的。 马克思允许我们对他的学说进行保守意义上的阐释（在去掉了一些废话之后），这恰恰证明他的思想是可以被严肃地对待的。 aTLEZXNao+/V9Qkxd9RfF3aPprI5hHP2gkdSdmbzBwSkhyBU5Ws34OL0KVq+PLf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