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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不仅早已跨入世界银行定义的“中上等国家”行列（2015年人均GDP超过8 000美元，2014年为7 589美元），而且按照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增长率预测（6．5％～7．0％），10年之后人均GDP将再翻一番，也就是2025年将达到或超过1．6万美元。如果世界银行的标准没有很大的提高（2013年人均GDP达12 746美元以上为高收入国家），中国将成为高收入国家。虽然高收入国家并不等于发达国家，但是作为一个正常发展的国家（这里主要排除部分凭借丰富的资源而跃升为高收入国家的国家，主要指“中东产油国”），这无疑是一个重要成就。
不过，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一部分来自走到这个发展阶段，各个国家所必然要迎接的；一部分则是我们自己固有的或者具有中国特色的。这里想针对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一些讨论，希望能在今后的发展和改革当中解决这些问题，保证中国经济的顺利发展。
中国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即使昔日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不曾有过这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也正因如此，中国经济才有今天这种成就。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增长是硬道理”，对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来说，解决温饱、消除贫困是第一要务，就这一点而言中国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当然由于过快的经济增长透支了资源和环境，在追求高增长的同时没有顾及人们的生活环境和资源状况，于是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环境问题和资源枯竭。虽然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无奈之举，很多发达国家或者正在发展的国家也都经历过类似过程，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还是需要兼顾环境和资源的，同时也是为了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也正因为如此，政府已经将增长目标降低到了中高速（6％～7％），不再继续单纯追求高增长率。另外，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增长的空间越来越小，即使不考虑环境等其他因素，增长率也必然会下降，这是经济学原理（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和各国的发展经验都已经证明了的。
不过，适当的增长率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我们知道，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就是经济增长，其次才是结构变化，如果没有适当快速的增长，结构变化也是滞后的。我们还知道，在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的条件下，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工业的发展。工业的发展需要劳动力，于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就可以成为工业劳动力，这就导致了产业结构的变化。另外，适当的增长率能够带动就业，而就业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指标。如果很多人失业，就意味着很多家庭没有生活来源，必然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对于缺乏社会保障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传统农业的增长率较低，如果没有开启工业化或工业发展不顺利，那就意味着大多数人依然依赖农业生活，生活水平就难以提高。所以在很大意义上，经济增长率意味着结构变化，也就意味着经济发展，虽然不是全部，但是十分重要。
中国过去历来重视工业而轻视服务业。中国工业的发展水平与相似人均GDP的国家相比是超前的，即使在“金砖国家”中，也算得上是先进的。除了某些领域之外，中国不仅远远超过印度，也超过巴西，甚至不比俄罗斯差，这也奠定了中国今天“世界加工厂”的地位。虽然可能从更高的角度看，这种地位未必那么稳固，但是与后发展的国家相比，完全值得骄傲和自豪。因为如果没有良好的工业基本谈不上经济发展，没有哪个发达国家不是通过工业化道路实现今天的发达和富裕的，这也是将发达国家称为工业国的原因所在。
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自然就会逐渐向服务业转变，不论是以GDP比例还是以就业者比例进行衡量都是如此。按照GDP比例衡量，2014年中国的服务业超过工业而成为第一大产业。2015年这种趋势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在经济增长率下滑以及产能过剩显得十分突出的当今，这种结构变化可能会加快。那么，这种转变是不是好呢？我们并不反对这种转变，因为它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几乎没有例外。不过，同时也需要注意其中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服务业存在“成本病”，它的技术进步和效率并不如工业。一般而言，当服务业加快发展，特别是超过工业的时候，经济增长率就会下降，这也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很难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不能一味地欢呼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当然，一方面服务业的发展是阻挡不住的。如果经济发展到了必须发展服务业的程度，那也是正常的，此时应该关注如何引导它提高效率。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利用服务业的发展调整产业结构，降低产能过剩的压力，扩大就业，所以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迄今为止，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推动，这是有目共睹的，也是无可争议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都是靠投资推动的，各种经济增长理论也论证了这个道理。然而，随着中国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投资的效率开始下降，部分沿海地区已经显现出饱和的迹象，“投资收益递减规律”开始发挥作用。同时，投资过度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其中实际上包含了资源的浪费和低效率。于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任务逐渐转移到了消费领域，而这个领域长期没有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究其原因，那就是人们的收入十分有限，难以进行高消费。目前我国劳动者收入占总产出的比重（劳动分配率）较低，难以成为拉动经济的火车头。
因此，如何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就成了重中之重，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第一，我国长期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会压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第二，企业没有能够与用人方进行交涉的组织机构（工会），企业的决策权都在用工方，用工方必然尽可能地压低工人的工资。第三，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过程，还是以较为低端的行业为主导的，缺少发达的技术，产品也是低附加值的，企业必然要通过压低工资来消化成本。这种局面正在改善。早在2008年，我国就已经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而且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也趋于枯竭（尽管还有争议），这给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带来了转机。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在物价上涨不快的条件下，必然会增加消费。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那么消费会逐渐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特别是在投资越来越趋于饱和的条件下更是如此。
讨论中国经济问题时，无法回避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改革问题。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从企业层面看实际上就是针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改革。换言之，就是大幅度减少这两种所有制企业而新增加了其他所有制企业。集体企业已经减少到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国有企业也只剩下了部分重要领域，如军工、航空、石油、通信、电力。取而代之的是大量非国有企业，包括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私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说，改革以来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原因是，我们的改革目的就是要引入市场机制，促进经济的活力。那么，与市场相匹配的就是民营经济，它们更适合于市场这只手，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在这只手的指引下生存和发展的。
相比之下，国有企业更多地考虑国家利益，国有企业的性质决定了它们可能会放弃经济利益而追求其他利益。再有，国有企业通常由国家财政作为后盾，在市场上可能成为垄断者。不过，基于我国的历史和国情，国有企业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认为应该进一步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一部分行业可以让位给民营企业，另一些行业可以精简人员和机构。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国有企业的监管和责任制度。那些民营企业能够从事，甚至擅长从事的行业应该让民营企业做，那些民营企业在短时间内难以胜任的行业需要国有企业坚守。
城市和农村的问题，本质上就是城市化的问题。根据各国的经验，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和劳动力会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这通常与工业化相辅相成。当然，这个过程也伴随着服务业的发展，因为很多服务业是依托工业而生的，也以城市作为支点。我国也同样遵循着这个规律，城市的经济总量和人口在不断增加，而农村人口则在一天天减少。不过，由于历史造成的事实以及认识上的偏差，我国长期不够重视“城市化”。具体来说，只重视“工业化”而忽视“城市化”。我国的工业发展超过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城市化却严重落后于这些国家。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依然严重滞后。
再说农村，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中国的农业人口依然超过8亿人，而且随着人口的增加这一数字还在继续增加，虽然事实上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并不是很多。这种反差导致了农业生产率难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也难以提升。原因是，根据户籍制度划分，农民有土地承包权，而城市人口没有这种权利。在户籍制度不能彻底改革的条件下，一部分在城市打工的农民依然保持着农民的身份和土地承包权，这必然限制了土地流转的加速。如果土地不能顺利流转，那么农业的生产率就会受到影响，因为农业需要规模经济和机械化生产，如果不能形成较大规模，依然是传统的小农经济，就难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农业的发展和进步取决于城市化的发展吸收了多少农村剩余劳动力，而这种吸收应是真正地使得农民成为市民，这就需要户籍制度的改革。然而，这并不容易，需要从全局考虑，包括城市是不是有那么多就业岗位。为此，笔者建议政府从两个方面加强农民向城市的转化。一个方面是，加强城市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为新加入的市民提供有保证的就业机会。另一个方面是，为中西部城市和中小城市提供政策倾斜，鼓励好的企业向内地投资，而不是都“走出去”，就像当年为外资提供优惠政策那样，促进那些能够安置更多就业岗位的企业到这些城市去。
关于中国经济的内需与外需关系问题平时讨论并不多，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于发展外向型经济，扩大国际贸易和引进外资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事实也如此，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外向型发展战略，包括早期建立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以及后来的浦东开发区和其他众多开放政策和措施。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才拥有了“世界加工厂”“第一贸易大国”“外资投资第一大国”的称号，中国经济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快速发展。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这种发展战略的一个负面效应就是对于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既包括外贸也包括外资。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贸易总额／GDP）一度超过70％，现在约为50％。日本、美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为20％～30％。外资也同样，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引进外资最多的国家。外资的引进在给中国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造成了很多负面问题。例如，占领了部分国内市场，压缩了国内企业发展的空间，限制了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等。
在这种局面之下，如何创造和扩大内需就成了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在中国人均收入快速增长的条件下，中国的内需却增长缓慢，除了与大多数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不快有关之外，也与外向型发展战略有关。在这个发展战略之下，我国相当多的较好的企业更多地将关注点放到国外市场，而缺乏对国内需求的重视，认为国际市场“高大上”，对企业来说更有魅力。相反，限于国内民众收入较低和市场混乱，好的产品往往销往国外，国内市场常常成为“出口转内销”的收购站。长期以来，自己对自己缺乏自信，甚至自己骗自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基本以实体经济为主体，也就是以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为主，伴随着服务业的发展。工业基本上都是实体经济，不论哪个行业，都以工厂生产为主。然而服务业成分复杂，其中既有实体部分也有虚拟部分，这也是服务业的特点之一。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工厂或加工厂，也源自这种工业（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行业的发展，就没有今天的成就。
但是，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新生的虚拟经济的部分逐渐显露头角。主要以金融工具为主导的交易，加上互联网平台的快速发展，使这种经济成分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如果说金融行业曾经是中国经济的“短板”，那么现在金融行业则成为热门行业，尽管这当中存在诸多问题，但金融行业的上升势头一直不减。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实体经济层面，如资本和资金过度集中，金融行业与实体行业之间脱节。自本次世界性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实体经济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与出口相关的行业，都不免遭遇到了金融风暴的冲击。然而，中国的金融机构却基本没有受到多少影响，依然是“最赚钱的行业”，这严重背离了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过度的“虚拟经济效应”，也就是利用资金的周转获得收益。金融机构可以将手中的资金打包成各种形式的投资理财产品，在储户和企业之间转来转去，用某些复杂的、普通人搞不清楚的名目创造信用而从中获利。这种“金融衍生产品”很容易导致大面积的崩塌，因为这是一根一环套一环的链条，一旦中间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造成整个链条的断裂。笔者认为，一国经济应该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相匹配才合理，如果虚拟经济没有实体经济作为保障和支撑，只是一味地通过转移现有的财富而获取报酬是危险的。
由于政府的力推，“供给侧改革”或“供给经济学”已经成为人们重点关注的新现象。政府强调“供给侧改革”，主要是针对曾经受到高度重视的需求的政策。需求主要包括投资、消费、出口三个侧面，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与此相对应，供给方面主要是指生产领域的侧面，以生产函数为核心的投入产出结构。既然是生产，就要有投入也要有产出。投入包括土地、资本设备、工人（劳动力），有时也包括原材料等，通过技术性的结合，能够将原材料变成新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技术和管理，即有更高水平的技术，或者更严格而有效率的管理、更合理的配置和更严密的组织结构等。我们可以将政府这种见解看成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减少浪费，以及作为企业的社会责任。要做到这些是不容易的，特别是我们还没有习惯真正的市场竞争的残酷性，很多时候还有依赖政府给予某些“关照”和投机取巧的心理，这些显然都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至于需求方面的情况，有一点值得指出，那就是我们要将供给和需求两个侧面联系起来决策，不能只重视一面而忽视另一面。投资要评估效果，过去那种“粗放式发展”显然已经不适合于今天，今天的产能过剩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长期以来，我们都存在只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的倾向，这在过去中国经济还处在低水平时可能没有凸显出来，但是今天和今后这种倾向已经难以维持。
原载《人民论坛》2016年7月（上）（总第5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