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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般意义上说，人类学是关乎人类生活及其文化样态的学问，它的目标指向是对不同类型、不同样态的人的生活给予一种深度的文化上的理解。在此意义上，人类学应有的姿态便是对人及其所处的社会与文化投以一种真正的关怀，它并非隔着某种抽象的中介物而对人的生活做一种似是而非的解释，而是直面人类生活的实际痕迹，由心灵最为外在的表述展现一个研究者，即人类学家，在与陌生人的文化相接触之后，由“生”向“熟”的转化过程。在此过程中，人类学家也在执意展示着他自己的一种价值关怀，这种价值关怀就是期待人类朝向融合而非分离的理想生活。
由此，人类学家在其书写的真实性和严肃性的背后，更多地会表露出某种文化选择上的价值关切，它使得我们真正注意到或者感受到人类学家的一种在现场的状态，这个现场就是人类学家一直以来都在坚持的田野工作。这些实际构成了人类学在文化选择态度上的深层的责任意识，同时也因此而承载了对各种人类社会与文化差异性存在的文化上的宽容，而不是对这些差异性予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压抑甚至消除或者彻底铲除，后者所带来的人类的苦痛是难以用某种忏悔的方式加以补救的。
对差异性的宽容又恰恰构成了对什么是宽容精神的最佳解释。换言之，宽容绝不仅仅是对于弱者的慈善家般的怜悯，而恰恰是对世界多样性的一种容纳与接受。对弱者的宽容如果是那种慈善家般一厢情愿的怜悯或者单向度的可怜，那么所谓的宽容就有可能最终消灭弱者。从现实层面而言，弱者消泯的状态不大可能出现——因为任何社会在不同种类的强者面前总会有一种弱者的存在。但宽容，特别是文化意义上的宽容，却是人类学家应该有的一种态度。因此，对于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人类学不应该让人感到遥远而麻木不仁，而应该有着自己的一种态度，即对未来人类走向的一种理想追求。
今日中国的人类学界，这种宽容精神之下的对于多样性的呈现与保护的意识在不断地提高，而在这种社会与文化责任意识的基础上，一种对于自身文化内部多样性的宽容的自觉也同样在增强。随着各种文化因为互联网技术而在全球普及，以及社会化自媒体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快速蔓延和流转，我们文化自身也在悄然之间发生着一系列重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显然已经不再可能用描述一种慢悠悠的文化变迁的人类学概念加以界定，一种带有根本性的改变正在引导着文化由变迁转向文化转型，此即文化形态上有了一种基本方式上的改变，尽管我们尚不清楚这转化出来的形态会以一种什么模式在某一段时间里固着下来，成为一种新的中国时代的文化样态。因此，就文化自身而言，完全可以将此变化过程称为一种文化的转型而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变迁，人类学也因此可以被称为文化转型的人类学。
这是包括人类学家在内的所有身处这个文化语境中的人都能够切身感受到的一种快速的转变，这是从慢向快、从静止向运动、从集体到个体、从聚合到分离、从生产到消费、从地方社会到全球共同体、从有限度的阅读到无限自由的书写和表达、从文化上的少数人的自我觉知到大众的文化自觉，以及有意识地将文化创意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安排之中的一系列重大生活观念和价值的转变。各类新技术在以一种知识的形式逐渐地侵入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原本的自然生存状态似乎在发生一些根本性的颠倒。试想一下，对于社会生活中人的生育而言，如果开始有一些人逐渐转变到选择并依赖某种生殖技术而去生育，即依赖像试管婴儿技术这样的技术，那么我们原本自然的生育究竟是一种真正自然的生产，还是人对于生殖技术的消费之后的生产？相比过去，这一点在今天变得更为清楚了，换言之，我们人所构成的社会离自然越来越遥远，而与技术发明和人工智能越来越亲近。
而文化趋同性的张力让文化多样性日益成为少数人要去努力维护的一种生活方式。文化在这个意义上不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地方性的生活方式，更为重要的，它还是一种全人类的公共资源，只不过一些谙熟此道的人士为一种外在的声音所要求，要他们小心去看护这些文化，对此不能有丝毫懈怠，不能让它们有丝毫走样以及形式的更改。这些被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文化传承者从曾经的文化的主人，一下子转变成被一个看不见的来自遥远地方的雇主雇用来的守护原本就是他们自己所有物的领补贴的守护者。也许通过几个小钱的维护费巧妙地实现了文化与金钱之间的隐喻性的资本转换，他俨然从一个文化的自我自由的传承者一下子成为一个文化的受人雇用的看护者，他因此而丧失了真正对文化的创造与转化的能力。
今天的中国人类学家开始了对这些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人的生活史的细致研究，以便看到在这个过程之中，底层的文化受到各种极端外部条件的影响而发生着怎样的一种让人刻骨铭心的转变。在这一观察中，这份生活史不但是历史本身的呈现，还是质朴的心灵被外在的力量驯化的痕迹。对人类学家而言，这种揭示既是他自身的责任，更是他的宽容之心必须要予以注视的，即要去注视一系列弱者生活之中原本就有的包含自我创造以及诸多可能性的生活方式的再发明如何因这种力量而改变了方向，甚至彻底被扭曲变形。
一方面，在我们高呼经济发展的同时，显然不能忘记我们现实社会中的一种超乎寻常的贫富分化。它已经成为我们未来更进一步发展的一个瓶颈，未来如果难以突破这样一个社会结构的瓶颈，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就难以企及。今天的中国人类学家的目光开始越来越多地转向真实的生活，由此而容纳了因社会新的发展而导致的各类贫困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疾病、医疗和教育问题，人类学家在此空间中找到了自己真正可以去实际应用的社会生活的新领域。他们中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去关注社会中的新生群体，包括农民工以及流动到城市里的少数民族群体。城市真正成为今天人类学家关注的热点，未来也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长期居住在城市的空间之中，寻求事业的发展和文化的认同。
与此同时，中国的人类学家也在越来越多地涉入一种公共空间的讨论，他们在自己相对熟悉的空间里寻找为公众所关注的各个领域，他们看到了与其他领域的社会学家所看到的有着一致性和交集的问题，却在努力试图对此给出一种不大一样的文化解释。这些问题就包括城市拆迁改造的问题、城中村的问题、土地征用的问题、国家范围内的城镇化过程中的失地农民问题、与国际接轨的食品安全问题、水污染问题、环境遭到破坏及各种与之相关的极端后果的灾难人类学的问题，以及以民族地区为核心的民族自治权力的获得与整体性的社会公正问题，当然还有在那些区域同样存在的因城市化而带来的城乡冲突及其化解的诸多问题。
如此看来，我们当今的世界，问题可谓层出不穷，但人类学家似乎由此才真正找到了自己要去重新努力的方向，或者说他们都在通过各种实际的研究来积累自己对这个正在发生文化转型的东方大国深描式的理解。与此同时，人们也在尝试离开既有的以微观的定点研究为核心的那种将定点研究奉为经典的参与观察模式，而开始对一些新的研究线索进行追溯，并希望在这之中发现当下中国的一些全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中国在这个意义上已经不再被看成既有范式的村落研究的发现和积累，也不再单单是一些点上的民族志的自我复制和自圆其说，而是转换到一种线上的乃至更为宽广的面上的俯瞰式的民族志，或者一种线索民族志的展开。
在这个意义上，文明中国的理念重新回到一种学术话语的讨论空间之中，中国与西方相比，中国与其他文明相比，乃至中国与整个世界相比，它的地位都不再是那种偏向琐碎和细微的西方理论的试验场，它开始以一种文明的姿态与整个世界的不同文明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话的关系。这种对话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但到现在才可谓刚刚正式开始。
在这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一种人类学的观察使其跟当下生活世界开始有一种更易于获得的联系。借助亲身观察，各种新的现象涌到眼前。借助这种有现场感的观察，真正的现当代中国问题意识开始涌现和聚集。今天有谁还能否认，写在人类学教科书上的西方人类学理论没有多少还真正适合解释当下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现实，尽管并不排除二者之间的可解释的关联性？每个人似乎都在寻找超越既有解释传统的新的解释框架，并以此去适应在中国发生的诸多纷繁复杂的现实，而非必然要去刻意地迎合某种西方有定论的学说。这种本土化的自觉意识，大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展并积极推动的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诸多主张
，更不同于受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派影响的以吴文藻先生为领袖的燕京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所倡导的外力作用下的社会学的中国化运动，这种本土化的自觉意识引导着中国社会学研究向乡村社会学研究转向。
本土化的自觉意识可谓建立在自身受过完整西方学术训练基础上的对于内在自主的理论发展的诉求或渴望，其核心在于努力通过对自己的调查资料和体验的诸多可能的解释，建构一种自认为比西方的解释更为合理、更为契合本土社会与文化的解释。显然，这种努力开始获得成效，经过人类学的西学训练和本土学者对西方人类学知识的消化，一个人类学家的学术共同体逐渐构筑起来，大家开始越来越有可能在一个自由交流的平台上去展开一场真正无障碍的思想交流。而在人类学的解释体系和概念提取上，当今中国的人类学在走向一种更为顺畅并深入中国生活的实际及当下文化逻辑的沃土中的表述，即一种恰如其分的中国式的表述在逐渐脱离那种半生不熟式的对人类学的引入、介绍和追随，这样一种向西方告别式的渐行渐远，在日益使中国人类学自身的境界在未来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提高和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