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总体而言，面对这样一种文化转型的世界大格局，中国的人类学需要做一种重新调整和适应。换言之，这种转型的局面使得人类学自身的处境与其在20世纪之初发轫之时的样貌以及其所面临的世界文化的格局已经大为不同。因此可以说，今天的人类学家必然承载了一种不同于既往时代的文化自觉与文化重建的使命，这种文化自觉与文化重建的根本就在于，如何在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转型过程中，有意识地凭借一种知识建构的主体性，而去重新定位人类学以及由这种人类学所引导的人类学家们在整个人类知识体系中新的作用。面对越来越多样化的世界文化的存在，面对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性的人类存在意识，人类学必须在一种新的文化语境中，努力为自己找寻到一种更为恰当的定位和应用，这不仅是一种世界性的学科定位和应用，同时还是基于一种文化自觉而产生的对于自身所处文化的定位和应用。
毋庸置疑，人类学家在理解文化方面的独特视角，使得曾经直面一种原始文化的人类学家在今日世界整体文化的大动荡、大交融以及大变局之中，开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打破各种人为设置的社会、文化以及心理边界的作用。与此同时，人类学家对于各种文化及其差异性的包容和欣赏的态度，恰恰也在不断地为化解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带来越来越完整以及越来越细腻的解决途径。比如作为文化意义上的“一带一路”的观念的倡导，在实践的意义上便有了一种“化干戈为玉帛”、化冲突为和平的互惠交流的潜在可能。
就人类自身的文化而言，究其责任，它确实担当着一种使人与人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以及文化与文化之间顺畅沟通的桥梁作用。而面对一个由新技术革命带来全新文化转型的世界，我们需要为新的文化黏合剂找寻到某种新式的配方，使得现代技术、社会以及文化等诸要素之间能够有良性的搭配与发展。
在这个新的配方中，有一部分要素很显然会分散在各位人类学家的头脑之中，他们终其一生孜孜以求的学问以及研究上的诸多积累，使得他们在理解文化上有着一种与众不同的观察视角。而我们作为人类学的研究者，在关注文化转型的种种形态的前提下，特别需要将这些差异、分化以及各自表达的视角重新聚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合力，使之能够发挥作为一个整体的学术力量，产生实际的社会效应或者影响力。
可以肯定地说，2000年以来的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体现出一种多元化以及学科之间不断融合却又保持各自特色的态势，从社会转型到文化转型、从经典民族志到应用人类学、从地域研究到跨文明交流，以及关注“在一起”的人类学的新视野
，凡此种种，似乎都在预示着未来中国人类学不仅会在中国国内有一个更为宽泛的领域，同时定将越来越多地吸引世界人类学家们的注意，甚至会成为世界人类学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非仅仅是一个西方理论构建的试验场。在此意义上，中国的人类学自身有着巨大的成长空间等待开发。
中国人类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更多关注中国社会自身的结构运转和改变，开始越来越多地注意各类新文化生产的中国意识及其多样性的文化表达。不论是包括通信技术在内的新技术革命对人们日常生活观念的影响，还是由“非物质文化遗产”观念的大范围推进而造就的地方文化的自我改造，抑或是新兴旅游产业对于既有文化传统的重新诠释与再造，这些，都意味着一种基于价值观念转变的文化转型在中国社会中已经慢慢来临，它不仅在挑战一种既有的文化观念，也在强化人们对新的文化价值追求的努力。很显然，在今天，一种带有根本性的社会生活变革的“数字化生存”已经不再是一种虚妄，而是转变为一种真实的文化实践。换言之，“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
。
在这方面，社会转型也许可以告诉我们，社会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未来应该朝哪个方面进行改进；而文化转型则会明确地告诉我们，人们在这快速的变迁之中如何构造出一种新的价值理念、生活方式以及新的文化类型。这一新文化可能不再是20世纪上半叶的那种完全由精英来主导的文化，而是平民百姓也可以参与其中的文化。就像今天每一个拥有手机的人都是一个自媒体的存在一样，每一个借助智能手机、电脑来发出微博、微信以及图片、声音的自媒体新技术消费者，都已经不再可能是这场新的文化运动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真正积极主动的发明者。在此，中国文化不论是去恢复一种传统还是刻意地要去标新立异，都会被纳入这个总体性的文化转型的进程之中。换言之，可能看起来多少有些像中国文化的东西，实际上已经潜在地被其他的各种文化要素恰如其分地做了一种替换；而那些看起来并不太像中国文化的生活形态，也很自然地存在于中国的土地上，大家并不觉得它们是异己性的存在，因而也就不觉得有什么必要将其特别地加以排斥。种种不同的文化借助互联网的平台进行一种拼插、交融与转化。而在城市生活空间之中，各种另类的生活方式开始成为吸引很多年轻人参与其中的新的文化表达，许多年轻人乐于生活于城市之中，从中体味多元文化的嘈杂与喧嚣。
而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之中曾经长期引导人类学者义无反顾地走向乡村、走向民族地区，在今天人类学者则尝试着走向海外，并比照着某种西来的经典民族志的书写传统去书写自己的民族志文本。但今天，这种经典民族志的传统尽管依旧是学院派训练研究生的基本的以及规范的方式，但是在一种前沿的人类学研究领域中，跨学科、跨地域、跨国界以及跨文化的人类学的体验的民族志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的人类学学科之中。人们开始重新看待曾经被轻视的人类学的应用研究：在医学领域中，人类学家活跃在第一线；在各种灾难的场景中，也能看到人类学家参与研究的身影；在有关新发展出来的道路的文化研究中，人类学家照样在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还有，中国的人类学家在日益走出国界，不是去旅游和访学，而是要去做一份真正了解当地异文化的人类学的田野研究，借此实现文化上能够理解他者存在的人类学初衷，这是基于中国意识而对中国以外世界的观察、审视和记录。显然，对于世界民族志，不论它是海外还是跨境的民族志，大家似乎都在热火朝天地展开着自己的研究。而跨学科的交流，即人类学与历史学、政治、法律、民族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宗教学的往来互动，通过各种跨学科的研讨以及以“人类学”为后缀的工作坊的形式，发生着一种人类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的新的学术思想的碰撞。在这里人们注意并看重人类学作为一种看待问题的独特视角，不仅会在应用的发展领域、民间的社会管理领域以及各类新兴文化的生产或创意领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它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而在各个学科之中进行渗透，产生学术自身的一种跨学科的应用型研究。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学无疑是一种应用的人类学，借助应用，它面对一个真实存在并不断改变形貌的世界。
很显然，人类学家更多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点上的精细研究，这也注定人类学家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地域或地区研究专家。因此，他或她可能就是一个村落研究的权威，或者是某个地方的民族研究的权威，抑或是某一山川、流域的研究权威，总之每个人类学家都以研究某一时空坐落而自居。但今天，这种状况在发生改变，随着交通、通信的日益便捷，世界性的人口流动的加剧，以及人们生活方式和选择的多样化，人们再难用某个地点以及某个方位这样简单化了的人口地理学概念去框定一个人群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文化，人们开始越来越有兴趣去注意不同文明之间往来互动的轨迹，这些轨迹可能是历史意义上的，同样也可能是当下生活中正在发生的社会与文化事实。显而易见，人类的历史跟文明的观念是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文明的互动构成了文明不仅可以相互交流而且可以持续地得到延续的基础，没有一种文明能不借助与其他文明的良性互动便实现持久存在。在今天这个世界诸多文明互动频繁的时代，我们需要有一种清醒的文化自觉，积极主动地融入这种文明互动的传统中，并使自己的文明，不论是古老的还是新生的，都有一种新的形势下的凤凰涅槃。
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的人类学家开始把目光转向文明研究，转向借助艺术、器物、民俗以及信仰等文明构成要素的诸多互动形式来构造不同文明之间互动的过程和形态
，它将会进一步丰富世界人类学对于人类自身生活世界的理解。可以肯定地说，这种理解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是合作的而非分裂的，是友善的而非仇视的，是多元多极化的而非一元一极化的，是在强调人本的同时也倾向于亲自然的。总之，这些，都一定会属于人类未来共同生活在地球上所必需的文化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自我觉悟，而这恰是人类学这个学科建立之初的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