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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人类学是一种面向当下的学问，人类学自身的面貌必然也会伴随着当下社会现实的转变而发生改变。以一门学科而言，人类学向来都以人类整体的文化及其发展为自己核心的研究对象。这种文化在人类自身的发展历程中曾经历经无数次的改变与转型，其中既有属于渐进的慢慢演进，也有革命性的翻天覆地的巨变。对于现代人而言，现代世界无疑是一个处在转型之中的世界，它促使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也必然要转移到这一转型的议题上来。随着各种新技术、新观念以及新价值进入寻常百姓之家，中国及其文化转型也在顺应时代改变而改变自身的形态。换言之，就时下的人类学而言，它自身无疑也在遭遇一场文化转型的大变局。
曾经的人类学更多是以人为中心去做实地的田野研究，人类学很显然离不开一种对人的特别关怀。但人不仅是社会之人，还是作为文化之一部分的器物的发明、创造与使用之人，其作用生动地体现在今日技术、工业产品以及基本生活品的供给上。今天的人类学面对一种文化形态的转变确实有必要去调整自己的核心研究对象，从一种人思之人的关怀转换到物思之人的关怀上去，即强调物与人的真实存在这个向度，而非单单强调一种观念里的人，并以物思之人来作为存在者的存在。
之前的人类学是在一种不断回溯的对原始感的追求中来弥补西方现代性兴起之后的种种缺失，而人类学家们则在一种慢节奏的多少带有浪漫情怀的对西方人眼中的蛮荒之地的他者造访中，为西方描摹种种在其文化里已经遗失的存在。这项费时、费力、费钱的智力加体力的劳作，却不经意间为西方人构想西方以外的差异性的文化存在提供了可以静心阅读和比较的文本，一种借助于西方意义和西方视角的东方学得以成型。
所有人类学家的文字、图片以及探险的旅行似乎都在无意之中为西方人提供了固化西方以外世界图景的一种可以令人信服的材料，在那里我们看到在一种时间性缺失之下的一个小地方社会生活的年复一年的无变化的自我复制，其中就包括新几内亚诸岛屿、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诸部落、南美洲亚马逊的丛林，甚至还包括中国乡村。在这些地方，时间似乎凝固在了西方以外的世界之中并为其所不断地塑造。
时间的车轮在碾压过西方以外的世界之后，在那里无法真正避开的便是对时间感的一种新的自觉。人类学家走出自己熟悉的文化而去把握“在那里”的时间
，由此“那里”不再是一个自我循环的世界，而是和西方同在一个世界之中的具有共同性的文化存在单元。时间在此基础上有了一种先进与落后之分，并且，落后者必然要被先进者鞭挞，由此落后者必须要做迎头赶上的努力，中国恰是在这样一种迫不得已的鞭挞中获得一种发展上的自觉的。
由此，世界的存在被赋予了一种地理大发现意义上的西方“白人的神话”
，这种观点认为西方以外的世界都是可以被征服的，而这种征服的强有力的工具便是对一种时间观念界定的优先权，一种有刻度且抽象可累加的标准化了的钟表时间成了世界秩序安排的新坐标。由此，世界上不同的族群就不再是一种时间意义上相对有差别的存在，而是被抽离场景意味的抽象时间观念下的一种带有线性时间线索的同质化的存在。请问今天还有多少人不知道8点30分意味着什么呢？但在一百年前，知道这个数字含义的人绝不会有今天这样多。在那时，也许一些大都市按点上班的人才会清楚这个钟表上的刻度时间的含义，那就是他们此时一定已经在某个工厂里开始做他或她一天的工作了。
人类学因一个以地理大发现为隐喻而展开的对于西方以外世界的殖民而有了自己独立的研究空间，那便是附属于西方世界的殖民地的居民、土地、物产，以及由后来的人类学家所界定的地方本土的文化。这些都是借早期的民族的书写而对远方人的生活在文化上的一种固化，其所借助的就是人所独有的书写和阅读。这种时间性往往定格在人类学家只身到那里的某一年、某一月，甚至某一日，但人与人、人与物以及人与整个世界互联互通的21世纪，一场未来学家所预期的所谓信息革命如期而至，一种基于技术变革随后寻求某种改变而带来的价值选择所塑造的新的文化在逐渐形成，人类学在这个意义上正面临着一种文化上的转型。
很显然，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由资本驱动的西方或欧美意义上的海外贸易市场，也不再是东方成为西方消费社会的产品加工链条中的一环的“前店后厂”模式，整个世界变成无中心却有不同联结点的将人、财、物瞬时勾连起来的一张网络，这是一个人可以瞬间借助网络的虚拟在场而看到世界全部的一种全球化的生存状态。无疑，人类学家仍旧会到田野之中，但这田野很明显已经不再是马林诺夫斯基笔下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所描述的那种纯而又纯的西太平洋上的特罗布里恩群岛人的生活，或者是埃文斯普里查德（也译“埃文思普里查德”）《努尔人》一书中所描述的尼罗河畔的努尔人的生活。
一切都在一种全球化的浪潮下被冲刷得扁平化，且没有了太多信息沟通的障碍
，人类学家曾经的田野可能出现密布的度假酒店，不同肤色的人可以蜂拥而至随后又匆匆离开；这里还会有展示人类学家生平的笔记、信札，以及保存记录当地人早期生活的图片、影像和实物的博物馆，以此告诉世人当地人曾经有的历史。而这些东西却并非当地人自己想要让它们呈现出来，而是因为世界范围内纷至沓来的游客参观的需要，这种需要在塑造着当地人的新的文化形貌。游客们用一种所谓文明人才会有的那种有礼貌的唏嘘口吻来称赞这些文化遗存，以此表明自己对这里人的文化的欣赏和包容。只可惜，他们所欣赏的真实对象除一些可供考古学家挖掘的文化废墟之外，便再无其他。古典的人类学在此时实际已经失去曾经独有的一个研究和欣赏的空间，所有来访者都变成了古典的人类学家，反过来也一样，所有的古典的人类学家也都瞬间转变成异文化的访客和记录人。
人类学家从对简单社会的参与观察而一下子转向直接去面对一个复杂的世界存在。不过十几年的时间，今天无论一个人走到哪里，互联网的存在都可使其知道这个世界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实际在哪里发生。人们在使用世界上最为迅捷的传输技术，把自己所在的这个地方的图景通过人类学家曾经独占的文字、图片、声音以及影像等传播到全世界，此时无一人不在场，却又无一人真正在场。这是一种虚拟和真实之间的置换，也是虚拟和真实在文化意义上的辩证。这就使得人类学家要去重新面对一种研究处境，要知晓不仅人类学家在写民族志，凡是掌握网络的人去一个陌生地方所写下来的感受、意见和评论，也都可能成为构成新的民族志的鲜活材料。如何面对、理解和分析这些材料，对未来的人类学田野工作者而言将是一种极为重大的挑战。
曾经有着文化自信的人类学家在今天仍旧有一种文化理解上的自信，只是这种文化处在迅速转变当中。未来的人类学显然有能力为世界范围内的人类社会找寻到一种或多种文化自信的来源或依据，这种文化自信使它在一种世界大的变局之中明确了自身要有所改变。由此曾经自信的文化有可能因为新的生活形态的涌现而产生各种摇摆或转变；而曾经不自信的文化模式有可能在某一次文化转型的过程之中产生一种自我的确定和固化，以此来指导大多数人的生活实践。在这方面，人类学基于田野研究的人类文化线索的追溯方法，使得人自身可以因此而获得一种持久的行动力和展现这种行动的行为逻辑。无疑，人类学遭遇了世界性的文化转型，但人类学也在创造着理解不同文化的新模式，两者无法真正合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