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文化是一种行动的逻辑，似乎也无人可以逃出此一逻辑的安排。因为，此种逻辑对于一个个具体的人而言，是无意识的，即在不知不觉之中，行为就发生了，并产生了某种效果。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是我们人为自己的行为寻找的一种合理的解释。但同时，它具有一定的文饰作用，它不仅对生活于其中的人而言是一个看不见的陷阱，同时对其他与之并存的文化而言，也是一个自然存在的陷阱。一不小心，人便会跌入其中不能自拔，特别是对生活在这一文化中的人们而言，这种跌入效应更会真切地发生。这一陷阱因为是在长期的无法觉知的历史进程中发生的，因此我们会称其为文化的陷阱。只有在我们回头去看以及在文化之间发生了实际的接触之后，我们才会真正地看到并感受到各自的文化为自己所设定的陷阱在其文饰形态上的诸多差异。
仅仅出于文化比较的考虑，我们会在东西方文明之间寻找到一些特征性的东西来审视这样的文化陷阱。我们也只有在清晰地认识到这些不同形态的文化陷阱之后，才能够真正去面对当下世界的文化转型，并理解其究竟意味着什么。
尽管西方文化已经作为典范而受到许多文化比较学家的注意，并以其作为标杆去评判其他文化，但是，一个文化的内涵往往是多面性的，它不可能通过一次比较就真正地完成，并且随着时间的流动，这种比较的角度也会发生一些改变。因此，在我们注意到文化无意识下的转型这一新的思考维度之后，我们也要从文化的发生学及其造就的无意的后果这一点出发，去思考西方文化的陷阱的存在形态。没有这种梳理，我们的文化转型的概念就一定是比较空泛的。
在许多西方文明史的叙述中，肇始于希腊爱琴海的西方文明，是建立在海洋贸易的前提之下的。航海之前，缜密的人员和物资准备以及对于海洋环境的精确计算，无意之间成就了西方的数学和航海技术的超乎寻常的发展。而与之相适应的，重在对事物整体进行分析的文化逻辑，使这个文明所创造出来的文化，形成有着规划能力的长期的文化发展谋略；这同时也使法律和规范的发展，成为支撑这一文化谋略具体实施的最为重要的支柱。在实际的生活中，这样一种文化的品格便会逐渐显露出来，那便是在行动的安排上，体现出来的是精打细算，并要按照预先制定好的步骤一步步地去加以落实。而与此同时，受生存环境压力下的生存策略的驱使，这种文化必然会以实用及对每个人有益处为其终极价值。显然，同在一条风雨飘摇的航船上的船员，都必然承担某一种或几种责任，无能力的多余者，显然不是讲求效益的船上生活所需要的，他们或者根本就没有上船远行的资格，或者即便上船了，最终也会被这条船抛弃，而真正留下来的，必然是一次航海所获的贡献者和受益者。在此意义上，每个船员之间的有机组织目的即在于获益更多，但是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严格等级是没有必要存在的，他们既是财富的创造者，又是财富的分享者。这样的生存境遇，造就了一种所有的价值估算都以实用和效果为标准的文化类型。这样的文化，可能存在的陷阱是：它使所有的在此文化观念下的文明的创造，都会化约至一种实用和利益的维度；即便其最初的主张并非强调实用与利益，而是有着很高尚的初衷，比如为了人类的福祉和安康，最终还是会逐渐地还原到实用和利益这一基本的价值维度上去。
西方工业化的初衷一定不是对环境大范围以及深度的破坏，在西方的工业化发展之后，有多少西方以外的世界对西方世界发展出来的工业化模式山呼万岁。这就足以证明，这样一种文化给自己以及其他的文化设置的陷阱有多深。而在西方的工业化发展成熟之后，在西方以外的世界大搞工业化之时，后工业社会观念下的环保与“绿色”，又成为新的意识形态，首先在西方社会之中，之后在世界各地蔓延开来。在今天，这一切，有哪一项不是跟西方的现代文明极为紧密地捆绑在一起的？反过来，一种新观念的发明，就像造孽者找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一样，让所有的人都相信，过去是不值一提的，而对当下的理由却可完全投之以信任，且值得为之付出新的努力。在此意义上，精明的造孽者，再一次愚弄了愚蠢的无辜者，文化的陷阱再次发挥了其隐蔽的杀伤力。谁也不能否认，我们今天的发展，一次又一次地陷入西方文化已经设定好的陷阱中。不论怎样高调的说明，其中所暗含的仍旧是西方文化的陷阱之深，并且，最终还是会体现出从最初的海洋文明积淀下来的集体无意识，即按照预先设定好的步骤去思考，并强调航行必有收获的那种实用逻辑本身。
显然，今天如果不去有意地摆脱这样一种文化的设计及其隐含的文化陷阱，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转型就一定是无意义的，因为我们自身迟早会作为一种“异文化”而掉入预先设定好的西方这个他者文化的陷阱中去。至少目前来看，我们自己的文化发展似乎在主体意识上并没有真正注意到这种文化陷阱的存在。
对于这种文化的自身不自觉是与我们自身文化的陷阱有关联的。一种极端强调土地的作用，并依附土地而发展自身的文化
，会更加强调整体意义的空间秩序建构。历朝历代的意识形态都会看重“江山”必须要得到稳固的制度安排，这样人心才不会因为所谓没有依附的混乱而引起某种社会动荡。
它更高的要求就是，在人与外部环境上，不是专门强调对外部环境的征服，而是强调如何对环境顺从，实现一种所谓天人合一的理想状态。这样才不至于使“天”的自然运行对依附于土地的人的生活造成一种实际的影响。可以说，这样的文化，其骨子上同样是讲求实用的，但这种实用的文化，根本不同于西方在形式逻辑上所努力去构建的分步骤实现既定目标的那种实用理性役使下的对行动价值的追求。
这种文化应该属于一种直觉联想文化，它是基于自然存在物彼此之间的联系而有的一种想象。这种文化基于土地的牢固性而生发出关于自然力的浮想。因此，这种文化既要有从土里生长出粮食的生存实用性的要素，同时还要有触景生情、彰显神力并借助诗歌来表达自身的浪漫情怀的存在。这种浪漫的情怀，因为其中夹杂着对土地的祭祀，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因此，这种文化注定要对这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文化要素进行一番调适，故它很难发展出凭借数理推算的逻辑从而体现自身的文化逻辑。而如果按其自身发展的轨迹寻去，双因素的变动性就成为其核心特征，并集中反映在抽象化了的阴和阳两极对立的要素之中。
《易经》这部书显然是对乡土性与浪漫性两项对立要素捭阖变化轨迹的描记与集成。而《论语》更多是在带有入世意味的乡土性上大做文章，其所忧虑的是因制度意义上的礼崩乐坏而导致的乡土性秩序的瓦解。而为孔子所亲自删订的《诗经》，则代表这个文化更为接近出世的浪漫性。在那里，文化的约束性一面被打破，显现出来的更多是自我性情随意放逐的一面。在这一点上，它更接近于土地及从中生长出来的自然物的恣意放纵。在这里，可以设想，由土地生长出来的庄稼，更接近一种乡土性秩序的表达，即其所要求的乃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约束，以此来从实用性的角度生产出足量的粮食。而食物的丰裕，则是社会秩序建构的基础
，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但这个文化真正能够延续自身的动力可能在于其对依附自然的浪漫性的不断发挥。
因此，这一文化不自觉地为其自身所设置的陷阱也是异常清晰的，那就是其倾向于在一种并不情愿敞开的封闭的苑囿之中，凭借天时、地利与人和这三者的意识形态控制技术，使每个人各得其所：有生产者，也有消费者；有剥削者，也有被剥削者；有文化的创造者，也有文化的欣赏者。这些巧妙地构成了依据地缘和血缘共同构建起来的社会联系的纽带，而费孝通所提出的“差序格局”的概念则是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最为重要的社会联系准则
。汉代便成熟并深入人心的天人合一的理念，使自然不仅成为人们欣赏的对象，还成为其最终的归宿，人为的和外在的力量，都不如这一“自然”具有吸引力。
在这个文化里，闲散的生活和辛苦的劳作，构成了一种对比强烈的风景画。但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有什么不可理解之处，文化的观念通过文字和书籍的记录而被牢固地掌握在读书人的手中，普通的百姓不过是浸润在这种文化中的并非有自觉意识的文化践行者，他们并不会觉得对这样的外在的文化有什么特别不适应之处。他们从小便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中慢慢地受到滋润而成长起来的，那种文化的印刻是无法直接通过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所谓“洗脑”的办法来洗刷掉的。但是，文化的陷阱恰恰隐含在这种封闭的观念中，因为一旦有机会，此一封闭的高墙深院的大门被打开，原来的那一套文化的规则都将失去其独有的效力，一整套的文化重建规划充斥在这样的从闭合到开放的社会之中
，捭阖的震荡会使这个社会原有的文化价值观得到一种瓦解后的重塑，但其难度之大，并非一般的经济重建所能够比拟的。因为转移财富的贸易游戏完全可以在两个人之间进行，只要双方满意，交易即可完成，利润和收益便可实现。但是，对于文化的重建而言，它要在一个社会中的所有人之间达成一些共同的认识和价值，形成一种认同，并要使他们觉得，值得为这样的认识和认同而努力，即便这样做了会有个人利益上的损失。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转型下的文化重建，一定是一个极为漫长的发展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的事业。今天的中国，显然处在了这样一个深度文化转型的漫长过程的开端，并逐渐地体现出其自身文化的一些新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