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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变迁与转型的研究，成为西方社会学初创之时划定自己研究边界的一个合法性问题意识的基础，并间接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学的成长之路，特别是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而逐渐恢复的社会学这门学科的性格。
而与之相伴随的是整个社会对于中国文化未来走向的争论。
这一争论，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完全展开便戛然而止。而伴随着中国社会变革中诸多矛盾的涌现以及在现实社会层面上这些矛盾无法得到真正化解，人们开始去追问观念和意义层面的问题，由此文化的问题似乎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不可否认，在之前经济转型的话语极度强势的驱力之下，文化及其未来走向的讨论首先被推到一边，并被搁置。但在21世纪之初，逐渐发展起来的社会建设，带动了新一轮社会转型的步伐。
随着从城市到乡村的社会建设规划的逐步落实，从土地非法占用，到邻里纠纷，乃至极端的依法抗争的上访案例
，这些都是在新时期中国社会建设中未曾预料到的后果，它们的真实存在，无可避免地引导着我们学术思考的取向。而这些问题向来不是以批判现代社会为天职的社会学这门学科自身的理论和研究范式所能真正完全破解的难题。与此同时，社会的问题也在逼迫对文化的问题有发言权的人类学家们，从人类学的文化比较与文化包容的立场上去寻找人类学自身新的发展空间以及文化研究的新的知识生长点。
而比照社会转型的发生和实践
，一种对文化形态转变的理解及其实践，以及对创新的文化转型概念的思考也应运而生。与之相应的新的学科，即所谓文化转型的人类学，自然也呼之欲出。这是对应着中国现实语境，以及由此而构成的新的具有共同性的、时间和空间上都有其具体存在与表达的中国意识而发展出来的一门学科。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即在于，人类文化发展与演进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由此而自然形成了文化存在的多样性。与此同时，一般社会理论有关社会变迁的诸多讨论，必然会成为发展出文化转型理论的知识论的基础。在我们逐渐进入西方人类学微观研究的范畴，即一种实地的田野研究，而越来越多地注意到社会与文化事项之中所存在的诸多细节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到，其中可能存在一种西方认识论上的陷阱，那就是它在使我们无意之中纠缠于社会现实的细节本身，而无法真正从中抽身，作为一个有着独立主体性的判断者，对一种古老文化的未来走向及其当下的整体性面貌给出自己的判断和评价。对于这种文化，我们自身既是其中的一员，又是一名融入其中的观察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能真正需要的是一种文化上的自觉，这种文化的自觉才能使我们生发出必要的文化自信。
在我们接受西方的社会学概念之初，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机会留给我们去深度地反思这个概念对于中国社会而言的适用性。我们差不多完全忽略了严复最早以“群学”来翻译sociology这个英文词的社会对应性上的努力，而是草率地以从日语借来的“社会”两字来建立与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对译。
在这种借用和转译当中，也许我们忘记了，在日本文化中可以代表他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含义的两个字，是否能够真正代表不论从时间的长度上还是从空间的范围上都远远超过日本社会的作为整体的中国社会，即这样一种概念的借用是否能够有其自身的涵盖力。结果显示，这种转译实际无法体现中国本土语境中数千年来所理解的和逐渐形成的“社会”两字的深意。
但无论如何，经由第三国日本的“社会”一词的转译造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后果，那就是我们的社会学家们，试图在中国的土地上去复制在西方自工业化之后出现的那样一种社会转型，即从农业社会实质性地向工业社会的快速转变，并希望借此来改变中国缺少与西方一样的生活方式的那种“可憎”的局面。显然，这种努力最终也未能真正完成，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在“中国社会究竟是什么”上去下一番深度思考的功夫。
社会对于中国人而言，从来都是一个自己并不感同身受的外在的世界，特别是与作为人生活和生命依托的家庭相比。这与西方人所强调的根本上具有公共空间意味的“社会”相比，显然在理解上存在一种差别。可以说社会是外在于中国人的实际生活的，为了突出此种外在性，人们甚至专门为“社会”这个空间造出一个特别的名词，即“江湖”，并试图以此来区分与一般家庭生活环境有所不同的更多陌生人存在的地方。可以说，在传统的观念里，“江湖”是一个各类离开家庭以及官场的人的总汇之所。
人们并不在乎那个世界里公私之间的必要的界限，而只在乎，在这个世界中，自己能够获得的利益的多少。费孝通曾经巧妙地以“差序格局”的概念去界定这样一种以我为中心的但又不同于西方个体主义的社会结构。
而人们从中获取的利益，也并非自己独自占有，很多时候都要在家庭乃至家族成员中平分，或大家共享。此即社会心理学家黄光国所谓的一种社会关系中的亲情法则。
言外之意，一个人在社会中拼搏，思虑更多的还是自己可以完全信赖的家庭，这是一个人勉力要去维护的第一层，也是最为重要的核心层。
除此之外，便是传统社会中为官员所占据的但更多为皇权所把持和掌控的空间，那个空间依旧很难说属于今天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在传统的皇权时代里，那基本上还是属于皇帝一个人独占的空间，即所谓的由上而下的君临天下，而拥戴他的臣属，不过是替皇帝打理天下的一批定期被给予俸禄的官员而已。
他们一般被称为士大夫，其中有很多人，至少自以科举取士以来，是通过读书而一步步地接近皇权的。他们的任务可能不是随心所欲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是要学会在这个空间里察言观色，看上一级官员的脸色行事。当然，最后的决定权一定掌控在至高无上的皇帝手中，如果某件事或某位官员惹得龙颜大怒，那是要掉脑袋的极为重大的事件，绝对不会为这个空间所宽恕。因此，在传统社会的官场里做官的风险，明显不会比在江湖浪迹少多少。尽管有此危险，人们依旧趋之若鹜，愿意去做官，其中的原因一是有巨大利益的获得，二是其在位期间能保护自己的家族及家庭。这些都保证了他们的为官意愿超越对风险的惧怕。
在江湖，有一套规则用来强调不相识的人之间的紧密联系，即所谓的哥们义气，没有这一条作为保障，陌生人之间的联系是不可能牢固地树立起来的。因此，在江湖的空间里，便没有了真正的对与错的严格区别。忠于“哥们义气”，成为这个空间可以持续存在的基本原则。与此形成对照的乃是官员所占据的所谓官场。而官场文化所特别强调的乃是对于正统性的信仰。所有非正统性的存在都要被当作异端而排斥在官场之外。当然，其中最高正统的代表便是皇帝这个人。这个人被看成或者说被塑造成天子，即天的儿子，因此而具有一种自然意义上的正统性。而不同等级的官员，又树立起儒家的正统地位，这是通过阅读由儒者中的优秀者编辑的正统典籍以及通过不同等级的科举考试而树立起来的。因此，读书人的另外一层含义便是，准备去做官的人，即便不做官，作为识文断字的秀才、举人，在乡间面子上也是极为光彩的。
而拿着俸禄的官员，又靠尊孔而形成一个相对而言自我封闭的利益场，这个场同时还是一个文化共享的空间，诗文书画的应对和欣赏成为场内人员之间进行交流的符号和媒介。并且，书写文字的解释权，也牢固地掌握在这些有了功名而出仕的人手里。作为一种交流的工具，文字在这里发挥着人不在场便可以相互沟通的意义表达的作用。这使得熟练掌握文字书写技巧的官员们的关系网络是极为广大的，通晓此种书写语言的人，便可能成为其交往的对象。换言之，官场更多是依靠文字表达而构建起来的一个世界。身份、地位和待遇等，都可能会因为这种文字技巧的娴熟而发生一些改变，比如能够写一手俊秀的书法，能够写出流畅感人的文章，抑或能够言简意赅地写出一份引起皇帝注意并给予批复的奏折。这些都属于在朝为官的人或者准备入仕的人时常要去磨炼的基本功。
在这个场域中，为官之道就是要从姿态上和礼仪上表现出对于正统权威的服从以及对于深奥且变化多端的文字游戏的熟练掌握。在以上的这些分析中，我们似乎还找不到一处名为“社会”的空间去与西方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society）形成真正的对应。在作为亲情关系的“家庭”或“家族”之外，不是作为民间各类人士杂处的“江湖”，便是由官员或读书人所占据的可以靠以文字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掌控的“官场”。在这样的传统结构框架之下的中国文化，其社会的转型，可能就不仅仅是所谓的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乃至信息社会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这三个并非各自独立的空间中重新构建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
显然，今天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但是我们的社会却接连不断地出现各种匪夷所思的问题，各种现象似乎都在使“社会建设”这个概念呼之欲出，但是最大的问题却是“社会在哪里”，“社会又从哪里开始建设”，对于这些最为根本的问题，不是大家都能够形成一致意见的。如果社会既在家中，又在官场，又在江湖，那么，我们投入巨大的人、财、物而开展的社会建设，究竟应该在哪里用力呢？要知道，一些学者想当然提出来的“到民间去”的策略，有可能不过是重新接触那些已经被国家遗忘的“江湖”。如果是这样，那“江湖”可以取代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吗？这可能是社会建设学派需要认真做出回答的一个问题。没有这一思考作为前提，所谓的社会转型就是不知未来去处的一种盲目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