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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发展的另外一条线索与上述单一性、共同性以及一体性的自我循环的社会有着根本性质上的不同。在一定意义上，它是一种要求社会本身通过不断进步的方式而在垂直和水平的方向上分别不断向上提升和向前迈进，并通过被普世化了的拓殖能力在垂直与水平的合力方向上似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不断分出枝杈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自身也有着一种生活的节律，但是这种节律显然是跟每一个自成一体的个体关联在一起的节律，比如出生、成长、成熟以及衰老之类，而不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自身有着某种节律，这种节律对于社会中的个体而言是没有什么意义可言的。尽管每个人可能还是早出晚归地看起来有节律地生活着，但在他们个人的意识中，在他们的梦想之中，或者在他们的未来规划之中，他们所思所想的往往是现在要与过去不同，未来要与当下不同。求新求异，并且生活之中无处不受制于“进步”与“命运的改变”这类更为宏大的概念，这便是所谓枝杈社会的总体性特征。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生活，不论是个体性的，还是集体性的，都在被各种类型的发展指标所牵引，而其中个体自我取向的成就动机成为人们生活与工作的核心动力。与此同时，社会取向的成就动机的驱动力在逐渐地减弱。
一个人的社会自我也因此而被人为地切分成两半：一半是所谓真实的自我，它变得很渺小，弱不禁风，且好逸恶劳；而另一半则伟大、强壮、勤劳，绝不偷懒，这是一个理想中甚至梦想中的自我。人们为了和这理想中的自我比拼，可以放弃一切的社会至上的价值。但无疑，这两个自我，虽共处一个个体的身上，相互之间却是一种竞争比拼的关系，而非合作友好的关系。不断地否定和超越自己以及他者成为这样的社会中成功者的座右铭。而比拼的欲望显然是由社会制造出来并灌注到每一个个体的身上的。在这方面，精神分析心理学家霍妮曾经提醒我们，要注意到所谓现代的“神经症人格”，它根本是跟文化的场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她所说的，一个没有竞争欲望的女孩子如果生活在原始的普韦布洛（Pueblo）印第安人的文化之中，那么她的行为没有什么不正常；同样，她生活在意大利南部的小村庄中，或者生活在墨西哥，情形也是一样的。言外之意，她对个体成就的竞争性欲望只可能存在于现代世界之中，因为在现代以外的世界之中，人们普遍认为除了满足直接的且绝对必要的欲求之外，任何获得或花费更多金钱的行为都是没有必要的。在古希腊时代，超过个人需要而拼命工作的态度甚至被视为下贱。
而显然，枝杈社会的基础无疑建立在人对于超出个体需要的种种欲求的追逐之上，它因此而体现了不同个体的不同或多元，因而使得社会的形态也是多元的。
如果说传统社会里的人存在某种焦虑，那这种焦虑往往更多来自担忧日复一日的循环能否持续，从而使人能够真正在一种社会之中存活下去；而在后来的社会之中，个人的以及社会的焦虑就是，我们如何比昨天过得更好，或者我们如何过得比以前更好，再或者我们如何过得比他人要好。换言之，“越来越好”不再是一种自我的期许和社会的渴望，而是反转过来变成一种现实的压力和生活实践。前一种循环社会，因为其自我所顽强坚持的循环性而有着耐久的可持续性，而后一种枝杈社会，则因为枝杈的过度繁茂而有节外生枝的可能。但在现实之中，由于其自身的不可循环、不可永久持续，社会面临危机四伏的境况，各种资源的稀缺成为社会危机层出不穷的潜在根源，而面对社会中的各种稀缺，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接连不断地筹划各种行动策略以及生活计策去应对，节外生枝的事情在这样的社会中可谓比比皆是，随处可见。这是一种不确定性状态笼罩之下的生活处境。在这方面，我们只要耐心地去读一读贝克的《风险社会》这本书，大体就能够明白。
但现代社会还不仅仅是危机一触即发的风险社会，更为重要的它还是一个我们要不断努力克服各种可能出现的危机而予以发展与整治的社会。我们借助各种新技术更为精细化地控制生活的全部，但在这个过程中，无法预期的新的风险又会接踵而至。所谓对风险的“防不胜防”在我们当下的社会中依旧是一个既定的现实，只要回顾一下某一年之内因风险而人为造成的灾难，这样一种“箭在弦上”的风险意识引起的焦虑便可谓随时都会存在。换言之，以发展和随时整治的策略去改进社会的努力，最终还是无法避免各种风险的来临，结果只可能是一种恶性循环，即只能是由一种发展和整治的发明去推动另一种发展和整治的发明，无人可以脱离这个程序不能确定的发展的怪圈。
我们因此才会称这样的一种社会形态是不断分出各种枝杈的枝杈社会，这样的社会跟当下的世界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就个体本身而言，会具有一种人格分裂的属性，这些人格分裂的属性，通过一种自我内化的机制而融入社会安排的各个方面。一个人需要同时担任多种角色，承担性质完全不同的任务，实现各种使自己更好地生活且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实现的人生的目标。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被界定为一种纯粹个体性的存在，每个人又仿佛有三头六臂，有能力像枝杈般不断地向外生长。这种社会自身分出枝杈的社会隐喻，使其具备了分裂式社会的诸多特征，但它又并非如非洲努尔人社会那样借不稳定的裂变而无意之中获得结构平衡的整合。
对于枝杈社会而言，它实际上无法完全得到整合，只可能间歇性地融入不断重新整合的社会状态之中去。换言之，对这样的社会只可能要求其枝繁叶茂，进而形成一种整体景观，但随着时间的延展，枝杈继续伸展，一种新的整体景观会再次形成，但一样难以长久维系。
可以说，这样的社会及其文明的形态是建立在一种被孤立的个体意识之上的。在这样的社会之中，正像法国人类学家迪蒙所指出的那样，个体被置于社会之上。
换言之，个体在这样的社会之中被赋予一种超乎社会具有独立性的存在与价值。更进一步，个体尽管是一种个体性的存在，但它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有着自我意识，它的内部往往是不断分裂的，即存在着“一个个体，多个自我”的内部构造。这些自我显然是相互矛盾且相互排斥的，很多时候还会保持一种相互对立的态势，并且这些自我是由生物个体的本能欲望与社会所构建并强加的欲望或需求混杂在一起而形成的。要想使之有一种秩序，分门别类、按部就班地使各种欲望得到满足，就需要整体中存在的社会个体不断努力理出一个先后的顺序，进而在其间寻求一种平衡。
而在现代社会之中，它自身基于不确定性而展现出了一种分裂性特征，即依靠社会中观念的不断分裂而形成今天可以不同于昨天、明天也不同于今天的所谓日新月异、不断变换形态的转变。这些转变更为准确地说是一种转型，由于社会的基础不是建立在事物循环的观念之上，而是建立在事件频发、不断分出枝杈的观念之上，因而依赖于社会各个方面的不断变革和转型就成为这个社会发展的主流形态。这种转型往往是带有根本性的，是全新的，就像新枝杈对于旧枝杈的代替或者超越一样，虽然后者从前者而来，但形态却大有不同，即由形式所体现出来的是两种完全不同形态的转变，总体又会体现出多元存在的态势。它可以通过个体所存在于其中的社会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之中，也就可以存在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等多方面的转型。
这样的一种社会，其形态似个体细胞的繁殖，其数目会变得越来越多，其分布也会越来越广，但其类型却会越来越单一。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似乎所有的人在按照同一步调去行动，与此同时，每个人又都希望自己的步调有别于自身以外的其他的自我，同时也不同于社会中的其他人。每个人因此而成为一个社会核算中被孤立出来的小小单元，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由一个扩大了的家庭乃至家族来担当此任。在这个意义上，个体而非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要去面对的是整个世界，这份工作在循环社会中曾经是由一个个的共同体来共同承担的，这可以看成循环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这样的循环社会是一种根茎结构，根系不断延伸，形成一团一团的根茎块，逐渐成为自成一体发挥作用的自治的共同体。因为这种共同体的存在而有了一种具有集体意涵的文化，即为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人所认可和为这个集体所共同享有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的核心或者前提恰恰是强调去个体化的，其所强调的是在个体欲望之上的一种共同性的价值表达，而这恰是循环社会的文化得以持久存在的基础。
在此意义上，个体的欲望和集体的价值之间便有着一种相互映照的关系。不能说这样的社会中没有什么个体的自由，但这样的自由实际并没有超出自然生态价值的约制，并且在意识形态上，个人和集体这二者也尽其所能使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相互协调一致，而不是分裂。尽管在带有想象意味的“原始的”社会中，可能会有像霍布斯所构想的“所有人跟所有人的战争”那种令人恐怖的场面
，但这绝不是社会分裂意义上的人类彼此之间的战争，而是可以借此寻求相互之间的融合意义上的战争或冲突。原因即在于原始人在心智上可能并没有要使自己作为一个个体而脱离这个社会的种种打算，这个意义上的战争，其目的可能是出于复仇或者利益的争夺，但结果却无意之中使每一个人身处其中的社会的团结性得到了增强。这种社会无意识后果的基础就在于，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的参与以及相互之间的不可分离，并且每个人都是心甘情愿没有二心地融入这个大家都认同的团体之中的。
相比于现代的战争，这种循环社会的不分离性特征会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些。因为现代战争中，人是从一种特定的生活场景中被抽离出来的，而所谓的敌人同样是从另一个敌对社会中被分离出来的另外一部分的人，他们不得不因军人或战士的身份而投入与作为敌人的他者的对抗中来。这里的战争往往成了一种精神疾病的隐喻，它似一种人格自我的分裂，即一种社会人格的自我的分裂，由此而使一个原本完整一体的社会完全分裂开来，裂变成至少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专门从事战争活动的群体，而另外一个部分则是专门去观赏战争的群体，即通过各种图像表征与传输媒介而去观赏战争。伴随着现代方便迅捷的传媒技术的不断发展，这样一种人格分裂的态势似乎就变得更为明显了。结果就变成一些人在前线作战，而大部分的人则在舒适的家中通过各种电子屏幕去观看战争。这种观看的视觉文化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却又借此而远离了真实的战争及生活本身。战争是在远处，但似乎每天都在发生，每天都在播放的战争新闻提醒我们或暗示我们，或许这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闻了，而是我们必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注视的对象。美国哲学家凯尔纳（Douglas Kellner）专门对美国海湾战争期间媒体如何左右战争的进程给出了精彩的分析，这些分析让我们看到了现代战争中真实与虚幻如何杂糅在一起。
因此，尽管世界上每天都发生战争，但它们都在电视或者网络上，似乎与我们毫不相干。我们被现代的传播技术抽离出事件发生的空间，却又不能不意识到它的存在，并会时时担心其结局究竟怎样。如果有压力便会产生焦虑，那这份压力肯定来自一个虚拟空间里的虚拟的存在，但这虚拟的存在，又会实实在在地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作为一个必须独立面对整个世界的现代人，所要做的就是必须心里想着此事，并要直面此事，除此之外，就别无选择的可能了。
一旦带有分裂特性的枝杈社会被这个世界普遍认可，并成为主流甚至支配性的意识形态，就不仅会使人们的观念发生一些带有根本性的改变，而且会使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整体性的社会安排随之发生改变，这便是现代社会文化转型的动力来源。因为这样的社会存在的前提是它要如细胞分裂一般通过自我否定而实现一种创造，特别是今天世界以个人才能和素质作为基础来安排社会的秩序，个体的创造性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和发展。这样做的一个社会结果就是，因每个人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跃跃欲试的创造而产生社会动力的增强，即强调不能“墨守成规”的进步式的以及要求不断创新的价值理念，成为这个社会中每一个人、每一个社会共同体的理想和追求目标。新知识的生产在这个意义上跟生活的实际需要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相关性，不过就是借新知识的创造或新技术的发明而实现社会自身的更新换代。
可能在这样的社会中，就个人的存在而言，再没有一种身份或职位乃至能力，是不可以通过某种置换的技术而得到替代的，而且这种置换技术可谓层出不穷、五花八门。换言之，在这样的社会之中，潜在而未被言说的影响便是，每一个人再也没有可以永葆其青春容颜的身份、职位与能力。移动互联网可以说是当下传播和使用最为广泛的新技术，这种新技术最初仅仅是为便于人们的信息沟通而发明和使用的，但是随后的发展却超乎人们这些方面的真正欲求，以超乎常人想象的速度做着对人们日常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替代，并在这些方面逐渐地迫使人们去改变原有的已经成为习惯的生活和思考的方式。
而能够实现上述便捷传播的基础与物质性的存在前提有关。第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全球范围内的电力的普及。可能很少有社会学家或者人类学家去专门研究现代电力的发展与人类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但无疑这种在近代才被创造出来的方便清洁的能源利用方式，在今天已经使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的人产生依赖，电力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并由此而使原来自然循环的那种传统生活节奏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而在此关键性的电力能源之外，第二个物质性存在前提就是网络，世界各个角落的人通过网络传输技术而相互连接在一起。网络使人类最为朴素、自然的欲望得以具象化，即人人都渴望与其亲人、朋友、同事保持一种联系。但这种不见面的联系是需要条件的。最初电话的发明已经让人着实感受到了联系上的便利和便捷，而后来互联网所要做的就是以更为低廉的价格以及更为方便的途径去满足广大人群互相联通的欲望。但在这个过程之中，人类也可能因此而失去在真实的面对面场景中互动的机会，代之以超越熟人群体的陌生人之间的虚拟互动。最后一个物质性存在前提就是技术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制造、流通和普及。工业化时期已经极为完备的在某个地方大批量生产然后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且便捷运输产品的方式和技术，使得尽可能多的人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可以拥有某种产品。可以把每一个人的信息数字化的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以及随后个人电脑的大批量生产，外加个人电脑短时间内在全球范围的廉价销售，还有物流系统的快速成长，这些作为一个整体，对各类区域性或地方性技术产品的全球化做出了独有的贡献。
以上这三点物质性的存在，所不同于之前文明的地方是：传统世界的文明，其转型或者革命，如农业革命甚至一部分工业革命，所依靠的可能是一个更为稳固的物质基础的文明创造，它使人能够持续而稳定地生活下去，并在这个过程中构建起一种相对稳定的适应性生活方式；而日益普及的互联网世界的革命，则试图使一个原本已经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转化为一个尽可能虚拟的世界，任何实际的存在都将经由“上网”和“点击”的操作行为而变成虚拟化的存在与构建。这使个体一方面可以孤立地存在于或“宅”在一个角落里又不感到孤单，另一方面又能过上一种无须面对面交流的虚拟且真实的自在生活。虽然网络不是在创造一个具体而有形的社会，但它无疑在创造一个可能比现实真实本身更为真实的社会。“命运共同体”过去如果还只是一种口号式的理想存在，今天则变成一种互联网意义上的虚拟出来的真实的存在。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用四台电脑相互连在一起构成一个名为ARPAnet的网络之时，人们并没有想到，它在使世界上的人们彼此连接的同时，也使得大家相互隔离开来。人们确实可以足不出户就了解天下大事，但实际上每个人也越来越成为孤独体。而在中国，1987年9月14日，可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这一日，北京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用英文向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档案馆发出来自中国的第一封电子邮件，其内容是“Across the Great Wall，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越过长城，走向世界）。这种试图跨越长城阻隔的愿望在今天显然得到了实现，当时的人们也许不会想到，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会有网民超过6亿的宏大场面。
但人们同样没有预料到的是，互联网的存在和普及，不仅使得人们越来越依靠虚拟连接而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使人们更为孤立地存活下去，比如人们不需要逛书店而有书看，不需要逛商场而有衣服穿，不需要去银行而有钱花，不需要去学校而能受到良好的教育等。诸如此类的需求，在互联网这个空间里都可得到方便、即时与完整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