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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今日世界的巨大转型，有必要借助概念和理论的提升，来对既有概念和理论无以涵盖的这些变化或转型给出一种更为明确的解释。并且，这种解释一定是属于类型学的，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历史的断裂性，即前后之间的根本差异性。而且，这种解释，必然是以现代社会之前的乡土社会的原初特征或核心结构为基点来进行文化比较性的讨论的。就我们目前的理解而言，这样一个社会的核心特征完全可以用“循环社会”这个概念来概括，即它的核心在于其社会构成诸要素内外之间的一种循环性以及周期性的存在，而今日社会的诸多变化，都不过是这种循环被各种革命性的变革不断抑制之后连续生发出向前以及向外延伸的枝杈或不确定性而已。
人类社会发展曾经先后有两条线索是明显可以去把握的。一条线索是近乎水平延展出去的，它会随着时间的绵延而不断地伸展，但中间会被各种由人所创造的生活节律切割，由此而构成了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不同的且具有多样性的人群生活空间。可以这样说，它是具有周期性的，会伴随自然物的节律，比如太阳或月亮、山岳或河流，或者动物和植物的节律，而逐渐形成自己的生活周期以及时间上周而复始的间隔和连续。同时这个社会的各种构成要素之间是可以并要求保持不断循环的，且各自的位置相对而言往往是固定不变的，比如农业社会中人和土地之间的循环，或者游牧社会中人和自然之间的循环。对于这种社会，我们可以统称为循环社会（circling society）。这样的社会，它的核心特征在文化上表现为人的行为上的可重复性，观念上的恒定性，外加关系上的稳定性，而社会中的宗教大多也是为这种不断循环的重复、恒定以及稳定而设立的。从采集狩猎到农业定居，这样的社会类型都是可能存在的，并且相互之间有一定的连续性，因此它体现出一体的共同性的特征，即对于循环的文化追寻。
换言之，这样一条人类发展的线索会因为各种社会构成要素的循环的不被打破而保持不断延伸出去的节律，这种不断循环延伸出去的结果，只可能是由形式上更为精致的文明附着在其上，但它的内部，不论是神圣王权还是俗民日常生活，其循环的总体性特征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在这样的不断循环的社会中，作为个体的人的意识并非那样强烈，甚至可以说极为弱小，人融入社会之中，并且无法置身其外，他会被社会的周而复始的几乎自然的生活节律裹挟着不断向前迈进，直到生活的终点。在这一循环之中，个人意志或者个人选择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即他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节奏上的调整，所思所想必然匹配着社会的节奏，并依随这种节奏。
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所研究的西太平洋特罗布里恩群岛人的“库拉圈”交易是最能够说明这种循环社会的特征的。在那里，年复一年，红色项链“索拉瓦”（
soulava
）和白色臂镯“姆瓦利”（
mwali
），一个按照顺时针方向，而另一个按照逆时针方向，在不同村落之间流动。这超越村落界线的礼物性的交换构成了特罗布里恩群岛人货物交易的库拉圈最为核心的内涵。这种被人类学家界定为仪式性交换的交换形式，真正体现的乃是一种深层次的社会诸要素构成意义上的循环，“收到物品并短暂地拥有它们然后便要将它们再传送出去”，任何的库拉物品都不会在某一个人的手中停留很长时间，且人们一旦进入库拉之中，就将是永远的“会员”，维持着终其一生的库拉交换的伙伴关系。
这是一种稳定的、可预期的以及周期性往来互动的行为，这样的社会也就构成了所谓循环社会的范型。
世界中的各种物质的循环在传统社会中都被看成一种自然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它们的存在和消失并不被看成受到某种人为的外在力量的驱使而发生的运行轨迹上的扭转，就像太阳每天照常升起和落下的循环往复一样。在那样的社会之中，人们生活的节奏也就是太阳或月亮运行的节奏。在人类漫长的进化道路中，一定有一些东西深刻地改变了，但从一个相对长的时间里来看，那样的社会并没有产生让人深切感受到的巨变，就像地球上人的一般性感受一样，地球在宇宙中不停地运转，但是人所能真正感受到的地球的运转却是微乎其微的。人们真正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循环往复的日出和日落，如此人才会感受到处在安全、有序的生活状态之中。无论如何，在这样的可以被看成更多依赖于自然的运行的顺其自然的循环社会之中，人们总是怀有足够的信心，即便偶尔可能偏离或者超出日常循环的轨道，最后也总是能够回到既有的循环路径上来。这可能被人们看成一个再自然不过的过程，并且它还是一个人所无法左右的不可避免的天体运动过程。因此，在中国古代，对天的敬奉是无以复加的，据说周天子最初就是因为能够观测天象而获得众人的拥戴成为首领的。而且自秦始皇起，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统治之中，尽管名称不同，但统治者从来都没有放弃设置掌管天文知识的机构，并且这些知识全部为皇权所独占，从来不会真正让渡给普通的官员和人民。
因为传统时代，皇权恰是凭借着这个机构的存在强化其合法性的，日月星辰、寒来暑往以及春夏秋冬井然有序的循环能使人民处在一种日复一日的安全感之中，由此政治的秩序也便有了存在的合法性。
而在借助巫师的力量使人的疾病得到禳除的各种另类医学的治疗实践中，一个最为突出的观念是治疗并不单单以对病人的疾病进行治疗和处理为目的，而是寻求一种在社会之中的秩序恢复，或者对一种被打断的循环的接续，即疾病被看成由自我循环着的自然秩序的失调或者人际关系的失调所导致，而治疗的意义更多可以解释为使某种原本正常的生活秩序的循环恢复。换言之，疾病无论如何多样，都不过是一种社会的危机，它使得社会内部或外部的循环不能持续，而用来治愈疾病的各种仪式都是通过恢复一种秩序与关系的循环来使个体的身体疾病得到治愈。最能够体现这种循环意识的可能是门巴人的巫师跳神的习俗。门巴人通过杀牲送鬼使阻碍人在社会中循环的鬼受到祛除，疾病因此得到消除。这是通过辨识鬼、献祭鬼以及祛除鬼等一系列仪式来实现的。因家中有人患病而请来的巫师先要盛一碗清水，然后放入米粒，看米粒的沉浮变化，来判断究竟是什么鬼在作祟，以此来确定究竟杀鸡还是杀猪，之后将鸡或者猪提到病人的面前表示将此病人献祭于鬼。杀牲的内脏和肉煮熟后再一起放在蕉叶上，旁边放上手摇经筒、数珠、长刀以及衣服等，由巫师做祷告，将一部分饭撒向四方来请鬼，家里人再给巫师撒灰，鬼就不敢进屋。之后巫师带一些饭去给病人吃，并把一只事先包好的蜘蛛放在病人的耳后，这意味着病人被鬼抓去的灵魂回来了，回归病人的身上，这样送鬼仪式才算圆满结束。
很显然，在这样一个社会之中，通过祛鬼的仪式实现了社会的以及个人之间的可恢复性的循环秩序。这种社会能够循环的前提是人们至少相信，人和鬼是借助疾病而联系在一起的，三者形成一个三角形的结构。这种结构的核心特征是通过一种并非铲除而是平衡某种构成要素的方式来实现常态身体秩序的循环，即人因鬼的附体而得病，这往往是一种失去平衡不能循环的状态，而巫师则通过祛除强力的鬼而使人的身体疾病被排除，相互之间的平衡因为有巫师作中介而得到实现。中国古籍《尚书·尧典》一开始所记载的“命官授时”的故事，在法国汉学家马伯乐看来，更像四位巫师领了王命而奔向世界的四极，进而使得太阳能够在冬至、夏至停止前进，返回旧路上来，而在春分、秋分继续前行，完成其旅程。
这些巫师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职责就是阻止一些非正常的、不可循环的日食、月食的出现。在晚出的《尚书·胤征》中就记载过这些巫师因为没有能够完成阻止日食出现的任务而被天子下令进行讨伐的事。
就一种常态化的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往而言，在西太平洋诸岛屿从事人类学实地研究的马林诺夫斯基所贡献的“库拉圈”的概念，显然专门注意到了传统社会中的这种循环，这种循环最为中国化的表达就是“通”，即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以及物与物之间没有什么真正的界限可言。仅一个万物相通的“通”字就把这些不相干的事情至少在观念的层次上相互联系在一起，由此有关图腾的问题得到了一种新的解释，“图腾兽与图腾族相信有同源一体的关系”
。而这无疑是两个不同事物之间可以通连的一种解释。在这样的社会之中，个人意识只有通过所谓集体的社会生活才能真正表现出来，即个人和集体之间是打通着的。除此之外，个人的创造便是不被认可的，更是不被鼓励的，所有的创造能够被认可都因它有助于此一循环社会的团结而不是强调一枝独秀的分杈状态。这样的社会靠社会自身的惯性而使得个人的行为同样有了一种惯性，所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并不需要个体意识去表现自我存在的别样性，最终出现的可能就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一个可以实现自我区隔并自我循环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