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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在中国已经不再是某个一级学科之下的附属学科这样狭窄的意义所能真正涵盖的，其不论在专业人员的规模上，还是在方法论本身对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法学乃至经济学等诸多大的学科门类的影响上，都在日益显露出独具特色的影响力，甚至可以说人类学在激励着人们去创造一种富有差异性和多样性的文本写作。这样一种局面的出现显然是与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实践及其在世界之中所处的位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的人类学主要以介绍并引入西方人类学特别是其在“二战”以后的发展为核心目标和作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类学家们在不遗余力地从事着这方面的介绍和研究工作，并且成果卓著，翻译和实际撰写的研究论文，都离不开西方理论和民族志方法的指引。由此，在汉语学术共同体之中，尽管名字有些绕口，但我们却越来越多地熟悉了马林诺夫斯基、埃文斯普里查德、列维斯特劳斯、格尔兹、萨林斯等享誉世界的人类学家。而且，对于中国的学人而言，这个名单也许是可以无限度地罗列下去的，并为我们所熟悉，尽管名单上的都是身处遥远西方的人物。这些成果显然都是在我国长期与世界隔绝之后而稍有开放气息时代的一种必然的产物。
但是到了21世纪，我们开始重新发现我们自己的人类学传统，尽管这个传统最初同样是从西方而来的，但它从一开始便极为自觉地跟主体性的中国意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开始重新研究并发掘包括燕京大学社会学的社区研究在内的既有传统，重新注意到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杨成志、田汝康等人种种著作之中绝对不缺乏的对于今日人类学的启发。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崭露头角的人类学家即将成为历史之时，与之相隔半个世纪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的人类学家们开始极为自觉地把这些人物重新放回他们应有的学科位置上去。很显然，此时我们不再凭借一种“遥远的目光”去单纯地敬仰西方的人类学，而是开始以一种“近距离的聚焦”去审视我们自己的人类学的传统和发现。中国的人类学家大概不会否认这样一种努力，那就是在一个曾经存有的人类学传统的断裂之处找寻到了可以重新联结在一起的机会。确实这些机会曾经是有过的，却因为某种历史和政治的偶然而使得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与其失之交臂。直到今天，我们还需要逢人便重谈人类学的学科建设，重谈人类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很显然，这样的知识生存的背景说明：一方面，人类学作为全部社会科学中最为基础的一个学科门类在勾连日益狭窄专门化的不同学科上所起的作用被人们忽视了；而另一方面，人类学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以体质人类学或者考古学的片面形象示人，而未曾从文化与社会的人类学意义上走进其他的学科之中，未曾“贩卖”和“吆喝”自己对人及文化与社会生活的种种独特的真正主张和认识，固守于自认为封闭的田野实证之中而孤芳自赏，自陷于闭塞之中。
但所有这些在21世纪最初十几年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中显然都被一扫而尽了，人们各自在寻找自己的切入点，并且尝试使人类学不仅加上田野研究的方法，而且要用田野研究的方法进入其他人类活动覆盖的诸多领域，包括经济、法律、政治、宗教、医疗、历史、文学、艺术、灾难、发展，乃至科学研究本身。这些领域都借助互联网技术而使人类学重新找寻到了可以表达自我的新平台，各种形式的极为零散却生动活泼的微信民族志写作给人以差异性文化表达的新媒体呈现。人们不仅通过对人类学家耗尽心思撰写的长篇民族志的阅读来了解人类学是什么，还会更多地通过“朋友圈”中人类学从业者的微信公众号的图文并茂且短小精悍的民族志文本接受人类学观念和方法潜移默化的熏陶，人类学在这个意义上自身也在面临着一种全新的“写文化”模式的改变。瞬间的在田野之中的富含体验性的灵感，或者对于生活与文化的洞见，成为分处不同地方的人类学者可以彼此分享的真实的虚拟现实。人类学因为互联网以及智能手机技术的普及而变得更具有大众意义上的可感染性，其所积累和创造出来的知识因此得到了一种极为迅速的传播。
与此同时，人类学自身的视界也在得到超乎所有时代的新的拓展。中国海外人类学的研究从悄无声息开始转变成研究者渐聚渐众的努力方向，而曾经由费孝通最先提出的“藏彝走廊”的概念，不仅在今天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而且延伸出在中国人类学中独具特色的一种“走廊学”关怀。
在人们试图用“路学”的概念去重新拓展民族走廊的研究之时，“一带一路”的国家举措又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一个战略性的引导方向，人类学家因此而找寻到了一个新的关联性，那就是人类学与“一带一路”之间不可分割的关联性。这种超越地方性民族志关怀的新的宏观文明的路学研究，必然会给中国人类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一种极为恰当的弥散性的强力支持，这种支持引导着人类学从新的视角去看待自己以及整个世界，中国的人类学真正走进了世界之中，而非游离在世界之外。也许这种努力才刚刚开始，却很快显露出一种蓬勃发展的趋势，最近数年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年会、海外文化研究人类学年会以及人类学高级论坛等都在“一带一路”的主题上开展了一些全新的探索，并由此而聚集大家的研究智慧。
而伴随着现代世界的社会复杂性的增加，人类学的视角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公共的领域之中。随着人口大量而频繁的跨国跨界流动，人类学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移民的问题；而随着世界性的风险和灾难的发生，人类学越来越多地关注承受着各种灾难的人群以及他们实际的生活，关注他们究竟怎样渡过灾难并有怎样的一种文化的表达；还有，随着食品越来越多地为工业化生产污染、生物转基因技术以及各种环境污染所影响，人类学进入了食品安全领域，由此而从不同于一般食品安全的技术性理解的文化的角度去理解食品问题；贫困与发展虽然是人类学一直关注的研究领域，但是新形势下的扶贫开发与精准脱贫成为人类学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另外，乡村的艺术重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乡村旅游以及古村落的文化保护等都越来越多地进入了人类学的视野之中。人类学因此也在使自身发生一种带有根本性的转向，即从对静态的原始文化的呈现转换到对种种新文化形态的自我呈现和捕捉上。
很显然，人类学自身所具有的沟通文化的特征在互联网发达和普及的我们这个时代里会表现得越来越突出，我们之中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可能是被土地束缚之人，我们也需要去理解在我们不停通过现代技术而发生的移动途中所可能遭遇的种种文化差异和冲突。在北京去往迪拜再转去非洲的飞机上，这种遭遇实际就已经开始发生，但人类学家需要在那里，并宣讲他们的主张。这里应该谨记的是，所有的文化差异，不论你是否喜欢，都不可能通过武力的方式而被消灭。我们需要有一种最为基础的文化理解，借助一种纽带性的柔性的力量在文化断裂之处做强有力的文化弥合。这既是人类学家的新使命，同时也必然是未来所有国际性争端解决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