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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市场动态，分析掌握的信息，制订应对措施，这些都是非常有用的。如果方法正确，它能改变人的行为，影响深远，不仅能帮助我在学业上取得A的成绩，还可能对我未知的将来大有帮助。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1943年春天，我以年级（共180人）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朗费罗高级中学。我很愿意也很期盼离开卡尼，去寻求一段更加宽广、更能接触社会的经历，而且最好不要有那么多希腊习俗。至于我是否已经准备好则另当别论。
我决心申请麻省理工学院。由于长期卓有成效的理工科教育，麻省理工学院成了优异的代名词。父亲有个朋友叫赫伯特·库欣（Herbert Cushing）。库欣博士是内布拉斯加州州立师范学院（Nebraska State Teachers College）卡尼分校的校长，也是咖啡厅的常客。他告诉父亲，麻省理工学院是最好的选择。父母很重视库欣博士的意见，因为他的博士学位是一个移民家庭想让孩子达到的最高成就。库欣博士还说，我很可能考不上这所大学。当时战争还没有结束，麻省理工学院把大量精力花在军事研究上，从研究雷达系统到后来为世人所知的原子弹，教学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此它决定只招一小部分大学新生。这样，它的教职工就能专注于军事研究了。这自然让我更加努力去获得入学资格。如果说我的高中生涯让我明白了什么的话，那就是 我可以用不懈的勤奋达到想要的目标。我能比几乎任何人都做得更多、学得更勤奋。 如果只有这么努力才能成功的话，我会那样做的。为了考取麻省理工学院，我在内布拉斯加州州立师范学院学了半年的物理和数学。
1943年末，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沾沾自喜地想：“跟你说过我会成功的。”1944年的春天，我整装待发了。
就读麻省理工学院是一个复杂的选择，从某些方面来说，还是一个糟糕的选择。一方面，我想远离卡尼。1773公园游泳池旁的那块标牌让我知道：如果波士顿与卡尼相距1 733英里，麻省理工学院也就在1 733英里开外。这就意味着我要乘两天火车才能到达那里。大学的假期不长，而且在战争年代，交通也很糟糕。因此如果我不想回到封闭的希腊社区的话，我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另一方面，我仍旧不是做工程师的料。虽然我的数学很厉害，但在那些计算机尚未发明的岁月里，工程学要求有基本的绘画能力。我画一块能让别人认识的砖头都很费力，更何况是画桥梁之类的复杂事物。此外，我机械方面的智商也很低。即使是在今天，我都不知道怎么打开联邦快递的信封，那些“需要组装的”玩具和家具更是超出我的能力范围。综合这些因素，当时我就不应该选择麻省理工学院。
从丹佛到芝加哥的联合太平洋火车是一辆流线型火车，途经卡尼市。它会在晚上经过卡尼。下午的时候，我把准备的东西放入手提箱，手上拿着一件火车上要穿的外套。时间差不多了，我合上手提箱，拖着它坐上我家的车。父亲示意我坐在他旁边，母亲则和约翰坐在后排。从家里到火车站不需要多少时间，途中可以看到中央咖啡厅的霓虹标志。到火车站后，我们一起走向候车站台，在那儿等待火车。这一刻，我的心中既期待又害怕。母亲焦急地拿掉我外衣上根本不存在的绒毛；约翰让我给他寄明信片；父亲则将一团200美元的旧钞塞入我的手中，让我把钱放入钱包。200美元中，有些是我自己用储蓄罐存下的，有些则是他给的，那是罕见的礼物。“这些钱要慢慢花。”他说。
很快，我们听到了西面驶来的火车的鸣笛声，它的前灯也渐入眼帘。不一会儿，它进站了。一个巨大的柴油动力机头拖着12节车厢。卡尼是个短暂的停靠站，停下的火车蠢蠢欲动，渴望再度前进。我拥抱了母亲，拿过她为我准备的点心盒，里面的点心供我晚上在火车上食用；我也与弟弟握了手，我会想他的。对于约翰，我既嫉妒又钦佩，因为他有着无忧无虑的性格，敢于摆脱世俗的束缚，并且没有因此受到什么惩罚，这是我不敢尝试的。一直以来都是我履行着长子的职责，而现在我告诉他要好好照顾母亲。父亲找到了卧铺车厢，然后把我的手提箱放在铺位的上方，示意一个想上前帮忙的搬运工离开。我没想到他居然给我买了一张卧铺票，但他不想付给搬运工小费却是意料之中的。毕竟，中央咖啡厅的服务员很少收到小费。列车长在站台上发出指令：“所有人都已上车了。”父亲把手搭在我的肩上，看着我的眼睛说：“儿子，我说过我会让你接受钱能买到的最好的教育。我知道，你会好好表现的。”这更像是一个命令，而不是一个预测。说完后，他猛然转身，缓慢地走下台阶，朝站台走去。
前边远处，汽笛声响起，火车开动了。我朝站台方向望去，那里有我忧郁的母亲和挥手的弟弟，还有一旁缄默的父亲。我终于自由了，不用再遵从希腊习俗，不用再面对母亲的悲伤，不用再忍受严厉而又专横的父亲。现在，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了，那就是做一个完完全全的美国人。然而，看到他们站在站台上，我感到莫名的不安。毕竟，我知道我一直过着封闭的小镇生活，从来没去过“东部地区”。听说那边人都是“城市滑头”。我知道我能在卡尼与别人竞争，但换成波士顿或纽约呢？
在火车上，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小镇来的乡下人，游离在老于世故的州际火车旅客之间。但令我高兴的是，似乎没人看不起我。后来，当同行乘客准备睡觉时，我却高兴不起来了。因为上一分钟，他们还穿着平常的衣服，然后却都已穿上了睡衣和睡袍。我没想到卧铺车厢里的乘客会穿睡衣。顿时，唉，这就是卡尼的聪明人！我的脸红了起来，心中似乎在呐喊：“我是一个没出过远门的乡下人。”
那晚，我穿着裤子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地想着这个失误。我想我可能根本没有那么聪明，这令我很不安。我喜欢了解一切，喜欢掌握一切事态。那个夜晚很漫长。最终，东行的火车遇到了东升的太阳，我从床铺上起身，期待其他人都已换上白天的装束，这样，我就可以再次混入其中，而不必与众不同。随后，我洗了把脸，也刷了牙。可是当我拍拍口袋，确认没有丢任何东西时，却发现钱包不见了。我感到极度恐慌，于是在身上找了一遍又一遍。最后我才断定：钱包真的不见了！
我的脑中充斥着可怕的想法。难道与我同行的乘客见我是个无助的乡下人，在昨晚偷走了我的钱包？难道在上车的时候，我把钱包落在了卡尼？我骄傲地前往新世界的旅程都快进行一半了，也穿着裤子睡了一晚，裤子的皱痕说明了一切，却把父亲给的钱给弄丢了。他说这钱可是要用好几个月的。到底哪里不对劲呢？我环顾四周，视线停留在行李架上的箱子上。至少，箱子还在，但这并不是一个吉利的开端。
我跑到车厢的尽头。在那儿，我找到一个搬运工，尴尬又害怕的我吞吞吐吐地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别担心，孩子。我们会找到钱包的。”他同情地说道。随后，我带他来到了我的床位。他开始搜找钱包。一分钟后，他转过身来，咧齿一笑，还做了个夸张的动作，然后拿出了我的钱包。原来钱包被夹在床垫和墙之间的缝隙里了。对他表达了无尽的谢意后，我带着失而复得的财富前往餐车吃早餐。当我坐下看菜单的时候，卡尼之外的世界再次给我当头一棒。这里根本找不到类似中央咖啡厅的主食和花5美分就可以无限续杯的咖啡。在这里，我看到一杯咖啡的要价是40美分，是我熟知的价格的8倍，简直只有富人才能享用。钱包失而复得后，我告诉自己不能乱花钱。于是，我羞怯地起身离开。一路上，咖啡的香味诱惑着我，也折磨着我。
返回卧铺车厢后，我面临着另一个财务抉择：该付多少小费给那个搬运工。我感觉这是我欠他的。以前在中央咖啡厅当服务生的时候，我收到的最大的一笔小费是10美分，而在卡尼乡间俱乐部，当我在高尔夫球场为18洞的4人组比赛整理草坪的时候，我得到的小费也是10美分。这样权衡后，我想，给这搬运工20美分应该够了。我给了他两个10美分硬币，他把钱放在手掌上打量了一下，然后抬起头来笑眯眯地看着我。“孩子，”他把硬币塞入我的手中，轻声说道，“这钱你留着。我能感觉到你比我更需要这钱。”
这时，火车已经驶入了芝加哥市郊。我的视线转到了窗外，映入眼帘的是废车场、存放废弃轮胎的仓库、数排小商店、木屋，然后是更大的房子：仓库和小工厂。再后来，灰白的城市建筑耸现入我的视野，我已经来到了中西部的中心城市。
在这里，联合太平洋的火车站与卡尼那个完全不一样。车站的人比卡尼的全部居民还要多。这使我第一次感到大城市的孤独和冷漠。在卡尼，大部分居民我都认识，也在咖啡厅服务过其中的许多人。而在芝加哥，我谁都不认识。在这里，早上交通高峰期，街上的人都很匆忙。商人穿着工作服，打着领带，戴着帽子，腋下还夹着报纸。他们大步穿梭在人群之中，女商人也是如此。与男性一样，她们携带公文包。在卡尼，只有律师才带着公文包，而且律师都是男的，卡尼的街上也很少这么拥挤，人们的步伐也没这么快。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节奏。穿着卡其裤的士兵簇拥在一起。他们吸着烟，满心欢喜地等待返乡的火车，也有些是忧郁地等待重回军事基地，或者是意大利战场，或者是太平洋战场。
拖着行李箱，我为钱包能重新回到后边的口袋而感到欣慰。在火车站，我找到一家餐厅。那里，咖啡的售价是15美分，再花50美分还能享用鸡蛋、土豆和烤面包这一早餐组合。在卡尼，65美分的一餐比这里要好得多，但我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我已经不在卡尼了。
旅程中舒适的日子结束了。父亲让我在乘坐卧铺到达芝加哥后，换乘硬座车厢到达目的地。于是，我走到波士顿方向的硬座车厢区域。在那里，我看到车厢里挤满了乘客和旅行袋。一些旅客或是在走道上占一块地方，或是在两车厢间的通过台占一片空间，其他乘客则无法享用这种“奢华”，只能站着。我在叠高的行李堆和车厢尽头通过台的窗门间找到一丝空隙挤了进去。一旁，一群军人围成一圈，正玩着纸牌和骰子游戏，还互相传着啤酒。车厢里弥漫着很重的烟味。
火车经过克利夫兰后，我的喉咙开始疼痛，吞咽口水都开始困难了。我以为这是烟味造成的，于是走到一个敞开的窗户旁呼吸新鲜空气，但疼痛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了。当火车穿过宾夕法尼亚州进入纽约州时，我发烧了。这一情况继续恶化，我几乎要昏倒在走道上。当火车抵达马萨诸塞州西部的时候，我终于在走道上找到了一个位置。我盘腿坐下，等待旅程的最后一站。几个小时后，波士顿到了，我踉踉跄跄地走下火车。两天前我刚离开卡尼，渴望更广阔的天地，而现在可怜的我几乎只剩下残骸。
那个年代，总有高年级的接待人员来迎接入学新生，起码受邀加入兄弟会的人都是有这种待遇的，我就是其中之一。来接我的是西塔西兄弟会的成员，在确认我是彼得·彼得森后，他仔细地打量着我，然后说道：“我们必须去医院。”来到这片新天地才几个小时，我就要接受紧急扁桃体切除手术。唉，这就是我来到向往的新世界的开端！
扁桃体切除手术后的几天，我在兄弟会的一处地方住下。这时，我的接待员克里斯（Chris）来到我这里，说是要看看我的衣橱。我打开小衣橱，向他展示了我的衣服：几件衬衫、毛衣、裤子和一双鞋子。他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一分钟后，他告诉我：“知道吗，彼得，你需要一套新衣服。可以买那种既可以当夹克衫穿，又可以充当运动衫的衣服。这样，一件衣服就可以当两件用了。”口头上的花钱比真正掏出钱要容易多了，毕竟我身上就那么点儿钱，好在我买到了一件不到50美元并且还能四季穿的深蓝色衣服。另外，我还花几美元买了两条领带，这也是克里斯的建议。往后的日子里，每当遇到一些需要正式服装或是运动衫的时候，我就很欣慰不用再为这个发愁了。
不过克里斯没能说服他的兄弟会伙伴们接纳我，把我从一个内布拉斯加乡下人变成一个新英格兰老手。根据西塔西兄弟会的规章制度，我是不能入选的。但是，一个名为菲谬三角洲的兄弟会接纳了我。这些新兄弟们开始在一段时间内对我进行“教育”。短期来看，他们的课程令人痛苦，但长远来说，这些是极其实用的。他们告诉我，很多时候口才决定着成败。
尤其在那个年代，任何一个入过大学兄弟会的人都知道，要想成为正式成员，就必须经历一段被羞辱的岁月。为了让会中兄弟知道他是配得上他们那个圈子的，申请入会者，或者叫宣誓入会者，必须经历一段考验期。考验期内，宣誓入会者要完成各种低贱的任务，要忍受会中兄弟的辱骂和肉体惩罚。如果一个宣誓入会者没能快速端上咖啡，那他会接到一个“摆好姿势”的命令。这就意味着他要脱掉裤子，弯下腰，然后会中成员会用戒尺打他。这种戒尺一般都打了洞，那样疼痛就会更剧烈。但是与更有创意的羞辱方式相比，这些还不算什么。正是因为接受这些有创意的羞辱，我才遇上了萨莉·凯斯（Sally Keith）。
萨莉·凯斯是波士顿最有名的脱衣舞女。她的绰号是“流苏摇摆女王”。已婚的夫妇和大学生纷纷前往波士顿的斯科雷广场。因为酒吧和滑稽娱乐场所就在那里。萨莉·凯斯在著名的克劳福德剧场表演。娱乐城内有一个夜总会，提供“每夜三场炫丽表演秀”。据说，在两场表演间的休息时间，那些已婚妇女会在女厕所里模仿萨莉·凯斯的表演，但无一成功。一天晚上，兄弟会让我去那里，完成一个极其困难的任务：带回萨莉·凯斯的丁字裤。
为了让这个任务变得更加有趣，兄弟会的兄弟们不让我带一分钱。在去剧场的路上，我搭到了一辆车，但它没把我带到目的地，剩余的路程就只能步行了。到那儿之后，我告诉后台入口的保安，我要向萨莉·凯斯讨要一条丁字裤。他摇了摇头，好像以前听过这些说辞一样。“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孩子，难道是一个堕落的人吗？”他低声咆哮道。
我向他述说了自己的窘境，并透露如果拿不到她的丁字裤，那么我的背部将会有更多戒尺惩罚后的血印。“他们会打我的，来，我让你看看。”说着，我开始笨拙地解开腰带。
“停，别再解了。”他说。然后他放行了，警告说如果我10分钟内不出来，他会亲自轰我出来。
这个老剧场的后台区域像迷宫一般，走道纵横，到处是小房间。天花板上悬吊着许多幕布和绳索。我找到一间标有“凯斯小姐”的房间，轻轻敲了下门。“进来。”里面传来一声带有波士顿味儿的声音。我推开房门，羞怯怯地走了进去。这时，我发现自己正面对着拥有一头铂金发的滑稽表演女王。这个小更衣室到处都是服装——睡袍、绣花的绸缎短裤、剪短的上衣、插有羽毛的高顶帽、靴子和许多双高跟鞋。当时，她肩上披着一件鲜艳的丝质长袍，薄薄的乳罩使她的乳沟清晰可见。我挣扎着把视线从她的乳沟上移开。她化着浓妆，看起来比广告上要老一些，广告上的她看起来不到30岁。但她看起来很热情、富有同情心，也很奔放。我曾看过一篇关于她前往荣民医院看望受伤老兵的报道。当我向她解释我的困境时，她笑着从抽屉里取出一条丁字裤。“给你。”她若无其事地说，伸手把一块织物递给我。我结结巴巴地表达了谢意，转身就要离去。这时，她补充说：“来看我的表演吧，带上你的朋友们。每次来的都是已婚男子和哈佛男孩儿，我想看到一些工程师。”这个邀请我们哪里会拒绝。在朋友们看来，认识萨莉·凯斯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尽管诸如此类的娱乐让我眼花缭乱，但我还是会想，父亲会怎么看待这些与希腊传统不一致、与卡尼生活方式相悖的娱乐呢。我相信当父亲送我去接受“钱能买到的最好的教育”时，肯定不会想到这些。
如果说拿到萨莉·凯斯的丁字裤算是一次美妙经历的话，那么我的下一个任务则与美妙二字相去甚远：我要偷到波士顿喜来登酒店总服务台的电话机，然后在一小时内把它带回兄弟会会堂。一方面，这涉及偷窃和破坏公物；另一方面，我又必须这么做，因为如果做不到的话，我就要接受25次的“摆好姿势”惩罚，那么几天之内，我的屁股就别想碰凳子了。同样，这次我也要身无分文地出发。
我设法在当地的一家修理店借到一把锉刀。之后，我进入酒店，并和总服务台的职员聊了起来。我对他说，我的大家庭要来波士顿，我想知道酒店有哪些住宿可供选择。接着，我让他帮我去做许多事情，如重新把图画挂在酒店房间内。每次他离开，我都会用锉刀在电话线上挫几下。当时如果有专门切线的钳子，事情就会好办得多，但是由于机械智商低，我不知道该怎么用钳子。大厅的另一边传来了清晰的哼笑声。转过身来，我看到两个兄弟正坐在太空椅上吸烟。他们看着我挫电话线。最终，在职员又一次离开的时候，我成功地把电话机和电话线分离。抱着电话机的我跑出酒店，而我的那些折磨者们则笑开了花。事后，我有点儿良心不安，那个服务员该怎么向他的老板解释我那令人愤慨的恶作剧呢，兄弟会的伙计们坚决不让我把电话机还回酒店，因为那样等于自投罗网。
还有一次，他们明知道我不抽烟，也讨厌烟味儿，还把我推入一个储藏室，让我把一根大约一英尺长的雪茄抽到只剩一英寸。在里面，时间过得很慢，我感觉待了好几个小时。最后，我冲了出来，双眼发红，气喘吁吁，感觉自己好像要一直咳嗽下去一样。
这次恶作剧在常人看来不算什么，但对我这个一生都讨厌雪茄和香烟的人来说却不一样。这些仅仅是一个男生进入另外一个世界所必需的历程，算是新世界向我展现的放荡不羁的一面。在这里，没有家庭的保护，没有家乡的拘束。此外，这个历程还包括那个年代常规的两项诱惑，那就是酒和女人。我对这两样东西都知之甚少。在朗费罗高中的时光里，我可能会喝一两杯啤酒，但完全没有过性行为。后来，我发现我们兄弟会在校内的会堂是集酒吧和（免费的）妓院为一身的地方，这让我大开眼界。我们的派对上总会有叠得很高的果汁喷趣酒，里面掺杂着劣质酒精。这些酒精使参加派对的拉德克利夫学院和韦尔斯利学院的女生们失去控制，并渐渐失去知觉。她们会被带到楼上的卧室，她们很多人醒来后会发现自己处在不同程度的裸体状态。至于后来她们有没有投诉，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此外，校方因致力于战争时期的研究，也从未责备过我们。
我曾和校内的朋友们探讨过到底是韦尔斯利学院的女生好，还是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女生好。这两个私立女子学院是当地约会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我们的调查结果是，隶属于哈佛大学的拉德克利夫学院与我们要近些，因此也方便许多，同时，那里的女生也非常漂亮。但也有小道消息表明，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女生不如韦尔斯利学院的女生有魅力，但令人烦恼的是，哈佛男生垄断了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女生市场。经过这样的一番市场分析后，我们决定在韦尔斯利学院这块市场发展。然而即使是在这片市场，哈佛大学也占有很大的份额，因此我们的第一步是要先引起那边女生的关注。我们决定发挥工程学生的相对优势，即我们在技术上的本事，但这并不是我的强项。我们一个有天赋的同学重新组装了朋友的一辆车，这样我们可以在车的底座上对车进行控制。我们在车身上贴上一些标语：“世界上第一辆无人驾驶车。”然后，就向韦尔斯利学院进发了。课间休息时，我们驾着车在校园里四处兜风，但没人坐在驾驶座上。我们向路人边笑边挥手。其间，我们会轮流派一个人蹲在车的底座上，根据上面兄弟的指示，操控方向盘及控制踏板。这一绝活吸引的观众数量超乎我们的想象。
既然我们已经成功地引起了市场的关注，下一步，我们决定冒充哈佛学生，并且写了一首歌，希望借此搞臭哈佛学生的名声。
美女，美女。
我们是哈佛学生组。
我们不粗鲁，也不粗暴。
但请怜悯我们吧，我们是如此的意志坚定！
事后，我遇到了一个漂亮又有魅力的韦尔斯利女生。但除了享受认识这个女生给我带来的满足感外，我还要探索更深层次的东西。从这件事中，我得出结论： 研究市场动态，分析掌握的信息，制订应对措施，这些都是非常有用的。 如果方法正确，它能改变人的行为，影响深远，不仅能帮助我在学业上取得A的成绩，还可能对我未知的将来大有帮助。
的确，由于战争还在继续，人们有种及时行乐的想法。尽管报纸和新闻短片报道说，美国及其盟国正节节胜利，人们还是相信每一天都是最后一天，要趁现在及时享受生活。
那年夏天，我迎来了18岁生日。一天后，也就是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让人们相信希特勒的日子不多了。随着夏天逐渐走向尾声，盟军不断击垮纳粹分子，人们对胜利的信心也随之增强。我通过了菲谬三角洲兄弟们对我的考验，成功加入了这个兄弟会。我还见识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光辉和学生们的机智。
一天，我们在上微积分课，简·斯特里克（Jan Strick）教授正往黑板上写一个非常复杂的方程式。这时，一个矮胖且满脸胡须的男子拖着脚走进了教室。他走到黑板边，擦掉了方程式的一部分，然后嘴中念念有词，写下了一些数字和符号，斯特里克教授和我们在一旁莫名其妙地看着。写完后，男子走出教室，离开了这栋教学楼。当时外面寒风瑟瑟，他却只穿一件短袖棉衬衫。他就是著名的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教授，他总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那时，他正研究能用来发明防空炮的方程式，这种防空炮在战争中大大增强了美国舰艇的自卫能力。后来他还带领科研队开辟了控制论领域。
虽然维纳教授的成就我无法企及，但至少我没有在与同学的学业竞争中被淘汰。这些同学比我训练有素得多，他们大多毕业于著名的私立中学，如安多福中学、埃克塞特中学、圣保罗中学和乔特中学等，而我最失败的一门课是由个人原因所致，与卡尼的公立学校无关。在一门名叫画法几何的课上，授课教授让我们在脑海中想象一个物体从不同角度看分别是什么样的，然后把想到的东西画下来。在提交作业后，教授让我去他办公室，解释为什么我的作品取得了如此惊人的成绩——他教这门课27年来给出的最低成绩。他不理解我为什么会选工程学为我的主修专业。渐渐地，我也开始问自己同样的问题。
在校期间，我还结识了一个毕生好友。他叫吉恩·蒲柏（Gene Pope），也来自一个移民家庭：他的父母都是意大利人。从某方面来讲，我们很相似：人们听到彼得·彼得森这个名字，总以为我是北欧人，我很高兴他们能这么想；而吉恩·蒲柏这个名字在美国很常见，但他的原名叫杰内罗索（Generoso），是以他父亲的名字起的。我只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相处的家伙，住在纽约，所以当他让我在那个暑假去他家玩时，我欣然答应了。由于暑假时我还要上辅导班，而每个学期间的休假又太短，所以长途跋涉地回卡尼不大现实。我会经常用希腊文写信给父母，也会打一些简短的电话，以防花太多长途电话费。当我告诉他们我将到一个有相似身世的同学家玩时，他们很高兴。出发去他家的那天，我和吉恩在波士顿南站等候开往纽约的火车，我以为吉恩家是靠经营杂货店或其他小生意为生的，所以我设想自己将在一个家境不好但很热情的人家度过几天。通过对吉恩的观察，我一直认为自己的这一推断是正确的。
当广播宣布火车进站时，我和人群一道涌进硬座车厢，希望抢到一个位子。可吉恩制止了我。“等等，彼得，”他喊道，“我们往这边走。”我跟着他走向一节豪华车厢。检票员看了看他给的车票，然后示意我们走向两个预留的位子。我知道这两张票不但很贵，而且很难得到。因为在战争年代，全国的运输网络都很吃紧。我很想知道吉恩是怎么弄到票的，但我极力压制住了自己的好奇心。这时，火车开始驶出波士顿，我也坐在了豪华座位上。接着，我们聊了刚刚结束的考试和我们的暑假计划，还有就是我们希望约到什么样的韦尔斯利女生。不一会儿，我已然忘了自己正坐在火车的豪华车厢里。
纽约的中央火车站比芝加哥的联合太平洋火车站还要繁忙。在出站途中，我们经过火车站大厅。在那儿，我停下脚步，敬畏地凝视着高耸的窗户和拱状的顶棚，夹杂着粉尘的阳光从那儿射入，顶棚上还涂着各种星座图案。当我们走在路边时，一辆豪华轿车正等着我们。车的司机热情地迎接了吉恩，吉恩叫他托尼。我告诉自己，他们只是私人朋友，而同是意大利人的托尼只是帮吉恩一把罢了。
在到达目的地后，我才了解了真相。他家位于第五大道1040号的公寓大楼内，大楼在85号大街的路口，而大楼对面便是中央公园。杰奎琳·肯尼迪曾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车开到大楼前时，一个身穿制服、戴着白色手套的门卫连忙从罩有天棚的大门跑出，为豪华轿车开门。“蒲柏先生，”他对吉恩说，“见到您真好。”吉恩向他介绍了我之后，门卫对我说：“欢迎彼得森先生。如果需要任何帮助，请与我联系。”最终，我明白了：我的朋友吉恩·蒲柏很有钱。
走进他家的公寓后，一切疑虑都消失了。我呆呆地审视着巨大的客厅，客厅有两层楼高，墙壁由红丝绸装饰。我还看到了精美的家具、摆满书籍的图书馆和特大的餐厅。大理石石阶从一楼通向二楼。二楼有许多卧室，而且都是内置独立卫生间的。以前我还以为这种超乎想象的奢侈只存在于皇宫或是富人宅邸，而不会出现在其他建筑内的公寓套房里。当一个衣着正式的管家把我的行李带入“我的”卧室，并开门向我展示“我的”卫生间时，我想我已经身处一个电影里才有的布景了。以前在卡尼的时候，母亲从来没有得到别人的任何帮助，更不要说有穿着制服的管家和女佣人了。吉恩衣柜里的财富令我难以想象：里面有8套或10套衣服，6件运动夹克。在学校时，我从未看过他穿这些名贵的衣服，也没听他提起过他的家境。
原来，吉恩的父亲杰内罗索·蒲柏（Generoso Pope）先生跟我父亲一样，也曾是一个铁路工人，但蒲柏先生后来从事的事业要比我父亲的大得多。他曾在一个名为克鲁尼尔沙石的公司工作。后来，他买下这家公司，并把它发展成大型建筑材料供应商。此后，他又收购了《意裔美国人进步报》（ Il Progresso Italo-Americano ）和《美国快报》（ Il Corriered' America ），前者是美国最大的意大利语日报，后者是美国的一份周报。后来，我了解到蒲柏先生是意大利移民中的第一个百万富翁。往后的日子里，我还得知他在政界也很有影响力。
蒲柏家的晚宴是我首次参加的有意义的社交活动。在那里，我观察到人们在致力于重大目标的同时，玩得也很愉快。许多州长、市长和州级官员都经常来参加晚宴。晚宴上的食物精美至极。在一次晚宴中，有人递来了一个银色浅盘，盘内装有一堆裹着精美亚麻布、棕色的呈铅笔状的细细的食物。我从没见过这种东西，扫视桌子一圈，也没见有人在吃，所以最后我开口发问，于是我认识了面包条。
蒲柏女士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人，她肤色浅黑，有着黑色的眼珠。在跟你讲话时，她会一直盯着你的眼睛。跟她丈夫一样，她也是个意大利人，但她说着一口完美的英语，毫无口音。她是一个完美的女主人，优雅地管理着蒲柏家庭。她问我在纽约有什么没看过的或有什么想看的。我的答案是：一切。每当我们出去逛纽约城时，蒲柏一家都极尽地主之谊，我也能感受到他们对纽约的热爱。在纽约期间，他们带我玩了好多地方，比如在MET歌剧院观看《波西米亚人》（ La Bohème ），在无线电城音乐厅看洛奇舞，参加罗杰斯和哈默尔斯泰因的音乐酒会，以及在瑞吉酒店顶楼欣赏中央公园。每次出去，我都会听到恭恭敬敬的门卫、商店衣帽间女服务员“蒲柏先生，蒲柏先生”地叫，我估计他在娱乐消费时所付的小费比中央咖啡厅一天的收益还要多得多。
在那个年代，人们常把所有显要的美籍意大利人都与黑手党联系在一起，无论他们之间是否真的有关系。据说，蒲柏先生与弗兰克·克斯特洛（Frank Costello）有来往，而此人与卢西阿诺（Lucky Luciano）交往密切。此外，弗兰克还扮演着连接犯罪世界与合法商业运作和政治的角色，比如蒲柏家族及其朋友们所涉足的商业和政治活动，但这些并没影响我和吉恩的友谊。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我们总是形影不离。在往后的人生里，每当事业上需要合作，我们都会完全信任对方。
我和吉恩的亲密友情一直持续着，但在大一结束前，我的学生生涯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吉恩有个纽约朋友，名叫罗伊·科恩（Roy Cohn），比我们小一岁。后来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对共产党人发动政治迫害，罗伊·科恩则因成为他的左右手而变得声名狼藉。再后来，罗伊·科恩成了一名有权势的律师，曾使用涉嫌违法的方式帮助他的客户。那时，他只是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学院的一名本科生，但很明显，许多有地位的人都很关注他。那年夏天，我们在纽约市北边的拉伊参加了韦斯切斯特尔乡村俱乐部的一场舞会。当晚，我和吉恩在舞池里面追逐女孩子，罗伊·科恩则在吉恩父亲那一桌与显要人物聊天。毫无疑问，罗伊·科恩才华出众。他的一篇学期论文精辟独到，他很高兴把这篇论文与我和吉恩分享。
在麻省理工学院，学期论文事实上就是一种商品。在我们兄弟会有一个档案柜，里面都是学期论文，会员们经常会一字不漏地拷贝下来，然后交上去。我们从未用抄袭或作弊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自己的行为，但我们都会为它找到可以令自己心安理得的理由。毕竟，世界大战尚未结束，而我们要想为赢得战争贡献自己的一份力，就应该发明一些新式武器或是研究出能更有效地侦查德国潜艇的方法，而不是花心思去写原创论文。在纽约蒲柏家的社交圈子中，我变得越来越老于世故，应对这种令人愉悦的新社交生活，我也越来越得心应手。与学校教育相比，这种教育似乎更加重要。
我从未在学校作过弊。父母在诚实这一品质上严于律己，对我的要求也是如此。我从来不需要作弊，但我知道什么是作弊。我们班有一个技术奇才会用相机拍下化学和微积分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弄到手掌大小的手抄纸上，以满足考试之需。我想，这才是作弊。对别人的论文做大幅修改，然后将其变成自己的，我觉得不算是作弊。
长话短说，我对罗伊·科恩的一篇论文做了些修改，其实是做了很大的修改，然后作为自己的论文上交。论文的题目是 casusbelli ，这是一个德语单词，可以粗略地翻译成“宣战的理由”，这包括各国在发动战争时可能会找的正当理由，也包括它们是怎么找到这些理由的。吉恩把罗伊·科恩的论文一字不改地上交了，但他跟我不在同一个班级。我不知道我论文中的哪部分让教授起了疑心，反正论文交上去不久，我就收到了让我去院长办公室走一趟的通知。于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我去了院长办公室，看到院长用两根手指像捏尿布一样捏着我的论文，我的教授则站在一旁。我会意地打了一个寒战。可能知道罗伊·科恩论文的不仅有我跟吉恩，大家都知道了。我承认自己用了他人的论文作为写作思路，但我辩称自己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我这样向他们解释着，心想最坏的结果就是这门课挂红灯，但学院肯定注意到了我“借鉴”的篇幅，于是决定杀鸡儆猴。几天后，兄弟会的信箱里多了一封来自院长办公室的信，信上说我被开除了。这时正值1944年秋天。
羞愧完全不能表达我当时的感受。我该怎么向诚实至上的父母解释呢？因为作弊被学校开除？他们夜以继日地在中央咖啡厅工作，省吃俭用为我提供“钱能买到的最好的教育”，而我却因作弊而被剥夺了教育机会，这竟然成了我对他们表达“感谢”的方式。父亲真的太诚实了，每当他在卡尼的埃尔克斯俱乐部玩扑克时，他总是输家，因为他摆不出一副扑克脸。虽然对于我的辍学，我自己都解释不清，但我仍有一丝希望。这一开除并不是说我完全没有机会重返学校，学院领导说如果我能找到一份工作，并借此重新恢复声誉，那学校还是可以给我恢复学籍的。我不敢把真相告诉父母，于是决定先把事情压一压，等找到一些好的说辞再将这件事告知父母。
吉恩也同样感到羞愧，他的感受可能比我更深，因为他平安无事地度过了这一关。反思自己的过错后，我开始把这次失足看成意外的收获、一种莫名其妙的运气。
我已经想清楚了，我不是做工程师的料。无论接受多好的教育，对机械知识的不知所措、对绘画的一窍不通，这种基因上的限制使我根本没办法与其他优秀的同学相比。另外，我并不能把对数学的精通应用到工程学上去，因此与身边有才能的未来工程师相比，我很吃亏。那时，我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职业原则：尽力发挥自己的长处。我只知道我需要找一片领域，在那儿我可以把自己的数学才能应用到人际关系或商业情境中，而不是浪费在物体构造和机械装置上。但要想在将来有任何发展，我都必须先把履历上的污点抹去。
在一次电话中，我告诉父母我要在麻省理工学院辐射实验室的采购部申请一个职位。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实验室所进行的实验将对战争有多么重要的影响。那时，盟军已经在欧洲战场占了上风，但在太平洋战场，日本人本着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的决心血洒太平洋岛屿。为赢得战争，美国加紧步伐，想赶在敌人之前研制出一种能给予敌人致命打击的超级武器。我的工作申请被批准了，这样一来，我就能继续待在菲谬三角洲兄弟会的会堂，也能继续积极的社交生活。不同的是，我不再上课，而是出差为实验室采购部件。
奇怪的是，我似乎是一名非常出众的出差者。虽然仅仅是一个职位卑微的18岁小办事员，我却能想办法挤上票已卖光的航班。我采购的东西并不都很特别，每次我都是先买到部件，然后再用船运的方式将其运回剑桥市。我采购的通常是战争中不易买到的管道和衬垫。我知道我必须抓紧时间采购，也明白实验室“立刻”就要它们。我还知道我的工作证件上写着“曼哈顿”，但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只有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曼哈顿计划的细节才浮出水面：那个辐射实验室参与了这个计划。我突然明白我所采购的部件中，有一些是用来制造原子弹的。父母十分高兴我为战争做出了贡献。
战争结束后，离开家乡已18个月的我重返卡尼。我打算秋天时回到麻省理工学院，然后再考虑往下的路该怎么走。可就在这时，我发现计划有变，因为内布拉斯加州的库欣博士向西北大学写了一封热烈的推荐信，强调我在学籍被暂停的那段时间里对辐射实验室所做的贡献，随信寄往西北大学的还有我的入学申请书。1945年秋天，西北大学校方批准了我的入学申请，对此，我心中一直心怀感激。西北大学商学院的院长明显与麻省理工学院有过私人纠葛，他告诉我他很同情我的遭遇。
一些人称西北大学为“中西部的乡村俱乐部”，因为西北大学在派对方面名列前茅，但我很难相信还有哪所大学的课外生活能与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所见到的酒色生活相比。事实上，在派对方面，西北大学也确实比麻省理工学院差远了。
地理位置的差异是其中一个原因。西北大学位于伊利诺伊州的艾文斯坦，处在密歇根湖湖畔。艾文斯坦是芝加哥北部郊区的一个小镇，这里同样也是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的家乡。几年前，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没能阻止全国范围内对禁酒令的废除，但在它的家乡小镇，禁酒令依然有效。在艾文斯坦，酒的销售是非法的。虽然这并不意味着饮酒犯法，但显然，这种规定影响了人们饮酒，对兄弟会的影响尤其大。
另外，西北大学在性方面也很拘谨。它规定女生若要去兄弟会会堂，只能待在一楼的客厅，客厅还要灯光明亮，这与麻省理工学院的自由政策（或者说根本没有任何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于1945年秋天来到了西北大学。很快，我便爱上了这所学校，它非常适合我。经历了麻省理工学院兄弟会的狂欢放纵之后，我融入了西北大学更加健康有益的社交生活。那里有着对“10所大学橄榄球联赛”的激情和一系列的学生活动。那里的女生也比以前学校的漂亮！我记得，或者我认为是这样的，麻省理工学院的女生很少，而且大多数女生都紧绷着脸。男同学对她们也不友好，把她们称作“狮子兽”。相反，西北大学的女生开放、有活力、不装腔作势。她们都拥有苹果般的脸颊，头发飘逸，笑容随和。那一年，吉恩来我这里观看返校节。当游行花车队经过，各式各样的“女王”“甜心”从高处向我们挥手时，吉恩总说一个比一个漂亮。我们一起参加的那些兄弟会和女生联谊会的舞会同样有着各种令人炫目的惊艳女孩。
菲谬三角洲兄弟会在西北大学有一个分支。这个分支即将和一个名为阿尔法·陶·欧米茄的兄弟会合并。后者是一个更大、更有历史，也更知名的兄弟会，因此我的兄弟会生活和社交生活并没有受到影响。回想过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学兄弟会和女生联谊会的生活类似希腊的生活方式，我是如此渴望它们，并把它们作为主要的交友圈和社会往来，但对自己希腊父母的习俗做法我却唯恐避之不及。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我是兄弟会成员中极少数的或者说是唯一一个能说写希腊语的人，而校园中的希腊人都在效仿希腊的生活方式。
父亲寄给我的那点儿生活费使我不能参加西北大学所有的社交活动，但来到西北大学后，我找到了一个能为自己赚点生活费的办法。一个名为“三三角洲”的女生联谊会要为会堂的餐厅招一名服务生。在中央咖啡厅锻炼了这么多年，我对这种工作再熟悉不过了，我能一只手臂端三盘菜肴，对收拾餐桌同样十分熟练。这个岗位只付伙食费，并没有工资，不过这样我就能省下饭钱了。由此，我就可以有更多的钱带女生去听音乐会、看电影或跳舞了。“三三角洲”能反映出在校女大学生的总人数，因为这个联谊会对女生非常有吸引力。对我来说，能见到这么多女生也算是我工作的奖金了。我带其中的一些女生看过芝加哥交响乐团的表演，通常我会用省下来的钱买两张便宜的季票，那些座位都是由椽子做成的。
经历了这些后，我在社交方面的信心似乎也在增长：在麻省理工学院和首次拜访吉恩家时所带有的生涩已离我远去。我成长为西北大学的社交达人，活跃于希腊和非希腊圈子。
1946年，我受邀出任年刊《教学大纲》（ Syllabus ）的广告经理。这是一份重要的工作，因为广告销售支持着期刊的出版发行。同年秋天，一名叫乔·米勒（Joe Miller）的西北大学行政官员让我联合组织1947年的瓦阿姆表演（Waa-Mu show）。这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学生时事音乐剧。瓦阿姆这个名字来自1929年节目首次上演时的两个参演团体，分别叫女子体育协会和男子联盟。两个团队名字的英文首字母组成了“瓦阿姆”。这个演出在战争期间曾一度中断。克劳斯·利特曼（Cloris Leachman）在1946年的战后节目首次复演中出演。之后许多演艺人才再次在这个盛典上登台亮相。
在几个月的剧本编写和排练后，音乐剧于第二年春天推出。我帮助制片人寻找作家、音乐人和舞者，也负责广告和推广，这些都是实现一场成功演出所必需的幕后工作。我的工作量很大，因为瓦阿姆是一个以品质著称的表演，但是这该多么有趣啊！我可以和一些杰出的人才合作，包括喜剧演员保罗·林德（Paul Lynde）和女演员夏洛特·雷伊（Charlotte Rae），两人参与了1947年的瓦阿姆表演。此外，我也与谢尔登·哈尼克（Sheldon Harnick）合作。歌曲《屋顶上的小提琴手》（ Fiddler on the Roof ）和《费奥雷洛》（ Fiorello！ ）就是他填的词，后者为他赢得了普利策奖。
对我来说，那是价值观的塑造和形成时期。如果说吉恩·蒲柏一家让我见识了财富和权力的话，那么我在西北大学的3年则教会了我如何靠自己的力量成就事业。我发现原来我很擅长后来人们所说的一心多用，而且我也喜欢这样工作。我的兴趣很广，如果单做一件事情的话，我就会觉得很枯燥。那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有这方面的倾向，但总的来说，我已经习惯了这种工作模式，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我也会如此走下去。
除了联合组织瓦阿姆外，我还当选了阿尔法·陶·欧米茄兄弟会的主席，因为我原来所在的兄弟会已经被合并，但并不是一切都很顺利，我也遇到了一些挫折。此前，我也参加过学生会主席的竞选，不幸的是，只获得第二名，但与另一件更令人沮丧的事情相比，这还不算什么。
我有一个黑人朋友，跟我一样，他也热衷于校园活动，也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我推荐他加入我们的兄弟会。于是我们举行了一次投票表决，表决的形式是把一个投票箱互相传递，兄弟们各自匿名地往箱内投入白弹子或黑弹子，白的表示同意，黑的则是反对。令我震惊的是，投完票后，我打开箱子一看，里面居然有好几个“黑球”。这件事情让我明白了当时的社会风气。
然而，我还是很高兴能在这个中西部的核心地带，周围的人都认为尽管彼得·彼得森一头黑发，他却应该是来自瑞典的北欧人。
我思索着如果人们知道我不是北欧人，而是希腊人，还会不会这么欢迎我。毕竟，我们希腊人也会遭到那些心胸狭隘和心怀歧视之人的排挤。父亲告诉我，在他1923年刚开中央咖啡厅的时候，当地的三K党会在餐厅贴上“不要和希腊人一起吃饭”之类的标语，因为卡尼居民都是白人，这些三K党找不到可以恐吓的黑人目标。每次叙述这段历史的时候，父亲总会补充说：“这些人不算真正的美国人。”
尽管社交生活繁忙，我还是在学习上保持着优异的成绩。对此，我那些兄弟会的兄弟们都感到十分好奇，一些人认为我经常出现在优秀生榜单上完全是因为我很聪明。其实不是这样的，我的秘密是我学会了如何对症下药。
我清楚大多数教授都是知识的布道者，他们传授的是自己真正相信的知识。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人们在谈论他们喜欢的话题时，动作会格外丰富，声音也会充满激情。换句话说，我不仅听他们授课内容的表面意思，而且会听其中的弦外之音，并用课堂笔记本记下教授们的弦外之音。考试快来临的时候，我会看着自己的这些笔记，想着教授当时强调的语段，然后仔细阅读这些段落，直到记住为止。不管试卷上的问题如何，我都会想办法把能激起教授热情的那些要点写出来。其实，我无非就是在奉承他们。我知道这有点儿不厚道，但这些行为每次都能为我带来A或A+。
然而这种察言观色的能力为我带来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却并非这些分数，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在这些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不仅帮我荣登优秀生光荣榜，而且让我学会倾听和观察别人，这些后来对我早期的职业生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上大四的时候，我的未来却突然岌岌可危。通常情况下，我的体力和脑力都是很充沛的，足以应付学业、社交和课外时间的舞会，但在我毕业前的那个冬天，我却突然开始嗜睡。我会在上课的时候睡觉，在看电影、看书或看笔记的时候也会睡觉，甚至吃完饭就想打瞌睡。我想肯定是因为瓦阿姆的准备工作、兄弟会的主席职责、诸多课程和“三三角洲”食堂的服务生工作，使我睡眠不足，但是几个星期后，我突然发起了高烧。于是，我去学生医疗服务处问诊。那儿的护士决定让我住院观察，但住院期间医生并没有对我的病做出诊断，不仅如此，我还多了一个病症，那就是背部剧烈疼痛。一个年轻的实习医生认为这是由医院病床上的橡皮垫导致的！几天后，我出院了，可昏昏欲睡的症状仍然伴随着我。
我这种不正常的疲倦引起了兄弟会伙计们的担忧，其中一个敦促我去找他父亲看看，他父亲是艾文斯坦的泌尿科医师。我照做了。听完我对自己“嗜睡症”的描述后，科巴斯医生问我还有没有其他症状。当我告诉他背痛时，他皱着眉头说：“让我明确一下，彼得，你说你老是昏昏欲睡，发着高烧，还有剧烈的背部疼痛，对吧？”我说：“是的。”
几分钟内，他通过向我的静脉注射染色剂，对我的泌尿管进行了X光检查。我想检查结果肯定很惊人，因为当X光片出来时，我听到他对一同开诊所的大儿子说：“天呐，巴德，你快看看这个。”
神神秘秘了片刻之后，他让我进来。原来是我的左肾使他如此惊讶，我的左肾已经膨胀到气球那么大。“你这是尿毒症，”他告诉我，“只有动手术才能挽回你这条命。”没过几个小时，我就已经在医院了。第二天，一个护士用轮椅把我推到了手术室。科巴斯医生把我身上一条错位的血管切除，正是它阻碍了尿液正常地从肾脏流到膀胱。由于到不了膀胱，尿液向我身上的其他部位扩散，使我中毒，最终导致我昏昏欲睡。
这个持续了几个小时的手术拯救了我的生命，也恢复了我的精力。1947年8月，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我已经准备好用新学的知识投入工作，参与到美国的主流社会中去了。
关于结婚，我早就打算好了。自大三以来，我一直与新闻专业的一个漂亮女生约会。她叫克丽丝·克林吉尔（Kris Krengel），来自爱达荷州的双瀑市，是一个名叫阿尔法·施·欧米茄的女生联谊会的成员。
我是在她们联谊会举办的一个交谊舞会上与她相遇的。那里的点唱机上叠着许多舞碟，我们两个都很擅长跳舞，伴随着舞蹈音乐，我们一直玩到深夜，彼此都很开心。那晚之后，我们经常见面。那时，在上大二的克丽丝是《西北大学日报》（ The Daily Northwestern ）的编辑之一。那是一个学生经营的报纸，在西北大学和艾文斯坦发行。她的同学和编辑部的其他成员给予她很高的评价。在我大四那年，我们经常约会。我把我兄弟会的别针交给了她，这是在校的希腊裔学生的一个惯例，通常在给别针后不久就订婚。我们用“适合”这个词来形容对方，诚然这个词缺乏激情。在我毕业之前，我们约定在第二年她毕业后结婚。
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那些年月，显然，我们计划在她毕业后就结婚是意料之中的事。在那个年代，男女结婚比现在要早多了。一旦毕业，你就要开始过日子，而过日子意味着工作、妻子以及孩子。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双重创伤下，这样一种所谓的正常生活是人们所渴望的。女性承受的压力特别大，如果她们不能在毕业后的一年左右找到婆家，那么人们就可能称她们为老小姐。我想克丽丝肯定认为我是养家糊口的好对象，因为我获得了荣誉学士学位。另外，她想走已婚的联谊会姐妹走过的路，而我只想通过娶一个“合适”的非希腊裔女孩来巩固自己的美国人身份。我知道父母肯定不会同意，所以等到1948年夏天婚礼举行前，我才告诉他们这个消息。
克丽丝将在1948年毕业。我一边等着她毕业，一边开始寻找职业生涯的第一份工作。在西北大学，我获得的是零售学学位。之所以选择这一专业，我想大概是因为我觉得我父亲好歹也算是一个零售业从业者吧！这个专业要求学的课程跟职业学校的课程设置差不多，实用科目包括零售库存控制、促销推广等。克丽丝的叔叔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有一些关系，他答应帮我在那里找一份工作。就这样，我于1947年带上自己的毕业证书前往西部。
当火车抵达波特兰的时候，天空正下着雨。接下来的几个雨天里，我找到了一个便宜的小住处，也参加了克丽丝叔叔为我安排的几个工作面试。不久，我在一家名为“罗伯特兄弟”的百货公司找到了工作，并被安排在玩具部。这份工作没有头衔，也没有明确的职责。进入深秋后，伴随着频繁的下雨天，圣诞的购物季节也临近了，这样我就要越来越多地去了解，仓库存有哪些玩具，而哪些又是孩子们喜欢的。很快，我了解到没人知道公司的仓库里存放着什么。在那个电脑尚未发明的年代，唯一能知道仓库存货的方法就是亲自去查看和统计。我花了好一阵工夫在湿冷多尘的仓库里走动，统计玩具的箱数，并用带横隔线的笔记本将它们分类。为了抵挡西北部的寒冷天气，我总是把雨衣的纽扣扣到脖子上。
在晚上和周末，我会在百货公司的玩具部，听着挑剔的孩子们为自己想要的玩具尖叫。有一些小孩拿不定主意，而其他的则是相信圣诞老人的袋子或者他们父母的钱袋是深不见底的。“难道我上大学是为了接待这群孩子？”我问自己道。
我会把孩子们对玩具的偏好记录下来，然后据此对玩具的采购做出建议。在我提出建议之后，一般我们采购的商品都能刚好符合顾客的需求。圣诞节之后，百货公司的老板之一比尔·罗伯特决定把我晋升为另一部门的采购助手。
不过，那时我已经想明白了，零售业不适合我。显然，我的想法违背了传统的职业规划逻辑。按照惯例，每个人都要先选好自己的工作领域，一般会选与大学所学专业有关的，然后步步为营。如果接受那个采购助手的职位，很可能不久后，我就能再次得到提拔，可能之后我还会成为男装采购负责人，然后，一个更大的零售企业把我挖走。我可能会慢慢爬到更高的职位，获得更高的头衔，当然还有更高的工资。这就是常理下我可能要走的发展道路，但我不想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甚至早在那时，我就发现自己的兴趣和激情不在零售业上。我喜欢分析市场走向，喜欢置办符合市场需求的库存，但我不是那种喜欢与陌生人虚情假意地交谈的人。如果有同事不能很快理解我所想的或是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会那么想，我就会对他们发脾气。我经常拿他们与母亲相比，母亲对我的想法和需要有着本能的理解。简单地说，我不是一个合群的零售推销员。一个不适合做销售的人却学了零售专业，显然我的职业选择是错误的。所以，我并没有依照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而是选择利用我的相对优势。于是，当圣诞节后的销售开始时，我离开了罗伯特兄弟公司，动身返回芝加哥。我只在波特兰待了4个月。我记得到波特兰之后，就没见过阳光。
▷ 如果说我的高中生涯让我明白了什么的话，那就是我可以用不懈的勤奋达到想要的目标。我能比几乎任何人都做得更多、学得更勤奋。
▷ 很多时候口才决定着成败。
▷ 我的秘密是我学会了如何对症下药。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人们在谈论他们喜欢的话题时，动作会格外丰富，声音也会充满激情。
▷ 我并没有依照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而是选择利用我的相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