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8岁的我开始在父亲的咖啡厅帮忙，我会站在长柜台前的收银台，负责收钱和找零。父亲把繁荣时候所存的一半储蓄都寄回了希腊。年少的我还不能完全领会父母的行为所蕴含的道理。
20世纪30年代，我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卡尼市长大。小城建在广阔的平原上。城市虽然不大，但足以创造每天24小时就餐的客源。父亲的咖啡厅就是提供全天候服务的，父亲为其取名“中央咖啡厅”。
咖啡厅与联合太平洋火车站只隔了半个街区。月夜中，它闪亮的霓虹标志向火车站轮班的员工和抵站的旅客示意：不管目的为何，这些旅客都已来到了美国的中心点。正如1733公园游泳池旁的牌匾上所写的那样，卡尼市处于波士顿和旧金山的中点处，到两地的距离均为1 733英里。小时候，我曾在这个公园玩耍。
父亲曾就职于铁路行业。那时，他做的是没人愿做的工作：在蒸汽弥漫的火车守车里洗碗。守车里住着内布拉斯加州西部铁路的铺轨工人。洗碗的职业使他学会了做菜。与安装铁路道钉、牵拉铁轨或和金属丝打交道相比，他更喜欢下厨，但是铁路工人无法在内布拉斯加州冬天严寒的环境下继续作业，所以父亲到冬天就失业了。后来一个需要厨师的马戏团经过这里，父亲就跟他们走了，负责马戏团场工、高空杂技师和驯兽师的伙食。那时大约是1917年，距离他离开希腊登上美国金海岸已经5年了，5年前17岁的他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水平，完全不懂英语。
此后，他又做了好几种厨师工作，对饭店的生意运作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开始学习英语。通常来说，他的雇主都会为他提供食宿，这令他积攒下一大笔钱。最终，在有了一定的经验和积蓄之后，他开始自主创业。他先后在列克星敦市、内布拉斯加州和艾奥瓦州购买餐厅，然后迅速卖出。最后，他定居卡尼市。这是一个有发展潜力，但竞争并不激烈的小城。这里有一所大学，可以为他提供廉价又聪明的劳动力；有几户希腊家庭，这让他备感亲切；还有一块靠近火车站的市中心空地。他买下这块地，创办了中央咖啡厅，咖啡厅的霓虹标志不仅是穿梭于卡尼市的旅客们的灯塔，也是市民们的灯塔。
这个永不熄灭的霓虹标志写着“美食之家1923”。1923年是父亲创办咖啡厅的那一年。咖啡厅24小时营业，可以说，25年来它从未停止营业。一年后，他与母亲结婚了，再过两年就有了我。在我8岁的时候，也就是1934年，我开始在咖啡厅的柜台上做收银工作。
小时候，融入当地社会是我最大的挑战。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因为虽然我想成为地道的美国人，但父母却坚持希腊传统。他们奋力把我拽向一个方向，而我却朝另外一个方向前进。为了塑造自己的生活，所有的孩子都努力摆脱家长的影响，而我要摆脱的却是与另一个国度之间的深刻渊源。
我父亲名叫乔治·彼得森（George Peterson），这不是他的原名，他的原名是乔治欧斯·彼得罗普洛斯（Georgios Petropoulos），从字面上看，他的姓氏可以译为“彼得的儿子”。在我成长的那些年里，他常告诉我他很后悔改了名字。“我不想让任何人以为我不为自己的民族感到自豪。”他说。不过，他将更重要的东西保留在心中了，那就是他的基本价值观。
父亲出生在一个名为瓦利亚的小镇，位于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群山上。小镇很穷，而他的家庭是小镇上最穷的家庭之一。根据家族里的说法，我的祖父彼得喜欢在苹果树树荫下睡觉，而不愿去干活。当阳光直射他的双眼，将他弄醒时，他会重新找一处有阴凉的地方睡下。他的懒惰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妻子，也就是我的祖母执着地追求皇家般的优雅。每每遇到陌生人，她都会伸出手去，接受吻手礼。他们竭力维护一个花园，因为很少下雨，他们必须用桶去附近的小溪打水。他们养鸡生蛋，养羊产奶。每当一只小羊崽诞生，他们都会在孩子们的抗议声中宰杀一只公羊，孩子们可是把这些动物当宠物对待的。父亲有6个兄弟，1个姐姐。他们住的是二层楼房。由于人多，他们挤着睡在铺满地板的草席上。天气好的时候，他们就睡在露天的院子里。一年四季，他们都不穿鞋。我的祖父母穿的则是用废弃轮胎制成的鞋。因为买不起时钟，他们只能通过太阳的位置判断时间。阴天的时候，时间就只能完全靠猜了。
上学是后来才想到的。在当地，女孩可接受6年教育，男孩则可享有更高的教育，但前提是必须支付学费。每个星期一，孩子们都会走40多公里的山路，前往一个大点儿的村子，因为那里的学校要好一些。到那儿之后，他们会和其他男孩一起入住青年旅舍，到周末再步行回家。父亲的人生轨迹却并非如此。对于父亲那些上学的兄长们，祖母会为他们各烤一块面包，然后用刀切成5份，再配上自制的奶酪，以便让他们知道每天能吃多少。后来，他们开始向往到美国去。
父亲的兄长尼克（Nick）是第一个去美国的。1912年，他在密尔沃基市的一个肉类加工厂找到了工作，因此能够汇钱支付父亲去美国的船票。那一年，“泰坦尼克”号沉没了，而父亲所乘的船却安然无恙。他身处船腹深处，那里恶臭异常，令他十分想念新鲜空气。通过爱丽丝岛
，他进入了美国，随后前往密尔沃基市。办完移民手续后，他立即去找了尼克。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水果摊小贩。然而由于听不懂顾客说什么，这份工作泡汤了。举个例子，有顾客说“拿几个苹果”，他会拿出一麻袋苹果。然而很快，尼克就为他在自己工作的肉类加工厂找了一份工作。这是父亲为了摆脱穷困所参加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把牛蹄和牛角放入碾压机里加工成肥料。即使是在今天，很多移民也愿意做这类工作，因为对他们来说，能在美国立足是那么重要。让人窒息的粉尘从碾压机中飘出，工人们一手往机器里放原料，一手用湿布捂紧鼻子。保持这些姿势使他们的手臂和肩膀酸痛无比。这几乎令父亲要放弃工作返回希腊，但他还是坚持了下来，并晋升到切肉的岗位。在这一岗位上，他学会了如何不浪费地把猪肉和牛肉切成块。之后，他又换到铁路局工作。正如尼克所做的那样，他把姓氏改成了彼得森。他后来后悔改名，大可以怪罪联合太平洋的计时员，因为他们说每次父亲讲自己的名字，他们都不懂那是什么意思。父亲因为负责铁路工人和马戏团员工的饮食而存下了一些钱，并开始把目光转向咖啡店的创建上。此时的他已成长为20多岁的年轻人，期望找到一个能共结连理的女人。
我母亲名为维妮夏·帕帕帕梧罗（Venetia Papapavlou），住在尼阿塔。尼阿塔位于希腊南部斯巴达城的东南面。与彼得罗普洛斯家族相比，帕帕帕梧罗家族是富裕的。我的外祖父雅尼·帕帕帕梧罗（Yanni Papapavlou）有一片土地和一栋大房子，当地人都称呼他大约翰。和村子里的其他居民一样，他的生活中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雨水会被储存在名为双耳瓦罐的大土罐里，充当饮用水。家里有个蓄水池，能用于为花园浇水，因此他们不用到小溪打水。
房子周围点缀着琳琅满目的作物：橄榄树、杏树、无花果、柠檬树、小麦和葡萄，但只有种植橄榄树才算得上是一种商业行为。大约翰有一台橄榄油压榨机，榨出来的橄榄油能为他带来利润。他用赚来的钱购买更多的橄榄树苗。工人的工资是用他们收割的作物来结算的：每摘4蒲式耳的橄榄，受雇的采摘工人就能获得1蒲式耳，大约翰会为他们压榨成橄榄油。那些负责采摘葡萄和为制作葡萄酒而踩葡萄的工人则可以把大量的劳动成果留给自己或卖掉。
母亲记得当时外祖母迪米特胡拉（Demitroula）会把每餐都准备得很丰盛。饥饿的邻居们知道帕帕帕梧罗家会给予他们食物，就连当地的校舍也能享受到外祖父的慷慨解囊。在那里，他会拿出许多小布袋，里面装满了葡萄干、水果和杏仁。周末，他会用这些东西进行易货交易，这也算是一种社交活动。他会拉出他的马，让孩子们坐上马车，然后去镇上把几袋水果和果仁换成其他东西。孩子们被统称为幼年大约翰。交易结束后，如果还有果袋剩下，他会选择送人，而不是带回去。
大约翰和迪米特胡拉关系融洽，趣事颇多。举个例子，他的马车在尼阿塔是独一无二的。他总是坚持让迪米特胡拉和他一起坐在前排，在那时，很少有这样显示男女平等的事情。但大约翰会笑着警告她，如果她胖到连裤子都穿不下的话，那么他会让她走在马前，充当“现场扫雷员”
。当然，他从未把这一威胁付诸实践。
大约翰是相当慷慨的。他有一个老年邻居，名叫斯塔夫罗斯（Stavros）。这位邻居依靠自己那头名叫“帮助者”的毛驴采集野生浆果或蔡茶，那是希腊山茶，也叫牧民茶。斯塔夫罗斯会用采集到的部分东西换些小钱或是以物易物。一个星期天，大约翰和他的3个孩子从教堂回家。当经过斯塔夫罗斯的小房子时，他听到一阵喧闹声，于是便停下来看个究竟。他发现斯塔夫罗斯正在责备他死去的毛驴。“看看‘帮助者’都对我做了些什么，”老邻居呼喊道，“它怎么能这样对我？”
大约翰也认为“帮助者”是个没心肝的牲畜，但他开玩笑说它只是初犯。斯塔夫罗斯却一点儿也笑不出来，他命令大约翰离开，永远不得再踏入他的领地。离开后，大约翰买了一头毛驴。第二天，他又来到老邻居的家，想以孩子们的名义把这头毛驴送给他。当大约翰敲门时，孩子们也在，他们看到愤怒的斯塔夫罗斯再次让大约翰离开。大约翰很悲伤，对孩子们解释说，他们只能把毛驴送给别人了。深受感动的老邻居看了毛驴一眼，随即收下了这礼物，并不停地祝大约翰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大约翰却说：“你最好还是祈祷新驴子健康长寿吧！”
后来，尼阿塔的生活变了。年轻人纷纷离开家乡，去寻找更好的工作。没有这些劳力，大约翰无法栽培作物，而像母亲那样的年轻妇女找到丈夫的机会也少了。终于有一天，大约翰没了法子，只得决定让其中的3个孩子去投奔已在美国的其他家庭成员。1920年9月中旬的一天，距离我父亲来到美国已经8年了，母亲维妮夏和帕特拉（Patra）、迪米特里欧斯（Demetrios，后改名为詹姆斯）三兄妹与迪米特里欧斯的新婚妻子阿德曼迪娥一起登上了一艘从比雷埃夫斯开往纽约的船。在船上，他们苦苦熬过了19天地狱般的日子。整个旅程，乘客们都在疾病的折磨中度过，最后这艘船驶过了自由女神像，并于1920年10月4日抵达爱丽丝岛。与父亲一样，母亲踏上美国的土地时年仅17岁。
母亲还有一点跟父亲一样，那就是她随后穿越了半个美国大陆。和一小群希腊移民一起，她登上火车，前往内布拉斯加州的弗里蒙特市，弗里蒙特市位于奥马哈市的西面。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她将成为约翰叔叔和娃索·佩特罗（Vasso Petrow）婶婶的女管家，并负责照看他们的3个孩子。约翰是个企业家，在弗里蒙特市拥有一家餐厅和一家彭尼百货商店（J. C. Penney），母亲来美国的船票也是由他支付的。
维妮夏很快就明白了她将为美国之行付出的代价。她既要打理叔叔的房子，照顾他们的孩子，还要在他的餐厅干活，而她的工作是没有休息日的。正如父亲一样，她怀念希腊的美好生活，因为这里的生活太苦太累，但返乡是不忠的表现，于是她迫使自己向前看。3年半后，她21岁了。约翰叔叔认为是时候为她找个婆家了。对母亲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坏消息。
内布拉斯加州的希腊圈子很小，彼此的联系也很紧密。约翰知道在哪里能为一位漂亮能干的年轻女士找到合适的结婚人选，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中央咖啡厅的成功使他声名远扬，甚至传到了距卡尼250多公里的弗里蒙特市。
1924年3月末的一天，3个单身男子同时到约翰·佩特罗家拜访。据母亲说，其中一个人就像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笔下的伊卡伯德·克莱恩（Ichabod Crane），瘦高笨拙，全身只剩下四肢、膝盖和肘部。第2个男子显然平凡无奇，不能勾起母亲任何回忆。第3个就是父亲，他身上有阿卡韦瓦须后水的味道，乌黑的头发从前额向后梳，因为抹了幸运虎牌焗油膏而闪闪发亮。3个未婚男子坐在佩特罗家的客厅里，相互打量着。母亲为他们端上水和果汁，这样就有机会观察哪个适合自己。
“你喜欢哪个？”当她端着空盘子回到厨房时，叔叔这样问道。
40天后，她和父亲结婚了。
事实上，他们结了两次婚。第一次是在1924年7月6日。那天，他们在道奇县法官温特斯廷的办公室里交换了婚姻誓言。这是法律要求的，也是正式的，但除此之外，他们还需要希腊教堂的权威认证。几天之后，一个在内布拉斯加州和艾奥瓦州部分地区活动的希腊东正教牧师，在奥马哈忙完之后，抽出时间为我的父母举行了教堂式结婚仪式。
那天，在彭尼百货商店营业前，母亲的叔叔约翰在商店里划出了一块区域，召集了他的希腊朋友和亲戚。婚礼中，约翰叔叔把维妮夏交给了父亲，而父亲的一个表兄弟则充当伴郎。父亲母亲都为婚礼做了精心打扮，父亲穿着租来的燕尾服，母亲则身着白色婚纱，戴着一个雪纺绸编制的靓丽帽子，她拿着的花束也很漂亮。据说，那是一个喜庆的婚礼，但是在正式的婚纱照上，他们显得很不自然。两人都面无喜色，对着照相机，摆出了近乎严肃的表情。在希腊东正教仪式中，丈夫排首位，妻子排在第二位，在婚姻中，丈夫是“妻子的头儿”，母亲严肃的表情可能是由此导致的。随后，大家一起到佩特罗家的农场享用婚礼午宴。
我想那些日子是艰难的，因为夫妻俩只有些许共同点：他们都是希腊人，都必须为生存而奋斗。出身穷苦人家的父亲工作很努力，日子也过得很清苦，而母亲则更加热心和天真率直。如果他们能优势互补，日子该过得有多美好啊！然而，他们之间的性格分歧很快就显现出来了。
婚后，他们决定到科罗拉多州度蜜月。这并不是一个浪漫的选择，而是出于家庭职责的考虑。父亲的阿姨住在科罗拉多州的斯普林斯市，她是父亲在美国最亲的母系亲人，他想把新娘带去给她瞧瞧。母亲认为蜜月的日子值得记录，于是买了一个布朗尼相机，并拍了一些照片。不知为何，父亲并没注意到相机的存在。
回到卡尼后，他们生活如常，开始照料家务，母亲则冲洗了胶卷。一天，他们从中央咖啡厅回家，咖啡厅与家隔了7个街区，那时家里的财政还负担不起一辆车。其间，母亲向父亲展示了那些照片，而父亲的反应肯定吓着她了。
他一阵暴怒，对她瞒着自己拍摄和冲洗照片的“鲁莽妄为”和“失礼”大发脾气。他认为这是不顺从的表现，并且购买相机也是未经允许的。因为做了这种事情，他的新娘不能再跟他一起走路了：他命令母亲穿越马路，在对面的人行道上走回去。
怎么看待这件事呢？由于母亲的性格和文化背景，她不会埋怨自己的婚姻，但在这件事发生多年以后，是母亲，而不是父亲，将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事实上，她是等父亲去世后才向我透露的，尽管我早就断定她对许多事情抱有不满。父亲过世后，母亲变了，与我先前所熟知的她判若两人。成为寡妇后，她很快乐，那是一种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快乐。她说话的声音变得轻松而愉快，那些与她一同在希腊长大的表兄妹们都说她又变回以前那个维妮夏了。最终，她摆脱了我那专横的父亲对她的束缚。
她一向都是一个慈爱的母亲，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十分清楚这一点。她能事先知道我想要什么，这可把我宠坏了，也使我在以后的人生中遇到了一些麻烦，因为其他人，包括我的那些生意伙伴和女朋友，并不能和母亲一样料到我想要的是什么。母亲的溺爱也让我想到了一些妙语。当犹太同事们跟我讲一些有关他们母亲瞎操心和对他们使用权威的事情时，我会听他们逐个道来，等他们都说完了，我会说“希腊的母亲使犹太母亲看起来像犯了疏忽罪一样”。
大概3岁时，我开始留意周边的世界。那时，我已经和父母回希腊看过他们各自的家乡了，但是那会儿我只有两岁，所以那次的返乡之旅我早已不记得了。
我人生中最早的那些记忆便是和母亲看了一场由艾尔·乔森（Al Jolson）主演的电影，片名为《歌唱愚人》（ The Singing Fool ），电影讲述的是一个歌手在对他垂死的儿子演唱《可爱的孩子》（ Sonny Boy ）。观众被这早期的有声电影深深触动，伤心不已。记得当时我在漆黑的电影院里跳了起来，喊道：“我就是那个可爱的孩子！”面对人们的目光，母亲耸了耸肩，笑着搂我入怀。
之后不久，在1929年，母亲生下了妹妹伊莱恩（Elaine）。我想，女儿的到来大概在某些方面使母亲的生活变得完整，这是我作为儿子所无法做到的。母亲就像又经历了一次生命一样，伊莱恩将完成母亲今生未完成的梦想。她诞生的那一年，我和母亲都很快乐。
接下来的那个夏天，父亲和母亲驱车前往弗里蒙特市的佩特罗家共度周末，那时我们已经拥有一辆福特T型车。有两件事是值得庆祝的：7月4日是美国独立日，还有就是7月6日是他们的结婚6周年纪念日。
走之前，他们把我们两兄妹交由一户希腊家庭照看。然而在周末结束前，伊莱恩却经历着可怕的犬吠样咳嗽。父亲接到电话后匆忙赶回来，可是，已经太晚了。她于7月6日，也就是父母的结婚周年纪念日，死于义膜性喉炎，年仅1岁。义膜性喉炎是一种儿童疾病，这是常见的轻微病毒感染，会阻塞上呼吸道。这种疾病的高发期应该是冬天或早春时节，而不是夏天。哪怕是最危急的情形，它也很少致命，但这次，幸运女神却没有眷顾伊莱恩。
伊莱恩的死本身就已令人难以承受，而事情又发生在父母的结婚纪念日，这更加重了他们的痛苦，因为原本父母的婚姻关系就十分紧张。父亲是个禁欲主义者，相比之下，伊莱恩的离去带给母亲的痛苦显然要大得多。
之后，母亲变得十分阴郁，而且她无法摆脱这种心情。伊莱恩死时她已经怀孕，但两个月过后，她不顾身孕，重返工作，结果早产了两个月。当时她打电话给父亲，说她子宫收缩得很厉害，需要去医院一趟。父亲那时在咖啡厅，他告诉母亲他正在烘烤馅饼，离不开。他选择了派别人送母亲去医院。弟弟约翰就是在母亲的悲痛中来到这世上的。
虽然约翰看起来很可爱，但他并不能使母亲的心情平复。我也不能使母亲快乐，尽管我很渴望再次看到她的笑容，感受她的体贴。在伊莱恩夭折后，母亲的人生就像那个内布拉斯加州的冬天那般凄凉。“把我推进我宝贝儿伊莱恩的墓穴吧！”有一次我听她对爸爸这样说道。哪怕是弟弟小的时候，母亲都不愿抱他，弟弟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以前，我总感到自己与众不同，受到溺爱，感到很温暖，也很安全，而现在，一切都已不再了。伊莱恩死后，母亲变了，变得冷漠无情，变得很奇怪。为了让母亲高兴起来，我努力变得完美，变得令人喜爱。
一次在厨房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站在角落的暖气调风口上，试图抓住从地下室升上来的暖气，但是父亲为了省钱，总把热量调得很低，所以我在那儿直打哆嗦，双手抱着自己，而脚则不停地跳动着。这是我特意为她跳的小小舞蹈，希望能吸引她的注意。可是她却坐在对面的桌子旁，肩上披着大披巾，手指不停地拨动着发梢，眼神空洞。有时，她会重复哼一首伤心小曲，那应该是一首希腊哀歌，但更多的时候，她只是坐在那儿，一声不吭。
这是最令人担心的。沉默就像一只黏糊糊的手，为了摆脱它，我会说：妈妈这个，妈妈那个，妈妈，妈妈，妈妈……可回应我的却是更多的沉默。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我讲话的时候还会有些停顿，别人可能会说是很多停顿。在我看来，沉默就是一块黑色的幕布。
熟谙弗洛伊德学说的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孩子与母亲在情感上的分离是十分痛苦的，因为孩子突然意识到他或她不再是世界的核心。当这种分离在很小的时候发生，而且是因为突然的悲剧或创伤而发生时，这种痛苦是格外剧烈的。的确，这正是我所感受到的。
一年就这样过去了。由于餐厅没人帮忙，父亲想尽办法让母亲回去工作。他决定先带母亲去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市的梅约医学中心就诊。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梅约医学中心就已经是一家治疗各种内外科和精神科疾病的大型医疗机构了。母亲在那里待了两三个星期，回来时，她的诊断结果为“神经紊乱”。说法变得真快，起初说是“忧郁症”，接着加重为“神经衰弱”，而现在是“神经紊乱”，再后来就变成了耸人听闻的“精神失常”了。如果是现在，她的症状会被描述成“临床抑郁症”，一种使人记忆逐步衰退的病状，小说家威廉·斯泰伦（William Styron）
称之为“看得见的黑暗”。那个年代没有有效的精神药物。治疗的主要方法分为自我休息和心理咨询两部分。母亲获得了休息，却没能得到心理咨询。
这个时候，布罗斯女士（Mrs. Boulos）开始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只有在后来回想的时候，我才发现内布拉斯加州卡尼市的移民多得令人震惊。我们居住的小社区离市中心有7个街区的距离，里面不仅住着希腊人，还有这位可怜的黎巴嫩女士。
她信奉天主教，她家的厨房总是充满新出炉的披塔饼的味道。由于母亲在家休养，家里静得有些寂寞，而布罗斯女士为我们提供了逃离寂寞的另一片天地。弟弟约翰学会蹒跚走路后，我会在工作日的早上，牵着他的手，一起走过后院，来到布罗斯女士家的厨房门口，然后飞快地冲进她温暖的厨房。这样，我们离开了思绪游离的母亲，享受另一个女人的溺爱。她比母亲年龄大些，孩子都已成年。她肯定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因为我们一来，她就会忙这忙那，还会给我们端上热腾腾的披塔饼，当我们在餐桌旁玩玩具时，她会抚弄我们的头发。
母亲是否讨厌我们转向一个替代她的女人，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也许她反而因为没人打扰而感到轻松。对于我们在布罗斯家玩，她和父亲都不曾担心过，因为布罗斯女士一家既是邻居也是朋友。约翰慢慢长大，变得越来越健壮，他试图抢在我之前跑到布罗斯家的门口，但谁先到并不重要，因为她对我们两个都很热情。
在我的童年，父亲对我的照顾很少。随着我越来越懂事，他在我眼中的形象逐渐成为一个漫不经心、经常不在身边的父亲。一般我只能在深夜见到他。有时，如果我在一个工作日早起的话，大概6点钟，我就能看到他出门上班。在刚刮完胡子后，他会猛地冲进厨房。他的脸颊泛红，头发向后梳得很整齐依然油光闪闪，他穿的是管理中央咖啡厅的制服——黑裤子和白衬衫，领带则卡在衬衫纽扣之间，以防被弄脏，还有就是黑鞋子和白袜子，之所以穿白袜子是因为白袜子不易吸收热量和水分，能使脚更舒服。准备完毕后，他便出门了。出门前，没有拥抱，没有亲吻额头，也没有任何言语，有的只是他走后厨房门发出的一声轰响。
每个星期六晚上，我们一家都会在咖啡厅共进晚餐。即便在那个时候，父亲也会不停地起身，去招呼客人。星期天，我们都会在家一起吃午饭，但总是很匆忙，午饭一般都在上午11点半开始，这样，父亲就能在中午时赶回咖啡厅。他晚上下班回家时，通常是21点或者更晚。与出门时不同的是，下班后的他看起来疲惫不堪，后梳的头发变得凌乱，脸上的胡茬使早上泛红的脸颊显得灰扑扑的。白袜子也没起到预想的效果，因为他痛苦地站了15个小时。当端坐在厨房的餐桌边时，他卷起裤脚，用湿布裹住曲张的静脉，并把脚浸泡在一盆加有泻盐的水里。
他很少与我们兄弟俩或者母亲交谈，我从未见他拥抱过母亲。他不会和我们开玩笑，不会和我们坐在一起读书给我们听，也不会询问我们每天是怎么过的或者我们在学校里都学了些什么。他从不料理家务，例如，他从未修剪过草坪。然而，这并不是因为他不关心我们，而是因为他似乎只懂得通过全身心地投入咖啡厅的工作，通过改善我们的生活和未来，来表达他的爱 。他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工作狂”。不幸的是，我继承了他只顾工作、忽视家庭和人际关系的性格倾向。
伊莱恩大约是在1929年12月股票市场崩溃的8个月后去世的。大萧条使大批职员下岗，也使工资大幅下滑，还导致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当时我还太小，并没注意到这些变化。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农作物过剩、干旱和抵押债务，农业一直处于萧条期，所以卡尼可能并没有在大萧条中发生多大的变化。猪群和牛群照样通过联合太平洋铁路贩运，它们是前往奥马哈牲畜场的不归客。我依然记得，当时到处都鼓励节俭，咖啡厅和我家也不例外。使用咖啡厅唯一的洗手间时，你会发现父亲贴在手纸架上的标语：“明明一张能擦干，为什么还要用两张。”这并不是一个问句。对我父亲来说，“使用大户”的行为是对他的极大侮辱。
不过起码顾客还是可以自己决定用多少的，而在我们家就不一样了，我们必须在一套严格的规则下过日子。父亲制定这些规则，是为了让我们不浪费一丝一毫。最令人无法忍受的规则是关于每个星期六晚上洗澡的，从来没有一条规则如此严格地规定儿童的等级排序。
洗澡前，一浴盆冒热气的水被放到我们的小浴室，而浴室在冬天通常很阴冷。父亲是第一个进入浴盆的。我猜经历了一天的劳累，一浸入热水后，他会舒服地叹一口气。在他涂着肥皂、冲洗完毕出来后，就轮到母亲了。母亲洗完之后，才轮到我和约翰。我们俩在这洗过两个人、变得微温的水中洗澡。我根本不知道我的身体是洗后更干净，还是洗前更干净。
整个冬天，客厅一直关着门，里面也没有暖气，小客房也一样。父亲在客厅中间砌了一道墙，客房就是这么来的。客房是对客人开放的，他们来得很勤，经常是没打招呼就来了。这也算是内布拉斯加州希腊移民的一个习惯，他们都喜欢把移民同胞的家和餐厅当成路边旅店，在那儿免费过夜和享用美食。在我们家，父亲为所有家具都套上了一层塑料保护膜，以此保护这些装饰品，这是父亲的另一项节俭措施，而客人则要学会忍受这一点，但母亲喜欢招呼这些客人，她把他们的来访看作很好的社交机会。
有些客人待的时间会很长。放学回家，我总会发现又来了一些父亲的希腊亲戚。他们穿着奇怪的衣服，带着用麻绳捆绑的陈旧手提箱，入住我们的客房。他们会待上几个月，这段时间里，他们会在咖啡厅上班。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他们用劳力换取食宿和小额工资，这样他们就能在美国有立足之地，也能继续发展，这跟我父亲当年的历程一样。不过，和那些来我家临时休息的客人不同，他们是母亲的负担，因为她要为他们收拾、洗衣。如果他们没在咖啡厅吃饭的话，母亲就要为他们做饭。父亲说这样能省下工钱。
此外，父亲还节省了同线电话的开销。“同线电话”这个词语激起了我那些孙子、孙女们的兴趣，直到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指的是3户人家共用的电话线。如果与你共用电话的邻居很爱打听，那么他就会偷听你与别人的谈话。除此以外，我还记得如果有人离开房间不关灯的话，母亲就会大叫：“把灯关上！”她明白如果父亲知道这事儿，就会很生气，并朝她大喊“节俭”。即使在今天，当我离开房间时，我也会“把灯关上”。
除了手纸使用，父亲在咖啡厅还有很多节俭措施。为了降低成本，他会去菜市场买隔天的蔬菜和水果，每样东西他都是以低价购买。利用这些材料，他烹饪了一些在卡尼还算不错的菜肴。他的一些最受顾客青睐的菜肴，比如猪肉卷，都是用隔天卖剩的材料做出来的。肉是他在餐厅厨房里自己切的。在密尔沃基市肉类加工厂的工作经验，使他看到一块猪后腰肉就知道这块肉能切成几小块。他会用肉锯和切肉刀把一块大约20斤的牛肉切成若干片牛排、短肋肉、肥肉、瘦肉和骨头。瘦肉是为炖煮菜肴和汉堡包准备的，而骨头是熬制高汤用的。整个过程，几乎没有一点儿浪费。
中央咖啡厅的菜品价格很实惠，在今天看来非常便宜。最受欢迎的菜肴可能要数“特制辣牛肉套餐”了。套餐包括一块馅饼、一杯咖啡和一种开面三明治，三明治是一片涂上土豆泥和肉汁的白面包片，面包上堆着几片烤牛肉，所有的加起来也才30美分。咖啡单独算是5美分一杯，可以无限制续杯。除此之外，炖牛肉、鸡肉炖面条、肝烩洋葱、大豆蹄髈、汉堡包和先前提到的猪肉卷构成了午餐的主菜单。晚餐是17点30分开始供应（在卡尼，我们的午餐叫“dinner”，而美国其他地方的午餐叫“lunch”）。顾客们喜欢的晚餐有牛排、排骨、牛肋和烤猪柳。此外，还有土豆肉汤、奶酪通心粉、四季豆、白面包片和简单的沙拉，甜点则有水果派或者冰激凌。饮料的选择依次是咖啡、牛奶、冰茶和水。菜单中没有希腊菜。葡萄叶包饭会让卡尼市民感觉匪夷所思，因为他们喜欢白米饭和切好的牛肉块。母亲的拿手菜是果仁蜜饼，由蜂蜜、坚果和极薄的酥皮面饼调制而成，里面会加很多黄油。即便是这一绝活，也不能摆在餐柜上，因为顾客会觉得太奇怪。后来，内布拉斯加州跟随全国潮流，于1934年废除禁酒令。之后，父亲把啤酒列入菜单，但没有添加葡萄酒或烈酒。在禁酒令解除前，许多人都触犯过这条法令，我母亲就是其中之一，她用传统的做法，把我们家后院种的葡萄做成葡萄酒：在地下室的一个盆子里，用脚把葡萄踩碎。
虽然父亲采取了诸多降低成本的措施，但中央咖啡厅仍是卡尼唯一一家拥有白色桌布的餐厅。所有的15张桌子都是“4人桌”，也就是每桌能坐4个人。摆在墙边的柜台还能容纳18人。每张餐桌上都有一块桌布、白色的餐巾布和整洁不锈钢餐具。餐厅后面的厨房里有大洗碗槽，专门洗这种餐具。当然，柜台是没有桌布的，但是柜台的顾客同样可以使用餐巾布。这个明显与父亲的“节俭”相悖的措施让餐厅拥有了一种品质感，也使它在卡尼显得与众不同。
父亲每天都会改变菜单，这取决于当天他在菜市场能买到什么菜。每天早晨，当享用早餐的顾客们喝着咖啡，吃着薄饼、华夫饼、咸肉和鸡蛋的时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双面的迪特表单卷入方形的安德伍德牌大型打字机，把午餐和晚餐的菜单打出来。伏在打字机上，他很不熟练地用一个手指按键，直到完成菜单，然后把打好的表格放入迪特牌手动复印机的滚筒中，用便宜的纸张复印表格。这些复印件有复印油墨的味道，现在这个味道只有一定年龄的人才回想得起来。打出来的紫色字母像孩子们在地板上堆的木板字一样不整齐，有的高，有的低，还有的倾斜，这一切全归咎于那台过老的打字机。这个奇怪的、墨迹很浅的菜单与表面上豪华的白色桌布那么不和谐……
1934年禁酒令解除的时候，8岁的我开始在咖啡厅帮忙。我会站在长柜台前的收银台，负责收钱和找零。刚上手，我就喜欢上了这个工作。处理这些数字，我游刃有余。顾客们常常会瞥一眼我找给他们的钱，试图寻找那从来不曾找到的错误。
在收银台的成功让我更有底气了。为了使咖啡厅顾客不断，父亲创建了一些价格机制，其中有一个规定是，如果顾客提前为下一次用餐付费，就能得到10%的奖励，即如果顾客提前付5美元的餐券费，就能享有价值5.5美元的食物。许多餐券放在柜台上的小箱子里，一旦到收银台上班，我就会主动挑起责任，仔细观察谁的餐券快用完了。有些顾客只要再买个10美分的馅饼就会用完价值5.5美元的餐券。当他们在收银台前搜索身上的零钱时，我会跟他们讲：“您要买新的餐券吗？这一张就要用完了。”大多数情况，他们都会再买，而不会小题大做。但在大萧条时期，即使有10%的回馈，能为下一顿提前支付5美元的顾客也已经不多了。有时，让顾客续买餐券也会遇到抵触情绪。这时，我会尝试用强有力的推销术说服他们。在往后的日子里，我的这一推销本领不断提升，我对它也很依赖。此外，从小就学会如何避免直接被别人拒绝也是很有价值的一课。有时，我会在顾客用餐的时候，在餐桌边徘徊，寻找推销机会。一次，我甚至沿着街道，一路追着一个本地的服装店店主，仅仅因为他忘了为那杯咖啡付5美分。我没去了解像他这样的顾客是否认为我纠缠不休或很令人讨厌，我的目标是提高业绩，获得认可，也许还有赢得我那冷漠的父亲的称赞。
当然，对许多人来说，大萧条不仅仅体现在如何凑齐5美元，然后获得50美分的优惠上，它要严重得多。数以百万计的人一无所有。我们在卡尼的所见所闻就足以让我们知道整个国家都在挣扎，也知道大家应该试着相互照顾。一些食不果腹的失业者会来中央咖啡厅的后门乞讨食物。父亲从没赶走过一个乞食者，但也不会免费赠送食物，他知道这关系到这些人的自尊，因此他总是让他们付出一些劳力来换取满盘的炖菜。这是他对“工作换福利项目”（welfare-for-work program）的解读。许多人没能来到咖啡厅的门口，但父母还是设法用其他方式帮助他们。
美国大平原农民在20世纪20年代所经历的窘境持续到了20世纪30年代，使崩溃的国家经济雪上加霜。那时，干旱接连不断。
20世纪30年代中期，我还是个孩子，但我记得那时沙尘暴会让中午变得漆黑一片，弥漫的砂砾使人和动物呼吸困难。由于没人出门，咖啡馆没有一点儿生意。在学校，老师会打开电灯，试图继续教学，但是没人能在黑褐色的环境下集中精神，因为你会听到尘土不停地撞击玻璃，令窗户和门在风中嘎嘎作响，十分可怕。声音响个不停，就像有一个厉声的闯入者在爬墙而入似的。没人能阻止密集的砂砾从窗户的缝隙和门底飘入。在家里，当我们收到风暴将至的警报后，尽管母亲已经让我和约翰帮她用玻璃纸或者蜡纸把窗户封死，但尘土依然能飘进来。风暴结束后，我们需要使用好几个桶才能把那些尘土清理出去。与这风暴相比，蝗灾则更为糟糕。当蝗虫群从天空扑向小麦地和棉花地时，它们也会遮蔽天空，吞噬所有的作物，清空花园，并在马路和人行道上形成翻扭跳动的蝗虫队伍。走在路上时，它们会在你的脚下嘎吱作响，令人作呕。
这些异常严重的灾害的受害者通常是移民而来的农户。在我们学校，有些孩子会一连几天都穿同一件脏外衣。他们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看起来脏兮兮的，身上满是灰尘，而且看起来很饥饿。对于这些孩子的家庭，我的父母会送上装满食品的篮子。那时，母亲已不再抑郁，她发现忙碌是抵抗抑郁的最佳方式。因此，她为那些有需要的孩子做围巾、帽子、袜子和连指手套。此外，她还做面包，通过面包售卖活动，施惠于卡尼的穷人。他们的善行不局限于美国，父亲还会把钱和母亲做的衣服汇往他们各自的家乡，为家乡谋福。父亲把繁荣时候所存的一半储蓄都寄回了希腊。他们的榜样行为我至今都不会忘记。
那时，年少的我还不能完全领会父母的行为所蕴含的道理。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回馈社会。可我的父母从未在美国得到过任何人的帮助，除了最宝贵的礼物，也就是当他们来到美国的时候，这个国家所提供的机会。由于这个机会，他们有了今天的生活和成功。 他们认可文明社会的契约，即这是一条双向的马路，有来有往，通过帮助那些时运不济的人，包括那些近在咫尺和远在天边的，他们答谢了这个国家赐予他们的礼物。
虽然沙尘暴和漫天的蝗虫令我害怕，我也对那些饥饿的人和穷苦农民很同情，但归结起来，大萧条中，人们更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有两三个本地理发师在咖啡厅用餐后没钱结账，因为他们的顾客开始不愿去理发店理发了。为此，父亲制定了双边交易协议，即食品换服务。每当我和弟弟需要理发时，父亲就把我们送到其中一个轮到的理发师那里。如果轮到的理发师技艺不精湛，我就会拥有一个碗状发型，让我看起来像那些农场孩子，（根据我的想象）他们的头发是他们父亲用修枝剪或钝的剪刀在家帮他们剪的。我讨厌让那些理发师为我理发，我还会就此事与父亲理论，但最终，我没有选择，因为正如他解释的那样，他们只能靠理发来偿还欠咖啡厅的债。此外，他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儿子太自负，不愿意接受不完美的发型，而让那些人变成赖账者。通常我会在理发之后用剪刀重新修剪，希望能弥补头发受到的破坏，但是这从未奏效。直到后来，我才认识到大萧条是如何迫使人们节俭的。从这个经历中，我学到， 即使是在萧条时期，也千万不要吝啬你的花费；而在经济景气的时候，应该节俭再节俭。
在我们家，父亲严格地要求我培养储蓄习惯。他从当地的信贷储蓄银行弄了一个储蓄罐，但存进储蓄罐的钱不是为一般的小风小雨，而是为将来的大风大浪做准备的。他不允许我用储蓄罐里的钱买想要的东西，比如速拍相机。在他看来，储蓄就是储蓄，不能时不时拿出来用。我要一直往储蓄罐里塞钱，直到它很重很重。只有在那时，父亲才会把它打开，让我把硬币都倒在床上。看到这些钱，我感觉自己很富有，但不幸的是，我不能用这些钱。我要清点这些钱，还要把它们堆放在包装纸中，然后带去银行，把它们存入我的储蓄账户，这样，我的账户里的钱越来越多。之后几年，父亲严格监督我的储蓄过程。这些个人存款帮我支付了大学的学费。
少年时期，我做的许多事情都是为了取悦父母。为了取悦父亲，我想证明我能达到他严格的要求。至于母亲，我只想重新获得她的关怀，并让她开心。那时，年纪尚小的我天真地以为我能填补伊莱恩的死给她带来的空白。
从梅约医疗中心回来后，母亲恢复得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她能在厨房找到魔术师般的手感。
她是个很棒的面包师。每当我下午放学回家，都有温热的奶油土司、一大锅热巧克力和希腊糕点等着我。奶油土司是她用自制的面包制作的。母亲做的果仁蜜饼或撒上蔗糖粉的杏仁酥饼，令人欲罢不能。她的食婆饼也同样让人着迷，这种饼是用三角形状的薄面团揉在一起进行油炸，然后洒上蜂蜜、坚果和肉桂制作而成的。
因为我把取悦母亲当作一件重要的事情，所以享受她的美食就成了我的责任。我设想，我吃得越多，她就会越开心，也会越来越关注我，这就像一只追着自己尾巴的狗。我吃再多，也不能使伊莱恩复生，令母亲脱离抑郁，但我还是不停地尝试。由于总吃刚出炉的涂满奶油的美食，我成了个胖乎乎的孩子。正是从那时起，我学会了如何抵制这些美食的诱惑，但至今，糕点还是令我痴迷。我的妻子曾经开玩笑说，如果我站在一个糕点店旁，而这时街上走过一个裸体的超模，那我肯定对糕点更有兴致。我对食物的嗜好也使父亲的一项节俭计划落空了，他想让约翰穿我留下的衣服，但是我的衣服对苗条的约翰来说太大了，因此他只能买新衣服。
当然，多吃一些母亲做的点心并非什么难事，但这并不是我唯一所做之事，我还做了其他事情讨好母亲。
有一年，当母亲节快来临时，我们的小学老师组织了一个手工活动：让大家为自己的母亲做一个纸质首饰盒。但我想做的要比这个礼物更好。我想办法弄到了雪花石膏，这是正规的首饰盒制作材料。然后，我开始把它雕刻成一个我认为最好的礼物。当别的孩子在课后玩耍时，我在专注地准备我的礼物。我不是很擅长运动，所以与喧闹的操场相比，我更喜欢准备这礼物。后来，当我把盒子送给母亲时，她笑着抱住了我，夸奖我的体贴，夸奖我能为她着想。接着，她就把盒子收了起来，而我从未见她用过。
伊莱恩的死给母亲带来的悲痛是我无法体会的。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不在楼下的客厅里放一张伊莱恩的照片，毕竟装有我和约翰照片的银色相框就放在客厅的边桌上。“看着照片令人难以承受，”她说，“你知道我把它挂哪儿了吗？”她把伊莱恩生前唯一的照片挂在通往阁楼的楼梯边的墙上。“每当我想她，想看看她时，我就会上那儿，打开灯，对她倾诉，然后大哭。”
5岁那年，我在爱默生小学开始了一年级的学习。这是卡尼市几所公立小学之一，那时还没有私立学校。不管是在农场种植、商店管理，还是在为大学做准备方面，如果有人认为用税收做资金来源的公立学校没有能力在这些方面培养优秀的青少年，那么卡尼人会感到很生气。从爱默生小学到初中，再到朗费罗高中，我认为自己必须成为全校最乖、成绩最好的学生。确实，我做到了。虽然有点儿难以置信，但我确实不记得曾做过什么很调皮的事。我累积了很多奖励好学生的金星，并且基本上各科成绩都是A。唯一一门得B的科目是生物学，原因是我不会画书上提到的青蛙。九年级时，我开始痴迷地练习吹单簧管。我甚至还说服父亲给我买了飞歌公司生产的一个设备，它能把我吹的曲子录进软塑料磁盘，这样我就能听自己的演奏，进而修正自己的错误。一年多以后，我对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和第四乐章已经很精通了。当然我一向对“精通”这个词用得比较随便。高中时，我是乐团和管弦乐队的首席，并被选为内布拉斯加州管弦乐培训班的首席单簧管手，这个培训班由州内各地的高中音乐人组成。
我对父母的极力讨好有时也是有限度的。他们是美国公民，但又执意忠诚于希腊，包括它的宗教和习俗，这种矛盾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有时我会与他们的意愿相悖。如果把内布拉斯加州比作一片大海，那么卡尼市的希腊社区就是其中的一个孤岛。这种孤立在许多方面对我造成了负面影响，其中影响最恶劣的是母亲每次让我穿着专门为上学准备的衣服。
她让我穿她亲手做的蓬松裙子和女装风格的衬衫，衬衫的领子上还有褶裥花边。多褶边的白色衬衫配上灯笼裤和黑色漆皮高帮鞋，这让我看起来和同学们相隔了好几个世纪。上小学一年级的第一天，其他同学都穿着背带裤、牛仔衫和休闲靴，我穿的却是方特勒罗伊小爵爷式的服装。同学们都盯着我看，起初很好奇，然后掩面而笑，而我则尴尬地红着脸。那天下午回家后，我向母亲抗议，但她坚持让我穿这些衣服上学。约翰上一年级时，也是如此。虽然这样的日子只持续了几年，但那时，我却感觉每天都度日如年。
如果到了复活节等特殊的日子，情况会更糟。在这些日子，我们所穿的衣服正是希腊人民在跳舞或者作为国王御林军时所穿的服装。整套服装包括袖子宽大的衬衫，衬衫底部像裙子一般散开，另外还有马甲、装饰性腰带以及紧身裤，小腿上还裹有吊袜带。
穿着这些，想融入美国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后来，我开始寻思母亲之所以让我们穿这些女性化服装，是不是因为想把我们打扮成伊莱恩。如果是那样的话，即使我们了解她的动机，也无法减少这些具有民族特色且女性化的服饰给我们带来的尴尬。当地的其他希腊孩子都不必穿这些服装。至少，我的儿时伙伴格斯·波洛斯（Gus Poulos）、约翰·米歇尔（John Mitchell）
能理解我的苦恼，但那些主流的非希腊裔每次看到我和弟弟穿这些衣服都会偷笑。
我的名字似乎也和我过不去。母亲叫我彼娣（Petie）。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名，可它会引起误解，这是我在上初中的第一天所了解到的。那天，老师在点名，突然她停了下来：“彼娣·彼得森，这是男孩还是女孩？”整个教室哄堂大笑。事后，我坚持要求母亲告知学校我的名字叫彼得，但她总是叫我彼娣。此外，在伊莱恩死后，为了保护我们，母亲总是对我们的各项活动都管得很严。她不让我和约翰玩接触性运动。当我们在公共游泳池游泳时，她坚持要在边上看着。记得有一年7月4日，母亲对比尔叔叔（父亲的弟弟）的大意行为抱怨不已，他在点燃樱桃爆竹的引信时，引信突然崩飞，弹到了我的眼睛。她甚至不让我们爬后院的樱桃树，而它的树干离地面还不到2米。因为这一切，其他男孩说我娘娘腔。我想，他们说得没错。约翰没得到这个称呼，因为他更热爱运动。他还是个顽皮鬼，有时很不老实。这使他博得了周围人的好感，尤其是母亲。
就连一些家庭习俗好像也妨碍我融入学校。我们家会定期收到来自母亲故乡的花草茶，这种茶叫作蔡茶。母亲会把它放在箱子里，并储藏在阴冷的地下室保鲜。我们有两种蔡茶：一种是母亲让我早上喝的，母亲称它为“健脑食品”，她说这茶能让我变得很聪明；另外一种是甘菊，母亲会在晚上喝，因为能帮她入眠。
有一天上课，老师问我们早上都喝些什么。大部分同学都说他们会喝牛奶或阿华田（瑞士著名麦芽饮料），轮到我回答时，我说“蔡”。
“什么是蔡？”老师问道。我不知道应该叫它蔡茶，于是就解释说，它就是蔡，喝的时候我会加蜂蜜。接下来的对话是这样的。
我说：“喝它很有益，它很甜，还能让我变聪明。我每天早上都喝它，因此我能聪明一整天。”
“你妈妈也喝吗？”
“不，她喝另外一种能助她入眠的蔡。”
“这东西你妈妈是从哪儿弄到的？”老师继续问。
“是从一个箱子里拿出来的。黑暗的地下室里有个箱子，妈妈会去那儿，取出些蔡放到罐子里，随后再把罐子放在橱柜里。她每天早上都为我准备蔡，而她则在晚上喝另外一种蔡，这样她就能入睡了。”
这些奇怪的行为显然引起了警戒，让人联想到兴奋剂、鸦片剂和奇怪的异国风俗。因为在我明白这些之前，老师对我说：“要不你让妈妈来一趟，向我解释什么是蔡，然后我们就可以向其他同学介绍了。”这是我与别人不同的另外一个例子，被老师单独询问令我很尴尬。
虽然我能参加一些朋友的生日聚会，但我自己却从未举办过生日聚会。希腊传统规定，我们不能庆祝自己的生日，只能在命名日（Name Day），即6月29日进行庆祝。根据教会日历，这是为纪念圣彼得所设的节日，但命名日是让成年人庆祝的，小孩仍不能庆祝。这又是一个例子，表明我不能成为一个地道的美国孩子。
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母亲已不再要求我打扮得像个希腊民间舞蹈艺人了，但故国希腊还是像阴影一般笼罩着我，有时我感觉这阴影单调而沉闷。上初中意味着我要开始上希腊语课程了。每次上完常规的学校课程后，我还要在卡尼初中的一个教室学习希腊语。授课的老师都是希腊东正教的牧师，他们来自64千米外格兰德岛的一个东正教堂，那是距离我们最近的教堂。他们搅黄了希腊学生的课后生活。本来，我们可以踢足球、打篮球或玩弹珠。他们的职责是教会我们母语的表达和写作能力。授课的第一步是对我们进行微妙的思想灌输：每次上课，老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一小面蓝白相间的希腊国旗放到桌子上。他们身穿黑色长袍，拖着长长的胡须，授课时表情严肃，气氛很沉闷。当我们吃力地掌握奇形怪状的24个希腊字母，并理解它们所组成的单词时，会有非希腊裔的同学经过走廊，他们会投来异样的眼光，仿佛在说：“真怪！”
我在希腊语的学习上出类拔萃。我的希腊语学有小成，能给远在故乡的希腊亲戚写信，也能看懂他们的回信。在家里，我会背长篇希腊诗歌给母亲听，在教堂和命名日庆祝上，我也会背这些诗，但慢慢地，我越来越不想学了。
父母的希腊文化习俗像一个漩涡一样把我卷入其中，而我却只想逃离漩涡，成为一个地道的美国孩子。这样，我就可以去圣公会教堂了，在那儿我是教堂辅祭，无须顶着夏天的热浪或冬天的雪花，坐好久的车前往格兰德岛，参加冗长的东正教礼拜。这些教堂礼拜会在连珠炮弹似的希腊语中持续3个小时，令人难熬。而四旬斋更是非常折磨人，斋期第一天的礼拜结束后，我们才能吃到食物，这是一片代表耶稣身体的圣餐面包，哦，饥饿的我多想再吃一片啊！
然而，父母相信希腊教会至上，相信希腊东正教是基督教的正统，因此我还是要遵循教规，参加教堂礼拜。当教徒们双手合十的时候，手会先碰额头，再到肚脐，接着是右胸，最后才是左胸。他们坚持认为天主教徒先碰左胸的做法是错误的。如果我不遵从或是质疑他们的理论，父亲就会请来很多希腊东正教牧师和主教。他们会坐在我身旁，帮我做所谓正确的姿势。他们会说同样的话，那就是，我应该把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当作一棵树，而希腊东正教才是树的根和树干，天主教和新教仅仅是树枝而已。
对信仰执着的父母很难接受一个事实：上帝给了我一双近视且色盲的眼睛。在七年级的时候，我几乎要坐到老师的大腿上，才能看清黑板上的字，连看书也要把头埋进书里。每当去卡尼唯一的电影院看电影时，我总是选择前排位置。当小伙伴们要分队玩垒球时，我总是最后一个被挑选，因为我看不清球。冬日的午后，当玩大富翁游戏时，我要把身体倾向游戏盘，才能看清我转的骰子所显示的数字。“胡说八道，”当我告诉母亲我眼睛可能有问题的时候，母亲是这么回答的，并且补充说，“我和你父亲的眼睛都是很好的。”
最后，当校医院的护士坚持要我去找个验光师检查时，我照做了。验光师给我镜片，让我看视力检查表。根据我看检查表的清晰度，他不断地给我矫正镜片，我看得越来越清楚了。随后，他要求看看我当时戴的眼镜，以判断我近视的度数。当我告诉他我从没戴过眼镜时，他惊呆了。比他更震惊的是，戴上他配的眼镜后，13岁的我看到了有生以来最清晰的世界。我真的不知道原来我漏看了这么多景色：
我看到汽车牌照上原来是有数字的；我看到商店的橱窗上写着售卖铲子，打折出售裤子等；我看到远处中央咖啡厅的霓虹标志牌上写着“美食之家1923”；我看到一个半街区外的电影院正播放乔治·奥布赖恩（George O'Brien）主演的《多色沙漠》（ Painted Desert ），而不需要再跑到影院入口的遮檐下去看。在家里，当我拿起门前阶梯上的午报时，我发现我再也不需要把报纸贴在脸边就能看清上面的内容了。几天后，我知道我再也不用眯着眼睛看事物了，除非阳光很刺眼。
不过，父母还是相信我的视力应该跟他们差不多。同样，他们也不相信我是色盲。事实上，父亲坚持做了色觉测试。当测试结束时，他用怀疑和责备的眼神看着我。他想，这么聪明的孩子怎么能在这么简单的测试上不及格呢？我所认识的世界和父母心中的世界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而诸如此类的经历使这鸿沟越发戏剧性。
青春期的到来使这两个世界的分歧越来越大。我与非希腊裔女孩的来往是他们最难接受的。卡尼没有与我处于同一年龄段的希腊女孩，因此我必须与非希腊裔女孩交往，可每当我对美国女孩有兴趣，父母的评价就总是毫不客气。母亲的评价最苛刻，她认为美国女孩都糟糕透顶。
尽管如此，我还是交了一个女朋友。她叫琼·克里斯特曼（Jean Christman）。她的父亲是卡尼唯一一家面包店的老板，也是中央咖啡厅的常客。我没有马上和父母讲我与琼交往的事情。后来，当我想带她参加高中舞会时，我只能坦白交代了。我认为因为有主顾关系，父母的反应才没那么激烈。因此，我们顺利地一起参加了舞会。除了在咖啡厅，父亲很少与美国人或美国女孩接触。我不记得父母带我去过非希腊人家里做客。其实，父母不愿与美国人交流，更多的是出于担忧，而不是真的厌恶他们。父母只弹希腊乐器，和那时或如今的许多移民一样，他们担心以爵士乐、摇摆乐（相当于如今的嘻哈、说唱）以及让人想入非非的广告为代表的美国流行文化会教坏孩子，摧毁他们的价值观，甚至担心他们会因此藐视长辈的习俗和规矩。
父亲严格地教育我，让我尊重他和他所定的规矩。哪怕我在晚上迟5分钟回来，他都会打我。打我之前，他总会问我选手心还是手背，而我总会选择手背，因为打手背好像没那么痛。我对父亲这种威吓式的极端管教方法极为愤怒，但我总是默默承受，而我的朋友们都无须承受这样的折磨。
在我读高三的那一年，两种文化间的冲突一触即发。那一年，我负责争取家长们的支持，在灯光明亮的学校体育馆举行一个由女老师监督的交际舞会。
我是从比尔叔叔的妻子海伦妮（Helene）那儿学的交际舞。她是出生于美国的希腊人，母亲不喜欢她。因为海伦妮不仅跳美国舞，而且喜欢新鲜事物，比如她喜欢在商店里买衣服，而不是穿家庭缝制的衣服。我设想在舞会上请一个摇摆乐队，专门演唱战争时代的美国热门歌曲，如吉米·朵西（Jimmy Dorsey）的《橘红》（ Tangerine ）和格林·米勒（Glenn Miller）的《月光鸡尾酒》（ Moonlight Cocktail ），还想让人结对在硬木地板上跳舞。我费尽心思筹划这个舞会，却刻意对父亲隐瞒此事。后来，我们把舞会提议交由家长投票决定，令我难堪的是，父亲就是5个反对家长之一。我确信他这样做是为了减少我与非希腊裔女孩交往的机会。尽管如此，舞会还是在灯火迷人的体育馆照常举行了，学校的女老师则在一旁监督。
高中的舞会仅仅是印证我们生活发生改变的一个小例子。真正的改变则发生在我上高中时。那年，15岁的我在读十年级。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前往一个希腊朋友家收听广播中的音乐。突然，音乐停止了。惊慌失措的广播员报道说，日本飞机偷袭了驻珍珠港的美军舰队。我们聚精会神地听着，听到细节时，我们吓得不敢出声，战舰沉没、战机被摧毁、士兵用手枪对抗来袭的轰炸机。我甚至不确定当时我们俩是否知道珍珠港在哪儿。
我迅速跑回家看母亲的反应。她从不听广播，因此不知道这个消息。那天晚上，父亲回家后，一脸阴沉。虽然有时我会听到他在刮胡子的时候，哼唱《上帝保佑美国》（ God Bless America ），但我从不知道原来他对美国的热爱如此之深，就如对希腊一般。当描述这次日本对“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的偷袭时，他的声音是颤抖的，眼眶里也充满了泪水。第二天早上，所有人都知道了珍珠港的位置。在学校，从七年级到高三年级的学生都在讨论珍珠港事件。与他们一样，老师们指着世界地图或转动地球仪，向我们展示太平洋的战况，所有人都惊呆了。早上11点半的时候，学校所有人员都集中在大会堂，倾听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的演讲。收音机旁挂着几个扬声器，好让我们听清楚。我们听到罗斯福总统走上演讲台，开始了一段简短却充满激情的演说：“昨天，也就是1941年12月7日，这是一个永远烙上耻辱的日子……”当他讲完后，我们在震惊之余更多的是感到愤怒。之后的日子里，学校里每个符合年龄条件的人，包括我，都志愿参军。不幸的是，高度近视使我无法入伍，约翰也因年龄限制而无法参军。我们这些未参军的人，打算种植“胜利菜园”。另外，我们也要做出牺牲，那就是限量使用奶油、糖、肉、汽油和轮胎。妇女则纷纷去工厂上岗。我们都通过购买战争债券来维持战争所需的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
中学的最后几年过得特别快。我在咖啡馆的职责已不单单是收银员，而是几乎负责所有杂务：洗盘子、上菜、收盘子和拖地。父亲每天付我一美元的工资。周末，我会在卡尼乡间俱乐部度过。白天，我在那儿上高尔夫课，并学习如何做一名高尔夫球童。晚上我要在俱乐部做服务生，就当是为白天的课交学费。后来，我当过球童，每局能挣50美分，有时还能拿到10美分小费。读高三的时候，也就是我组织舞会的那一年，一批建筑人员来到卡尼，在城郊建一个新的空军基地。这批人的到来意味着父亲将有更多的生意和收入。一天，在咖啡厅柜台工作的我遇到了一个工头。他的职责是监督基地的机场跑道施工。后来，他成了咖啡厅的常客，我也总是为他端上特别大块的馅饼。最后，我终于鼓足勇气询问他那边有没有适合我的工作。“星期六来吧，看看有没有工作让你做。”他说。
他派我看管建筑工人施工后留下的一堆杂物。这份工作很轻松，我只要坐那儿盯着垃圾堆，保证没人把它们偷走就好了，手还可以放在火堆旁取暖。那天下班前，他告诉我，我做得符合要求，可以拿到周末加班费，还给了我一张支票，这可是18美元啊！
那天晚上，当我走进咖啡厅的厨房时，父亲正在专心地切牛肉片。他的袖子是卷着的，围在衬衫前面的围裙上沾满了血。看我进来，他用手腕把前额的头发往后撩了撩，然后对我说：“大人物，新工作感觉如何？”我期盼了几年的一刻终于来临了。“爸爸，其实我很喜欢这份工作。你大概想知道他们付了我多少。”说着我把支票放到了操作台上。
看着支票，他哑口无言。我相信以前他工作的时候，经常一天都赚不到18美元。在大萧条期间，尽管咖啡厅不分工作日和周末、昼夜不停地营业，一年的收入大概也只有25 000美元。这些收入要用来养家糊口，雇用两个厨师、一个洗碗工以及杰克·瑞恩（Jack Ryan）。几年来，一直是杰克一个人上晚班，什么都是他做的：烹饪、上菜、洗碗，但他从来都挂着一张笑脸。另外，父亲还要支付4个女服务员每人每天一美元的工资，包吃，可自留顾客小费。中央咖啡厅的收入使父亲能经常汇钱给远在老家瓦利亚的亲人，而给母亲尼阿塔老家亲人汇钱的次数则要少些。另外，他往这两个地方寄去很多衣柜大小的箱子，里面装满了旧衣服。有了咖啡厅的生意后，父亲向我承诺，在我高中毕业后，他要为我提供“用钱能买得到的最好的教育”。后来，在我拿到纽约州摄政奖学金后，兑现这一承诺的概率越来越大。卡尼小城隶属于水牛县，这个奖项的获得者必须在水牛县统考的考试中获得第一名。获奖后，只要在纽约就读大学，就能获得这笔奖学金。
摄政奖学金清楚地表明我的未来不在卡尼。桌上那18美元的支票也说明了这一点。我认识到原来我还有好多选择，但我并不知道这些选择到底是什么，我想亲自去探索。同样，我也知道或者说是感觉到，我将去其他地方寻觅。很快，我就要离开家乡，离开父母，进入一片可以拥有独立生活的世界了。
▷ 他们认可文明社会的契约，即这是一条双向的马路，有来有往，通过帮助那些时运不济的人，包括那些近在咫尺和远在天边的，他们答谢了这个国家赐予他们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