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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普通读者最熟谙的历史朝代莫过于明、清。除了时序较近的缘故，也因为这两个朝代的社会格局最容易激发现代人的心理认同。钱穆有言：“现代中国大体是由明开始的。”是的，而他接下来的话语是：“可惜的是西方历史这一阶段是进步的，而中国这一阶段则退步了，至少就政治制度来讲，是大大退步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追问起来，之所以有这样一种退步，是因为明朝是一个在黑社会帮派底盘上架构起来的正统王朝，如熊逸所谓：“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于社会最底层，在反元战争中以帮派手段统御军队，于是使明代的政治风气充满了帮派色彩，士大夫形同黑帮马仔，其地位与尊严至此而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把握‘帮派风格’实为我们理解明史的第一块基石，幸而‘帮派风格’大有平民社会的意味，比起周代的封建格局、汉代的贵族习气、唐代的门阀传统更容易被今天的读者接受，甚至亲近感也更多些。”（《王阳明：生平与学术》）
在上文的“唐代的门阀传统”之后，还有必要添加一个“宋代的文化精英传统”。但人们太容易用熟悉的框架来认知不熟悉的事物，以至于在今天的大众文化领域，明代以前的历史往往被有意无意地置于明、清两代的社会模式中加以解读。
我们会在明代史料里不断发现：诏狱、廷杖之类帮派风格的“管理艺术”使明代士大夫表现出各种戏剧化的变态人格，以至于一些可歌可泣的故事也会令人细思极恐。人对自尊不可能全不在意，而加入这个随时会以脱裤子、打屁股的手段使读书人斯文扫地的朝廷，无疑会造成今日心理学所谓的认知失调——做官的好处与丧失自尊的坏处在人心中反复厮杀，如果前者占了上风，后者就会得到一种自欺欺人的解释。
所以明代的官员与士子呈现出一种集体的偏执，仿佛心理变态似的，将屈辱解释为荣耀。在对待廷杖的态度上尤其如此，明明尊严丧尽，却偏偏认为这是对“威武不能屈”这一光辉人格的最佳表达，当事人的心里往往充盈着殉道者在自虐和被虐中所获得的精神满足，旁观者也会因此热血沸腾，因为他们自己也是廷杖的受害者或潜在受害者，于是在同一片阴霾下彼此打气。
历朝历代中能够与之相比的也许只有五代十国时候的南汉政权。南汉末年有一项新政，要做官就先要接受阉割手术，皇帝认为这可以保证官员的忠诚，使他们不会再有为家室盘算的私心。那些阉割晋身的达官显贵轻蔑地称士人为“门外人”，不许他们干预政事。可想而知，在这样的体制下，仍然谋求一官半职的人会是些怎样的角色。明朝的诏狱与廷杖多少要比南汉的阉割好些，但也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及至清代，“部落风格”取明代“帮派风格”而代之，主奴关系隐隐然主导一切。说法虽然不甚动听，但事实上，很多人对主奴关系并无反感，反而心生亲切，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各种清宫戏充斥荧屏。群居动物天然就有奴性，弱者永远会依附于强者，强者身边永远不会缺少弱者的献媚。即便不满于身边的强者，不甘做任何人的附庸，但是，对神或上帝的无条件的服从总是好的，甚至会赢得整个社会的道德嘉许。这是镌刻在我们每个人基因里的生存优势，只是在不同的社会里有不同的表现，并被做出不同的道德解读罢了。
至于今天人们常常标榜的一些美丽的大词，诸如自由、平等、独立，它们必然会带来一些人们很不想要的东西，譬如为选择承担责任或根本无力选择，以及深刻的无所适从之感、生活不确定性的加剧、缺乏终极的心理依归等等。于是我们往往陶醉在清宫戏的主奴关系当中，欣慰于其中那温存的稳定性以及被强者所引领、所保护的感觉，正如青春少女喜欢“霸道总裁”一样。
宋代社会呈现出相当不同的风貌。既然“现代中国大体是由明开始的”（钱穆语），我们也可以说古代中国大体是在宋代终结的。宋亡之后，那个传统的、带着华夏文明古典腔调的世界要么仅在名义上被勉强延续，要么仅余一些细小的残片被重新打磨、包装。所以要理解宋朝，我们必须有意识地撇开“现代中国”的认知框架，当然，这不会是一件太容易的事。
宋朝，尤其是北宋，虽然也有各样的疾患，却大都属于“生理上的”，不曾有明、清两代那种“精神病人”的荒诞气质。读书人进入精英阶层，既不失尊严，亦不乏机会，或仕或隐也完全可以自由选择。即便最严酷的政治斗争，也往往为落败者留有保全性命的余地。
这是一个一切都有底线且心态相当健全的社会。富贵者可以大胆炫耀，贫贱者可以积极争取，帝王甚至有几分柏拉图所谓“哲人王”的样子，以不俗的文化修养而著称。敏感的道德难题可以公开探讨，历朝历代的“学术禁区”可以尽情左右驰突，甚至很少人会有非黑即白的偏执。试看北宋僧侣释文莹的一段记载：
熙宁而来，大臣尽学术该贯，人主明博，议政罢，每留之询讲道义，日论及近代名臣始终大节。时宰相有举冯道者，盖言历事四朝，不渝其守。参政唐公介曰：“兢慎自全，道则有之，然历君虽多，不闻以大忠致君，亦未可谓之完。”宰相曰：“借如伊尹，三就桀而三就汤，非历君之多乎？”唐公曰：“有伊尹之心则可。况拟人必于其伦，以冯道窃比伊尹，则臣所未喻也。”率然进说，吐辞为经，美哉！（《湘山野录》）
熙宁是宋神宗的年号，其时君臣常常在议政之余探讨一些儒学义理。某日论及近代名臣的气节，宰相称许冯道，唐介说冯道事君未能从一而终，算不得完美范例。宰相举伊尹三事夏桀、三事商汤的例子反驳，唐介马上指出伊尹和冯道不宜类比。
释文莹记载这段辩论，重点在于感慨各位辩手“率然进说，吐辞为经，美哉”，然而站在后世的角度，甚至站在今天的角度，人们都会感慨无论宰相还是唐介，甚至是作为记录人的释文莹，对冯道的认可程度简直来得匪夷所思。冯道是五代乱世里的政坛不倒翁，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其间甚至还向辽太宗称臣。其中后唐、后晋是沙陀王朝，辽国是契丹王朝，这就意味着冯道不但事君不忠，还是个大大的汉奸。
于是对这样一个人，“讨论”似乎都属于多余的仪节，只应当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打入十八层地狱，再踏上一万只脚。任何人只要稍稍表示不同意见，立即会被道德制高点上倾泻下来的口水淹没。这既是今天所有人可想而知的情形，也很符合明、清两代的主流思维模式。殊不知宋代君臣竟然公开探讨这样的话题，半点也不觉得敏感或尴尬，彼此更不曾以道德的大帽子压人。所谓“礼教吃人”对于宋人显然还是一个太前卫的观念——在下一节里我们将会看到，即便是宋朝的女人也鲜有被礼教的利齿无情撕咬并吞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