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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正是理学萌发的年代，可想而知，面容古板的理学家最看不惯轻浮的词客。程颐一度偶遇秦观，如此寒暄道：“‘天还知道，和天也瘦’，这是您写的词吗？”秦观还以为程颐意在称赏，于是拱手逊谢，没想到程颐正色道：“上穹尊严，安得易而侮之！”秦观猝不及防，不禁羞红了脸。（《河南程氏外书》）
其实秦观那两句词，无非是倾诉情侣间的别后相思，人因相思而憔悴，就连上天也因为人的憔悴而憔悴了。这样的语言，无理却有情，正是极好的文学表达，是今天我们所谓“诗性”的绝佳范本。文学万不可诉诸理性，而要直达情感，绝不给人思考的间隙。理性是兜兜转转的迷宫，诗性却是直指人心的禅。
理学家的世界容不得任何诗性，他们极少填词，虽然写诗，却全是正襟危坐、传道授业的口吻。那么，“天尊地卑”既然是源自儒家圣典《周易》的核心天理，作为儒家秩序基石的“天”又岂容小儿女态的轻薄之词来羞辱呢！词，这种歌楼酒肆间的淫靡小伎，还是不要出现在士大夫世界里的好！
随着理学的泛滥，这样的谬见其实一直贯穿到古代世界的终结。及至清代，纳兰性德以秦观、黄庭坚为偶像，疾言标榜出“眼看鸡犬上天梯，黄九自招秦七共泥犁”，意即任凭那些正统人士青云直上好了，自己甘愿与志同道合的好友顾贞观一起沉浸在填词的世界里，与前辈词人秦观、黄庭坚结伴，因为言情而堕地狱。
黄庭坚与秦观一般，也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也因为年轻时候填过许多“淫词浪调”而被高僧大德以地狱相威胁。及至南宋，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屡屡点出秦观来做批评，说追随苏轼的人“皆一时轻薄辈，无少行检，就中如秦少游，则其最也”（《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而秦观究竟如何轻薄，其实无非在歌伎的世界里与言情之词相徜徉罢了。作为当世言情文学的第一名家，如此这般的“轻薄不检”难道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