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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唱一首歌，歌词很是书面化，甚至相当古雅，听者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今天我们仍然有机会听到这样的歌曲，譬如南京大学的校歌。这首歌创作于百年之前，李叔同制谱，江谦作词：“大哉一诚天下动，如鼎三足兮，曰知、曰仁、曰勇。千圣会归兮，集成于孔。下开万代旁万方兮，一趋兮同。踵海西上兮，江东。巍巍北极兮，金城之中。天开教泽兮，吾道无穷。吾愿无穷兮，如日方暾。”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很容易地在视频网站上搜索到南京大学毕业生在典礼上的校歌合唱，这样的歌词真不是普通人不看字幕就可以听懂的。当然，这首歌属于典礼歌曲，而古代的典礼歌曲——譬如帝王的祭天仪式上所用的雅乐——确实就是这样的词风。典礼歌曲所追求的是仪式感染力，而不是一个人在花前月下、清风朗月中的小小的审美感动。如果宋词都写成这种样子，今天也就只有几位老专家在“二十四史”的故纸堆里，独守寂寞地拿着放大镜来搜寻它们那不甚美丽的残骸了。
几乎在南京大学校歌诞生的同时（1916年），新文学运动的主将胡适就有了这样的观点：“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逼上梁山》）
在胡适的观念里，词的语言正是宋代的活语言，词作为一种文学形式正是宋代的活文学。正因其活，才有了生机勃发的一派烂漫。胡适以这样的视角来看诗与词的区别，所以有推论说：“五言七言之诗，不合语言之自然，故变而为词。词旧名长短句，其长处正在长短互用，稍近语言之自然耳。即如稼轩词：‘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此决非五言七言之诗所能及也。故词与诗之别，并不在一可歌而一不可歌，乃在一近言语之自然而一不近言语之自然也。”（《答钱玄同书》）
当然，以今天的认识来看，这话实在武断了些，但仍必须说胡适抓住了词的核心特质，与前述晁补之的看法遥遥暗合。我们甚至可以说，胡适将晁补之的意见推到了逻辑所能达到的极致处，所以看胡适选编的《词选》，于唐宋两代词家中精挑细选，入选的数百首词“大都是不用注解的”，少量注解“大都是关于方言或文法的”（《词选》序），近几十年古典文学读本所流行的“赏析”似乎更没有存在的必要。今天，任何一个有中学文化程度的读者就足以毫无障碍地阅读这部《词选》里的全部作品了，当然，只要这位有着中学文化的读者稍稍还有一点文学追求的话，恐怕很快就会生出乏味感。因为胡适不曾料到的是，太自然的语言其实是“反文学”的。任何优秀的文学，总要落脚在自然与刻意之间的某个微妙的分寸上，过犹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