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每天大约有一亿人都在看自己的星座运程，大约有600万人会付钱请专业的占星师为自己做性格分析，由此可见，对星座的信仰业已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能够预测未来的占星师具有某种非凡的魅力，就连世界上的某些政要对这种魅力也难以抵挡。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和第一夫人南希·里根就特别喜欢向占星师请教。事实上，他们政治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受到了占星学的影响，其中包括举办国际高峰会议的时间、总统发表宣言的时间以及空军一号的飞行时刻表。

在过去的几年里，有一小部分热情高涨的科学家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人们的出生日期和他们的生活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范围涉及甚广，其中包括剖析那些残酷无情的冷血杀人狂、追踪数以百万计的美国纳税申报表、分析英超足球明星的生日、让两万多人上线进而评估他们各自的运气，甚至还有科学家让一名年仅四岁的小孩预测全球股市的发展趋势。虽然他们的工作进展缓慢，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他们逐渐从笼罩在星座之上的层层迷雾中发现了一个事实：我们的出生日期的确会在很多方面影响到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举止。

先知和收益

英国科学促进会成立于1831年，创办人是苏格兰著名科学家大卫·布鲁斯特爵士。英国科学促进会拥有几项备受赞誉的创举。1841年，表示恐龙的英语单词dinosaur首次出现在了英国科学促进会的会议上；在1860年的年会上，物理学家奥利弗·洛奇向与会者演示了无线传输技术，这是该技术最初的几次公开亮相之一；同样是在1860年，有关物种起源的著名论战也是在英国科学促进会的会议中上演的，论战的双方分别是生物学家赫胥黎和牛津教区主教塞缪尔·威尔伯福斯。（威尔伯福斯主教代表的是宗教势力，由于他非常“狡猾”，而且能言善辩，所以为自己赢得了一个绰号“油嘴山姆”。）据传言，当时有这么一番情形：威尔伯福斯转向赫胥黎，然后以讥讽的口吻问道：“你那类人猿的血统，是来自祖父一方呢，还是祖母一方？”赫胥黎并没有被主教咄咄逼人的攻势吓倒，他先是平静地转身，小声对自己的同事们说：“是上帝把他交到我手里的。”然后他直视着主教宣称自己宁愿认一只类人猿做祖父，也不愿与一位主教扯上什么关系。

英国科学促进会每年都会举办为期一周的科学庆典，2001年，他们邀请我去做一个实验，该实验是科学周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收到邀请函之后，我碰巧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有关占星学的文章，文章讲述的是当时最流行的金融占星学，而且提到有些占星师宣称一家公司的设立日期能够影响到其日后的经营业绩。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遍布全球的投资者就有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投资参照依据，于是我决定研究一下这个“课题”，看看上帝的旨意是否的确能够左右一家公司的发展前景。

我主持的这个实验需要三名参与者：一名金融占星师、一名资深的分析师以及一个年龄尚小的孩子。在实验开始的时候，我们会为每名参与者提供价值5000英镑的虚拟货币，然后让他们用这些钱去购买自己最为看好的公司的股票。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我们会就他们将如何选择进行追踪。那么，到底谁的投资是最明智的呢？

众所周知，要想让占星师参与这类研究非常困难。绝大部分的占星师都不愿意拿自己的预言去做实验，即便有些占星师对此有些兴趣，但考虑到这是一次科学实验，他们也不会同意参加了。不过，我们的运气还算不错，打了几十个电话后，终于有一名职业的金融占星师说他觉得这个项目听起来很有趣，所以很爽快地就答应了接受挑战，他可真是一个大好人啊。

剩下的两名实验对象招募起来就容易多了。我们上了会儿网，然后打了几个电话，很快就有一名资深的分析师进入了我们的视线，他也很高兴地表示愿意参与实验。最后，我一个朋友的朋友说很乐意问问他的女儿是否愿意做第三个实验对象，当然也是最后一个。我们仅用一块巧克力就达成了这最后一笔交易，四岁的小蒂娅来自伦敦东南部，没有任何投资经验，她的加盟为我们的寻觅之旅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巴克莱股票经纪公司是英国最负盛名的投资公司之一，他们同意担任这场投资大赛的裁判。看来，我们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前期准备工作。

我们选定了英国最大的100家公司，我们的三名参与者可以用他们所拥有的现金购买任意一家或几家公司的股票。我们的金融占星师仔细研究了各家公司的设立日期，然后很快确定了自己的投资领域，其中包括通信股和技术股（沃达丰通信公司、Emap公司、巴尔的摩技术公司和培生集团）。凭借自身长达七年的丰富经验，我们的分析师决定将投资的重点锁定在通信行业（沃达丰通信公司、马可尼公司、大东电报公司和保诚集团）。

我们希望小蒂娅的选择完全是随机的，她很高兴地就答应了。我们想到了一个巧妙的选择流程，其间要用到一把四脚梯和一大堆小纸片。2001年3月15日上午11点55分，在巴克莱股票经纪公司的大理石走廊上，我小心翼翼地站在一把6英尺（1英尺=0.3048米）高的梯子顶上。陪着小蒂娅站在走廊上的是公司的几个顶级投资经理，他们都在耐心地等待着。我的一只手紧紧地抓着梯子，另一只手里拿着100张小纸片，每一张小纸片上都写着一家公司的名字。当正午12点的钟声敲响的时候，我把手中所有的小纸片使劲抛向了空中，在它们轻轻飘向地面的时候，小蒂娅随机抓住了其中的4张小纸片。她把自己抓到的小纸片郑重地交到妈妈的手中，这位母亲随后宣布了女儿的投资之选：一家高级银行（苏格兰银行）、一家著名的品牌饮料集团（Diageo，帝亚吉欧）、一家金融服务集团（Old Mutual，耆卫保险）和一家领先的连锁超市集团（Sainsbury，圣伯里）。虽然周围的观众并不多，但所有人都为小蒂娅的选择鼓掌欢呼，小蒂娅也很淑女地给大家行了个屈膝礼表示感谢。

为了力求公平，我们允许参与者在实验开始几天后改变自己的投资计划。我们的金融占星师重新观测了天象，随后更换了三只股票，所以他的最终投资组合是工业气体公司BOC（氧气公司）、BAE（英国宇航）系统公司、联合利华公司和培生集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自己之所以选择这些公司，是因为它们的背后都有非常不错的行星风呈现。我们的资深分析师坚持不改变自己最初的选择。经过第二次天女散花般的随机撒纸后，小蒂娅的投资组合变成了基金管理公司Amvescap（景顺集团）、Bass（巴斯）公司、苏格兰银行和哈利法克斯公司。

在一周的期限到来的时候，我们再次相聚巴克莱股票经纪公司，开始评估三位参与者的投资成果。在过去的一周里，股市出现了极为异常的波动，世界顶尖企业的市值突然之间蒸发了数十亿。奇怪的是，无论是金融占星师还是资深分析师都没有预见到这场风暴。全球股市骤然暴跌的结果就是我们的三位参与者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亏损。损失最大的是金融占星师，观测天象的结果是他的投资赔了10.1%；紧随其后的是资深分析师，亏损7.1%；相对而言表现最好的竟然是小蒂娅，她的随机投资只赔了4.6%。

我们的资深分析师并没有像一般投资人那样表现出一派豁达乐观的态度，他告诉记者，原本觉得自己可能会是倒数第一名，他一直认为小蒂娅肯定是最后的冠军。我们的占星师对投资失利的解释依然跟星象有关，他说如果事先知道小蒂娅是巨蟹座，他根本就不会参与这场比赛。相对而言，小蒂娅的态度就谦逊多了，她说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赢的，还说在幼儿园的时候甚至都没有学过科学。

《太阳报》对小蒂娅的成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特意在报纸的金融版块辟出了一个整版介绍小蒂娅，还列举了小蒂娅送给热血股民的三条建议：“金融不是万能的，但糖果却是。”“早点儿上床睡觉。”“关注日益成长的儿童玩具市场。”由美国知名主持人莱诺主持的《今夜秀》节目组表示有意让小蒂娅上他们的节目，但小蒂娅最终拒绝了，我们猜想她肯定是唯一一个以家庭作业为由婉言谢绝邀请的嘉宾。

在金融世界里，一周的时间的确不能算长，因此我们决定将实验的时间跨度延长为一年。事实证明，这12个月给人的感觉可真够漫长的，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市场整体下跌幅度高达16%。在实验进行到接近一整年时，我们请巴克莱股票经纪公司的专家们对三位参与者的投资组合再次进行价值评估。这一次，三者之间的差距就更大了：我们的资深分析师赔了46.2%，金融占星师的成绩相对要好一些，但依然亏损了6.2%，小蒂娅则再次荣登冠军宝座。在大盘持续下跌的情况下，她竟然获利5.8%。

投资专家对所选股票的预测显然并不灵光，对此我倒觉得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资深分析师的智慧受到挑战和质疑并不是第一次。在瑞典进行的一项研究中，一家全国性的报纸为五位资深的投资人和一只名叫奥拉的大猩猩分别提供了1250美元。奥拉采用投掷飞镖的方式选出了在斯德哥尔摩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几家公司的股票。一个月后，报纸开始对比每一位参赛者的投资成果，令人惊讶的是，奥拉投资的股票在收益上超过了每一位资深投资人所选的股票。……四名投资人每人选出1只股票，然后采用奥拉的投掷飞镖法再选出4只其他股票。6个月后，报纸开始对比两种不同选择的投资回报率。事实证明，随机选出的股票在回报率上总要胜过专家的选择，而且每次至少会打败其中一位投资人。

关于金融占星学，这样的测验，并非是科学家们第一次采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星象和世俗事务之间有何关联。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研究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其中还包括一系列非同寻常的实验，就我所知，英国就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家在这个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

占星预言

汉斯·艾森克教授可能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在1997年去世之前，也是科学期刊和杂志最常提及的在世心理学家。他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无法衡量，即不存在。”艾森克将毕生的大部分精力用于研究如何量化人性中的某些方面，这些特质通常被认为是无法借助科学的方法加以衡量的，比如诗歌、性行为、幽默和天赋等。然而，他之所以能够闻名遐迩，可能还要归功于他在人性分析方面的贡献。他发明的个性调查表在现代心理学研究中应用依然是最为广泛的。

要想完全理解艾森克对于占星术的研究，就有必要对他所从事的个性分析研究有所了解。艾森克曾安排了成千上万的人填写调查问卷，然后借助强大的统计技巧对结果进行分析，从而找出人与人在个性上存在差异的主要纬度。研究结果显示，人们的个性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事实上，在艾森克看来，它们只是在少数几个最为基本的特质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艾森克将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特质分别定义为“外向”和“神经质”。艾森克人格调查表就是用来衡量这些特质的，整个调查表包括大约50个不同的描述。接受调查的人需要针对每一个描述圈选“是”或者“否”，从而确认每一句话是不是在描述他们自己。

艾森克所定义的第一个纬度是“外向”，也就是人们在生活中所呈现出来的活力。得分较高者被称为“外向型的人”。这种人比较容易冲动、乐观、开朗、喜欢与人相处、追求即时享受、拥有较多的朋友和广泛的人脉，但同时也更有可能欺骗自己的伙伴。得分较低者则被称为“内向型的人”。这种人显得更为小心谨慎、善于约束自己，相对也更保守一些。他们的社交圈往往仅限于几个非常亲近的朋友，他们对五彩斑斓的夜生活没有什么兴趣，而宁愿待在家里读一本好书。通常来说，大部分人的性格会介于“外向”和“内向”之间。艾森克人格调查表在衡量这个纬度时常会用到这样的描述：我是派对上的灵魂人物，置身于人群之中我感觉很轻松自在，等等。

艾森克所定义的第二个纬度是“神经质”，这个纬度衡量的是一个人的情绪稳定程度。得分较高者更容易产生焦虑情绪、比较没有自信、常常为自己设立不切实际的短期目标或长期目标，而且会更经常性地出现怨恨和嫉妒心理。相反，得分较低者更容易保持心态稳定、更容易放松自己，在遭遇失败的打击后情绪也更容易恢复，这种人很善于用幽默来化解焦虑，有时候甚至会因为面临压力而更加斗志昂扬。艾森克人格调查表在衡量这个纬度时常会用到这样的描述：我总是因某些事情感到忧心忡忡，我能够轻易摆脱压力的困扰，等等。

根据古老的占星学传说，十二星座中有六个星座和外向有关（白羊座、双子座、狮子座、天秤座、射手座和水瓶座），另外六个星座则和内向有关（金牛座、巨蟹座、处女座、天蝎座、摩羯座和双鱼座）。另外，三种土象星座的人（金牛座、处女座和摩羯座）看起来更能保持情绪的稳定和心态的平和，而三种水象星座的人（巨蟹座、天蝎座和双鱼座）则更神经质一些，情绪和心态也更容易出现波动。

为了验证这种传说是否真的属实，艾森克和广受尊崇的英国占星学家杰夫·梅奥联手展开了一项调查。梅奥在几年前创办了梅奥占星学院，并很快从全球各地招收了一大批学生。在梅奥的客户和学生中，有2000多人被要求提供他们的出生日期并填写艾森克人格调查表。对占星学持怀疑态度的人期望调查结果能证明，被调查对象的个性与古老的占星学传说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与此相反，拥护占星学的人则认为出生时的星象位置毫无疑问会对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产生一定的影响。

让怀疑论者大吃一惊的是，调查的结果竟然与古老的占星学传说完全吻合。星座与外向有关的人在外向特质上的得分的确要比其他人高一些；与土象星座的人相比，三个水象星座的人在神经质特质上的得分也明显要高出一截。占星学期刊《现象》也因此宣称，这些发现“可能是本世纪占星学上最为重要的进展”。

然而，艾森克自己却对调查结果产生了怀疑，因为他突然意识到参加调查的人事实上已经对占星学笃信不疑了。这些人事先早已知晓占星学对他们个性的预测是什么。艾森克担心这种先入为主的想法可能会得到并不准确的调查结果。会不会因为调查对象觉得自己应该具备占星学所赋予他们的性格而选错了答案，从而引出了那个让怀疑论者大跌眼镜的调查结果？换句话说，这个调查结果可能只是心理作用导致的结果，而跟调查对象出生时的星象位置毫不相干。

有了这个念头后，艾森克又额外做了两个实验。第一个实验的对象是1000名孩子。他们几乎不可能听说过性格和星座之间的关系。这一次，调查结果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而且显然与古老的占星学传说毫无吻合之处。孩子们在外向和神经质两个体质上的得分跟他们的星座根本就扯不上任何关系。为了进一步验证生日和个性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艾森克将调查对象从孩子转到了成人，这一次，调查对象对占星学的了解程度深浅不一。结果发现，如果调查对象很清楚星座对性格有何影响，他们的问卷结果跟占星学传说的吻合程度就会非常接近。相反，如果调查对象对占星学没有太多了解，他们的问卷结果跟占星学传说就不会那么一致了。结论已经很明确了，出生时的星象位置并不会对一个人的个性产生什么魔法效应。然而，的确有这么一些人，由于对占星学中星座和性格之间的关系非常熟悉，竟然真的就变成了具有某种星座特质的人。在一次探讨科学和占星学的会议上，艾森克公开了自己的后续研究成果。后来为其作传的作家对当时的情景做了如下的描述：“很多占星学家的反应相当激烈，在他们中间弥漫着一种强烈的情绪，他们感觉艾森克欺骗了他们，开始的时候艾森克俨然是他们的代言人和保护神，后来却令他们难堪，这无疑是对他们的背叛。”

艾森克的实验证明，有些人的确会成为他们“应该成为”的人，当然了，这并不是研究人员唯一一次得到类似的证据。在20世纪50年代，心理学家古斯塔夫·杰哈塔曾在加纳中部研究过阿散蒂人的生活。依据传统，每一个阿散蒂孩子在出生后都会被赋予一个教名，教名依据其出生日期确定，而且与一系列性格特质息息相关。周一出生的孩子教名为Kwadwo（夸杜沃），通常认为这些孩子会比较安静和平和，不会到处惹事。周三出生的孩子教名为Kwaku（夸库），通常认为这些孩子比较调皮捣蛋。杰哈塔很想知道，在出生时被人为打上的性格烙印会不会对阿散蒂孩子今后的个性和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呢？为了找到答案，他查阅了少年法庭的记录，结果发现，出生时被打上的性格烙印的确会影响孩子们的行为，在法庭记录中，Kwaku出现的频率要远远高于Kwadwo。

那么，艾森克的研究成果会不会导致数以百万计的占星学信徒改变自己的信仰呢？很显然不会。相反，很多拥护占星学的人争辩说，星象只会对人的个性特质产生大概的指导作用，要想了解更为精确的信息，还必须仔细研究一个人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精确时间。目前，这种观点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地研究人员的极大关注。

时间双胞胎和波哥小丑

英国研究人员杰弗瑞·迪恩是一个轻声细语、性格温和的人，他毕生都致力于收集和比较有助于评估星象对人类行为潜在影响的各类资讯。他所处的立场非常独特，因为他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曾以占星为业的职业占星师。

2000年，我应邀到澳大利亚的国际科学大会上发表演讲。我很高兴地发现杰弗瑞竟然也在演讲嘉宾名单中。在演讲的时候，杰弗瑞谈到了自己近期从事的最大的研究项目，他将该项目称为占星术的“决定性试验”。和很多好的点子一样，这个项目其实比较简单。依据占星师的说法，出生时的星象位置可以预测一个人的个性，并会对他们生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真的是这样，在同一时刻、同一地点出生的人在性格和命运上应该非常相似才对。事实上，杰弗瑞指出，他们应该是“时间双胞胎”。

在现实中，的确也发现了一些能够支持这种想法的逸事类证据。20世纪70年代，占星研究人员对一个出生资料库展开了探究，他们惊讶地注意到，有些出生日期仅差几天的人竟然拥有极为相似的生命历程。法国的自行车冠军车手保罗·恰克和里昂·列弗就是一对鲜明的例子。他们分别出生于1910年7月14日和7月12日。1936年，他们都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恰克夺得了环法自行车大赛波尔多—巴黎赛段的冠军，而列弗赢得了同一场比赛两个山区赛段的第一名。1949年3月，列弗在王子公园体育场的赛道上意外受伤造成头颅破裂，并当场死亡。同年9月，恰克也因类似的意外事故在同一条赛道上撒手人寰。

这种案例看起来多少有些诡异，但很可能只是巧合罢了。因此，杰弗瑞决定对这种现象进行更为系统的研究。他设法找到了一个数据库，里面含有2000多人的详细资料。这些人都是在1958年3月3日到9日之间在伦敦出生的。这个数据库是一群研究人员为研究这些人的成长历程而建立的，里面有他们在11岁、16岁和23岁时做的智力测试和个性调查表。这些人的精确出生时间都有详细的记录，其中超过70%的人出生时间前后相差不超过5分钟。杰弗瑞把这些人按照出生时间进行了排序，并从上往下分别计算两两一对的相似度。怀疑和支持占星学的人再次对调查结果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预测。怀疑论者认为名单上每一组调查对象的调查结果之间当然毫无关系。相反，占星师们则预测时间双胞胎会和同卵双胞胎一样，两个人的个性会存在令人惊讶的相似之处。

这一次，终于轮到怀疑论者欢呼了。杰弗瑞并没有发现太多证据可以证明时间双胞胎之间存在相似性。以1958年3月4日11点5分出生的人为例，他与晚自己几分钟出生的时间双胞胎之间的相似性，和他与晚自己一天出生的人之间的相似性并没有明显的差异。

杰弗瑞做了很多类似的测试，所有的测试结果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没有任何一次的测试结果能够为占星师的说法提供支持。因此，杰弗瑞有时候会把自己形容为“占星界最痛恨的人”，现代的占星师也把他视为占星界的叛徒，因为他改变了自己的信仰，竟然公开宣称自己怀疑星象能够影响人的一生。

就研究方法而言，杰弗瑞和汉斯·艾森克所从事的研究非常类似。他们通常都是通过大量数据来分析占星学的某种预言。不过，这并不是测试占星预言是否准确的唯一方法。其他研究人员也曾对个别占星师的主张发起过挑战，其中就有一个最罕见、最惊人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晚期，一群美国研究人员就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很是耸人听闻——《死囚占星术》。

研究人员首先找出了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约翰·盖西的出生时间、出生日期和出生地点。盖西因凌辱和杀害33名男子和少年而被判处了12个死刑和21个无期徒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冷血杀人魔。在闲暇的时候，他会把自己打扮成波哥小丑，然后去孩子们的生日聚会上表演。这可能会让人联想到“邪恶的小丑”。一位研究人员拜访了五名专业的占星师，把盖西的资料偷偷地转移到了自己身上。研究人员告诉占星师自己很喜欢跟年轻人一起共事，希望占星师能够帮自己做一个性格分析，并为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道路指点迷津。结果所有的占星师都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其中一位占星师鼓励他去跟年轻人一起共事，因为他可以“激励年轻人表现出最好的特质”。另一位占星师分析了研究人员提供的信息，然后信誓旦旦地预测，他的一生将会“非常非常光明”。还有一位占星师说他“善良、温和，能够体谅他人的需求”。

汉斯·艾森克、杰弗瑞以及其他人的研究成果显示，占星预言通常来说根本不准。这就让我们不得不在脑海里画一个大大的问号了：既然不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笃信占星术呢？

伯特伦·弗瑞尔教授与夜店笔迹学家

20世纪40年代晚期，伯特伦·弗瑞尔教授正忙着设计新奇的方法来测试人的性格。有一天晚上，弗瑞尔去了一家夜店。一个笔迹学家走了过来，说可以依据他的笔迹判断出他的性格。弗瑞尔婉言谢绝了，不过这次偶遇引起了他的思考：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相信占星师和笔迹学家呢？弗瑞尔本来可以继续做他的正规学术研究，但他实在无法摆脱好奇心的诱惑，于是决定做一个不同寻常的实验。结果这个实验让他一下子声名大噪，以至于很多人在很久以后还对这个实验记忆犹新，但对他此前在性格方面所从事的主流研究却渐渐地淡忘了。

弗瑞尔要求上他开设的“心理学导论”课程的学生完成一项性格测试。一周后，他给每名学生发了一张纸，然后告诉他们上面有依据他们的测试分数得出的简短性格描述。弗瑞尔让大家仔细地读一下自己拿到的性格描述，并依据描述的准确性打一个分数，0代表非常不准，5代表非常准确。如果觉得性格测试的结果还比较准确的话，就请举手。

现在，就让我们时光倒流，回到弗瑞尔的课堂上。下面这段话就是弗瑞尔的学生拿到的其中一份描述，请通读一遍，看看如果用这段描述来形容你的性格准不准：

你需要别人喜欢你和欣赏你，但你通常对自己要求苛刻。虽然你在个性上的确有一些弱点，但你通常能够设法加以弥补。你在某些方面的能力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所以还未能变成你的优势。从外表来看，你是一个讲求自律和自制的人，但内心却常常焦虑不安。有时候，你会强烈地怀疑自己是不是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或正确的事情。你倾向于让自己的生活有所改变和变得丰富多彩，在遇到约束和限制时你会感到不满。你很自豪自己是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人，如果没有令人满意的证据，你不会接受别人的观点和说法。不过，你也觉得在别人面前过于直言不讳并不是明智之举。有时候你很外向，比较容易亲近，也乐于与人交往，但有时候你却很内向，比较小心谨慎，而且沉默寡言。你有很多梦想，其中有一些看起来相当不切实际。

弗瑞尔的学生都仔细看了自己拿到的描述，并依据描述的准确性打了一个分数。随后就开始陆续有学生举手。几分钟之后，弗瑞尔惊讶地发现班上所有的学生都把手举起来了。弗瑞尔为什么会如此惊讶呢？

就和某些心理学实验一样，弗瑞尔并没有真正对他的学生实话实说。事实上，他发给学生的性格描述并不是依据他们的测试分数得出的，而是来自他几天前顺手在报摊上买的一本星座书。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学生拿到的都是同一份性格描述——也就是你刚才读到的那些内容。

弗瑞尔只不过大致翻阅了那本星座书，然后从不同的星座说明中挑选了10句话，凑成了一段文字。尽管班上的每一个学生拿到的都是同样的性格描述，但竟然有87%的学生给出的是4分或者5分。也就是说，他们都觉得测试的结果还是很准确的。弗瑞尔独创的这份性格描述现在早已闻名全球，成千上万的心理学实验和电视真人秀节目中都曾用过这份性格描述。

自从在夜店遇到那位笔迹学家后，弗瑞尔就留下了一个未解的心结，经过这次实验后，心里的疑惑就烟消云散了。占星学和笔迹学事实上并不需要真的很准，只要看起来很准就足够了。只要给人们一个非常概括的描述，他们的大脑就会诱使他们相信这些描述具有非常独到的见解。

做完研究后，弗瑞尔立刻告诉学生，他们拿到的都是同一份性格描述，并解释说这个实验“充分证明了人们很容易过于相信含糊其词的描述”，这种情况跟江湖骗子使用的伎俩其实颇为相似。很显然，班上的绝大部分学生并没有因为“上当受骗”而不高兴。很多学生甚至还对这个实验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跟弗瑞尔要了一份性格描述，打算拿自己的朋友当靶子重新玩一次这个心理游戏。如果换成其他的心理学家，大部分人可能会就此结束实验了，可弗瑞尔并没有偃旗息鼓，而是精心设计了最后一个环节，他的学生再次成为被老师“算计”的实验对象。

弗瑞尔想知道他的学生是否希望自己是最聪明机灵的人，而且在现代社会中具有良好的适应能力。如果是这样，接受含糊其词的性格描述不就是对自我认可的一种挑战吗？此外，他们会不会不愿接受坦诚认识自我的痛苦过程，转而选择“捷径”，直接否认自己曾被弗瑞尔的实验骗过呢？

三周后，弗瑞尔告诉班上的学生，由于自己一时疏忽，竟然不小心把评分表上的名字给删除了，所以他希望大家能够诚实地按照最初的评分重新在拿到的性格描述上圈选一次。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删除学生的名字。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核对学生再次给出的分数是否完全一致。结果证明，在原来圈选“非常准确”（给出了最高分5分）的学生中，竟然有一半的学生认为那份性格描述说得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并且说自己此前给出的分数本来就比较低。弗瑞尔这次终于搞明白了，看起来那些容易上当受骗的人宁可欺骗自己，也不愿意坦然面对自己容易上当受骗这个事实。

巴纳姆效应

20世纪50年代，心理学家保罗·米尔以著名的美国马戏团艺人菲尼亚斯·泰勒·巴纳姆的名字将弗瑞尔的实验结果命名为“巴纳姆效应”。巴纳姆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任何一流的马戏团都应该有能力让每个人看到自己喜欢的节目。多年来的研究显示，无论男女老幼，无论是否相信占星术，几乎每个人都会受到巴纳姆效应的影响，学生如此，人事经理们甚至也不能例外。

很多研究人员以弗瑞尔的实验为基础进行后续研究，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项研究来自于法国人米歇尔·高奎林。有一家公司号称能够借助高科技的电脑得出非常精准的星座分析报告，于是高奎林把臭名昭著的法国杀人狂魔马塞尔·贝蒂德的详细生日资料寄给了这家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贝蒂德欺骗受害者说他能够帮助他们逃离被纳粹德国占领的法国，事实上他却给这些人注射致命的毒药，然后看着他们慢慢死去。后来贝蒂德被判犯下了19宗命案，并于1946年被斩首处决。对于贝蒂德人生中阴森可怖的一面，电脑得出的星座分析报告完全没有提到。这份报告和弗瑞尔在实验中使用的语言类似，读起来也就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巴纳姆式描述罢了。其中部分内容如下：

他的适应性很好，可塑性也很强，这些个性通过技巧和效率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在生活中充满活力，但这种活力会朝着秩序、控制和平衡的方向发展。无论是在社交、物质还是智慧上，他都非常讲求条理。他看起来可能是一个乐于遵循社会规范、举止得体、颇有道德感的人，是生活富足、思想健全的中产阶级中的一员。

虽然贝蒂德在1946年就被依法处决了，但星座分析报告还预测说他很可能会在1970年到1972年期间“考虑对感情生活做出承诺”。

高奎林由此受到启发，于是灵机一动，在一家知名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声称可以免费为人们提供电脑生成的星座分析报告。法国各地共有150人对这则广告做出了回应。高奎林把贝蒂德的星座分析报告寄给了每一个人，并让他们通过打分的方式评价收到的分析报告是否准确地描述了他们的个性。结果显示，有94%的人认为分析报告的内容非常准确。有一个人在给高奎林的信中写道：“这台机器生成的报告简直太棒了……我得说这简直太超乎想象了。”另外一个人则写道：“一台电子设备竟然能够算出人的性格和未来，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还有一些人被这份报告的精准性深深地折服了，他们竟然愿意付钱给高奎林，以便得到更为详尽的分析报告。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被这种类型的描述骗得晕头转向呢？

人们之所以认同这些描述，是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描述都是正确的。毕竟，谁会强烈质疑自己做出的重要决定呢？谁能否认希望别人欣赏和钦佩自己呢？谁不会对安全感有迫切的渴求呢？即便是一些听起来很个性化的描述，对于很多人来说也可能是正确的。几年前，我的同事心理学家苏珊·布莱克摩尔对6000多人进行了一次调查。她向这些人陈述了一些占星学常用的描述，这些描述看起来很个性化，比如“你家里有人叫杰克”等。调查结果显示，大约1/3的人在左侧的膝盖上有一个疤，1/3的人拥有亨德尔《水上音乐》的磁带或CD，1/5的人家里有人叫“杰克”，1/10的人在前一晚的梦中见到了已经多年未谋面的人。许多巴纳姆式的描述看起来似乎都是正确的，这是因为大部分人的想法和行为都很容易被猜中。

此外，还有所谓的“谄媚效应”。大部分人更愿意相信让他们自己看起来更正面和更积极的事情，所以他们会认同自己还有很多未能得到发挥的潜力以及自己是喜欢独立思考的人之类的描述。这种效应解释了为什么会有大约50%的人对占星术深信不疑。从传统上来说，十二星座可以分为六个“正向”星座（白羊座、双子座、狮子座、天秤座、射手座和水瓶座）和六个“负向”星座（金牛座、巨蟹座、处女座、天蝎座、摩羯座和双鱼座）。通常来说，正向星座的相关特质听起来要比负向星座的相关特质更讨人喜欢。一般认为天秤座的人倾向于追求和平和美感，而金牛座的人更注重物质，也更容易不满。威斯康星大学的心理学家玛格丽特·汉密尔顿曾让人们提供他们的出生日期，并依据自己相信占星术的程度从0—7分中选一个分数。正如“谄媚效应”所预测的那样，很明显，相对于负向星座的人而言，正向星座的人更有可能相信占星术。

弗瑞尔及其追随者所做的研究表明，在过去的几千年里，星座已经欺骗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占星师完全可以信口雌黄，只要说的时候足够含糊其词，足够阿谀奉承，大多数人都会迫不及待地表示占星师的分析“非常准确”。因此说，并没有太多的科学证据可以用来支持占星术。既然如此，我们就很容易得出如下的结论：事实上，一个人的出生日期跟真正的科学毫无关系。

没错，我们很容易得出上述推论，不过这种推论却是错误的。

时间和心理的科学研究

时间心理学是一门研究时间和心理的新学科，到目前为止还属于小众研究，也比较令人费解。该领域的大部分研究工作是与昼夜节律、轮班工作和时差息息相关的。

1962年，法国的洞穴探险家和地质学家米歇尔·希弗瑞决定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待上两个月，以此来追踪冰河在地下洞穴中的移动情况。希弗瑞并没有百无聊赖地坐在那里记录测量数据，而是充分利用这段难得的地下独处时间，顺便做了一个独特的时间心理学实验。希弗瑞决定不带任何时钟进入洞穴，而是强迫自己完全依据自身的生理时钟决定作息时间。希弗瑞与外界的唯一联系方式就是一部电话，他可以直接打给地面上的研究团队。每当要睡觉和刚睡醒时，他都会打电话给研究团队。在清醒的时候他偶尔也会打几个电话。每当打电话的时候，地面上的研究人员都不会向他透露真实的时间。在地下375英尺（约114米）的洞穴里，希弗瑞伴着一顶小小的尼龙帐篷度过了60个不见天日的昼夜。电话记录显示，他判断时间的能力受到了严重的扭曲。到实验的最后阶段，他打电话给地面研究人员时还坚信自己一个小时前才打过电话，而事实上好几个小时已经过去了。两个月后，地面研究人员让希弗瑞离开了洞穴，当时他还坚持说实验肯定是提前结束了，在他看来，自己在地下才刚刚度过了34天而已。这项实验清楚地表明：月光的确有助于我们维持生理时钟的正常运转。

其他的时间心理学研究则致力于探索减少时差影响的方法，时差可能是现代人的生理时钟最常遇到、最为恼人的干扰了。20世纪90年代末，康奈尔大学的斯科特·坎贝尔和帕特里夏·默菲做了一个用光线照射人的膝盖后面的实验，该实验成为这一领域最不寻常也最具争议性的研究之一。此前的研究表明，如果以光线照射人的双眼，可以欺骗大脑加速或减缓人体生理时钟的运转，因此可以借此减小时差所带来的影响。坎贝尔和默菲想要知道，人体的其他部位是不是也能够监测到类似的信号。由于膝盖的后面有很多靠近皮肤表层的血管，所以他们决定用特制的卤素灯照射这一区域来验证自己的假设。在一个小范围的研究中，他们发现了自己想要的证据：跟直射在眼睛上的光线一样，照射在膝盖后面的光线也具备改变生理时钟运转的能力。

那么，占星术的根本概念和这个有趣的科学研究又有什么关系呢？并不是所有的时间心理学研究都需要研究人员在洞穴里待上几个月，或者用光线照射膝盖的后面。这个颇令人费解的学科还有另外一个分支——有一小部分科学家正在研究生日可能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的微妙影响。

这个分支在行为科学中是很不寻常的，其背后所隐藏的概念已经因荷兰心理学家艾德·杜丁克的研究得到了近乎完美的诠释。杜丁克对近3000名英国职业足球运动员的生日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在9月和11月之间出生的运动员数量几乎是6月和8月之间出生人数的两倍。看起来一个人的生日好像可以预测其在运动方面所能够取得的成就。有些人可能会把杜丁克的分析结果当成支持占星术的有力证据，他们宣称处女座、天秤座、天蝎座和射手座所对应的星象位置在塑造一流的运动员方面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然而，杜丁克发现的奇妙分析结果还有一种更有趣、更切合实际的解释方法。

杜丁克的研究是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进行的，在那个时候，英国的足球新秀要想参加职业足球赛，就必须在赛季开始的时候至少年满17周岁，而赛季的开始时间是在8月。也就是说，在9月和11月之间出生的潜在选手要比在6月和8月出生的选手大10个月左右，所以身体也更加成熟一些。足球是一个需要体力、耐力和速度的运动项目，这多出来的几个月时间无疑是一种有力的竞争优势。结果就是在9月和11月之间出生的新秀更有可能被选中参加职业足球比赛。

多年的研究已经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足以证明出生日期对于不同运动项目选手的潜在影响。不管赛季何时开始，出生月份在赛季开始的前几个月的选手在数量上都会占据优势。无论是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还是英国的郡县板球赛，无论是加拿大的冰上曲棍球赛还是巴西的足球赛，运动员的出生月份都跟他们的比赛成绩密切相关。

这种时间心理学效应并不仅仅发生在职业运动员的身上，它们也会影响到另外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就是人们的运气。

天生幸运儿？

你经常得到幸运之神的垂青吗？还是常因运气不佳而扼腕叹息？为什么有些人总能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而另一些人却总是跟幸运之神擦肩而过？人们能不能改变自己的时运？大概在十年前，我决定通过研究运气心理学来回答这些有趣的问题。为此我已经跟1000多名幸运儿或者特别不幸的人携手合作过，这些人来自社会的各行各业。

幸运儿和不幸的人在人生历程中的差异非常明显，而且他们与幸运之神的关系还颇具连续性。幸运的人看起来总能够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幸运之神总是对他们宠爱有加，即便遇到危险也总能化险为夷。不幸的人则刚好相反。他们的生活好像就是由一连串的失败和绝望组成的，而且他们都深信这些不幸并不是由他们自己造成的。苏珊可以说是我的研究对象中最不幸的人之一，她是一名34岁的看护助理，来自英国的布莱克普尔。特别是在感情的道路上，苏珊一直走得磕磕绊绊。有一次她被安排与一名男子相亲，对方骑着摩托车赴约，却在路上发生了车祸，他的两条腿都摔断了。下一个相亲对象则是不小心撞到玻璃门上，把自己的鼻梁给撞断了。几年以后，她终于找到了结婚对象，可就在举行婚礼的前一天，他们所选的教堂被人一把火给烧了。除此之外，苏珊还遭遇了一系列令人跌破眼镜的意外。其中有一次她算是被厄运之魔给死死盯上了，在一段不到50英里的旅程中，她就遭遇了8次车祸。

我很想知道人的运气好坏是不是偶然事件，或者是否可以用心理学来解释这些截然不同的人生历程。因此，我设计了一系列的实验来研究人的运气。其中有一次实验至少让我印象深刻，我给那些志愿者每人发了一张报纸，请他们仔细看过后告诉我里面共有几张照片。其实，我还在这张报纸上为他们准备了一个赚钱的机会，不过我并没有告诉他们。在报纸的中间部位，我用半版的篇幅和超大的字体写了这么一句话：“如果你告诉研究人员看到了这句话，就能为自己赢得100英镑！”那些运气不佳的人把心思完全花在了清点照片的数量上，所以并没有发现这个赚钱的机会。与此相反，那些幸运儿显得非常放松，所以看到了报纸中间的大字，从而为自己赢得了100英镑。这个简单的实验表明，幸运的人总能够把握意想不到的机会，从而为自己带来好运。

类似的实验结果告诉我们，那些志愿者的运气好坏在很多情况下是由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所决定的。幸运的人通常乐观开朗，而且充满活力，所以容易接受新的机遇和经验。相反，不幸的人性格相对孤僻，而且反应不够敏捷，所以常常对人生感到不安，不太愿意充分利用摆在面前的大好机会。

最近，我在该领域还做了一些研究，同样跟时间心理学有关。俗话说，有些人生来就是幸运儿。我的研究目的就是探讨这句话是不是属实。这个项目其实源自我在2004年收到的一封古怪的电子邮件，发件人是瑞典于默奥大学医学院的捷安堤·乔泰教授。

捷安堤的大部分研究工作都是在探讨人们的出生日期跟其心理和生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在其中的一项研究中，他要求大约2000人完成一份调查问卷，借此来衡量他们自认为喜欢追求刺激的程度，然后查看问卷的得分是否跟人们的出生日期相关。追求新奇和刺激是我们人性的一个基本方面。喜欢寻求刺激的人无法容忍他们此前已经看过的电影，喜欢与他们捉摸不透的人相处，容易被登山和蹦极等具有较高风险的运动吸引。与此相反，不爱寻求刺激的人喜欢一遍又一遍地看同一部电影，感觉跟自己非常熟悉的老朋友相处非常舒服，而且不喜欢去他们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捷安堤的研究结果显示，喜欢寻求刺激的人通常是在夏天出生的，而那些喜欢熟悉事物的人则更可能出生在冬季。

捷安堤在邮件中说，他看过我在性格和运气之间关系上所做的研究，所以很想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人天生就是幸运儿。这是一个很令人着迷的想法，因此我们俩决定联手对这个问题一探究竟。

捷安堤此前的研究表明，出生日期跟人的性格之间的确有一定的关系，但相关性并不是很大。为了找出这种微妙的联系，我们必须对数以千计的人进行研究才行。我们也知道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要知道，即便是找几百名学生参与研究都已经是困难重重了，而我们需要的是数千人，而且他们还要来自各行各业，否则我们就别想找到我们期望看到的蛛丝马迹。幸运的是，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帮手。

苏格兰的爱丁堡国际科学节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科学盛会之一，也是欧洲最大的科学节。如果能把我们的实验纳入科学节的活动之中，就很有可能吸引到我们所需的大批实验对象。科学节的主办单位给我们开了绿灯，我们在互联网上建了一个比较简单的网站，人们只要输入自己的出生日期，并回答一份我设计的标准调查问卷，我们就能够对他们的运气好坏进行评估。

进行大型的公开实验往往会是一件充满不确定性的事情。这种实验跟在实验室内进行的研究不同，你只有一次机会把它做好，而且你永远也无法知道人们是否愿意花时间参与其中，不过，我们的研究激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和强烈关注，并很快传遍了全球。网站正式上线才几小时，就已经有数百人前来访问。到了科学节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已经收到了四万多人提交的数据。

实验的结果相当明显。捷安堤已经发现夏天出生的人更乐于冒险。我们的实验结果也显示，与那些冬季（9月到2月）出生的人相比，夏季（3月到8月）出生的人也会觉得自己更幸运一些。在12个月份出生的人中，幸运度的自我评价曲线呈波状分布，其中5月最高，10月最低（如下图所示）。只有6月与整体的分布形态不符，我们将其归因于统计偏差。

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很多种解释，其中大多跟冬天的环境温度比夏天低这个观点有关。可能是因为冬天出生的婴儿要面对更为严酷和恶劣的环境，所以会比夏天出生的婴儿与看护人的关系更为亲近，所以在生活中比较不喜欢冒险，运气相对来说也要差一些。也有可能是因为在严冬生产的女性摄取的食物不同于在夏季生产的女性，所以孩子的个性也会有所不同。无论是什么原因，这种效应从理论上来说还是很有趣的，它暗示着出生时的温度对于个性的发展有着深远而长久的影响。

不过，在接受任何与温度相关的解释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排除其他可能的影响机制。或许这种效应跟温度并没有任何关系，而是跟另外一种会随着月份不同发生变化的因素相关。支持占星术的人可能会说，天体活动会影响一个人的个性，夏季时行星和其他星辰的排列分布注定了会给新生儿带来好运。

要对各种不同的解释进行有效的评估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到一个温度跟月份没有太大关系的地方重新做一次研究。如果跟温度相关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在温度较高的月份出生的幸运儿在比例上应该还是会高一些。如果占星术给出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5月、6月、7月就应该是新生儿的幸运月。

对于生活在南半球和北半球的人来说，温度和月份的关系刚好相反。在北半球，6月是很炎热的，而12月是很寒冷的。在南半球，6月却是严寒的冬季，而12月是烈日炎炎的夏季。正因如此，我决定到地球的另一端去重新做一次研究，看看到底是与温度相关的解释更有说服力，还是占星术就“天生幸运儿”给出的解释更为合理。

达尼丁市位于新西兰南岛的东南岸，这里每两年举办一次科学节。2006年，我收到了新西兰科学节主办单位发来的电子邮件。他们已经得知我想在南半球重新进行一次“天生幸运儿”的实验，所以想知道我是否愿意在他们的科学节上重复再做一次研究。我当然非常乐意，所以很快就起程前往新西兰了。

我为第二次“天生幸运儿”实验重新设计了一个网站，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媒体也都对该实验进行了广泛的报道，这非常有助于吸引人们访问我所设计的网站。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就有2000多人提交了自己的出生日期，并给自己的人生幸运度打了分数。实验结果显示，与温度相关的解释占据了绝对上风。那些在南半球的夏季（9月到2月）出生的人觉得自己要比在冬季（3月到8月）出生的人幸运多了。这次实验得出的幸运度自我评价曲线也呈波浪状，不同的是幸运儿比例最高的月份变成了12月，比例最低的则是4月。

“天生幸运儿”之类的研究显示，出生月份的确会对人们的行为方式产生细微的影响。不过，也有一些研究人员研究过两者之间另外一种完全相反的效应。也就是说，人们的行为会如何影响他们对自己和他人真实生日的阐述。

逃税和撒谎神职人员的时间心理学

依据美国的税收制度，如果小孩在12月31日出生，那么家庭就可以享受此前12个月的税收优惠。但如果孩子出生于1月1日，就无法享受这种优惠。正因如此，如果孩子的预产期是在年底，那么父母就会受到财务动机的强烈驱使，希望孩子能够在12月31日的午夜前降临人世。虽然孩子的父母无法准确预知自然生产的日期，但他们可以通过催生或剖腹产的方式操控孩子的生日。

父母真的会仅仅为获得税收优惠就人为操控孩子的生日吗？为了找出答案，来自美国雪城大学的斯塔西·迪克特·康林和来自肯塔基大学的阿米塔·桑德拉分析了美国1979—1993年的出生记录。他们将研究的时间锁定为12月的最后7天和1月的前7天。结果发现，每年12月底的出生人数都会急剧上升，只有一年例外。

两位教授开始对手头的数据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索，以便弄明白这种不寻常的状况是不是因孩子的父母贪图税收优惠而导致的。他们选出了200多名在元旦前后一周出生的新生儿，仔细分析每一个家庭的状况。他们针对每名新生儿算出两个数字——12月出生的福利待遇和1月出生的福利待遇。结果显示，如果孩子出生在12月的最后一周而非1月的第一周，家庭就能够明显获得更多的收益。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统计数据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父母的确会为了获得财务收益而操纵孩子的出生日期。

当然了，还有更简单的方法可以操纵你的生日。这种方法根本就无须催生或者剖腹产，那就是撒谎！

美国演员露西尔·鲍尔曾说过一句名言：永葆青春的秘诀就在于“诚实地生活，慢慢地咀嚼以及谎报自己的年龄”。这一点鲍尔当然非常清楚，她的真实出生日期是1911年8月6日，但在整个演艺生涯中，她几乎一直宣称自己生于1914年。鲍尔当然不是唯一谎报自己年龄的好莱坞明星。南希·里根也宣称自己比实际年龄小两岁，她甚至在出版的自传中也使用了谎报的年龄。好莱坞喜剧明星格雷西·艾伦对自己的真实年龄更是守口如瓶，就连与她同台演出的丈夫乔治·伯恩斯也搞不清她的真实出生日期。虽然大家都知道艾伦生于7月26日，但具体的年份却有很多的版本，其中包括1894年、1895年、1897年、1902年和1906年。终其一生，艾伦都宣称她的出生证明早已在1906年的旧金山大地震中被毁了，但事实上地震是在她对外宣称的出生日期之前的几个月发生的。当有人指出这个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时，艾伦选择了转移话题的回答：“唉，那可真是一次可怕的大地震啊！”

明星玩这种小把戏的背后心理其实并不难理解。在这个重视青春和美貌的社会里，很多人都希望自己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一些，这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但是，那些赫赫有名的上流人物会不会对自己的具体出生日期动手脚呢？也就是说，他们会不会刻意隐瞒自己到底是在哪一天出生的？

为了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阿尔伯特·哈里森教授和他的同事们仔细研究了几本不同的《名人录》和《先贤录》中收集的9000多份传记资料，并记录了在美国众所周知的日期当天或前后3天出生的人数，其中包括美国国庆日（7月4日）、圣诞节（12月25日）和元旦（1月1日）。如果仅就概率而言，在这些重要日子当天出生的名人比例应该和前后3天出生的名人比例大致相当。然而，哈里森他们得出的统计结果却不是这么回事儿，在美国国庆节、圣诞节或元旦出生的名人在数量上要明显多于这些重要节日前后3天中的任何一天。这种数量分布从概率上来说只有几百分之一，这就意味着有些名人向传记作者谎报了自己的生日，以便让自己与某个举国同庆的日子扯上关系。

哈里森认为这种效应源自一种不同寻常的心理现象，你可以将其称为“沾光”，但很多研究人员给它贴上了另外一个标签——“BIRG效应”。

BIRG效应在日常生活中也比较常见。我们经常听到人们无比自豪地说他们和某某名人上的是同一所学校，或者自己抢先一步观看了刚刚获得奥斯卡奖的影片（“猜猜昨天谁搭了我的出租车”）。这种效应甚至还对我们的日常用语产生了影响。心理学家曾偷偷研究过大学校园里的对话，结果发现当自己支持的球队在比赛中获胜或失利时，学生们的评论用语竟然有着巨大的差异。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沾沾获胜的球队的光（“我们赢了”），如果球队被打败了，他们则忙着跟失利这个事实保持距离（“他们输了”）。哈里森相信，那些富人和名人之所以谎报生日，无非也是想沾沾重大节日的光。某些广为人知的逸闻趣事也为这种诠释提供了支持性证据。闻名全球的爵士音乐家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宣称自己生于7月4日。然而，音乐史学家泰德·琼斯研究了阿姆斯特朗的出生记录，结果发现其实他生于8月4日。哈里森教授的研究结果显示，阿姆斯特朗绝对不是唯一通过谎报生日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名人。

为了进一步调查《名人录》和《先贤录》中的BIRG效应，哈里森和他的团队将研究的焦点集中到了显然跟其中一个重大节日最有联系的职业，也就是神职人员和圣诞节。通过仔细浏览收集到的数据，他们将神职人员分为了两大类：主教或更高级别的神职人员被归类为“知名神职人员”，其他人则被归类为“不知名神职人员”。仅就概率而言，这两类神职人员在圣诞出生的概率应该是相当的。但事实上，宣称生日与耶稣相同的知名神职人员在数量上要远远多于不知名神职人员。或许这也支持了一种常见的想法：神职人员的职位越高，就会越觉得自己需要跟上帝走得更近一些。

当然了，也有可能是我们对哈里森分析中涉及的知名神职人员过于苛刻了一些。有些父母会为了节约几美元而谎报子女的出生日期，同样的道理，还有些人之所以谎报孩子的生日，或许只是希望好日子能够给孩子带来好运，让孩子能够出人头地。在现代社会中，孩子大多数是在医院出生的，要想谎报生日可能会比较困难。但在过去，父母们是通过口头方式向户籍管理部门报孩子的户口，所以撒个谎是很容易的事情。知名推理作家乔治·西姆农的母亲就坦然承认谎报了西姆农的生日。西姆农的真实出生日期是1903年的2月13日，正逢周五，她母亲觉得对于自己心爱的小宝贝来说，“黑色星期五”这个日子所寓意的命运肯定是太残酷了，因此她在给西姆农报户口的时候就将其生日提前了一天。如果这种诠释方法可以成立的话，我们所得出的“高级别神职人员更可能撒谎”的推论就不正确了。很显然，更具欺骗性的并不是这些知名的神职人员，而是他们的父母。《圣经》里有“父罪子担”的说法，或许这正是能够为此说法提供支持的少数实证之一。

现在，有些研究人员相信，父母撒谎或许有助于解开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一直困扰着科学家的一个谜团，也就是所谓的“火星效应”。

火星效应

法国研究人员米歇尔·高奎林曾把依据杀人魔头的详细出生资料得出的星座分析报告寄给普通大众，除此之外，他还对占星术的很多方面进行过测验。依据古老的星座传说，如果出生的时候某些行星高悬苍穹的话，就是一个很好的兆头，在此时此刻出生的人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将会变得出类拔萃。20世纪50年代，高奎林开始研究这种说法的准确性。一部著名的19世纪法国传记辞典中收录了1.6万人的传记，高奎林据此绘出了这些人出生时的星图。结果他惊讶地发现，在这些人出生的时候，某些行星的确更有可能高悬于天际。这些证据后来被称为“火星效应”，就连对占星术持绝对怀疑态度的思想家也为此困惑了50多年。一位研究人员对此评论说：“即便说一切都以此为准可能也不为过。”汉斯·艾森克也指出：“相对而言，如果这个结果涉及任何造假行为，那么支持占星术的正面证据就相对减弱了。”到了2002年，研究过“时间双胞胎”现象的杰弗瑞·迪恩做了一项令人瞩目的科学研究。

在19世纪的时候，很多法国上流社会的人都对占星术深信不疑，他们会阅读流行的历书，并时刻关注着行星在一天中的确切位置。此外，父母还是通过口头方式向当地的户籍管理部门上报孩子的出生时间和日期，而不是由医生和助产护士精确记录并正式上报。迪恩在研究中发现了一些证据，这些证据暗示有些父母迫切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生活中出人头地，所以会刻意谎报孩子的出生日期，目的无非是让孩子降临人世这件大事从占星术上看起来有个好兆头。随后，这些家长会让孩子接受必要的教育并为他们提供其他所需的资源，从而促使这些上天注定的“占星预言”自然而然地成为不争的事实。简而言之，迪恩的研究结果显示，火星效应可能跟占星术没有什么联系，但与相对古怪的社会史息息相关。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探讨过人们是如何操纵自己的生日的，我们也探讨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然而，时间心理学还有一个更为古怪的层面，也就是对一个更为可怕的话题的研究——出生日期与死亡日期之间的关系。

死神与时间心理学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社会学家大卫·菲利普斯是一个对死亡特别着迷的人。多数医学研究人员关心的是人为什么会死，但菲利普斯不同，他更关心人什么时候死。具体一点儿来说，他特别想知道人们能不能为了等到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而拖延自己的死亡时间。1970年，他发表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论文的题目看起来非常古怪——“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呈现形式的死亡”，从那时起，他便将这个话题当成了自己毕生的研究方向。

有一种观点认为，人们有足够的能力对自己的身体加以控制，从而将死亡延后一小段时间，这段时间对于他们至关重要，虽然事实上延后的时间非常有限，但看起来足以让他们经历一个重要的社会或个人事件。菲利普斯对这种观点充满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很显然有一些传闻逸事为这种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性证据。创作了“史奴比”系列漫画的漫画家查尔斯·舒尔茨身价高达数百万，他就是在自己的最后一本漫画正式出版的前夕死去的，最后的一幅漫画中含有舒尔茨亲笔签名的道别信。此外，至少有三位美国总统是在7月4日告别人世的，其中包括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弗逊和詹姆斯·门罗，他们很可能是硬撑到美国国庆日才撒手人寰的。

在一项研究中，菲利普斯调查了人们是不是更有可能在全国性的节日后过世。研究圣诞节前后的死亡率似乎没有什么意义，这是因为死亡人数的突然上升完全可能是12月的气温骤然下降造成的。菲利普斯并没有试图说服全国人民改在其他某个随机确定的月份庆祝圣诞节，而是转而寻找一个每年发生时间都不相同的全国性节日，结果他找到了中国的中秋节。在中秋节的时候，家中年长的妇女会指挥女儿们准备丰盛的饭菜，从阳历来看，每年过节的时间并不固定。菲利普斯研究了中秋节前后中国的死亡记录，结果发现，在节前一周中国人的死亡率下降了35%，但在节后一周又上升了35%。

菲利普斯做过很多大型的研究项目，其中之一就是调查人们的出生日期会不会影响他们的死亡日期。为此，他分析了1969年到1990年期间多达300万加州居民的死亡证明。结果发现，在一年的所有时间里，女性更有可能在自己生日后的一周内去世。相对而言，男性在生日前一周去世的概率要远远高于一年中的任何其他时间。菲利普斯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女性倾向于把生日看作一次庆典，所以总会期盼生日的到来；而男性更倾向于将生日作为回顾人生历程的时刻，他们会在生日临近的时候发现自己取得的成就其实非常有限，进而感受到巨大的生活压力，所以死亡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在菲利普斯看来，这些研究证明死亡日期其实和季节波动、谎报死亡证明的信息、推迟生命攸关的重大手术以及自杀都没有什么关系。相反，这些发现证明了前面提到的观点：有些人的确有能力运用意志延缓或加速自己的死亡时间。

菲利普斯的这个观点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和许多激烈的辩论。有些研究人员成功再现了菲利普斯及其研究团队的研究成果，另外一些研究人员或者未能得出同样的结果，或者激烈抨击菲利普斯所用的研究方法。不过，心理因素能够影响身体健康的观点得到了其他研究成果的支持。研究显示，乐观和人的健康是密切相关的。举例来说，1996年，一群研究人员开始调查200名芬兰人的健康思维与长寿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员把这些人分成了3组：悲观组的人觉得未来是非常渺茫的；乐观组的人对未来抱有较高的期望；而中立组的人对未来的预期并没有特别积极，也没有特别消极。随后他们对这3组人进行了为期6年的追踪研究，结果发现，悲观组的人比中立组的人更有可能死于癌症、心血管疾病和意外事故。相反，乐观组的死亡率比其他两组人都低很多。

其实，并非只有菲利普斯一个人在研究能够影响人们与死神会面确切时间的奇怪因素。1993年，《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探讨了纳税义务是否会决定一个人的死亡日期。该文结合了菲利普斯奠基性的死亡研究方法和父母为获得减免税款而操纵子女生日的可能性（前文已有所阐述）。在这篇论文中，来自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沃依切赫·科波兹科和密歇根大学的乔尔·斯莱姆罗德想知道人们会不会选择在最有利于后代获得遗产税优惠的时刻告别人生。

为了弄清楚事实是否如此，他们分析了美国的税收政策发生重大变革期间的死亡形态。从1916年颁布第一部税法至今，美国的税法共经历了13次大的改动。其中8次是提高税率，5次是降低税率。在媒体发布税法改革消息到新的税法正式实施期间大概有一周的时间。通过分析税法改革前后两周上报的死亡记录，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些确凿的证据，这些证据明确无误地表明：在税率正式提高之前，死亡率会上升；在税率正式降低之后，死亡率会下降。正如论文的标题所言，有些人可能真的会“死也要节税”。

然而，这并不是他们所收集数据的唯一合理解释。死亡资料通常来说都是由可能继承遗产的亲属上报的，如果税收义务得以减少，他们肯定能从中受益。所以，这种情况也有可能证明，人们会谎报富有亲属的真实死亡时间，当然还有更糟糕的情况，那就是他们被谋杀的真实时间。 sDO94S04lmH5QkptTr249fBAowe7VPTT2G7nkENhPspYxmD2VRWaZ66RPKr74pM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