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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去澳大利亚访问的每一个人都会注意到，在那里的所有大城市里，都有鼓励人们节水的巨幅广告牌。人们自然会想到，这是前一段时间这里的干旱带来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的确如此。虽然这些广告牌是新近才立起来的，但是引发节水广告的旱情却已持续多年，而且毫无减轻的迹象。在澳大利亚各地，水库里的水10年来一直在减少，蓄水量目前只剩下大约1/4。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不仅包括降雨量低于正常水平，也包括气温升高，各个权威科学家小组普遍认为这是气候变化的结果。
从2007年开始，水的问题就成为澳大利亚国内各方辩论的焦点，一项支持率很高的动议甚至要求彻底取缔澳大利亚大面积种植的柑橘作物。这听上去有点儿极端，但是当水源不足、无法满足需求时，人们就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即使这意味着在一个约占GDP 3%的产业中，牺牲掉一种重要作物。在澳大利亚2007年秋季的全国大选中，气候变化是首要议题，这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而普遍认为是最专注于解决这个问题的候选人，最终获胜）。这可能是未来其他国家大选情势的预兆，美国也包括在内。
然而，除了保护水和其他资源之外，举国上下，富于创新精神的澳大利亚人也不失时机，重新思考、重新塑造他们的生活，再造决定人们生活方式的基础设施。他们在全国各地的不同社区里共同工作，寻求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并开始考虑彻底变革能源产业和水业。长期为矿产开采业主导的工商业，也已经在大力提倡，开展可替代能源创新技术方面的投资，包括风能和太阳能等。
在地球另一边，瑞典则正在从其他工业经济体的模式中脱离出来，彻底摆脱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和由此带来的对经济安全的威胁。2006年，在前首相约兰·佩尔松（Goran Persson）领导下成立的一个委员会，制订了一项15年计划，旨在到2020年把瑞典对化石燃料的使用量减少到零。近几十年，这个国家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领导者形成了各种卓有成效的协作网络，他们积极推动，把瑞典北部建设成全球第一个“生物能区”（bioregion）。在这里，可持续生产的生物燃料满足全部能源需求。15年计划这一重大的转变，也是由此而来。
类似的变革，同时也在全球的工商业界产生。面对世界原油市场和产油地区的动荡局面，美国最大和最老牌的公司之一杜邦公司，已经启动了转变的进程，将其产品线的原料从石油基原料转向生物基原料。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公司一样，杜邦已花了很多年时间降低废弃物排放，包括二氧化碳（CO 2 ）排放。但是，这家公司现在看到，真正的创新机会在开发全新产品上，在开发完全摆脱对传统的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的产品上。耐克公司的情形也与之相近，耐克已经把自己的“碳足迹”降低了75%以上。然而，耐克努力寻找未来真正的创新机会，也宣布了其意向：到2020年，所有产品线实现零废弃物、零毒性和百分之百可回收。“我们公司和我们的顾客都关心健康，我们的产品和生产产品的方式就应该体现出这一点，”耐克公司女鞋部前主管达茜·魏斯洛（Darcy Winslow）说，“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完全重新思考，思考我们如何设计、生产和分销这些产品，思考在使用寿命终结的时候如何回收这些产品。”
革命有许多种。历史中讲得最多的是政治革命，是一些戏剧性事件，却往往很少能带来持久的、真正的变革：当权者的名单改变了，新的政治哲学流行一时，但多数人民面对的日常现实则没有什么改变。不过，不同情形偶尔也会发生：那是一种对新的可能的集体觉醒，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会改变，包括人们如何看待周围的世界，人们看重什么价值，社会如何界定进步和发展，社会如何组织，组织机构如何运营，等等。文艺复兴就是这样的转变，工业革命也是这样的转变，而今天世界范围内正在开始发生的变化，也同样如此。
这场新的革命最明显的迹象，是一系列日益加剧的环境和社会危机，或许，这也让人始料未及。
澳大利亚的水问题虽然看似极端，但并非独一无二。美国东南和西南地区，都面临着类似的前景，需要限量供水，甚至可能是永久性地减少水供应。在世界发达国家，食品、水、能源、可预报的天气等等，这些人们曾经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似乎都越来越不可靠了。
过去几年中每一个夏天，欧洲大部分地区都遭遇破纪录的高温热浪侵袭，也带来了其他一些反常现象，诸如暴发特大洪水、农作物提前一个月成熟，以及从前只在南半球才出现的、通过蚊子传播的疾病。科学家们认为，这些事件与全球变暖和大气层二氧化碳浓度增加有关。
在美国，社会恐慌也反复出现，起因是从亚洲进口的受污染的食品，也包括由我们自己后院里生长的农作物引发的大肠杆菌超标事件的多次爆发。近来，家长们又接到警告说，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引起毒性常春藤迅速蔓延（既加速植物生长又增加其毒性）。一场历史性的转变，则发生在能源政治领域。甚至那些在过去力图保护石油燃料经济现状的人们，现在也认识到，美国的能源消费（美国人口占世界5%，却要消耗世界25%的化石燃料）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
我们狂热的消费和“保护产地”的外交政策（protect-the-source foreign policy），已经无法提供通向未来的可靠路径了。正如美国前总统布什所承认的，“美国已经沉溺在石油之中了”。
今天，环境危机成为大多数媒体的头版新闻，但是有一个简单的事实，却更应该引起每个人的思索：世界最富有的前200名富人的个人财富，超过最穷的25亿人的全年收入总和。另一种现象也同样值得考虑，美国人平均每天收入130美元，而世界近一半的人口，每天只有不足2美元用来维持生活。
认为仅仅用经济增长就能解决贫困问题的想法，根本就没有事实依据。而实现雄心勃勃又合情合理的物质发展的要求，正在驱使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走向空前增长的化石燃料消费——这提醒我们去考虑一个令人困扰的议题：我们的社会危机和环境危机总是紧密相连的。
然而，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这些危机本身，而在于我们的应对之道，后者可能完全不适当，也根本不充分。
无论是水短缺、气候变化还是贫困，如果我们分别去看每一个问题，进而分别处理每个问题，我们想出来的解决方案就会是短期的“应急措施”，往往带有机会主义性质，完全不能解决深层的不平衡问题。美国近来的“玉米乙醇热”就是一个例子。从玉米中生产的乙醇可以用来替代进口石油，玉米基乙醇的生产便由此狂热地增加。乙醇生产工厂的数量迅速扩张（到2008年年底将近200家），为向这些工厂提供生产原料，农民又大量种植玉米。
不仅全球粮价因此而上涨，我们还可以说，用玉米生产乙醇也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方面让我们误入歧途。汽车使用玉米乙醇与使用汽油相比，所排放的温室气体量并没有多大差别。随着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土地使用方式就会发生改变，全球的农民会去砍伐森林和清除草场，以便种植玉米，因此，使用玉米乙醇在最终净效应上，甚至有可能增加了温室气体。
而相对来说更可持续的石油替代品也在开发当中，比如，用森林和农作物废弃物生产的、基于纤维素的生物质燃料。然而，人们寻求应急措施，而不是去创造真正环保的能源系统，这就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了玉米乙醇上。
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日益恶化的各种可持续危机是相互关联的——它们都是更大的全球系统处于失衡态的症状。一旦人们理解了这一点，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就会改变。他们开始看到，当我们在心态上放弃恐惧和反应式行动，非同寻常的重大创新机遇就可能产生。他们开始认识到，我们当前面临的深层问题，并不是因为我们背运，也不是由少数贪心者所为。这些问题都是一种思想方式的产物，而这种思想方式的时代已经过去。
每个时代都会终结——从铁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兴盛如罗马等古代帝国，或如大不列颠等现代帝国。从没有一个时代能够永久存在下去，不管其影响力有多么巨大、多么深远。工业时代，塑造了我们几代人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的工业时代，也不会例外。
对许多人来说，工业这个词本身似乎相当古怪。这是因为，对于发达国家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我们生活的世界似乎是由比特和字节而不是由烟囱和矿井主导的。比如，美国经济的70%主要是靠消费者的消费驱动，这些消费者多数处于服务业或从事所谓的“白领”工作。
相对而言，今天没有多少美国人还在工厂工作，在矿井或农场工作的人就更少了。
然而，周围的直接环境也许很容易引起错觉。实际上，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世界的工业活动经历了最为剧烈的、前所未有的增长。全世界汽车保有量从1950年的5000万辆左右，增加到2008年的约8亿辆。现在，全球汽车生产的年均增长率（超过6%），按百分比计算，至少是人口增长率的4倍。
1980年以来，全球钢的年产量几乎翻了一番。2007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只增长了0.5%，但同期中国增长了13%，越南增长了17%，印度增长了10%。
煤的开采量也达到了空前水平。作为客户和消费者，我们通过电脑、个人数码助理（PDA）、轿车和卡车，以及平板电视，与工业生产紧紧捆绑在一起。我们还要依赖能源，才能让它们运转，而超过70%的能源来自燃烧化石燃料。过去150年来，情况都是如此。当然，工业产品和生产过程的信息密集程度，现在要远远高于从前。然而，从煤气灯到电灯、从大型主机到因特网和个人计算机，过去发生的这些主导技术的变迁，一直是一个重复出现的工业时代的特征，并不是这个时代消亡的信号。
但是，在工业时代这个最后阶段，一些重要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使之区别于以往：全球化把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度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同时也引发了史无前例的真正全球化的问题，其中不仅包括环境危机，诸如废弃物总量和毒性水平的增加（常常从一个国家流向另一个国家）以及一系列有限自然资源的持续枯竭，也包括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以及像国际恐怖主义这样，针对这些失衡的问题而发、令人警醒的政治反应。正如铁器时代的结束，不是因为我们用光了铁；工业时代的终结，也不会是因为继续工业扩张的机会逐渐消失。工业时代走向终结，是因为个人、公司和政府组织正在逐步认识到，工业时代的副作用是不具有可持续意义的。
时代的终结不是突然发生的。并不是有一天，人人早上醒来都说：“这不行，我们得改变。”恰恰相反，在如此巨大的挑战面前，绝大多数人和组织机构都会更加努力，力图保持现状。正如神经科学家所说的，遇到压力大脑会“换低挡”——这是说，我们会转回到我们最习惯的（也是更原始的）行为模式。社会也是如此。
还好，社会并不是铁板一块。很多公司还在抵制对陈旧技术和方法的变革，一些政府仍旧拒绝实施必要的管制，许多个人依然反对改变现有生活方式。但是与此同时，另外一些人在问：未来可能会是怎样？如果像系统思考的先驱、发明家巴克明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所说，经济按“我们的能源收入，而不是能源资本”运行，会是一个怎样的经济体？如果按照威廉·麦克多诺（William McDonough）和迈克尔·布朗嘉（Michael Braungart）的阐述，当经济遵循自然系统的法则，“所有废弃物都等于另一系统的食物”时，那又会怎样？如果在经济体中，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设想的“地球村”不只是个动人比喻，而是世界的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依存的法则——在那里，追求单边“国家安全”就如同捕风捉影，除非大家全都安全，否则没人安全——那又会如何呢？
终结点也是起点。工业时代极大地改进了公共教育、人权以及物质生活，但同时也摧毁了生态系统，吞噬了繁荣数世纪的传统文化，创造了一种不会太久地持续下去的生活方式。这些相互关联的问题当中，每一个都涉及同样的基本选择：我们是要保护过去的老方式呢，还是去参与开创一个不同的未来？
世界各地的人们和组织机构已经在共同工作，播撒新的生活方式的种子。然而，他们还只是少数。在他们自己的产业里，他们不是主流；通常在他们自己的组织里，他们也完全不是主导。但是，与以往深刻变革时期有所不同，这些种子不需要等待几个世纪才会成熟、扩散，因为在今天这个相互关联的世界里，问题的确是全球性的，变革也一样会是。变革的压力在迅速增加，不同解决方案和多种机会——以及有关什么可行和如何进一步提高的消息——也同样在迅速地传播。
虽然还有各种不确定性，对于开创更为可持续的未来，有三个指导性理念十分突出，是必不可少的基本理念。
1.不考虑子孙后代未来需要的发展路径不可行。 可持续发展一词广泛用来表达一种需求：以不损害未来的方式，生活在当下。当一个过程是可持续的时候，这个过程就可以反复进行，而不会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也不会给任何一位参与者带来无法承受的代价。固守我们只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实现自身目的的想法，无异于将生活于未来的孩子、家庭、社区和企业的价值贴现。企业如果不考虑呈现于今天和未来之间的那些更大的问题，就不要指望在未来竞争中获胜。
2.组织机构很重要。 今天的世界不是只由多个个人塑造的，而是由企业、政府和非政府机构组成的网络塑造的。这些网络影响着我们生产的产品、吃的食物和使用的能源，也影响着我们如何应对这些系统中出现的问题。不管如何努力，任何一个个人都不可能毁灭一个物种，也不可能使这个星球变暖。但是，这些恰恰是我们通过集体行为正在做的。这是因为我们的个人行为，通过组织机构网络这个媒介，与世界连接了起来。未来岁月中需要产生的变革将会涉及组织机构的根本性改变，无论是从个人的角度还是从集体的角度，否认这一点愚不可及。然而，尽管相互依存度在增加，大多数组织机构却比以往更加沉溺于短期思维、浮躁的状态和机会主义的态度，这有些讽刺意味。我们需要以相互依赖的方式思考、行动，我们更要具备这样的能力。需要与能力之间的差距，是我们今天面对的那些最困难的问题的核心问题。然而，从后面的故事中大家会发现，在企业组织中，在非企业组织中，常常是在合作关系中，缩小这个差距所要求的领导力正逐渐浮现。
3.所有真正的变革都要从新的思考方法和理解方式出发。 如爱因斯坦所说：“如果用我们制造问题时所用的同样的思考方法来解决问题，我们就解决不了问题。”虽然组织机构很重要，但它们的运行方式来自我们如何运作，来自人们的思考和互动。
简言之，为了塑造可持续的未来，我们不仅需要共同工作，也要以与以往不同的方式工作。这就是本书所要描述的主要内容。
在《必要的革命》这本书里，我们将讨论在三个相互关联的领域中我们所面临的挑战：能源和交通、食物和水、废弃物和毒性物质（我们制造和遗弃的东西）；讨论由此产生的不平衡，当太多的资源都集中在太少的人手中的时候，这是必然的结果。
我们将考察这些问题的起因，也会探讨为什么这些问题只是源于一种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的表面症状：这种生活方式虽然创造了伟大的进步，但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副作用。假如我们要超越零碎片面的反应模式，创造持久的变革，那么看清楚将众多不同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深层模式，就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我们最关心的，还是探索这些问题带来的巨大机遇，探讨商业创业者和社会公益创业者如何挺身而出，从这样的机遇出发，创建蓬勃发展的各种新型企业、新型网络和新型组织机构。
70多亿人（很快就到80亿或90亿人）如何才能可持续地共同生活在一起，对这个问题，没有人有最终答案。但终极方案恰恰是我们所不需要的。工业革命没有哪个人曾经计划过，也没有哪个政府部门曾经负责过，更没有哪个企业曾是开路先锋。相反，是无数具有首创精神和富于勇气的行动，创造了决定性的临界量变点，使变革势不可当。工业革命不是计划出来的，而是创新造就的。下一个时代也不会例外。
随机的创意行动聚集在一起，也不会有什么作为，一场革命则会改变社会本身，两者区别的关键在于是否产生了思想方式上的转变。工业时代常常被称为“机器时代”。这是因为，机器的兴起和机器的运行方式，改变了人们的思考方法和工作方式。没用多少时间，人们要像机器那样工作，就成为普遍的期望，流水生产线则成为组织机构效率和标准化的标志。渐渐地，机器思考方式的主导范围远远超出了生产制造。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成为效率和生产率提高的同义词；文化的进步也等同于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开发；而自然界，包括与我们同住地球的其他生物，则被降格为“自然资源”，成为对经济机器的投入。
只有用另一种不同的方式思考，可持续的世界才有可能存在。今天的创新者们把自然界而不是机器，作为他们的灵感来源，他们学习如何观察自己也身处其中的更大的系统，学习如何跨越任何可以想象的边界，推动合作，由此他们展示出另一个未来是如何创造的。观察系统、跨界协作，以及立足创新而非解决问题，这些核心能力成为这场思想方式转变的基石，最终也会成为其工具和方法的基础。
在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我们先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然后是通过国际组织学习学会（Society for Organization Learning，SoL）全球网络，致力于帮助各种类型的组织机构“学习如何学习”。这自然引出了一个问题：“学习是为了什么？”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通常是：学习是为了让企业更有能力创新，并且更赚钱；学习是为了使学校能够帮助学生学习；学习是为了让政府组织能够更好地为选民提供服务。然而，过去10年里，我们开始看到一个更大范围的回答：学习是为了塑造一个超越工业时代的、对所有生命都可持续的、欣欣向荣的世界。这也许是人类自古以来最大的学习挑战，要求各类组织机构都发挥出非同寻常的领导力。
这绝不是空中楼阁式的辞藻，也不是学术的理想主义，这实际上是当前组织机构和个人在共同工作中已经体现出的方式。大家在本书中将要遇到的组织和个人，已经开始实践新的管理模式、领导方式和最终的价值创造方式，不仅是为了今天的实际需求，还是为了明天。他们的实践，正在全世界成百上千、各种规模的企业和非企业组织中传播。把这些理念广泛付诸实践尽管没有灵丹妙药，但还是有一些基本原则、实践案例和起步方法的。
在组织与系统的变革工作中，我们学到一点：要想事先发现领导者，非常困难。有时CEO（首席执行官）或者总裁就是领导者，但往往领导者在企业等级体系中并没有明显的权位。他们并不摇旗呐喊，大声疾呼变革，而是富于激情、努力自下至上地改变自己的组织。他们通常是心态开放的务实派，对未来充满关注，但对于应急措施、情感妙方以及对复杂问题的肤浅解答这类东西，持怀疑态度。他们对自己的组织的运作，有来之不易的深刻理解，同时又抱着谦逊的态度，深知仅靠个人努力有很大局限。他们常常不把自己当作领导者，然而时间表明，他们的确是领导者。
我们这本书就是写给这类人的。你可能感到，要想对我们今天面对的巨大挑战有所把控，是件困难的事。但是，你应该会理解这些问题的一些更直接的表现——比如，你的工作场所的空气质量和废弃物，你周围生活环境中的区域性水短缺或水污染问题，以及你的社区里的人们对未来的担忧。你看到了更大的不平衡与不和谐，也感到有进行重大变革的必要。也许，你已经发现，想要看清所有问题是如何相互联系的并不容易，要想确切知道你自己和你的组织能做些什么也很困难。但是，你知道这些问题对你很重要，而且你真心想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出贡献。
这些描述若对你都适用，欢迎你。我们这本《必要的革命》就是为你而写，而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它能对你的工作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