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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穆特·科茨(Helmuth Cords)上尉是一名东线老兵,曾因作战勇敢而获得“铁十字”勋章,但他现在的身份是一名被关押在柏林监牢中的囚犯,很可能活不到亲眼见证战争结局的那一天了。科茨上尉是一群精英分子中的一员,是反希特勒密谋集团7 000名德国人当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这群人因为与1944年7月20日企图刺杀希特勒的事件有牵连,在8个月前被逮捕。希特勒凶残无度地进行了报复:几乎有5 000名涉嫌参与者被处决,不论有罪或无辜,皆难以幸免;一个个家庭遭受牵连而毁灭,甚至就连密谋者的远亲也被逮捕,而且往往被即刻处决。希特勒曾怒吼道:“叛徒必须像牲畜一样被吊死!”结果密谋集团的主要成员被以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剥夺了生命,他们被挂在钩子上的钢琴丝而不是绳子活活绞死。

莱尔特街监狱B监区里,一大群涉嫌密谋者正在其中等待着。他们当中既有保守派,也有共产党;有军官、前政治人物,也有医生、大学教授、作家和神职人员,还包括普通工人和农民。有些人并不知道他们被囚禁的原因,因为他们从没有被正式起诉过;有些人受到了审判,正在等候着审判再次降临;有些人实际上已被证明是无辜的,但仍然被关在牢房里;还有的人已经走完了虚假的审判流程,然后被匆匆宣判,现在正等待着被执行死刑。没有人能够确切知道B监区到底关押着多少囚犯——有人认为有200个,其他人认为不到100个。无从知道正确数字,因为每天都有犯人被带出去,然后就彻底消失了。这全都源于盖世太保头子、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兼警察中将海因里希·米勒(Heinrich Müller)一时的心血来潮。被监禁的人根本不指望他能大发慈悲。所有人都认为,哪怕盟军已经打到了监狱大门口,米勒仍会继续屠杀这些囚犯。

科茨就是无辜者之一。1944年7月,他是驻本德勒街的预备军司令部的一名下级军官,直属上级正是有着伯爵头衔的预备军参谋长,37岁的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Claus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上校。但这位只有一条胳膊,左眼蒙着黑眼罩仍相貌堂堂的上校是7月20日密谋的关键人物,他自告奋勇去刺杀希特勒。

在位于东普鲁士拉斯滕堡(Rastenburg,今波兰肯琴)代号“狼穴”的元首大本营里,冯·施陶芬贝格利用希特勒举行的冗长的军事会议,把一个装有定时炸弹的公文包放在了希特勒身旁的长地图桌下。冯·施陶芬贝格随后溜出了房间,动身返回柏林。几分钟后炸弹发出了骇人巨响,但不可思议的是希特勒竟在爆炸中幸免于难。几个小时以后,柏林的冯·施陶芬贝格没有受到正式审判,便在本德勒街的预备军司令部院子里被枪决,同时遇难的还有参加密谋的另外3名关键人物 。每个与之有关的人,甚至连他的远亲都被逮捕了——包括赫尔穆特·科茨。

科茨的未婚妻尤塔·佐尔格(Jutta Sorge)是德国前总理兼外交大臣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的孙女,她也被捕入狱了,同样被捕的还有她的父母。包括赫尔穆特·科茨在内的所有人,自从被捕之后就一直未经审讯,只是关押着。

赫伯特·科斯奈伊(Herbert Kosney)下士也被关在同一座大楼里,对于7月20日的密谋,他知道的甚至比科茨还要少。不过,科斯奈伊是无意中被牵连的。他是共产党抵抗组织的成员,对暗杀事件的参与仅仅是把一个身份不明的人从利希特费尔德(Lichterfelde)送到了万塞(Wannsee)。

尽管赫伯特并不是共产党员,但从1940年开始,他就一直是各种红色地下组织的外围成员,后来他居然还被征入德军,成为一名普通士兵在前线作战。1942年11月,赫伯特回到柏林休假,他的哥哥库尔特——自1931年起就加入了共产党——用激烈的手段阻止他返回前线。库尔特用一支步枪打断了赫伯特的胳膊,将他送去了一家军队医院,解释说自己发现这名受伤的士兵躺在一条沟里。

这个花招见效了,赫伯特从此远离了前线,被安置在驻柏林的一个预备营里,每隔3个月就从阿尔贝特·奥尔贝茨(Albert Olbertz)医生那里获得一份新的医疗证明,这份证明使得他能一直从事“轻闲的勤务”。碰巧的是,奥尔贝茨医生也是一名共产党抵抗小组的成员。

正是奥尔贝茨连累了赫伯特,令其被捕入狱。在试图暗杀希特勒的行动失败几天以后,奥尔贝茨让赫伯特和他一起做一项紧急运送工作,他们乘坐的军用救护车带上了一个赫伯特完全陌生的人——他是盖世太保的高级军官,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兼警察中将、刑事警察总监阿图尔·内贝(Artur Nebe),此时正遭到追捕。过了一段时间,内贝被逮捕了,奥尔贝茨和赫伯特也被抓住了。奥尔贝茨当即自杀,内贝没多久就被绞死,赫伯特也上了死亡黑名单,被民事法庭判了死罪。不过,由于他仍然是个国防军军人,因此必须经过军事法庭的再次审判。赫伯特知道,这仅仅是走个形式而已——在盖世太保头子米勒的眼中,形式不值一提。当赫伯特·科斯奈伊从牢房窗子朝外眺望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惨遭毒手。

就在不远处,另一个人坐在那里,不清楚未来有什么在等着他——他是赫伯特的哥哥库尔特·科斯奈伊。盖世太保反复审讯他,但到目前为止他对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一个字也没说,更没有暴露会牵连到弟弟的任何事情。他为赫伯特担忧,弟弟会遭遇什么呢?他被带到哪里去了呢?其实,兄弟之间只隔着几间牢房,但不论是库尔特还是赫伯特都对此一无所知。

另外一群囚犯尽管没有遭受牢狱之灾,但他们却被留在了柏林。这些背井离乡的人与无数人一样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快点获得自由,谁把他们放出去都行。这些人是做苦工的奴隶——来自纳粹所占领的几乎每个国家的男女劳工,有从东欧地区抓来的苏联人、波兰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南斯拉夫人,也有从北欧掠来的挪威人、丹麦人、荷兰人,甚至还有来自西欧的比利时人、卢森堡人和法国人。

纳粹使用暴力抓来了将近700万人——几乎等于纽约市的人口总数——让他们在德国人的家庭和企业里干活。有些国家的人口几乎已经被榨干:有50万人来自面积不大的荷兰(荷兰的人口总数是1 095.6万人),6 000人来自袖珍国卢森堡(卢森堡的人口总数是29.6万人)。外国劳工在柏林从事着每种可以想象得到的工作:许多纳粹高层人士家里都用苏联女孩充当家仆;从事和战争有关工作的建筑师们,会用年轻的外国制图员做他们的办公室人员;重工业里充斥着这些被抓来的人,干着电工、炼钢工、制模工、技工和无须特殊技能的工作;煤气、自来水和运输公司“雇用了”额外的数千人,但事实上并不发工资。甚至在本德勒街的德国预备军司令部,也有外国劳工的身影,法国人雷蒙德·勒加蒂热(Raymond Legathiére)就受雇在那里全天工作,在窗玻璃被炸弹炸碎后立即换上新的。

柏林的人力形势变得非常严峻,纳粹便公然把《日内瓦公约》抛诸脑后,让战俘像外国劳工那样从事至关重要的与战争有关的工作。由于苏联并不是《日内瓦公约》的签约国,所以德国人认为可以随意使用苏联战俘。目前,战俘和外国劳工别无二致。由于条件日益恶化,战俘们被用来修筑防空掩体,帮助重建遭受轰炸的部队营房,甚至在发电厂里为锅炉铲煤。现在,这两群人之间的唯一区别就是外国劳工的自由要多一些,不过这也得根据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而定。

外国劳工住的“城市”仅仅是由一些木制的营房式建筑构成的,要么在工厂边上,要么干脆就在工厂里面。他们在社区食堂填饱肚子,佩戴着表明自己身份的特别徽章。有部分企业没有按照纳粹当局的规定办事,宽容地允许他们的外国劳工住在厂区以外的柏林城内。许多人甚至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城市里行动,去看电影或者去其他娱乐场所放松,只要他们遵守严格的宵禁令就行

有些看守或警卫已经感到德国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厄运将降临在德国人的头上,所以对待劳工们的态度有所缓和,许多外国劳工——有时甚至是战俘——发现,他们偶尔能够逃掉一天的劳动。有一名看守负责25个法国人,他们每天乘坐地铁到城里去干活,这名看守是个软心肠,后来干脆就不再费心清点走出车厢的战俘人数。他并不在乎究竟有多少人在路途中“丢失”了,只要一到18点,每个人都能来到波茨坦广场的地铁站集合,然后返回营地就可以了。

但并非所有的外国劳工都如此幸运,成千上万人的活动遭到了严格限制,根本没有自由可言。在城市经营的或者是政府设立的工厂里,情况皆如此。在柏林南部马林费尔德(Marienfeld)的煤气服务公司,那里的法国工人就没有什么优待,与在私人工厂里干活的工人相比,他们的伙食相当糟糕。不过,这些人的情况仍然要比苏联同行好。有个叫安德烈·布尔多(André Bourdeau)的法国人在日记中写道,看守头子费斯勒“从来都不送任何人去集中营”,而且在一个星期天,为了让劳工们补充食物甚至“允许我们到地里拣几个马铃薯”。布尔多为自己不是来自东方的苏联人而感到庆幸。他写道,苏联人住的院子里“拥挤得可怕,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全都挤在一起……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的食物根本就不像人吃的”。不过,在一些私人开办的工厂里,苏联劳工的处境稍微好一些,起码在伙食上,他们与西方劳工是差不多的。

奇怪的是,全柏林的西方劳工都注意到,苏联人身上有一种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的变化。在位于夏洛滕堡区的舍林制药和化学股份公司里,人们以为随着战争的推进那些苏联人应该高兴和骄傲才是;可与此相反,他们看上去异常沮丧。来自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女工,似乎对于城市可能被他们的同胞攻陷而感到特别不安。

两三年以前,当她们来到这里的时候,这些女人穿的是简单朴素的农民服装。渐渐地,她们产生了变化,开始考究自己的服装和举止,许多人开始第一次使用化妆品。苏联姑娘们模仿着身边的法国或者德国女人,从发型到服饰都有了可观的变化。现在,很多人注意到,这些苏联姑娘几乎在一夜之间又回归到农民的装束了。许多劳工认为,她们预见自己会因为太过西方化而遭到苏军的报复与惩罚——即使她们当年是从苏联强征而来的,在德国生活也并非自己的本意。

整个柏林城内的西方劳工士气高涨。位于鲁勒本(Ruhleben)的阿尔克特工厂坦克生产线上有2 500名法国、比利时、波兰和荷兰人,除了德国看守之外,那里的每个人都在为未来做着规划。法国工人尤其兴奋,一到晚上就谈论起将来踏上法国的土地后要享用的法国大餐,他们还唱起了流行歌曲,莫里斯·舍瓦利耶的《我就是我》( Ma Pomme )和《繁荣昌盛》( Prospère )是他们的最爱。

20岁的让·布坦(Jean Bouting)是一位来自巴黎的技工,他为自己的行为加速了德国人的垮台而格外感到快活。几年来,布坦和一些荷兰工人一直在破坏坦克的零部件生产。德国工段长一再威胁说要把破坏分子送到集中营去,但因为人力短缺,他从来也没有这样做过——几乎整座工厂都完全依赖外国劳工维持。让·布坦认为,这种形势很有意思。比如,他所制作的每个滚珠轴承部件都应该在54分钟之内完成,但他却磨起了洋工,想尽一切办法把工期拖到一天,搞出的部件还都是问题产品。在阿尔克特工厂,被强迫劳动的工人们坚信:他们悄悄逃过工段长的耳目而交出的每一个报废零件,都使胜利和柏林的陷落更近了一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被抓住。 RXEmFXJZftaa4X5aEohG4F6n/+UfRJ5pj8aVKcZI/qjgR4pxUwNSVZW/o7DScQ+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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