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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攻击的恐惧就如同一张棺罩，覆盖在全城之上。在经历了将近6年的战争之后，柏林已经变成一座女性占多数人口的“女儿国”。
在1939年战争爆发之初，首都的居民人数有432.1万。后来的战争在城市中造成了巨大伤亡；而为了躲避轰炸，100余万市民在1943至1944年间向相对安全的乡间进行了自发性疏散；再加上相当数量的适龄男女被军队征召服役，这一切使得市内人口总量已经减少了不止1/3。到现在，所剩下的数量较为可观的男性，唯有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和60岁以上的老人，18岁至30岁的男性群体总数还不到10万人，而且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不是免服兵役，就是伤员。1945年1月，城市人口据估计有290万人，但到3月中旬这个数字显然是过高了。在不到11个星期的时间里，柏林城已经遭受了85次空袭，敌军围城的威胁更是笼罩在每一个柏林市民头上，这样的重压又让成千上万的人落荒而逃。据军队有关部门估计，柏林的平民人口现在大约有270万，其中200万以上是女性——而这一数字也只是估算。
由于难民正从苏联占领的东部各省集体大逃亡，导致要获得有关人口真实数字的努力变得更为艰巨，有些人认为难民的数字高达50万。一连数月，这些逃亡的平民背井离乡，用肩膀扛，用马车拉，或者用手推车推着他们的家当，甚至驱赶着牲畜，挤满了进入柏林的道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滞留在柏林，而是继续西行，但在他们的身后，梦魇般的故事和东方经历的传闻被留了下来，然后如同流感一般在柏林城内疯传，把恐惧传染给了许多市民。
难民们谈到了一个个急于复仇、凶猛狂暴而又掠夺成性的征服者；很多百姓从遥远的波兰逃难而来，或是从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Pomerania）
和西里西亚（Silesia）
的被占领地区艰苦跋涉到了首都，心有余悸地做证说：敌人要把他们斩尽杀绝。难民们断言，苏联的宣传是在敦促苏军不要饶恕任何一个德意志人。他们谈到一则据说是苏联头号宣传家伊利亚·格里戈里耶维奇·爱伦堡（Ilya Grigoryevich Ehrenburg）所写的“复仇宣言”，这则宣言不但被广播了出来，还被印成传单分发给了所有部队。“杀！杀！”宣言开门见山地嘶吼道，“德意志种族只有邪恶！……要在法西斯的兽穴里把法西斯野兽彻底消灭！要使用暴力，打碎这些日耳曼女人的种族骄傲，把她们当作你的合法战利品带走。杀！当你向前冲锋的时候。杀！你们是苏联的英雄战士。”
难民们说，向前推进的一线苏军纪律严明，举止得体，但跟在后面的二线部队却是一帮组织混乱的乌合之众。这些士兵桀骜不驯，酗酒无度，干出了凶杀、抢劫和强奸的罪恶暴行。难民们声称，许多苏军指挥员似乎放纵了部下的这些兽行，起码没有想办法阻止他们。不论是农民还是绅士，他们的说法都是相似的。而在潮水般涌来的难民中，到处都有妇女在讲述那令人不寒而栗的故事——女性在枪口的逼迫下脱掉衣服，然后惨遭奸污。
这里面有多少是想象，多少是事实，柏林人并不清楚。很多人对德国党卫队在苏联犯下的暴行和大屠杀有所耳闻，他们担心这些故事是真的。有些人知道在集中营里犹太人的悲惨境遇——这是民族社会主义
新的和可怕的一面，这是自由世界尚未了解的一面——这些人也相信难民的话。那些更有见识的柏林人完全相信，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位置正在对换，报应的车轮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处。许多人了解第三帝国制造的恐怖达到了何种程度，因而也放弃了最后一丝侥幸。位高权重的官僚和纳粹高级官员已悄悄地把他们的家人送出柏林，要不然就是正在送出。
狂热分子仍然待在这里；而一般的柏林人没啥消息渠道，对真实的形势一无所知，因而也待在这里，他们既不能离开，也不想离开。“啊，德意志，德意志，我的祖国，”一位名叫埃尔娜·森格尔（Erna Saenger）的家庭主妇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信任带来失望。诚心诚意地去相信，就意味着愚昧、盲目……但是……我们要待在柏林。要是每个人都像邻居们那样逃走的话，敌人就会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不——我们绝不要那种失败。”森格尔已经65岁了，是6个孩子的母亲。
然而，没有几个柏林人敢断言，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眼前面对的是何等性质的危险，几乎所有人都听到过这些故事。住在克罗依茨贝格区的一对夫妇，胡戈（Hugo）和埃迪特·诺伊曼（Edith Neumann），实际上已经通过电话得到了警告。住在苏占区的一些亲戚，就在一切通信手段被切断前不久，冒着生命危险告诫诺伊曼夫妇，征服者们正在肆无忌惮地强奸、杀人、抢劫，马上往西跑，跑得越远越好。然而，诺伊曼夫妇还是选择留下来——胡戈苦心经营的电器商店遭到了轰炸，但现在又舍不得放弃它。
由于宣传的缘故，另外一些人宁愿拒绝考虑这些事情，不论是难民们散布的还是政府鼓动的“恐怖故事”，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再有什么意义了。从希特勒在1941年无缘无故命令入侵苏联的那刻开始，所有的德国人便都被一连串无情的仇恨宣传支配着：苏联人民被描绘为未开化的野蛮人，近乎禽兽。而当形势逆转，德军在苏联的所有战线上节节败退之时，帝国那位先天脚部畸形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又强化了他的宣传努力——尤其是在柏林。
戈培尔的助手维尔纳·瑙曼（Werner Naumann）博士在私下承认：“我们的宣传成功地渲染出苏联人的可怕模样，引起了全体人民对红军将施加在柏林头上的行径的恐惧，柏林人已经沦入一种纯粹的恐怖状态。”到1944年年末，瑙曼却哀叹道：“我们做得过分了——宣传引起的恐慌已经反弹到我们身上。”
现如今，宣传的调子又发生了转变。随着希特勒的帝国被一点点肢解，一个又一个柏林的街区被摧毁，戈培尔开始从散布恐怖转向让人消除疑虑：人民被告知，胜利恰恰已经不远了。不过，戈培尔所成功做到的一切，大概只是在见多识广的柏林人当中产生了一种古怪而又令人毛骨悚然的幽默。这种幽默是一种庞大的、集体性的冷嘲。全体人民揶揄地把这种冷嘲对着他们自己，对着国家的领导人，也对着全世界。戈培尔的格言是“元首统率，我们跟随”，而柏林人很快就把这句格言改成“元首统率，我们承受随之而来的一切”。至于宣传部长许诺的（德国）将最终获得胜利，则被人挖苦成郑重呼吁所有人“享受战争吧，和平将是可怕的”。
难民的传闻已经造成了接近歇斯底里的气氛，谣传占据着主导地位，而理性和事实则被歪曲了。各种各样的暴行故事在全城蔓延开来。苏联人被描绘成了吊眼角的蒙古人，他们在人们眼前屠杀妇女和儿童。神职人员被描述成用火焰喷射器烧死；有传闻绘声绘色地告诫所有人，修女被奸污后又被赤身裸体地拉去游街，女人被强征为军妓，而所有的男人都被遣送到西伯利亚服苦役。甚至有一家电台报道说，苏联人把罹难者的舌头钉在桌子上。不那么敏感的人则觉得，这些故事太荒谬了，没什么可信度。
还有些人充分意识到即将面临的是什么。安妮—玛丽·杜兰德—韦弗（Anne-Marie Durand-Wever）医生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她是欧洲最著名的妇科医生之一，在舍讷贝格区开办了一家私人诊所，她了解真相。这位55岁的医生以反纳粹的观点而著名（她是多部捍卫妇女权利、倡导两性平等和节制生育的著作作者，这些著作被纳粹全部查禁了），她就敦促自己的病人离开柏林。她曾给数量庞大的难民妇女做过体检，得出的结论是，有关强奸的传闻不仅没有夸张，反而远远没有充分如实地陈述那些惨剧。
杜兰德—韦弗医生打算待在柏林，但现在不论到哪里去，她都随身带着一粒小小的速效氰化物胶囊。在当了多年医生以后，她并没有把握自己一定能自杀成功。她认为如果苏联人攻占柏林的话，从8岁到80岁的每个女性都有被侵犯的可能，包里的这个胶囊能帮助她快速自决以免遭侮辱。
玛戈·绍尔布鲁赫（Margot Sauerbruch）医生同样料想会有最糟糕的情况出现，她和丈夫费迪南德·绍尔布鲁赫（Ferdinand Sauerbruch）教授都在沙里泰医院
工作，丈夫是德国最著名的外科医生。沙里泰医院则是柏林最大和最古老的医院，位于米特区（Mitte），由于该医院占地面积大，又紧靠中心火车站，所以接收了最严重的难民病例。基于她对受害者进行的检查，绍尔布鲁赫医生对于苏联红军在失去控制时所犯下的暴行不抱任何幻想，她非常肯定，那些有关强奸的传闻并不是虚传。
玛戈·绍尔布鲁赫被试图自杀的难民数量惊呆了——其中还包括几十个并没有遭到猥亵或者强暴的女人，她们仅仅是被目睹或者听闻的事情吓坏了，因而试图割腕自杀，有的人甚至试图杀死自己的孩子。不过，绍尔布鲁赫医生只看到那些自杀未遂的人，而至于有多少人自杀成功，谁也无法统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一旦苏联人攻占首都，柏林就会掀起一波自杀浪潮。
大多数其他医生显然赞同这个看法。在维尔默斯多夫，京特·兰普雷希特（Günther Lamprecht）医生在日记里提道：“重大的课题——甚至在医生当中也是一样——那就是自杀的技巧。这种绝望的交谈已经变得让人无法忍受了。”
那远不仅是交谈而已，死亡计划已经在实施了。在每个区，病人及其亲友包围了医生，人们竞相询问能够迅速自杀的方法，恳求大夫给予配制毒药的处方，在医生拒绝“帮助”时，人们就转身前去药店。在歇斯底里的恐惧浪潮中，成千上万的柏林人下定决心，宁可采取各种方式死去，也不向苏联红军屈服。
“我看到第一双苏联人的靴子时就自行了断。”20岁的克丽斯塔·莫尼尔（Christa Meunier）向她的朋友尤利亚妮·博赫尼克（Juliane Bochnik）吐露道。克丽斯塔已经搞到了毒药，尤利亚妮的朋友罗茜·霍夫曼（Rosie Hoffman）和她的父母也搞到了毒药。霍夫曼夫妇完全绝望了，他们根本不指望苏联人能大发慈悲。然而，尤利亚妮当时并不知道，霍夫曼夫妇是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卢伊特波尔德·希姆莱的亲戚，而这位恶魔则是盖世太保和党卫队的最高领导人，对集中营里涉及几百万人的集体屠杀负有直接责任。
毒药——尤其是氰化物——是自杀的首选。有一种被称为“KCB”的胶囊简直供不应求，这种含氰化氢的浓缩化合物威力强大，能立即置人于死地，甚至闻到它的气味就能一命呜呼。带着日耳曼人的那种深谋远虑，政府的某个专业行政部门已经在柏林储存了大量的“KCB”。
纳粹官员、高级军官、政府部门领导人，甚至小公务员，都能够轻而易举地为自己和家人朋友搞到毒药。医生、药剂师，甚至包括牙医和实验室工作人员，也有机会获得药片或者胶囊，有些人甚至还增强了药片的效力。鲁道夫·许克尔（Rudolf Hückel）是柏林大学的病理学教授，也是该市最著名的癌症病理学家，他为自己和妻子的氰化物胶囊里加上了醋酸。他向妻子保证，如果他们需要用到毒药的话，醋酸能使毒药更快见效。
有些柏林人由于无法获得速效的氰化物，便把目光投向了巴比妥类药物或者氰化物的派生物。喜剧演员海因茨·吕曼，常常被人称为“德国的丹尼·凯”
，他对同为演员的美貌娇妻赫塔·法伊勒以及幼子的未来非常担忧，为了以防万一，他把一罐子老鼠药藏在了花盆里。纳粹德国驻西班牙的前大使，已经退休的荣誉中将威廉·福佩尔，打算通过服用过量药物的方式来毒死自己和妻子。老将军心脏功能差，心脏病发作的时候就服用含有洋地黄制剂(强心剂)的兴奋剂，福佩尔知道用药过量就能造成心力衰竭，这样就能迅速地了结自己。他甚至还为他的一些朋友准备了足够的剂量。
对其他人来说，最佳也是最勇敢的结束方式莫过于给自己一颗飞速的子弹；但数量多得惊人的妇女，大多是中年妇女，却选择了最血腥的方式——剃刀。在夏洛滕堡区（Charlottenburg）的克茨勒（Ketzler）家里，42岁的格特鲁德（Gertrud）原本是一个乐观开朗的女性，现在却在钱包里放了一个刀片——她的妹妹和婆婆同样如此。格特鲁德的朋友英格·吕林（Inge Rühling）也带着一个刀片，两个女人焦虑不安地讨论着，哪一种是确保死亡的最有效方式——究竟是割腕，还是把动脉纵向切开。
还有机会阻止悲剧的降临，让种种极端的自杀手段仅仅存在于人们的臆想中而不去付诸实施吗？或许有的——对大多数柏林人来说，他们还有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出于对苏联红军的恐惧，大部分老百姓，特别是妇女，现在绝望地想让英美盟军攻占柏林。
现在几乎是中午了，在苏联红军战线后方的布洛姆贝格（Bromberg，今波兰比得哥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戈尔博夫（Sergei Ivanovich Golbov）上尉醉眼蒙眬，打量着他和另外两位苏军战地记者刚刚“解放”的这间位于3层豪华公寓套房内的大起居室。戈尔博夫和他的朋友们喝得很尽兴。他们每天开车从位于布洛姆贝格的司令部出发，到145公里外的前线获取新闻，不过此刻一切平静：在对柏林的进攻开始以前，没有什么值得报道的。做了几个月的前线报道后，相貌英俊、年方25岁的戈尔博夫正在愉快地享受着生活。
他手握酒瓶子，站在那里，看着眼前精美华丽的室内陈设，那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墙上挂着镶嵌在华丽沉重的金色画框中的绘画；窗前挂着缎子边的窗帘，家具上铺着豪华的锦缎料子；地板上铺着厚厚的土耳其地毯；起居室和毗连的餐厅里悬挂着巨大的枝形吊灯。戈尔博夫十分确信，这个套间的主人一定是个重要的纳粹分子。
在起居室的尽头有一扇小门半开着，戈尔博夫推开门发现是一间浴室。墙上的钩子上挂着根绳子，下面吊着一具身穿制服的纳粹官员尸体。戈尔博夫看了尸体一眼，他曾见过几千个死去的德国人，但这具悬挂着的尸体却显得很傻。戈尔博夫呼唤着他的朋友，但他们正在餐厅里尽情玩耍，没有任何回应。这几个苏联人正把德国和威尼斯的水晶制品投掷到枝形吊灯上，互相之间乐此不疲。
戈尔博夫又回头走进起居室，打算在他原先注意到的一张长沙发上坐下来——但现在，他却发现沙发上已经有人了。此“人”——确切地说是一具已经冰凉的女性尸体，全身伸展地躺在上面，身穿一件古希腊式的长袍，腰间系着一根装饰有流苏的绳子。她非常年轻，而且为死亡做了精致的准备，临死前她把头发梳成了辫子，挂在两侧的肩膀上，双手交叉置于胸前。戈尔博夫手里拿着瓶子，坐在一把扶手椅上看着这具美丽的尸体，在他的身后，餐厅里的大笑和玻璃器皿摔碎的声音一直持续着。这个姑娘大概20岁出头，从她嘴唇上青色的血迹来看，戈尔博夫认为她多半是用毒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自杀女孩所躺的沙发后面有张桌子，上面摆放着镶在银框内的照片——微笑着的孩子们簇拥在一对年轻夫妇身旁，画面里还有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戈尔博夫想到了自己的家庭，在列宁格勒围城期间，被饿得半死的爸爸妈妈试图用一种工业用油煮汤喝，那锅毒汤夺走了他父母的生命。戈尔博夫的一个哥哥在战争爆发初期就阵亡了；另一个哥哥，34岁的米哈伊尔则当了游击队长，在被党卫军抓住后绑在柱子上活活烧死。戈尔博夫认为这个躺在沙发上的姑娘死得很安详。他又从瓶子里闷了一大口酒，走到沙发前抱起那个死去的姑娘，随后走到了紧闭的窗户面前。他的身后，在喊叫和大笑声中，餐厅里的那盏枝形吊灯哗啦一声摔在了地板上。戈尔博夫把姑娘的尸体径直抛出窗外，打碎了很多窗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