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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当下全世界最才华横溢的记者！”
这是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1903—1990）对本书作者瑞恩的赞誉。马格里奇是20世纪国际文化界最有影响的人士之一，著名作家、记者，当过爱丁堡大学的校长。1973年，法国政府授予瑞恩荣誉军团骑士勋章时，马格里奇说了上述赞誉之辞。
科尼利厄斯·瑞恩（Cornelius Ryan，1920—1974）出生于爱尔兰的都柏林，起初就读于爱尔兰公教兄弟会（Christian Brothers）学校，后来又在爱尔兰音乐学院主修小提琴。顺便说一句，公教兄弟会学校是为贫穷的天主教徒子弟提供受教育机会的机构。
瑞恩虽然大学主修的是音乐，但他更有志于写作。1941年，他21岁的时候，加入了伦敦的路透社。1943年，他加入位于伦敦的《每日电讯报》（ Daily Telegraph ）担任战地记者，而且参加了战斗，与美军第8、第9航空队一起执行了14次飞行轰炸任务，报道了D日登陆以及巴顿将军的美军第3集团军穿越法国和德国的挺进情况。欧战结束后，瑞恩又被派往太平洋战区，开办了《每日电讯报》的日本分社。1946年他被派往耶路撒冷，担任《每日电讯报》中东分社的社长，同时还担任《时代》（ Time ）周刊和位于圣路易的《快邮报》（ Post Dispatch ）的特约记者。所谓特约记者，也就是按篇幅取酬的记者。
1947年，瑞恩得到了一个职位，担任《时代》周刊的撰稿编辑，同时移民美国。1949年离开《时代》周刊之后，他在《新闻周刊》（ Newsweek ）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1950年担任《柯里尔》（ Collier ）双周刊的副主编，同年与凯瑟琳·摩根（Kathryn Morgan）结婚，并取得美国国籍。在《柯里尔》工作期间，瑞恩报道了美国的太空计划，并向美国公众介绍了沃纳·马格努斯·马克西米利安·冯·布劳恩男爵（Wernher Magnus Maximilian Freiherr von Braun，1912—1977），从而获得了巨大声誉。冯·布劳恩是德国火箭设计师，战后移居美国，1958年1月主持发射了美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探险者1号”。
1956年，《柯里尔》停刊，瑞恩随即开始《最长的一天》的研究和写作。《最长的一天》于1959年出版，大获成功并为他赢得国际声誉。1959年，他获得描写国外事务的最佳图书奖——克里斯托弗奖（Christopher Award），1962年获得意大利的班加雷拉文学奖（Bancarella Prize）。《最长的一天》出版后，他立即加入《读者文摘》（ Reader’s Digest ），继续新闻事业，同时又开始第二本关于二战的作品《最后一役》的研究与写作。这部作品于1965年出版。
1970年，瑞恩被诊断患有癌症，开始化疗。与此同时，他开始着手第三本二战作品《遥远的桥》的研究与写作。1973年，为了表彰他在新闻和历史写作领域做出的贡献，他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1974年，《遥远的桥》出版，俄亥俄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在为最后一本书进行宣传的旅途当中，他再次住进医院。1974年11月23日不幸去世。
瑞恩年仅54岁就英年早逝，令人扼腕。不过他的作品却为他赢得了不朽的声名，人们将世世代代记住这位最为才华横溢的记者。而这绝非溢美之词。
瑞恩的三部二战作品，按照写作与出版时间的先后，依次为《最长的一天》（1959）、《最后一役》（1965）、《遥远的桥》（1974）；但按照所反映的历史事件的顺序，则是《遥远的桥》次之，《最后一役》为第三。《最长的一天》描写的是“霸王”行动，也就是1944年6月6日的诺曼底登陆；《遥远的桥》描写的是1944年9月17日到26日，荷兰的“市场—花园”行动；《最后一役》则描写了1945年4月15日到5月10日盟军对柏林的进攻战役。这三部作品被公认为二战文学的经典作品，以2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具有全球性影响。其中《最长的一天》和《遥远的桥》又被拍成电影，风靡全球，为人们所耳熟能详。
这三部作品，是历史文学作品，但最重要的首先是历史。写历史，首先就是要写出“信史”。
毋庸置疑，瑞恩才华横溢，早年的小提琴训练赋予了他乐音的精确性、优美的韵律感、敏锐的感受性和丰富的想象力。但写作纪实作品，他则铭记着历史学鼻祖修昔底德的教诲，那就是“严格基于史实”。瑞恩就是要写得“无一字无出处”。
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我自然无力给出完整的答案。不过首先我们应该记得，瑞恩是二战的亲历者。前面已经说过，他曾担任战地记者，与美军第8、第9航空队一起执行了14次飞行轰炸任务，报道了D日登陆。他参加过战斗，所以他笔下的作战场景读来才令人感到如此身临其境。
具体到《最后一役》一书，我恳请读者拨冗读一下本书后面的“作者致谢”一节，总共有2 000人提供了信息，700多人参加了采访。作者既采访了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等英美将领，也采访了科涅夫、崔可夫等苏联元帅，还采访了数量众多的德国将领，当然还有平民。这些采访绝非可有可无。作者特别提到，在为期3个月的时间里，他曾对德军名将戈特哈德·海因里希（Gotthard Heinrici）进行了无数次的采访，如果没有海因里希，这本书就写不出来。这既非客套也非过谦。如果没有海因里希，苏德两军的战斗就无法写得那么细腻逼真，也就无法让读者读得那么兴趣盎然。
作者还搜集、研究了大量资料，有若干历史档案在本书中第一次被解密。所以，前面提到他的作品的时候，都使用了“研究与写作”一语。当然，我们还应该记得，瑞恩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记者，他以历史资料、目击者的叙述、个人的回忆为线索，编织成丰富多彩的画面，展现了更为广阔的战役场景。在创造出令人满意的“大画面”上，瑞恩的才能是无与伦比的。
如此写来，才让众多的同行和读者由衷感叹，《最后一役》是“一个罕见的成就……世世代代的人都将予以关注”。
瑞恩用“迦太基”（Carthage）一词指称柏林，其中包含了他对历史的看法和对战争及其事件的理解。本书一开始就提到，柏林已经成为第二个迦太基。迦太基是古代最著名的城市之一，相传是由推罗的腓尼基人于公元前814年所建，屡遭战祸，最终于公元146年被罗马人彻底毁灭。作者在这里把柏林比作第二个迦太基，别有深意。柏林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战火得以平息的最后一仗，是对希特勒第三帝国发起的最后攻势。柏林作为欧洲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首都，在这场战役中被摧毁了。今之柏林，犹如古之迦太基，其结局令人叹息。
英语中有一个与迦太基有关的习语，叫“迦太基式和约”（Carthaginian peace），也就是对战败一方提出苛刻条件的和平条约。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最后一年，第三帝国所有的领导人都知道大势已去，希特勒之外的其他重要领导人有不少想议和，有的做出了试探，有的想向西方单方面投降。但得到的回答只有一个：不得议和，只能投降；不能单方面投降，只能无条件投降。对德国来说，只有彻底的失败，别无其他出路。
何以如此？因为人人都要找德国人算账。19世纪德国出版商卡尔·贝德克尔（Karl Baedeker）曾发行了《贝德克尔旅游指南》（ Baedeker guide for tourists ），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出现了“贝德克尔空袭”（Baedeker raids）一语，指1942年德国对英国历史胜迹和文化名城的一系列轰炸，那是名副其实的按图索骥大轰炸。现在，盟军以柏林为目标，开始了复仇。美国人白天轰炸，英国皇家空军晚上轰炸。毁坏的建筑物密集的地区，是德国空军在伦敦炸毁区域的10倍，伤亡数字则是在轰炸伦敦中死亡和受重伤者的5倍。
复仇！是的，“胜利”之外，复仇是柏林之役的第二个反复响彻的主题。要复仇的有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老兵。1940年五六月间，被德军围困的英军和其他盟国军队从这里撤往英国，实际上是被赶到海上的，没能撤离的英军几乎都被消灭。要复仇的有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是法兰西历史中十分灰暗的一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贝当将军，到了二战无奈地向德军求和，当上傀儡政府元首并把法国拱手交给德国人，这成了法国人耻辱和悲哀的心病。要复仇的还有被地狱般的集中营深深震惊的盟军士兵……当然，最猛烈的复仇来自苏联军队。他们的仇恨来自斯大林格勒地狱般的废墟，来自被焚毁的数以万计的苏联村庄的焦土，来自被德军杀死的父兄们的鲜血，来自惨遭凌辱的母亲和姐妹绝望的眼神……而这种巨大的仇恨将转变为一种可怕的力量。事实上，在柏林之役中，正是这种仇恨使一部分苏联士兵变得残暴和凶狠，并以复仇的名义，在柏林城内四处抢劫、杀人、强奸……
就连某些德国人——他们对德军在苏联国土的行径，以及第三帝国在集中营犯下的暴行略知一二——也自知罪孽深重，在劫难逃，深感迦太基被夷为平地的梦魇可能要在柏林身上成为现实了。
当然，毕竟当时已是20世纪，人们到底理性多了，柏林虽然最终遭到了毁灭，但并没有被夷为平地。不过这种“迦太基式和约”的震撼力是无可估量的。失败越彻底，投降越无条件，后遗症也就越少。现在德国仍然在反思自己父辈的罪行，受到重创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现在叫警世教堂，供人们凭吊忏悔，这种认罪的态度不可能与当年的彻底失败没有关系。
《最后一役》是对柏林战役扣人心弦的报道，又是有关普通人的故事，是有关军人和平民的故事。作者瑞恩深入军事和政治层面的内核，探讨了生存这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如作者所说，在二战这个最血腥、最关键的时刻，“吃饭已经变得比爱更重要，躲藏比战斗更有尊严，忍受比获得胜利在军事上更为正确”。
到这场最后一役时，希特勒的侵略政策已经给德意志民族带来了灭顶之灾。德意志民族本来是注重高雅体面的民族，曾经诞生了号称“3B”的世界一流音乐家——巴赫（Bach）、贝多芬（Beethoven）、勃拉姆斯（Brahms）。可是在柏林被围困时，人们的生存状况极其恶劣，有些细节无法细说，甚至一想起就令人作呕。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有体面尊严可言？更有甚者，有的柏林人居然哄抢商店。为了生存，人们竟堕落到如此地步！
我认为希特勒的最可恶之处，就在于他把全体人民拖入战争的深渊。希特勒进行的是“总体战”，最后导致德国总体战败以及被占领、被瓜分。他罪孽深重，却要全体德国人民替他背负罪责。
过去在入侵他国的时候，希特勒便推行“焦土政策”；现在德国战败，他又要在本土实施“焦土政策”，要求毁城，要求玉石俱焚，也就是要求民族的总体毁灭。所幸德国也不是铁板一块，他的“焦土政策”最终并没有在本土彻底实施，否则人们将何以继续生存下去？
虽然柏林的陷落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不过战争的胜负也只有在交手之后才能见分晓。就兵力而言，盟军有几个集团军群或者方面军，每个集团军群或者方面军都有几十万兵力，而且动用了西方世界几乎所有的钢铁和弹药，德军也是穷举国之力血战到底，战斗的惨烈程度、给双方带来的伤亡，自可想见。
在翻译《最后一役》的过程中，我不由得一再痛感，战争的最大伤亡者是平民，不能再有战争了。今天的人们已经更为理性，不仅德国应该反省，而且参战各国都应该反省，整个人类都应该反省。
在翻译《最后一役》的过程中，感慨不时涌现，上述只不过略陈一二而已，而且也未能尽意。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遭遇的空前浩劫，战后反思是人类在付出了高昂代价后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
王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