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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黎明，浓雾密布，天寒地冻。位于柏林南部的第96号帝国公路在挂着露珠的松树林里逶迤远去，一片片白霜在宽阔的沥青路面上隐约闪光。早春的第二日，在这个寒气逼人的清晨，公路上塞满了车辆——甚至对于处在战火之中的德国而言，如此繁忙的交通也形似虚幻的海市蜃楼。

一些重型卡车从公路上驶来，货箱里装着笨重的文件箱、文件柜、办公室设备和纸板箱，车上还高高地堆放着不少艺术品——精致的家具、装在板条箱里的铜管乐器、绘画、陶瓷制品和雕像。在一辆敞篷卡车上，一尊瞎了眼睛的尤利乌斯·恺撒胸像正在轻轻地前后摇晃着。

在卡车的长龙中，还夹杂着各种坐满人的轿车——霍希、漫游者，甚至是梅赛德斯豪华轿车，所有的车都带有银制的 字标志，表明它们是纳粹党的官员用车。车队沿着第96号帝国公路继续行进，无一例外地开向南方，轿车里坐着第三帝国的纳粹党官僚们——这些纳粹中坚分子被称为“锦鸡”，拥有佩戴金质 字章的特权。“锦鸡”们与他们的妻子儿女及财物一起，正在向外地转移，这些面色冷酷而阴沉的人身穿棕色制服，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未知的前方。一种令他们感到毛骨悚然的可能性正萦绕在心头，即他们可能被截住，然后送回那处他们刚刚逃离的地方——柏林。

一辆大型黑色梅赛德斯轿车却在逆潮流而动，在公路的另一侧向北方狂飙。这辆车属于德国国防军参谋部门，左挡泥板上挂着一面代表集团军群指挥官的金属旗，由黑、红、白三色方格图案构成。戈特哈德·海因里希大将穿着一件式样老旧的羊皮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厚围巾，身子缩成一团坐在副驾驶座上。他正郁郁寡欢地看着车窗外的公路。和帝国的所有将领一样，他也知道这条公路。海因里希的表兄，陆军元帅卡尔·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曾刻薄地把这条路称为“der Weg zur Ewigkeit”——“通向永恒之路”。这条路曾让许多高级军官在军事上处于被遗忘的状态，因为第96号帝国公路是前往距柏林29公里的德国陆军总参谋部的直达路线，在高级将领的圈子以外，没几个德国人知道陆军总参谋部的所在。甚至连当地居民也没有意识到，经过重重伪装并深藏在林中的是希特勒德国军事神经的中枢，它就坐落在措森（Zossen）边上。这座始建于15世纪的古镇正是海因里希此行的目的地。

迎面驶来的南逃车队，政府部门正在搬迁……种种令人不安的举动正在对海因里希大将产生难以言表的影响。不过，他并没有把这个影响传染给他36岁的副官海因里希·冯·比拉（Heinrich von Bila）上尉。比拉上尉和海因里希的勤务兵巴尔岑（Balzen）一起坐在轿车的后面，在800多公里的漫长旅途中，他们之间就没说过几句话。一行人是在黎明前从匈牙利北部地区动身的，海因里希当时正在那里指挥第1装甲集团军和匈牙利第1集团军，他们先飞到靠近捷克斯洛伐克与德国边境的包岑（Bautzen），再从那里坐车继续赶路。现在，随着时间在他们身边流逝，58岁的海因里希——德国国防军的防御大师之一，正愈发接近他40年戎马生涯中的最大考验。

海因里希将在措森了解新职务的全部职责，不过他已经获悉，他要面对的不会是西方盟军，而是老对手苏联人。对海因里希而言，这样的安排有些苦涩，却最为合适：他将奉命指挥维斯瓦集团军群，把苏联军队阻挡在奥得河畔，拯救柏林。

突然间，刺耳的防空警报大声鸣响了起来。海因里希大吃一惊，猛地转过身来，回头张望他们刚刚经过的那些砖木结构的房屋。没有看到轰炸或者盟军飞机，警报器的声音仍在持续着，随着距离拉开，那令人心悸的警报声逐渐消失了。令他大吃一惊的并不是刺耳的警报声——对于轰炸他并不陌生，而是在如此深居德国腹地的一个小村庄中，竟然也有防空警报了！海因里希慢慢地转过身来。自1939年战争爆发后，他就指挥各支部队，先是在西线，1941年后又开赴苏联作战。他有两年多时间没有在德国待过，因而对总体战对大后方产生的冲击一无所知。他忽然意识到，在自己的国家里，他不过是一个外乡人。这让他感到沮丧，原先他并没有预料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

然而对于这场战争的经历，没有多少德军将领能与他相提并论；不过换一个角度而言，也几乎没有比他名气更小的高级将领了。他并不是锐气十足的隆美尔，后者因其在北非立下的战功而被普通德国人视为名将，随后希特勒又授予他陆军元帅的元帅杖，让隆美尔成为绝佳的宣传素材。但海因里希却默默无闻得多，除了在作战命令中，你甚至都很难在公开印刷品上找到海因里希的名字，每个军人所追求的名誉和光荣，都与他无缘。作为一名在东线率部与苏联红军作战数年的战地指挥官，其职务本身就将他置于默默无闻的境地。他指挥的军事行动并没有闪电战狂飙突进带来的光荣，唯有难以忍受的撤退行动造成的绝望。他的专长是防御，在这一点上他无与伦比。海因里希是一个思维缜密、面面俱到的战略家，是一个拥有温和举止假象的指挥官，他虽然是受过旧式贵族教育的冷酷将领，但很早以前就领悟到应该用最少的兵力、付出尽可能小的代价来守住防线。他手下的一个参谋有一次评论道：“海因里希只有在空中布满敌方火力的时刻才会选择撤退——而且还要经过深思熟虑。”

对海因里希而言，这场战争就是从莫斯科郊外缓慢而又痛苦地一路撤退到喀尔巴阡山脉，他一次又一次地在近乎没有希望的阵地里抵抗着。他不屈不挠、勇敢无畏、一丝不苟，抓住了每一次机会——即使在那里只不过是多坚守一公里，多坚守一小时。他的作战风格非常凶猛，麾下的官兵们骄傲地送给他一个绰号：“Unser Giftzwerg”——“我们狠毒的小矮个” 。那些第一次见到他的人，往往对“狠毒”这样的描述感到困惑。海因里希身材矮小，长着一双平和的蓝眼睛，外加黄头发和干净的八字胡，乍一看更像是教师而不是将军——而且还是个衣衫褴褛的教师。

对他的副官冯·比拉来说，海因里希并没有什么大将的派头。这是件很值得关切的事情。冯·比拉老是为海因里希的外表烦恼——尤其是他的靴子和大衣。海因里希讨厌德国军官们喜欢的那种擦得锃亮、齐膝高的长筒军靴，他更喜欢鞋帮开得很低的普通靴子，然后将一战时期的那种老式皮裹腿在一边扣上。至于大衣，他倒是有几件，不过他最喜欢的一件是有点邋遢的羊皮大衣，尽管冯·比拉一再劝说，他仍拒绝把它丢弃。同样，海因里希的制服要一直穿到磨破露线为止，而且由于他信奉轻装行进，所以海因里希随身很少有超过一套制服的时候——而这“一套”，其实仅仅是指他身上的那套制服而已。

在海因里希的衣服破烂到一定程度之后，冯·比拉不得不采取主动，来为大将添置些新装。比拉有些害怕提到这个话题，因为海因里希对新衣裳没有丝毫兴趣。通常，他会采取一种小心翼翼的方式，试探性地询问海因里希：“大将阁下，我们是不是应该找点时间，量身做一套新制服？”比拉想尽一切办法避免与他的上司就这样的问题发生冲突，因为一番争论下来输家总是他自己。

海因里希放下阅读用的放大镜，看着冯·比拉温和地问道：“你真的这样认为吗，比拉？”

一时间，冯·比拉以为自己成功了。接下来这位“狠毒的小矮个”就冷冰冰地问道：“但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从那以后，冯·比拉就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个问题。

不过尽管说海因里希的外表不像将军，但是他的行为的确很像。他是一个十足的军人，而且对他所指挥的部队而言，尤其是经历了莫斯科城下的抵抗之后，他还是一个传奇式的将军。

1941年12月，希特勒对苏联发动的大规模闪击战在即将抵达莫斯科之时终止了。在冰天雪地里，125万名散落在各条战线上且衣衫单薄的德国军人陷入了地狱般的严寒中，当年的冬季来得过早，而且气温低得吓人。正当德军在冰雪中痛苦挣扎之时，已经被希特勒和他的军事专家们一笔勾销的红军部队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苏联人发动了全面进攻，投入了100个拥有丰富冬季作战经验的师来打击侵略者。德军被击退了，损失大得惊人。一时间，仿佛1812年拿破仑大军的可怕溃败将要重演——而且在规模上甚至更大，更为血腥。

战线必须要稳住。而海因里希需要坚守的地段情况最为棘手。1942年1月26日，他受命指挥第4集团军余部，该部坚守着直接面对莫斯科的地段，是德军战线上最为关键的所在。任何大的撤退行动，都会导致两翼部队处于危险境地，引发全线崩溃。

海因里希在一个极度严寒的日子里接管了部队。气温降至零下42摄氏度，蒸汽机车头锅炉里的水都冻住了，机枪无法打响，地面冻得像铁一样硬，战壕和散兵坑根本无法挖掘。海因里希手下那些装备简陋的官兵们就在齐腰深的雪地里奋战，而他们的鼻孔和眼睫毛上全挂着冰溜。“我被告知一定要守住防线，直到攻克莫斯科的大攻势重新开始，”海因里希后来回忆说，“然而在我的周围，我的部下正在死去——不仅仅死于俄国人发射的子弹，还有相当数量的人是被冻死的。”

第4集团军的抵抗差不多持续了10个星期，海因里希用尽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方法——正统的和非正统的。他激励他的部下，鞭策他们，提升他们的军衔和职务，或者撤职——而且还一再无视希特勒一贯坚持不容改变的命令“Starre Verteidigung”——“固守不退”。那年春天，第4集团军的参谋人员估计，在漫长的冬天里“狠毒的小矮个”所部与当面敌人的兵力对比，有时至少达到了1比12。

在莫斯科城外，海因里希推出了一种后来令他闻名全军的战法。当他得知某个特定防区即将遭到苏联红军进攻时，他会命令部队在头天晚上撤退到二三公里以外的预备阵地上，这样一来，苏联红军来势汹汹的炮火准备就会砸在空无一人的战场上，成为彻头彻尾的无用功。正如海因里希所言：“就像打在空袋子上一样，红军的进攻会失去锋芒。我的部下不会遭受任何损失，并且做好了下一步战斗的准备。接下来，我方未受到攻击区域的部队就会从两翼包抄而来，重新占领原先的前沿阵地”。这种战法的关键之处在于要了解苏联军队的进攻准备，利用情报部门的报告、反复侦察和对俘虏的审讯，再加上一点非同寻常的第六感，海因里希得以准确判定敌方进攻的时间和地点，几乎就像数学公式那样不差分毫。

这样的方法并不能一直采用，每次海因里希都不得不提心吊胆——因为拒不执行“固守不退”的命令，希特勒已经囚禁甚至枪毙了数名将领。海因里希后来哀叹，“如果没有他的允许，我们甚至难以把站在窗前的哨兵移到门口。”“不过，”上将坦言，“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还是找到了一些方法，来规避希特勒那近乎自杀性的命令。”

由于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海因里希从来也不是希特勒或者其统治集团的宠儿，他的贵族和保守主义的军事背景，要求他应忠实地履行自己忠于希特勒的誓言，但一种更高权威的召唤却凌驾在其之上。早在战争初期，海因里希的宗教观点就与元首产生了冲突。

海因里希的父亲是一名新教牧师，受到亲人们的影响，他每天要读上一段《圣经》，在星期天的时候还要去做礼拜。海因里希不仅一个人做，甚至坚持让他的部下们一起排队去教堂。希特勒却很讨厌这些宗教活动。海因里希接到了几个毫不掩饰的示意，说希特勒认为一个将军被人看到公开去教堂是不明智的。海因里希最后一次回德国的时候，在威斯特法伦州的明斯特（Münster）度假，这时柏林派了一名纳粹党高级官员来拜访他，并与之展开深入交谈。一直都没有加入纳粹党的海因里希被告知，在元首的眼中，自己的宗教活动与民族社会主义的目标完全不一致。海因里希面无表情地听完了警告，但在下一个星期天，他又和妻儿们前往教堂虔诚地做起了礼拜。

从那以后，他的提拔就变得缓慢而又磕磕绊绊了。要不是他无可否认的杰出领导才能，要不是几位领导过他的指挥官——尤其是京特·汉斯·冯·克卢格元帅坚持要提拔他，恐怕他往后的军旅生涯就一直是在原地踏步了。

1943年岁末，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也表示了对海因里希的敌意，原因还是宗教。戈林曾言辞激烈地向希特勒抱怨，海因里希在指挥第4集团军从苏联撤退时，将元首的焦土政策当成了耳旁风。戈林特别指控到，这位将军在斯摩棱斯克故意无视“烧毁每一座可住人的房屋”的命令，幸免于难的建筑物中就有屹立在城市中的大教堂。海因里希严肃地解释说，“倘若彻底烧掉斯摩棱斯克，我就无法让手下的部队途经该城撤出”。这个回答并没有让希特勒和戈林感到满意，但其中却有足够的军事逻辑，这最终让海因里希逃脱了被军事法庭审判的命运。

然而，希特勒依旧对此耿耿于怀。海因里希是一战中毫无人道的毒气战的受害者，从此以后就患上了多种胃病。在与戈林发生上述矛盾几个月后，希特勒提到海因里希的这些不适，以“身体欠佳”的原因将他列入预备役官兵名单。退出现役后，他前往苏台德地区卡尔斯巴德（Karlsbad，今捷克卡罗维发利）的一家疗养院，用海因里希的话来说，“他们就这么让我在那里干坐着”。在他被解职的几个星期后，苏联红军首次突破了第4集团军的防线。

在1944年最初的几个月里，海因里希就待在卡尔斯巴德，在希特勒做出一系列令帝国逐渐毁灭的决定时，他只是远方的一名看客：6月，西方盟军在诺曼底登陆；英美盟军挺进意大利并攻占罗马；7月20日，暗杀希特勒的密谋流产；苏联红军穿越东欧大举猛攻，势不可当。随着形势越来越危急，海因里希发现自己无所作为，沮丧得无法忍受。他本来可以通过恳求元首获得指挥权，但他拒绝这样做。

终于，经历了8个月的被迫转入预备役的生活之后，在1944年夏季快要结束之时，海因里希奉命再入现役——这次是去匈牙利，指挥处于困境中的第1装甲集团军和匈牙利第1集团军。

在匈牙利，海因里希的性格一如既往。当那里的战斗进入高潮之时，约翰·费迪南德·舍尔纳（Johann Ferdinand Schörner）大将——希特勒的得意门生，海因里希在匈牙利的顶头上司——发布了一道指令：任何没有接到命令就擅自撤退者，都要被“立即处决，暴尸示众，以儆效尤”。海因里希对这道命令很反感，生气地反驳道：“在我的指挥下，这种方式以前不会用，现在不会用，将来也不会用！”

尽管他被迫率部从匈牙利北部撤入捷克斯洛伐克，但由于其非常顽强地与敌争夺有利阵地，海因里希还是于1945年3月3日获颁了一枚双剑银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这对于一个为希特勒非常不喜的人而言，是一个罕见的成就。而现在，仅仅是在荣膺勋章两个星期之后，他正怀揣着命令匆匆赶往措森，去接管维斯瓦集团军群的指挥权。

海因里希凝视着飞驰的梅赛德斯轿车车轮下方远去的第96号帝国公路路面，他不知道这条公路最终将把他带往何方。他还记得在匈牙利的时候参谋们获悉新任命之后的反应，他奉命要去陆军总司令部（OKH）向总参谋长海因茨·古德里安大将报到，他们都惊呆了。“你真的想干这活吗？”他的参谋长乌尔里希·比尔克（Ulrich Bürcker）上校问道。

在他忧心忡忡的部下们看来，直言不讳的海因里希似乎肯定会遇到麻烦。奥得河前线是苏联人和柏林之间的最后一道主要防线，作为奥得河前线的指挥官，他将一直处于希特勒和他的“弄臣们”——海因里希手下的一个军官对希特勒身边的人的蔑称——的监督之下。海因里希从来就不会阿谀谄媚，更不会粉饰事实，他又如何避免与元首身边的人发生冲突呢？而每个人都知道，与元首意见不一致的下场是什么。

与海因里希亲近的军官们尽可能委婉地建议，他可以找某种借口拒绝服从这道命令——比如可以借口“健康原因”。令他们惊讶的是，海因里希简单地回答说，他会“像列兵舒尔茨或者列兵施密特那样服从命令”。

现在，当海因里希逐渐接近措森郊外时，他还清晰地记得自己离开部队那一刻的场景。手下的参谋们看着他，“仿佛我就是一只被送去屠宰的羔羊”。 Ljoi1KxdkCn4UL8nUHPduWkMHL9fxgwD0eTZNFjms1/x4IQoXzm+LGe0pqly9O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