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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经历的所有艰难困苦中，失明产生的影响最微不足道。
——J.L.博尔赫斯
我在爱丁堡的诊室窗户朝向东方，几乎一年到头都可以借助自然光来检查患者。然而对于那些因为视力下降前来就诊的患者就需要另当别论了。由于需要使用眼底镜检查，因此我会放下百叶窗遮住所有光线，然后举着仪器凭感觉摸索着走向静坐在那里的患者。我先要将检眼镜（又称“眼膜曲率镜”）尽量贴近自己的眼睛，当电源开启后会有一束光线穿过小孔映入患者的眼帘，这时我需要小心移动以便观察病变部位。医生与患者之间距离如此接近的情况并不多见：有时我的脸颊会接触到患者的面部，而此时我们双方都会礼貌性地屏住呼吸。
借助检眼镜将对方内眼结构映入自己的眼帘是一种奇妙的体验，医生可以通过调节镜片来观察视网膜病变的情况。但是这种工具也会让使用者感到迷茫：这种凝视光束的过程就像是戴着眼镜在夜空中寻觅。如果发生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那么这些鲜红色的出血点在教科书中会被描绘为“风雨如磐中的夕阳”；除此之外，糖尿病患者视网膜上的苍白斑块则会让我联想到空中的积云；而在高血压患者中，发出银色光泽的视网膜动脉就像是锯齿状的闪电。我现在还记得第一次观察患者眼球内部结构的感受，那种景象与中世纪建筑穹顶的彩绘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幅木刻的原作者已无从考证
古希腊人认为视觉可能来自眼球内部燃烧着的圣火，而晶状体则是将能量传递到大千世界的发射器。2500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与诗人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注意到火光会映照在眼内，因此他将这个现象作为支持上述理论的依据。恩培多克勒在作品中通过隐喻的手法将眼睛的功能与日月的作用相提并论，他曾经写道：“人们只知道灯中跳动的火光可以照亮前行的道路……但是他们却不懂得这光芒源自深藏于瞳孔后方的眼眸。”
两个世纪以后，虽然柏拉图还在坚持上述理论，但是相信天地间光线产生机制相同的亚里士多德已经开始质疑其真实性。例如，如果眼睛可以赋予世界光明，那么我们为何在黑暗中不辨东西？13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罗杰·培根（Roger Bacon）曾经大胆预言：灵魂通过晶状体折射使环境得到“升华”，而与此同时环境本身也会映入我们的眼眸。
直到17世纪，那些解释视觉成因的古典理论才逐渐让位。天文学家的任务就是要阐述与理解光线的奥秘，因此他们需要了解眼睛的奥秘以便更好地观测星象。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是德国天文学家与神秘主义者，他在世界上首次描述了物体是以倒影成像于视网膜的机理。艾萨克·牛顿在研究行星围绕太阳运动时突发奇想，他设计了一项匪夷所思的试验来检测自己视觉的可靠性。牛顿将一根长长的钝针（一种“大眼粗针”）插入眼眶与眼球之间的眼窝中，然后描述了当钝针摆动时其视觉同步出现扭曲的感受。不过该领域的进展自牛顿之后并没有什么重大突破，随着20世纪量子理论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问世，人们对于光学理论的研究才逐步走上正轨。
如果你正坐在阳光下阅读本书，那么由太阳内部核聚变产生的光子只需要8.5分钟就可以到达视网膜。除此之外，光子还将在5分钟与2分半钟之前分别穿越水星与火星轨道。对于那些未被地球阻拦的光线来说，它们会在4分钟内经过火星轨道，然后仅用1小时便可抵达土星。当光子在恒定时间（爱因斯坦指出，当物体速度达到光速时时间就会停止）内完成星际旅行后，原来环绕我们周围的白色光芒经过散射后会形成五彩斑斓的世界。此时光线经过角膜与晶状体折射后将在视网膜上聚焦。这种冲击产生的能量会令视网膜蛋白质发生改变并引发连锁反应，当足够多的视网膜蛋白质加入反应后，视神经就会发出冲动传递到视觉中枢，而这时候我们就能感受到一丝亮光。
我们可以通过味觉鉴别食品，通过触觉了解物体形态，通过嗅觉感知周边的气味，通过听觉捕捉遥远的声音，但是只有通过视觉我们才能去了解日月星辰。
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自幼患有白内障与视网膜剥脱，他在《想象的动物》（ The Book of Imaginary Beings ）一书出版前两年就已经开始逐渐失明。虽然我没有机会使用检眼镜来检查他的双眼，但是想必其视网膜的正常结构已经塌陷，同时视线也被晶状体中的白色云翳阻隔。
博尔赫斯在《想象的动物》这本书中用了一整页来探讨“球形动物”。他认为地球本身就是世间最大的生物体，而历史上来自不同领域的著名学者，例如柏拉图、布鲁诺以及开普勒等均持相似的观点。博尔赫斯引述了开普勒的观点，这位天文学家将地球视为一个巨大的球形天体，它会像鲸一样有节律地呼吸，并且在沉睡与清醒之间发生改变，同时还控制着海洋的潮起潮落。由于从表面任意一点到球心均为等距，因此开普勒将球形视为万物中简约、美丽与和谐的化身。博尔赫斯对于失明带来的痛苦深有感触，他认为眼睛是“人体最有价值的器官”，而地球的形态与眼睛有异曲同工之妙，眼睛简直就是地球缩微版本的化身。
赫克托·乔拉（Hector Chawla）是我的眼科带教老师，他充满异域色彩的名字与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乔拉医生兴致盎然地对我说，尽管眼科医生通常将眼睛称为“眼球”，但是其实际形状与地球并不相同，反倒更像一个大肚白兰地酒杯。
我们可以把进入大脑深处的视神经作为杯梗，而布满了光敏神经纤维的视网膜则构成了杯底。在乔拉医生的课堂讲义中，晶状体、虹膜与巩膜就像戴在杯子上的一顶帽子。
眼球的横断面
对于许多医生来说，眼科学就像披着神秘外衣的炼金术，然而乔拉医生却可以用简明扼要的表述教会我们如何检查眼睛。他说：“眼科经常被认为是神秘主义与庸医的结合（每天上4次眼药）。尽管眼睛也喜欢闭目养神，但是却随时处于待命状态。”就像牛顿或者开普勒一样，乔拉医生也喜欢用天文学隐喻来诠释眼睛的功能：“平行光毫不费力地从无限远处聚焦到视网膜黄斑，而该过程就像凸透镜将阳光汇聚后在纸上形成一个炭化点。”此外，他还建议我们在测量眼球前房深度时根据“月食实验”来加深理解：使用手电筒从侧面照射虹膜可以显示其凸凹变化，其原理就像阳光从侧面映射出月球轮廓的曲线。
博尔赫斯从母亲那里继承了财富与教养，同时从父亲与祖母身上遗传了对文学的热爱与致盲的眼疾。眼科专家经过一番争论后勉强认为，博尔赫斯家族成员很可能在白内障导致失明之前就已经出现了青光眼（眼内压病理性增高）症状。
博尔赫斯并不认同莎士比亚作品中对于盲人黑暗世界的描述：根据他自身的感受，失明所带来的不是暗夜，而是深陷发出神秘绿光的浓雾。与之相反，博尔赫斯对于弥尔顿（Milton）作品中的细节刻画更为认同：弥尔顿在伏案撰写反抗君主的檄文过程中失明，随后只能在“漫无边际的黑夜中”伸开双手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行。博尔赫斯非常认同弥尔顿从记忆中发现灵感的做法，他曾经每次要写下四五十行的十一音节诗句，然后会为登门的访客即兴朗诵一首。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博尔赫斯在接任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一职时已经失明。他发现自己只能茫然地穿梭于知识的海洋中。
博尔赫斯的照片反映出某种超然，仿佛饱含着对尘世的无奈，又充满了对来生的渴望。随着视力水平不断减退，博尔赫斯逐渐丧失了对于各种颜色的辨识力。其中红色不仅是最先逝去的颜色，同时也最具悲伤的意味。他在文章《失明》中曾经用多种语言记录下对红色的眷恋：scharlach（德语），scarlet（英语），ecarlata（西班牙语）以及écarlate（法语）。对于其他色彩而言，蓝色与绿色已经彼此融合，彼时脑海中只有黄色始终不变。博尔赫斯对于炫目的金黄色情有独钟，他年轻时曾到访过巴勒莫动物园，并在时隔半个世纪后创作了诗集《老虎的金黄》（ The Gold of Tigers ），其内容反映了作者失明后的痛苦与恢复平常心的坚强。这点可以从作品《盲人》中得到印证，他在其中引用了弥尔顿的诗句：“我再重复一遍，我失去的只是事物最肤浅的伪装。”
失明的痛楚曾经让博尔赫斯的身心备受煎熬，但是他却忘我地投入到“超越生命与时代”的英语文学中。博尔赫斯失明后开始研究盎格鲁–撒克逊语与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对于英语起源的影响。阿根廷国家图书馆坐落于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博尔赫斯经常把学生们召集到办公室，在这里他可以聆听来自世界各地的中世纪经典作品，例如：《贝奥武夫》（ Beowulf ）、《莫尔登战役》（ The Battle of Maldon ）、《埃达》（ Eddas ）以及《沃尔松格传》（ Volsunga Saga ）。他与学生们共同记述了当时的感受：“每个单词就像是刚刚出土的宝藏，而我们则几乎沉醉在其中。”正如繁星只有在夜晚才会闪烁，博尔赫斯也是在失明后才发现了浩瀚的文学世界正等着他去探索。
我在医学院学习期间，曾经有一位带教老师鼓励我毕业做眼科医生。其实他本人并非眼科专家，而是专门治疗儿童肿瘤的大夫。他告诉我，即便采用了最好的化疗与放疗方案，某些肿瘤患者的生存率仍然达不到50%。尽管他是一位仁心仁术、乐观向上的医生，但是由于患儿去世后家长无处宣泄，他经常成为众矢之的。有一次他在办公室里一边看着起诉书一边对我说：“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人们在承受悲伤的时候总要找到出口。现在谈谈你的职业规划吧……你有没有考虑过以后做一名眼科医生？”我留意到他把起诉书随手放在一旁，同时满脸的疲惫一扫而光。他神采飞扬地对我说：“憧憬一下未来，你就是让患者重见光明的白衣天使！”众所周知，眼科医生每天都会通过白内障手术让许多患者恢复视力。他随后又加上一句：“想想患者对你的感激之情吧。”
“白内障”这个词源于希腊语“kataraktes”，原意为“瀑布”或者“闸门”，用来描述阻碍视力的屏障。白内障患者因晶状体发生混浊导致视力下降，而手术治疗此类疾病的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曾在印度、中国与希腊等地发现了用于角膜切开与混浊晶状体移位的指南或器械。到了17世纪，这种白内障移位术（针拨术）在西方国家已经相当普及，但是晶状体移位后只能起到部分改善作用，患者在看东西时依然会感到模糊不清。1722年，法国医生圣伊夫（St Yves）设法实现了白内障摘除术，而在此之前的治疗方式只是将混浊的晶状体推入眼球深处。其实我们目前采用的白内障手术只是在原有基础上做了少许改进。
以前在实施这种手术时不单要保持头部静止与目光平视，患者还要忍受切开眼球摘除晶状体所带来的撕心裂肺的疼痛，因此这都要求患者具有高度的自我控制能力。随着表面麻醉药物广泛应用于临床，再也不必对于此类患者实施全身麻醉。我曾经观摩过白内障手术，而术者正好是我的一位同事。我看到患者全身放松躺在手术台上，她的双眼正好仰视着无影灯，好似凝望着满天繁星。就在手术正式开始前，我忍不住小声地问患者：“你看到了什么？”她对我说：“我的眼里只是一些图案，就像流动的光影，看上去十分优美。”
当表面麻醉起效后，我的同事会用边缘光滑的开睑器撑开眼睑。众所周知，眼科手术的精细程度在所有外科操作中首屈一指，任何手部的抖动都会影响晶状体的处理。宽度仅有几毫米的微型手术刀看上去就像一把小铲子。术者先是在角膜缘上切开一个小口，然后将合成胶体（黏弹剂）注入角膜与晶状体的间隙以维持眼压。接下来，术者会在角膜缘另做一处切口，并且分别在上述两处切口内置入分离白内障的器械与“晶状体乳化器”探针（每秒钟将产生4万次振荡）。此时，晶状体核将在超声波的作用下被击碎成乳糜状吸出，而术者将在残余皮质冲洗干净后为患者植入人工晶体。
眼科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定制人工晶体；当他们醒来时不仅恢复了视力，并且也几乎不需要再佩戴眼镜。这种纤薄柔软的人工晶体通常由硅胶或者丙烯酸酯组成
，同时支撑襻会把它固定在虹膜之后而无须缝合。眼科医生将韧性十足的人工晶体对折，就像是在卷制一张意式海鲜馅饼，然后将其通过切口送入眼球。一旦晶状体位置调整完毕，术者将放开晶状体镊子让支撑襻张开。现在白内障已经被成功摘除，同时人工晶体也完成了植入，整个过程只用了不过六七分钟。由于手术切口非常小，因此没有必要缝合即可痊愈。
对于博尔赫斯来说，视觉只是稍纵即逝的幸福，他早就预感到黑暗终究会来临。当这一天不期而遇后，他转而研究文学作品聊以慰藉。假如博尔赫斯能够在有生之年重见光明，那么我们永远都无法想象他将带来何种深刻的解读。
我经常会向白内障患者了解手术后恢复视力的感受，而他们一般都会用“心情愉悦”“不可思议”“难以置信”等词语形容，同时感叹“世间万物的色彩竟然如此美丽”。为了加深对此类患者内心世界的了解，我开始拜读英国作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的作品，而他就曾经于2010年接受了白内障手术。
伯格在其创作生涯中一直关注视觉带给人们的感受。1960年，34岁的伯格在一部作品中描述了主人公躺在草地上凝望枝头的细节：“眼眸中倒映着树叶凋落前的五彩斑斓，而那一缕深红好似杜鹃花艳丽的妆容。当你重新张开双眼沐浴在阳光的怀抱，这种美好的感觉不禁让人飘飘欲仙。”1980年，伯格在《影像的阅读》（ About Looking ）这部著作中写道：“尽管田间的野草还未长高，但是满目的绿色似乎触手可及，在蓝天的映衬下，这片广袤的黄土地焕发出勃勃生机。”1972年，伯格与斯文·布隆贝格（Sven Blomberg）、克里斯·福克斯（Chris Fox）、迈克尔·迪布（Michael Dibb）和理查德·霍利斯（Richard Hollis）等其他四位作者联合创作了一部题材新颖的作品：《观看之道》（ Ways of Seeing ），该书创造性地将文学作品与视觉艺术融为一体。伯格希望借此来改变读者对于身边事物的传统思维，并且将其作为重新定义艺术批评的开篇之作。
我手里这本伯格所著《白内障》一书的封底上印有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名言：“假如开启众妙之门，那么方知万物本性，无穷无尽。”
其实伯格在手术后的首个变化就是对于周围的事物都抱有新鲜感，仿佛这种光环加身的“第一性”是上天恩赐的厚礼。伯格总结的第二个变化是蓝色无处不在，他甚至在洋红色、灰色与绿色中找到了蓝色的痕迹，而这可能与混浊晶状体影响光线的射入有关。蓝色让伯格恢复了距离感，“仿佛看到蔚蓝的天空与绚烂的大地融为一体，时而远在天边却又近在眼前”。他认为沐浴在光照的人类就像是在水中游动的鱼儿。伯格将白内障与健忘症进行了比较，同时摆脱眼疾后的“视觉复兴”可以让他重温儿时对颜色的初次记忆。其中白色带来的是纯净，黑色体会的是厚重，仿佛其本质在光线的洗礼下获得了重生。
伯格在书中使用了土耳其插画家塞尔丘克·德米雷尔（Selçuk Demirel）绘制的漫画作品。其中最后一页插图是一对在夜空下相拥而立的情侣，其中个子较高的那位正伸出手指向天空中璀璨的星辰。值得注意的是，画中人物的头部与空中的天体都被描绘成眼球，并且化身为能够接收太阳与行星光芒的器官。它们就像博尔赫斯笔下的巨大球形天体，不仅可以俯视地球上的生命以及遥望深邃的宇宙，甚至还可以指引我们去探寻浩瀚的文学世界。
这幅画作名为《星空》
某年春季，我有幸受邀拜访约翰·伯格在法国的住所。他于20世纪60年代写过一本名为《幸运之人——乡村医生逸事》（ A Fortunate Man—The Story of a Country Doctor ）的书，我曾经致信伯格探讨书中他对于视觉的独特见解。我们讨论了光明与黑暗、视觉与失明，他还讲述了失明期间遭受的禁锢与复明后所迎来的解放。
《我们在此相遇》（ Here Is Where We Meet ）是伯格的另外一部著作，他在书中记述了前往日内瓦拜谒博尔赫斯墓地的情景。博尔赫斯的父亲久闻瑞士日内瓦的眼科享誉全球，于是他带着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儿子来治疗眼疾。那时正值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波及整个欧洲，而博尔赫斯一家人也被困在此地。根据伯格作品回忆，年少的博尔赫斯逐渐爱上了这座城市，他曾经在与一位风尘女子交往的过程中失去了童贞（博尔赫斯怀疑他的父亲也是这位女子的熟客）。1986年，他选择重回日内瓦并在此与世长辞。作为博尔赫斯的新婚妻子，玛丽亚·儿玉（Maria Kodama）女士陪伴他走过了人生最后的旅程。她曾经作为助理挽着博尔赫斯的双臂，协助他穿梭于迷宫般的阿根廷国家图书馆。
博尔赫斯的墓碑由儿玉女士亲自选定。墓志铭源自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诗歌《莫尔登战役》（ And Ne Forhtedon Na ），根据现代英语的释义为“无所畏惧”。文字下方的浮雕作品是模仿林迪斯法恩岛（Lindisfarne）上经海路来袭的诺斯人墓碑。此外，墓碑背面的铭文摘自博尔赫斯夫妇钟爱有加并共同翻译的《沃尔松格传》，其原意为“他把出鞘的格拉姆剑放在两人中间”。
伯格注意到博尔赫斯的墓地并未用鲜花进行点缀，只是简单地在柳条筐内种下某种绿植。他认为这是一种追思亡灵的仪式，并在书中进行了注释：“在与瑞士毗邻的法国上萨瓦省（Haute-Savoie）的村庄，亲属会用绿植蘸取圣水洒向静卧于棺木中的逝者，以此表示对心爱之人最后的哀悼。”
伯格表达了敬意之后才注意到自己是空手而来，既没有鲜花也没有绿植可以敬献在墓前，于是他吟诵了博尔赫斯的诗句来纪念这位文学家：“噢！永恒的玫瑰，我们形影相随/最终上帝会让你带我重现光明。”伯格深谙光明与黑暗、视觉与失明对于生活的意义，他懂得通过视觉感知无限世界的各种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