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芬奇

列奥纳多·达·芬奇幸好是一个私生子。否则，人们会期待他子承父业，成为一位公证员——列奥纳多的家族至少在四代以前就开始了这一传统。

他的家族历史可以追溯到14世纪早期，当时他的曾曾曾祖父米凯莱在托斯卡纳的芬奇镇做公证员，这个山镇在佛罗伦萨以西十七英里 。随着意大利商品经济的发展，公证员在起草商业合同、土地买卖协议、遗嘱及其他拉丁文法律文件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也因此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文化知识。

因为公证员的社会地位，他们可以被冠以塞尔（Ser）的尊称，因此米凯莱也被称为塞尔·米凯莱·达·芬奇。他的儿子和孙子都是比他还要成功的公证员，他的孙子后来在佛罗伦萨共和国担任官员。但是他的曾孙安东尼奥是个异类。虽然他也有塞尔的“头衔”，并和另一位公证员的女儿结了婚，但是他似乎没有继承达·芬奇家族的野心。他的生活主要靠家族拥有的土地来维持，土地由佃农耕种，产出有限的酒、橄榄油和小麦。

安东尼奥的儿子皮耶罗雄心勃勃，完全不似父亲的懒散，他先是在皮斯托拉和比萨两地打拼，然后在大约1451年、他二十五岁的时候，到佛罗伦萨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在这一年，一份经他公证的合同显示他的办公地点位于总督府（现在的巴杰罗美术馆），它与领主宫——佛罗伦萨当时的市政厅——相对。皮耶罗为很多修道院和宗教裁判做过公证员，他还为佛罗伦萨的犹太人服务，而且至少为美第奇家族做过一次公证员。

皮耶罗在某一次回到芬奇镇的时候，与一位未婚的当地农家女有了肌肤之亲，1452年春天，他们的儿子出生了。男孩的祖父安东尼奥以他很少使用的公证员字体记录了孩子的降生，那几行字写在安东尼奥的祖父用过的笔记本的最后一页下面：“1452年，我的孙子，我儿塞尔·皮耶罗的儿子，于4月15日，星期六，晚间第三小时（大约晚上十点）出生。他名叫列奥纳多。”

列奥纳多的母亲不仅在安东尼奥的记录中显得不值一提，甚至在所有他出生和受洗的记录中都显得不值一提。从五年后的一份税收记录中，我们只能看到她名叫卡泰丽娜，无从得知她的姓氏。她的身份对于现代学者来说，一直是个谜。有人认为她那时大约二十多岁，还有些研究者曾猜测她可能是外国的奴隶。

事实上，她是一个十六岁的贫困孤儿，叫卡泰丽娜·利皮，来自芬奇镇附近。这一点足以说明关于列奥纳多生平的很多事实仍需考证。2017年，来自牛津的艺术史学家马丁·肯普和来自佛罗伦萨的档案研究者吉乌斯皮·帕兰提找到了关于卡泰丽娜背景的新证据。 1436年，卡泰丽娜生于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十四岁时成为孤儿。她和当时尚在襁褓中的弟弟搬到祖母家，一年后（即1451年），祖母去世。卡泰丽娜和弟弟只能自谋生路，就在这一年的7月，她和二十四岁的皮耶罗·达·芬奇有了肌肤之亲，那时的皮耶罗已是功成名就。

但是，他们不可能结婚。虽然之前有一位传记作者认为卡泰丽娜“血统高贵” ，但是她与皮耶罗属于两个社会阶层，而且那时皮耶罗很可能已经与他未来的妻子订婚了。那是一桩门当户对的婚姻：皮耶罗的未婚妻——十六岁的阿尔比拉——是佛罗伦萨一位知名鞋匠的女儿。在列奥纳多出生不到八个月的时候，皮耶罗和阿尔比拉结婚了。无论从社会地位，还是利益交换的角度来看，这桩婚事对双方都有利，婚约（包括嫁妆的协议）可能在列奥纳多出生前就已经确定了。

长话短说，列奥纳多出生没多久，皮耶罗就为卡泰丽娜安排了一桩婚事，让她嫁给一位本地的农民，他是一个烧窑工，一直与达·芬奇家族有关系。他的名字叫安东尼奥·迪·皮耶罗·德尔·瓦查，别人也叫他阿卡塔布里加，意思是“捣蛋鬼”，所幸他并不是惹是生非之人。

列奥纳多的祖父母和他的父亲有一座属于他们家族的房子，这座带小花园的房子与芬奇镇中心的城堡有一墙之隔。那里可能是列奥纳多的出生地，当然，这一点现在依然存疑。因为让一个已经怀有身孕、产后还需哺乳的农妇住在拥挤的达·芬奇家宅中，可能既不方便，又不合时宜，因为受人尊敬的塞尔·皮耶罗正在与未婚妻的显赫家族商议婚嫁。

还有一种说法来自传说和当地导游。列奥纳多的出生地是一间紧邻农舍的灰色佃农石屋，位于芬奇镇以北两英里的安奇亚诺村，现在这里是一座小型的列奥纳多博物馆。这里的一部分田产从1412年开始就被皮耶罗·迪·马渥托的家族所有。马渥托是达·芬奇家族的密友，他不仅是皮耶罗·达·芬奇的教父，在1452年，也成了皮耶罗刚出生的儿子列奥纳多的教父，所以列奥纳多出生在他名下的房产里也合乎情理。这两个家族关系密切，列奥纳多的祖父安东尼奥曾为一份涉及皮耶罗·迪·马渥托财产的合同做过见证人。这次交易的记录提到安东尼奥被邀请当见证人的时候，正在附近的房子里玩西洋双陆棋。15世纪80年代，皮耶罗·达·芬奇买下了这里的部分田产。

列奥纳多出生的时候，皮耶罗·迪·马渥托七十岁的母亲寡居于此，她是达·芬奇家族至少两代人共同信任的朋友。如前文所述，这座农舍所在的安奇亚诺村，距离芬奇镇仅有两英里路程，农舍旁边还有一座紧邻的小屋。所以，按照当地传说，这座破旧的小屋（为了避税，被该家族登记为无法居住）可能是卡泰丽娜怀孕后的理想安身之地。

列奥纳多出生在星期六，第二天，当地牧师在芬奇镇的教区教堂为他举行了洗礼。洗礼池至今仍保存在那里。尽管列奥纳多是私生子，洗礼依然称得上盛大。一共有十位教父和教母出席见证，包括皮耶罗·迪·马渥托。不仅出席人数超过了教堂的日常洗礼出席人数，宾客中还有显赫的本地绅士。一周后，皮耶罗·达·芬奇离开了卡泰丽娜和他们刚出生的儿子，回到了佛罗伦萨，接下来的周一，他就开始在办公室为客户进行文件公证了。

列奥纳多并未给我们留下他对于自己出身的任何看法，但是在他的笔记中有一段颇耐人寻味的暗示，他认为大自然会偏爱因爱出生的孩子。“男人若在行房之时充满攻击性和不安，会生出脾气急躁、不值得信任的孩子。”他写道，“如果双方都带着深切的爱和欲望，那么孕育出的孩子将会聪慧伶俐、活泼可爱。” 因此，他应该认为，或者至少希望自己属于后者。

列奥纳多的童年分别在两个家庭中度过。卡泰丽娜和阿卡塔布里加定居在芬奇镇郊外的一个小农场，他们都和皮耶罗·达·芬奇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二十年后，阿卡塔布里加在皮耶罗租下的一个石灰窑工作，多年来，他们在彼此的一些合同和其他事务中互相担任见证人。在列奥纳多出生后，卡泰丽娜和阿卡塔布里加生养了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皮耶罗和阿尔比拉却一直膝下无子。事实上，直到列奥纳多二十四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仍然没有其他子嗣。（在第三次和第四次婚姻时，皮耶罗终于弥补了这个遗憾，生育了至少十一个孩子。）

因为父亲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佛罗伦萨，而母亲又有自己的家庭需要照顾，所以列奥纳多直到五岁，基本上是和喜欢闲适生活的祖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在1457年的税收普查记录中，在安东尼奥列出的家庭常住人口里，他的孙子位列其中：“列奥纳多，塞尔·皮耶罗的儿子，系其与卡泰丽娜（现阿卡塔布里加之妻）非婚生育。”

与列奥纳多和其祖父母一起居住的还有皮耶罗最小的弟弟弗朗切斯科，他只比侄子列奥纳多年长十五岁。弗朗切斯科继承了父亲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在一份税务文件中，他被父亲称为“整日闲逛、无所事事之人” ，其实这不过是以五十步笑百步罢了。弗朗切斯科成了列奥纳多心爱的叔叔，有时候还承担了父亲的角色，以至于在瓦萨里最初所写的列奥纳多传记中，他甚至将列奥纳多的亲生父亲皮耶罗当成了他叔叔，后来才被纠正。

“私生子的黄金时代”

出席列奥纳多洗礼的人如此之多，说明当时私生子并不是公众眼中的耻辱。19世纪的文化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更激进地将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称为“私生子的黄金时代”。 特别是在统治阶层和贵族阶层，私生子的身份并无任何妨碍。庇护二世是列奥纳多出生时在任的教皇，他曾写到自己访问费拉拉的时候，欢迎宴会上有来自当政的埃斯特家族的七位亲王，其中包括在位的公爵，而他们全都是私生子。“这个家族太不可思议了，”庇护二世写道，“从来没有正室的子嗣继承权位，那些情妇所生的儿子比正室所生的更加幸运。” （庇护二世本人至少有两个私生子。）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也与列奥纳多在同时代，他有多名情妇和私生子，其中一个私生子是切萨雷·波吉亚，曾任教皇的军事统帅，波吉亚曾雇用列奥纳多担任军事工程师，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就是以波吉亚为原型的。

相比之下，中产阶级对于私生子的宽容度就没有那么高了。为了保护他们刚刚取得的地位，商人和各行业的专业人士成立了同业行会，加强道德约束。虽然有些行会接受私生子成员，但是法官和公证员行会则不然，这个由法官和公证员组成的行会声望显赫（成立于1197年），列奥纳多的父亲就是其中一员。“公证员是经过认证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托马斯·库恩在《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私生子现象》中写道，“他的信誉必须无可指摘。他的言行必须完全符合社会规范。”

但是对私生子的这些限制也有一个好处。它让那些私生子出身的、充满想象力又无拘无束的年轻人不用再子承父业，可以尽情发挥创造力，而他们身处的时代正渴慕这样的创造力。那些私生子出身的诗人、艺术家和工匠中包括彼特拉克、薄伽丘、洛伦佐·吉贝尔蒂、菲利波·利皮和他的儿子菲利皮诺，以及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当然还有列奥纳多。

私生子的处境远比局外人要复杂，那是一种模糊的身份感。“私生子的问题在于，他们既属于这个家庭，又不完全属于这个家庭。”库恩写道。这也促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者说是逼迫这些人更加有冒险精神和随机应变的能力。列奥纳多虽是中产阶级出身，却不属于那个家庭。与很多的作家和艺术家一样，他能感觉到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同时又有一种疏离感。这种不明朗的状况也延及财产继承问题：对于私生子的继承权，当时的法律规定和法庭判例自相矛盾，莫衷一是。多年后，列奥纳多与同父异母的兄弟因此对簿公堂，最终也是同样的遭遇。“处理这种模棱两可的身份问题是文艺复兴时期城邦生活的标志之一。”库恩解释道，“在像佛罗伦萨这样的城市中，艺术和人文领域日益剧增的创造力也与此有关。”

因为佛罗伦萨公证员行会禁止非婚生子加入，列奥纳多才得以把他记笔记的才能用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中，这一才能在他们的公证员世家中代代相传。这应该说是一种幸运，因为他可能是一位差劲的公证员：他容易厌烦和分心，特别是当一项任务从创造变成重复的时候。

实验的信徒

列奥纳多是私生子的另一个好处是，他没有被送进“拉丁语学校”，这些学校主要教授经典典籍和人文学科，学生主要是那些衣着考究、有志成为专业人士的人和文艺复兴早期的商人。 除了在被称为“算盘学校”的地方学了一点儿商业算术，列奥纳多主要是自学成才。他似乎很介怀别人说自己是“没受过教育的人”，但有时候他也用这种形容来揶揄自己。但是，正是因为没有接受过所谓的正规教育，他才能成为实验与经验的信徒，列奥纳多对此感到自豪。有一次他的签名是：“列奥纳多·达·芬奇，实验的信徒。” 这样自由思考的态度让他免于成为传统思维的追随者。在笔记里，他称那些贬低他的人为自负的愚人，并对他们进行了回击：

我自知仅凭未接受正统教育，就有自以为是者责难我非勤学之人。这些愚蠢的人啊！……他们自夸炫耀的并非自己的辛劳，乃是别人的成果。……仅凭我未从书本学习，他们就料定我会词不达意——他们不知道，我所言之物无须借他人之说，盖由亲身体验。

在古典科学和原创思想衰败后的几百年中，陈腐的经院哲学，或者说是中世纪的教条日积月累。正是因为没有接受那些正统教育，列奥纳多免于被迫吸纳这些糟粕。他不敬畏权威，也愿意去挑战自己接收到的知识，这让他得以用实验法来认识自然，这成为一百多年后培根和伽利略发展出的科学研究方法的前奏。列奥纳多的研究方法植根于实验、好奇心，还有对日常现象感到惊奇的能力，而大多数成年人对于这些现象已经习以为常，不再停下来思考。

列奥纳多不仅对观察奇妙的自然有强烈渴望，他还具备足够敏锐的观察力。他让自己去观察各种形状和阴影，其精确程度让人赞叹。他特别擅长领会和理解各种运动，从扑动的翅膀到脸上闪过的表情。然后，他在观察的基础上进行实验，有些实验在他的头脑中完成，有些是通过绘画，还有一些是用实物完成的。“进行下一步之前，我会先做实验。”他说，“因为我的目的是先从经验中观察，然后推理分析现象背后的机理。”

对于一个充满了如此抱负和才华的孩子来说，他确实生在了一个好时代。1452年，约翰内斯·古登堡的印刷厂刚刚开张，不久，其他人就开始用他的铅活字印刷术印制图书，这造福了那些像列奥纳多一样没有上过学的求知者。此时的意大利也开始了一段罕有的历史时期，四十年间没有经历城邦战争的摧残。因为受益于法律、会计、信贷和保险业的发展，城市商人和银行家日益强大，随着权力从贵族地主向这些人转移，人们的读写能力、计算能力和收入都出现了极大的增长。奥斯曼土耳其人即将攻占君士坦丁堡，一大批学者逃亡到意大利，他们携带的一捆捆手稿中记录着欧几里得、托勒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智慧。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将开启一个探险发现的时代，他们与列奥纳多几乎同龄。此时，蓬勃兴起的佛罗伦萨商人阶层，愿意为了提升社会地位、装点门面而一掷千金，使得这座城市最终成了艺术与人文精神复兴的摇篮。

儿时记忆

在研究鸟类飞行时，五十多岁的列奥纳多记录下了幼年最鲜明的一段记忆。他写到了一种像鹰一样的鸟——鸢——这种鸟的尾部分叉类似燕尾，优雅的长翼让它可以高飞和滑翔。列奥纳多敏锐地观察到它在降落时如何张开翅膀，然后完全伸展翅膀，同时降低尾部。 这唤醒了他婴儿时的一段记忆：“作为婴儿时期最初的回忆之一，似乎我命中注定要记录下这只鸢，那时的情景好像是我尚在摇篮中，一只鸢飞过来，它用尾巴撬开我的嘴，还在我唇间扑扇了几下。” 就像列奥纳多脑海里的很多东西一样，这可能是经过了幻想的发酵，也有寓言的意味。因为很难想象一只鸢真的落在摇篮上，并用尾巴撬开了婴儿的嘴，而且列奥纳多也用了“好像”一词，就像它可能部分源自梦境。

童年有两位母亲，一位经常缺席的父亲，还有如梦境一般与扇动鸟尾的口唇接触，所有这些足以为弗洛伊德派的精神分析师提供丰富的素材。事实上，在1910年，弗洛伊德正是用鸢的故事作为一本小书的素材——《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的童年记忆》。

但是弗洛伊德一开始就犯了个错误，他参考的德文版列奥纳多笔记中将“鸢”误译为“秃鹫”。他据此解读了古埃及秃鹫的象征意义，以及语源学中“秃鹫”和“母亲”的关联，这让他越来越跑题，后来弗洛伊德自己也承认此事让他感到羞愧。 先把鸟的误译放在一边，弗洛伊德主要分析的是鸟的“尾巴”，这个词在很多语言（包括意大利语）中都是“阴茎”的俚语，据此他推断列奥纳多的记忆和他的同性性取向有关。“这个幻想中提到的情景，是一只秃鹫撬开了婴儿的嘴，然后用强力不断扇动，对应着口交的概念。”弗洛伊德写道。他猜测列奥纳多压抑的欲望，最终升华为狂热的创造力，但是同样因为他的压抑，很多作品都没有完成。

这些解读招致了猛烈的批评，其中最著名的来自艺术史学家迈耶·夏皮罗。 至少对我而言，这些解读更能揭示弗洛伊德的内心世界，而非列奥纳多。对生活在五个世纪以前的人进行心理分析充满了不确定性，传记作者应该特别小心。列奥纳多梦境般的记忆可能只是反映出他毕生对鸟类飞行的兴趣，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们并不需要借助弗洛伊德才能理解，性驱力有可能升华为野心或者其他热情。列奥纳多自己就在一本笔记中写道：“求知欲驱走了感官享受。”

对于了解列奥纳多的性格形成和行为动机，另一段回忆是更好的信息来源，这段回忆的内容是他在佛罗伦萨附近的一次徒步旅行。回忆里提到了他在一个黑黢黢的山洞口纠结要不要进去。“我在幽暗的巨石间漫步，走到一个巨大的山洞洞口，我惊讶地站在原地。”他回忆道，“我数次探身，想看看在其中能否有所发现，但是里面一片漆黑。我突然冒出两种互相矛盾的情绪，恐惧和渴望——担心黑暗的山洞里有危险，同时又渴望看清里面有无奇观。”

最终渴望胜出。无法阻挡的好奇取得了胜利，列奥纳多走进了山洞。他发现了洞壁上的鲸鱼骨化石。“哦，神奇的自然生物，”他写道，“你纵有巨力，终也枉然。” 一些学者曾经认为这是一次幻想中的徒步，或者对塞内加诗文的即兴改编。但是在列奥纳多的笔记中，在这段话周围写满了对化石层的描述，而且人们在托斯卡纳的确发现了很多鲸鱼骨化石。

鲸鱼骨化石引发了一种让列奥纳多一生惴惴不安的黑暗景象，那就是世界末日的大洪水。在笔记的另外一面，他详细记述了死去多年的鲸鱼曾经拥有的伟力：“你敏捷地摆动身体，展开鳍和叉尾，在海中兴风作浪，船只摇摆，甚至沉没。”然后他突然变得充满哲思：“哦，时间，身手敏捷的掠夺者，多少帝王、多少国家已被你消灭，自从这条大鱼死后，又发生了怎样的沧海桑田。”

写到这里，列奥纳多恐惧的对象已经远非危险潜伏的洞窟。面对大自然的破坏力，一直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恐慌已然浮现。他开始用银尖笔在泛红的纸上奋笔疾书，记录着一个以水起始、终止于火的末日预言。“河流日渐干涸，大地草木不生，田地不见麦浪，动物因无草料而死。”他写道，“于是肥沃多产的大地被火毁灭，一切化为灰烬，地上生灵就此终结。”

列奥纳多因为好奇心驱使进入山洞，这不仅带来了科学发现，还激发了他的想象力，二者将在他的一生中相互交织。他将经受自然界和内心的暴风骤雨，他也会遭遇大地与灵魂的幽暗深处。但是无论如何，他对自然的好奇心永远驱动他去探寻。他不羁的幻想和不祥的预感将在他的艺术作品中一一呈现，从圣杰罗姆在山洞口的痛苦开始，最终在那些关于末日洪水的文字和画稿中达到顶峰。 GrSxd9/VEyaweFJHx2Wuys5xSEvHZIc3meC77Jw2HkcXEGMhwaSls0ZuV8pWPr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