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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不在家的时候，她常常走到碗橱前，从折叠好的餐巾中，拿出那个绿绸雪茄烟匣来。
她瞧着烟匣，把它打开，闻闻衬里的味道，闻到的是马鞭草香精加烟味。这是谁的？……是子爵的吧。说不定还是一个情妇送给他的礼物呢。这是在一个红木棚架上绣出来的，情妇把绷架当宝贝似的珍藏起来，生怕人家发现，她在这上面花了多少时间啊！轻柔的卷发吊在绷架上，吊的是刺绣人的重重心事。爱情的气息浸透了绣花底布上的一针一线；每一针扎下的不是希望，就是回忆，这些纵横交错的丝线，不过是在默默无言、不绝如缕地诉说着情人的心而已。然后，一天早上，子爵把烟匣带走了。当烟匣放在宽阔的壁炉框上，放在花瓶和蓬巴杜
风格的座钟之间时，它听见子爵说过些什么话呢？现在，她在托特。他呢，他在巴黎，多么遥远！巴黎是什么样子？名声大得无法衡量！她低声重复这两个字，自得其乐；这个名字在她听来有如嘹亮的教堂钟声，印在香脂瓶的标签上也闪闪发光。
夜晚，海鱼贩子驾着大车，走过她的窗下，口里唱着《茉荠栾
之歌》，把她吵醒了；她听着铁轱辘转出村庄，越走越远，在土路上，响声也越来越小。
“他们明天就到巴黎了！”她自言自语。
于是她的思想也跟着他们上坡下坡，穿过村庄，在星光下，在大路上奔波。不知道走了多远之后，总会到达一个模模糊糊的地方，于是她的梦就断了。
她买了一张巴黎地图，用手指在纸上画着路线，游览京城。她走上大街，每到一个街角，两条路交叉的地方，或是看到一个表示房屋的白色方块，她就停住。最后，她看累了，闭上眼睛，但在黑暗中也看见煤气灯光随风摇曳，听见马车在剧院的柱廊前，咔嗒一声放下脚踏板。
她订了一份妇女杂志《花篮》，还订了一份《纱笼仙女》。她贪婪地读赛马的消息、剧院晚场和首次演出的实况报道，一字不漏。她对女歌星初次登台，对商店开张，都很感兴趣。她知道流行的时装式样、上等裁缝的地址、森林公园和歌剧院每天演出的节目。她研究欧仁·苏描写的室内装饰；她读巴尔扎克和乔治·桑的小说，在幻想中寻求个人欲望的满足。甚至在餐桌上，她也带着她的书，当夏尔一边吃、一边和她谈话的时候，她就翻开书来看。她一读书，总会回忆起子爵。在子爵和书中的虚构人物之间，她居然建立起了联系。这个以子爵为中心的联系圈子越来越大，他头上的光辉也扩散得越来越远，结果离开了他的脸孔，照到她梦想中的其他脸孔上去了。
在艾玛眼里，巴黎比海洋更模糊不清，它在一片镀了金的银色空气中，闪闪发光。不过这熙熙攘攘的芸芸众生，还是可以分门别类的。艾玛只看到两三类人，就一叶障目，以为他们代表全人类了。第一类人是外交官，他们踏着闪亮的地板，客厅的墙壁上镶满了镜子，椭圆形的桌面上蒙着金丝绦的天鹅绒毯子。这里有长长的礼服、大大的秘密、微笑掩饰下的焦虑不安。第二类人是公爵夫人的社交界，他们脸色苍白，睡到下午四点钟才起床；女人都是楚楚动人的天使，裙子下摆镶了一道英吉利花边；男人都是怀才不遇而毫无作为的平庸之辈，为了寻欢作乐，不惜把马跑得筋疲力尽，到了夏天就去巴德温泉避暑，最后，快到四十岁了，不得不娶一个有钱的继承人了事。第三类人是五彩斑斓、成群结伙的文人雅士、舞台明星，过了半夜，他们才来到酒店餐馆的雅座，在烛光下，吃喝玩乐。他们这班人，花起钱来像国王一样不在乎，雄心勃勃，往往异想天开。他们过的是高人一等的生活，在天地之间，在狂风暴雨之中，他们显得超凡脱俗。这三类以外的人，都失落在茫茫人海之中，在艾玛心中没有固定的位置，仿佛他们根本就不存在似的。而且无论什么东西，如果离她越近，她越懒得去想。她周围的一切，沉闷的田野，愚蠢的小市民，生活的庸俗，在她看来，是世界上的异常现象，是她不幸陷入的特殊环境，而在这之外，展现的却是一望无际、辽阔无边、充满着幸福、洋溢着热情的世界。她被欲望冲昏了头脑，误以为感官的奢侈享受就是心灵的真正愉快，举止的高雅就是感情的细腻。难道爱情不像印度的花木一样，需要精耕细作的土壤和特别温暖的气候？月光之下的叹息，依依不舍的拥抱，沾满了泪水的、无可奈何的双手，这些肉体的热血沸腾和心灵的情意缠绵，难道能够离开古堡阳台的背景？只有在古堡里，才有悠闲的岁月、纱窗和绣房、厚厚的地毯、密密的花盆、高居台上的卧榻，还有珠光宝气和仆人华丽的号衣。
驿站的小伙计每天早上来刷洗母马，大木头套鞋践踏着走廊，罩衫上还有窟窿，光脚丫穿着布鞋。有这样一个穿短裤的小马夫也该知足了！他干完活就走，因为夏尔回来，会自己把马牵进马棚，卸下马鞍和马笼头，女仆会抱一捆草来，放进马槽，她也不会干别的了。
娜塔西泪如泉涌地离开了托特之后，艾玛找了一个十四岁的样子很乖的小孤女来干活。她不许小姑娘戴软帽；教她回话不要用“你”，而要称“太太”；端一杯水要用盘子；进来之前先要敲门；教她烫衣浆裳，伺候她穿衣服；想把她培养成贴身的女仆。新来的使女很听话，不发牢骚，以免被女主人辞退；因为太太经常不锁橱子，费莉西每天晚上偷一小包糖，做完晚祷之后，一个人躺在床上吃。
下午，她有时也去对面驿站找马车夫闲谈。太太待在楼上的房间里。
艾玛穿一件领子敞开的室内长袍，上身带披肩的翻领之间，露出了打褶的衬衫，上面有三粒金纽扣。她腰间系一条有大流苏的腰带，脚上穿一双石榴红小拖鞋，还有一束宽带子摊开在脚背上。她自己买了吸墨纸、一支笔、信纸、信封，虽然没有通信人。她掸掉架子上的灰尘，照照镜子，拿起一本书来，然后，心不在焉地让书掉在膝盖上。她想旅行，或者回修道院。她既想死，又想去巴黎。
夏尔不管下雨或是下雪，都骑着马到处奔波。他在农家的餐桌上吃炒鸡蛋，把胳膊伸进潮湿的床褥，放血时脸上溅了病人喷出的热血，听垂死的病人发出嘶哑的喘气声，检查抽水马桶，卷起病人肮脏的衣衫；不过每天晚上回家，等待他的总是温暖的火炉、准备好的晚餐、舒适的家具，还有一个打扮考究的妻子，她身上有一种魅力，一股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芬芳味，是不是她的肉体使她的内衣也变香了？
她做许多小事都能得到他的好感：有时在蜡烛托盘上放一张新花样的剪纸，有时给他的袍子换一道镶边，有时给女仆烧坏了的普通菜取一个好听的名字，夏尔就津津有味地把它吃光。她在卢昂看见过一些贵妇，表链上挂了一串小巧玲珑的装饰品，她也买了一串。她在壁炉上摆了两个碧琉璃大花瓶，不久之后，又摆上一个象牙针线盒和一个镀银的顶针。夏尔越不懂这些名堂，越是觉得雅致。它们使他感官愉快，家庭舒适。这是铺在他人生道路上的金沙。
他身体好，气色好，在乡下已经有了名气。乡下人喜欢他，因为他没有架子。他抚摸小孩子的头，从来不进酒店的门，他的品行使人相信他靠得住。他最拿手的是治伤风感冒、胸部炎症。夏尔非常害怕病人死了找他麻烦，实际上，他开的药方不过是镇静剂，或者偶尔来点催吐药，再不然就是烫烫脚，用蚂蟥吸血。他并不怕动外科手术，给人放起血来，就像给马放血一样痛快，拔起牙来手劲大得像“铁钳子”。
最后，为了“了解情况”，他收到了《医生之家》的征订书，就订了一份这种新出的刊物。他晚餐后读上一两页，但是房里很热，加上食物正在消化，他读不到五分钟就睡着了；就这样他双手托着下巴打盹儿，头发像马鬃毛一样松散，遮住了灯座脚。艾玛一见，只好耸耸肩膀。她怎么没有嫁给一个好点的丈夫？起码也该嫁个虽然沉默寡言，却是埋头读书直到深夜的人。那么到了六十岁，即使是得了风湿病，他那不合身的黑礼服上，至少也可以挂上一串勋章呀！她多么希望她现在的姓氏，也就是包法利这个姓，能够名扬天下，在书店里有作品出卖，在报纸上经常出现，在全法国无人不知。但是夏尔没有一点雄心壮志！伊夫托有一个医生，最近同他一起会诊，就在病人床前，当着病人家属的面，简直叫他有点下不了台。夏尔晚上回家讲起这件事，气得艾玛破口大骂他这个同行。夏尔感激涕零。他带着眼泪吻她的额头，不知道她又羞又恼，恨不得打他一顿才能泄愤。她走到过道上，打开窗子，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好让自己平下气来。
“居然有这样的窝囊废！窝囊废！”她咬着嘴唇，低声说道。
她越看他，就越有气。他年纪越大，动作也就越笨：吃果点时，他把空瓶的塞子切开；餐后，他用舌头舐牙齿；喝汤时，他咽一口，就要咕噜一声；因为他开始发胖了，本来已经很小的眼睛，给浮肿的脸蛋往上一挤，挤得似乎离太阳穴更近了。
他穿衣时，艾玛有时把他羊毛衫的红边塞到背心底下去，帮他重新打好领带，把他舍不得丢掉的、褪了色的旧手套扔到一边；这一切并不是像他相信的那样是为他着想，而是为了她自己，她个人的好恶扩大到他身上，看到不顺眼的东西就恼火。有时，她也同他谈谈她读过的书，例如小说中的一段，新戏中的一出，或者报纸上登载的“上流社会”的趣闻逸事；因为，说到底，夏尔总是一个人，总有听话的耳朵，总有唯唯诺诺的嘴。她不是对她的小猎狗都讲过不少知心话吗？没有猎狗，她恐怕要对壁炉里的木柴和壁炉上的钟摆推心置腹了。
然而，在她的灵魂深处，她一直等待着发生什么事。就像沉了船的水手，遥望着天边的朦胧雾色，希望看到一张白帆，她睁大了绝望的眼睛，在她生活的寂寞中到处搜寻。她不知道她期待的是什么机会，也不知道什么风会把机会吹来，把她带去什么海岸，更不知道来的是小艇还是三层甲板的大船，船上装载得满到舷窗的，究竟是苦恼还是幸福。但是每天早晨，她一睡醒，就希望机会当天会来，于是她竖起耳朵来听；听不到机会来临，又觉得非常惊讶，就一骨碌跳下床去寻找，一直找到太阳下山。晚上比早上更愁，又希望自己已经身在明天。
春天又来了。梨树开花的时候，放出了懒洋洋的暖气，使她觉得受到了压抑。
一到七月，她就掐着指头计算，还要过几个星期才到十月；心里暗想，安德威烈侯爵也许还会在沃比萨再开一次舞会呢。但整个九月过去了，既没有人送请帖来，也没有人来邀请。
这种失望带来了烦闷，她的心又觉得空虚，于是没完没了的、同样无聊的日子又开始了。
现在，这种同样的日子一天接着一天来了，毫无变化，数不胜数，却没有带来一点新鲜的东西。别人的生活尽管平淡无奇，但至少总有发生变化的机会。运气碰得巧，说不定还会带来千变万化，甚至改变整个生活环境。而她呢，什么好运道也没有碰上。这是天意！对她来说，未来只是一条一团漆黑的长廊，而长廊的尽头又是一扇紧紧闭上的大门。
她放弃了音乐：为什么要演奏？给谁听呀？既然她没有机会穿一件短袖丝绒长袍，在音乐会上用灵巧的手指弹一架埃拉钢琴的象牙键盘，感到听众心醉神迷的赞赏，像一阵微风似的在她周围缭绕不绝，那么，她又何苦自寻烦恼，去学什么音乐呢！她的画夹和刺绣，也都丢在衣橱里了。有什么用？有什么用？针线活也惹她生气。
“我什么都懂了。”她自言自语说。
于是她待着无所事事，把火钳烧红了，或者瞧着天下雨。
星期天，晚祷钟声响了，她感到多么苦闷！她呆若木鸡，注意听那一声声沙哑的钟响。屋顶上有只猫，在暗淡的月光下弓起了背，慢慢地走着。大路上的风刮起了一阵阵尘土。远处有时传来一声狗叫，节奏单调的钟声继续响着，消失在田野里。
教堂里面的人出来了。妇女穿着擦亮了的木鞋，农民换了新的罩衣，小孩子光着头在大人前面蹦蹦跳跳，一起走回家去。有五六个男人，老是这几个，在客店大门口用瓶塞子赌钱
，一直赌到天黑。
冬天很冷。每天早晨，玻璃窗都结上了一层霜；从窗口进来的光线，像透过了毛玻璃一样，都成了灰色的，有时整天都灰蒙蒙，没有变化。从下午四点起，就得点灯。
天气好的时候，她就下楼到花园里去。露水在白菜上留下了银色的镂空花边，有些透明的银色长线把两棵白菜连起来了。鸟声也听不到，仿佛一切都在冬眠。墙边的果树上盖了草。葡萄藤像一条有病的大蛇躺在墙檐下，走近一看，那里有一串多足虫。靠近篱笆的雪松下，戴三角帽还在诵经的神甫的石膏像掉了右脚，甚至石膏也冻脱了皮，在神甫脸上留下了白癣。
她又回到楼上，关上房门，拨开木炭，壁炉里的热气使她昏昏沉沉，更觉得烦闷沉重地压在她心头。假如她下楼去和女佣聊聊天，也许会好一点，但是她又不好意思下去。
每天到了一定的时间，戴着黑色缎帽的小学校长就会推开他家的窗板，罩衣上挂着军刀的乡下警察也会走过她的门前。傍晚和清晨，驿站的马三匹一排，穿过街道，到池塘去饮水。一家小酒店的门铃，有时会响上一两声。只要起风，就听得见理发店的两根铁杆夹着几个小铜盆的招牌，嘎吱作响。理发店的玻璃窗上，贴了一张过时的时装画，还有一个黄头发女人的半身蜡像，作为装饰品。理发师也在埋怨生意清淡，前途没有希望，并且梦想着把店开在大城市，比如说在卢昂，在码头上，剧场附近。于是他整天在街上走来走去，从村公所一直走到教堂，面带忧色地等待顾客。只要包法利夫人张眼一望，就看得见他歪戴着希腊便帽，穿着斜纹呢上衣，像一个卫兵在站岗放哨似的。
下午，她有时看到一个人的头出现在房间的窗格玻璃外边，脸上饱经风霜，黑色络腮胡子，慢慢地张开大嘴微笑，露出了一口白牙齿。于是，华尔兹舞立刻开始了，在手风琴上的一个小客厅里，一些只有手指那么大的舞俑就跳起舞来，女人裹着玫瑰头巾，山里人穿着短上衣，猴子穿着黑礼服，男子穿着短裤，在长短沙发、桌几之间，转来转去，角上贴着长条金纸的镜片照出了他们的舞姿。那个人摇动手风琴的曲柄，左右张望，看看窗户。他时不时地朝着界石吐出一口拉得很长的黄色浓痰，同时因为手风琴的硬皮带挂在肩上很累，总得用膝盖去顶住风琴匣子；匣子是用一个阿拉伯式的铜钩吊住的，上面盖了一块玫瑰色的塔夫绸幕布，里面传出了嘈杂的音乐，有时声音忧伤，拖拖拉拉，有时兴高采烈，音调急促。这些曲调是在舞台上演奏的，在客厅里歌唱的，在吊灯下伴舞的，这些外部世界的回声都传到艾玛耳朵里来了。没完没了、狂跳乱舞的音乐在她的头脑里高低起伏，就像印度寺院的舞蹈女郎在花朵铺成的地毯上跳舞一样，她的思想也随着音乐跳跃，左右摇摆，从梦里来，到梦里去，旧恨才下眉头，新愁又上心头。当那个摇手风琴的人收起他帽子里得到的施舍之后，就拉下一块蓝色的旧呢料，蒙在手风琴上，再把它扛在背后，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走开。她的眼睛也跟着他走开了。
但她特别忍受不了的，是吃晚餐的时候，楼下的餐厅这么小，火炉冒烟，门嘎吱响，墙壁渗水，地面潮湿。人生的辛酸仿佛都盛在她的盘子里了。闻到肉汤的气味，她灵魂的深处却泛起了一阵阵的恶心。夏尔吃的时间太长，她就一点一点地啃榛子，或者支着胳膊肘，用刀尖在漆布上划着一道道条纹。
现在，她对家务事也听之任之。当她的婆婆到托特来过四旬斋节
的时候，看到这种变化，觉得非常惊讶。的确，媳妇从前那样讲究挑剔，现在却整天懒得梳妆打扮，穿的是灰色棉布袜，夜里点的是有臭味的土蜡烛。她再三说，他们不是有钱人家，不得不省吃俭用，还说她很满足，很快活，很喜欢托特，以及其他新的老调，来堵婆婆的嘴。再说，艾玛似乎并不打算听婆婆的劝告。有一回，包法利老夫人居然谈到主人应该管用人的宗教生活，艾玛的回答只是生气地看了她一眼，冷冷地笑了一声，吓得老太婆再也不敢多管闲事了。
艾玛变得越来越难伺候，反复无常。她自己点了几样菜，却一点也不吃，一天只喝新鲜牛奶，第二天却只要几杯粗茶。她常常说了不出去，就不出门，但又闷得要死，只好打开窗户，却又只穿一件薄薄的衣衫。在她骂过女佣之后，总是送点东西赔礼，或者放女佣的假，让女佣去隔壁消消气，就像她有时候也会把口袋里的银币都施舍给穷人一样。虽然她并不是大发慈悲，也不是容易同情别人，只不过是像大多数乡下人一样，灵魂深处还有父辈手上的老茧而已。
到二月底，卢奥老爹为了纪念他痊愈一周年，亲自给女婿送来了一只又肥又大的母火鸡，在托特住了三天。夏尔要看病人，只有艾玛和他做伴。他在卧房里抽烟，往壁炉架上吐痰，谈的只是庄稼、牛羊、鸡鸭，还有乡镇议会；等他一走，她把大门一关，松了一口气，连她自己也觉得意外。再说，要是她瞧不起什么人，或者有什么东西看不上眼，她也并不隐瞒；有时她还喜欢发表奇谈怪论，别人说好的她偏说坏，伤风败俗的事，她却津津乐道，她的丈夫听得睁大了眼睛。
难道这种糟糕的生活要永远过下去？难道她永远不能跳出火坑？她哪一点比不上那些生活快乐的女人！她在沃比萨也见过几个公爵夫人，腰身都比她粗，举动也比她俗，她只有怨恨上帝太不公道了。她头靠着墙哭；她羡慕热闹的生活。戴假面具的晚会，她闻所未闻，然而却是自认理应享受的、放浪形骸之外的乐趣。
她脸色苍白，心律不齐；夏尔要她服缬草汤，洗樟脑浴。但不管试什么方法，她的病似乎越治越重了。
有些日子，她发高烧，说胡话，说个没完；兴奋过度之后，接着却又感觉麻木，一言不发，一动不动。要是恢复了一点知觉，她就拿一瓶科罗涅香水往胳膊上洒。
因为她不断地埋怨托特不好，夏尔心里也想，她得病的原因一定是水土不服。一头栽进了这个想法，他也认真考虑迁地为良，打算换个地方开业了。
从这时起，她喝醋，要瘦下去，得了小小的干咳症，倒了胃口。
要夏尔离开托特，那是太划不来了，他在这里住了四年，好不容易才开始站稳脚跟啊！但是不走又怎么办呢！他把她带到卢昂，去看他的老师。老师说她得的是神经病，应该换换空气。
夏尔到处打听，听说新堡区有一个大镇，叫荣镇修道院。医生是从波兰来的难民，上个星期搬到别的地方去了。于是他就写信给当地的药剂师，了解人口的数目，离最近的同行有多远，他的前任每年有多少收入，等等。得到的答复令人满意，他就决定，如果到春天艾玛的病情还不好转的话，他只好迁居了。
准备搬家的时候，有一天，她在收拾抽屉，有什么东西扎了她的手指。那是她结婚礼花上的一根铁丝。橘子花蕾上盖满了灰尘，已经发黄了，缎带的银边也丝缕毕露。她把纸花扔到火里去。花烧起来，比干草还快。在灰烬中，它好像红色的荆棘，慢慢地消耗干净。她看着纸花燃烧，硬纸做的小果子裂开了，铜丝弯曲了，金线、银线熔化了，纸做的花冠萎缩了，好像黑蝴蝶一样沿着底板飘起，最后从烟囱中飞了出去。
等到他们三月份离开托特的时候，包法利夫人已经怀了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