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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里：
介意我加入你们吗？我的意思是，这场对话是私下的吧？如果你不喜欢这种方式，我也可以发邮件给你。但有件事我必须要告诉你，我是不会虚掷五年光阴的，我不会成为任何人该死的附属品。
斯图尔特雇我为餐厅领班是一笔很划算的交易，这一点他心知肚明。姑且不论厨师的手艺好坏，但若是没有前台部门，厨师就连展示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前台是一家餐厅的前哨阵地。他是电话亭、服务台、衣帽间和吧台。必备的技能有：当顾客准时到达，而桌子还没准备好时，使他保持愉悦心情；当客人只预订了两个位置，实际却到了六位时，处理好这突发状况；神不知鬼不觉地催促客人尽速用完餐。大小事宜于细微处见真章。当你看到一个已婚男士，除却每周五八点半，现在每周二也带着他的女朋友到店中，要不动声色；当一位女士要求核对账单时，要弄明白她是想埋单还只是无聊透顶。如果你吃不准，那就保持中立，不要有任何倾向。大小事宜，于细微处见真章。
对于以上种种，我都很在行，所以人们总是对我们的厨师赞不绝口，哪怕他厨艺稀松平常。后来，斯图尔特开始采购最好的有机食材，那本可以让厨师大出风头，却让他滚了蛋。因为厨师们更喜欢自己的食材供应商，却对个中缘由守口如瓶。譬如，酱汁并不是他们唯一需要撇掉的东西，不知你是否听得懂我的话。
我们索性重新找了个厨师，起码他厨艺更佳，但他也被迫滚蛋，因为他说斯图尔特不懂怎么买鱼。肉、蔬菜和水果，他去买没问题，但鱼，没门儿。所以，我就像是联合国，斡旋于厨房和紧挨前台的办公室之间。说句公道话，斯图尔特对此十分赞赏。
我们对英国人有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在巴尔的摩（也许你没听说过它）这种典型的美国城市。那个嫁给你们国王的沃利斯·辛普森就是巴尔的摩人。来我们这里的英国人并不太多，所以我们对他们有成见，觉得英国人势利、抱团，不肯掏钱买份饮料，能免则免。对了，而且大多数男人都是“茶包”，请原谅我这样形容。但斯图尔特不是那样。虽然他一开始比较矜持，但他给我们付全额市场工资，而且，说实在的，好像也比较喜欢美国人。当他向我提出约会邀请时，我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因为我从来不在工作场合约会，从来都没有。然后他开始上演各种好戏——希望你懂我的意思——说什么他不懂美国礼节呀，尊重我的拒绝呀，但是，在我们神秘的社会礼仪下，难道工作关系和纯粹的约会之间就没有可变通的余地，以至于我可以在不违心的情况下答应他的邀请吗？我说：“这样吧，如果你有心的话，可以请我喝一杯。”然后我们两个都笑了起来。
我们的关系就从此开始了。除非你跪下来求我，否则我可不会一五一十地告诉你。但是，在你有更深的了解之前，我想先说点什么。斯图尔特的人生历程大致是这样子的：缓慢起步，第一次婚姻失败，前往美国，投身商界，事业有成，拥有如意却并不长久的第二次婚姻，和平离婚，开始怀恋英国，决定回国发挥其经商才华。又一个美国式的成功故事，我们不正是喜欢这种调调吗？人总是先糟蹋他的人生，然后专心致志，奋力前行。
当然，每个人都可拥有自己的人生故事，这是另一种美国式的自由。想要这样的自由，就相信它吧。现在就相信吧。
斯图尔特：
我的关键词是透明、效率、美德、便捷和灵活。从根本上说，市场可以被划分为三种模式：第一，直接从产商那里邮购——最适用于肉类和家禽——这样你就确切地知道其来源，这就是透明；第二，超市，尽管它较迟进入游戏，但它知道如何展示、销售，以及如何采购货源，这就是效率；第三，地方零售商，他们通常比较杂乱，例如旧货店，充斥着脏兮兮的再生塑料袋和呆笨的店员，他们真的喜欢相互闲聊完了后才正儿八经地卖给你一些韭菜什么的，真丢人啊，这是美德。依我看，当代的有机食品消费者有权享受这三方面最好的服务：知道产品来自何方，受到作为顾客应得的善待，知道店员做的事是对的，并准备好支付他们一点儿小费。再加上方便性和灵活性，这就是你需要的全部。于是我做了些市场调研，签署了几项关键的独家经销权。鸡蛋、面包、牛奶、奶酪、蜂蜜、水果和蔬菜——这些都是基础啊。鱼，不要；肉，行。有些人可能一看到肉就难受，但我的销售目标并不是强硬派和理想主义者，而是有足够可支配收入、对有机食品有鉴别力的传统消费者，这些人也喜欢一站式购物。我不想涉足有机葡萄酒和啤酒那样无关紧要的商品，也不想把这地方搞成一个茶馆。忘了那些装豆子汤的牛奶桶吧，放弃那些外行又浮夸的手写告示吧，雇用知道如何回答问题，并且热爱用狭长而顶部双折的牛皮纸包装包的职员吧。我们将提供送货上门、在线预订、供应商见面会专场活动以及月份通讯。
也许你觉得这一切都太浅显了，但我从未说过我要成为一名独创性思想家。总的来说，独创性思想家破产无疑。而且，如我所说，有些老生常谈是有道理的。我不过是观察市场，弄清人们的需求，做了下调研，然后得出了结论。我给我的店取名为“绿色食品店”。你喜欢吗？我本人倒是很自豪。我现在有四家分店，还有两家明年开张。我的店在食品网和彩色杂志上都得到了推荐。几个月前，某家当地报社想对我做个专访，不过我回绝了。我不希望通过这个渠道扩散消息，想要等到时机成熟，等到我把一切都安顿好的时候，也就是现在。
吉莉安：
当我说奥利弗过得很艰难的时候，我是说真的。我有份工作，要出门上班，结识各式各样的新人。而奥利弗还在等待，等待机会降临。
最近，有人在报纸上倡言，应该把婚姻当作生意对待。他们说，浪漫不会天长地久，所以夫妻应提早商议两口子的合伙条款：一切条件、款项、权利和义务。说实话，这对我来说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它让我想起了那些古老的荷兰画作——夫妻并肩而坐，有点沾沾自喜地凝视外面的世界，有时妻子还拿着个钱包。婚姻就像生意：瞧瞧我们的盈利吧。不过，本人绝不赞同。如果浪漫已然不再，婚姻还有什么意义？如果我每晚不想回到奥利弗身边，那意义何在？
当然，就像任何正常婚姻那样，我们也常常讨论日常事务的安排：孩子、购物、一日三餐、接送时间、家庭作业、电视、上学交通高峰期、开销、假日。然后倒头便睡，无心做爱。
不好意思，这是奥利弗开的一个玩笑。在漫长的一天结束之际，工作成了难题，女儿们很难管的时候，他就会说：“我们直接睡吧，就别做爱了。”
我的父亲——他是一位老师——在我13岁的时候，和他的一个学生私奔了。你知道那件事，是吧？妈妈从来不提这件事，也不提他，甚至连名字也不提。我有时想，如果当时他没有私奔，一切又会怎样？如果他正要一走了之时，突然改变了主意——认定婚姻就是一场生意——然后留下来呢？你想，有多少人的人生将会被彻底改变啊。如果是那样，我现在还会在这里吗？
前几天，我在看一本书——一个女人写的——书中的某个地方，她提到——我手头上没有这本书，所以无法一字不差地引用——大概意思是说，每一段关系都包含其他所有关系所没有的幽灵或阴影——一切被放弃的抉择、被忘却的选项，以及本可以拥有却最终没有，也未曾过上的人生。我发现这番话既因为它的真实性而非常抚慰人心，但同时又非常令人惶惑。你认为那只是成长或变老的一部分吗？无论我们怎么称呼它都行。我突然对自己从未流产感到十分宽慰。我的意思是，那真的很幸运——年轻一点儿的时候，我原则上并不反对流产。但想象一下在人生晚年想到此事，被放弃的抉择，没有过上的人生，仅是抽象地假想一下它们就够糟糕的了。若一切是真的，想象一下吧，那又会怎样？
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
怀亚特夫人：
“有爱情才有婚姻，就像有火才有烟。”你记得吗？尚福尔的名言。他的意思只是，婚姻是爱情注定的结局，二者如影随形吗？若是这样，这句话就只是灵光一闪而已，不值得记载下来，是吗？因此，他在邀请我们更加准确地审视这一比喻。也许，他的意思是，爱情是戏剧性的、炽热的、熊熊燃烧而喧闹的，而婚姻则像一团温暖的雾，刺激你的眼睛，让你目不能视。也许，他还想说，婚姻是某种风中飘摇的东西——爱情来势凶猛，燃烧它立足的土地，而婚姻较为散漫，一缕微风就能将它改变，将它吹散。
我也很赞同这样的比喻。人们往往认为，擦亮一根火柴时，火焰中心是最炽热的部分。这是错误的。最热的部分不在火焰内部，而是在火焰的外围，实际上就在火焰的上方。最热的部分恰恰在火焰尽头，烟雾升起的地方，就在那交界处。很有趣吧，嗯？
在某些人眼中，我很聪明，那是因为我把悲观隐藏了起来，没有在他们面前显露出来。人们希望相信，是的，希望相信虽然情况也许很糟，但总会有各种各样的解决办法。而只要选对了办法，事情就会好起来。耐心、美德和适度的英雄气概便会得到回报。我当然没这么说，但是，我的某些行事风格说明这完全是可能的。那个装模作样、自称在写电影脚本的奥利弗曾经跟我讲过一则有关好莱坞的经典智慧：美国人追求的是有着幸福结局的悲剧。于是我的忠告同样也是好莱坞式的，人们因此觉得我很睿智。所以，为了赢得智者的名声，你必须做一个能够预测幸福结局的悲观主义者。但我给自己的建议不是好莱坞式的，而是更加传统的。我不信神祇，当然，除非作为某种隐喻。但我坚信人生是一场悲剧，假如还可以用这个术语的话。人生是个过程，在这过程中你最为脆弱的地方不可避免地要被发现，你自己早先的行为和欲望也会使你遭受惩罚。但惩罚来临得并不公正，哦，不——这也是我说的不信神祇的含义之一——只不过是会那样受到惩罚而已。不妨说，惩罚降临得无法无天。
我认为我这辈子不会再爱上一个人了。这是你在人生的某个节点上必须承认的一件事。不，不，别奉承我。没错，我是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一些，但对一个像我这样，在美容产品上经年累月一掷千金的法国女人来说，这可算不上什么特别的恭维。倒也不是说我再不可能遇到爱人，这些事总有可能发生的，而且人们总能在这些事情上付出代价，正式也好，非正式也罢——哦，别再这么惊讶了——但是，我就是不愿付出更多的代价罢了。噢，怀亚特夫人，你可不能那样说，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爱会突然袭来。正如你曾告诉过我们的那样，那永远是一段危险的时光，等等。你误解我了。我并不是不想要，也并不是不想去要。我并不是没有欲望，就这么说吧：现在我也许跟以前充满欲望的时候一样快乐。我不太忙碌，也不那么操心了，但快乐没有丝毫减少，或者说不快也没有变少。或许，难道这就是那些不再存在的神祇对我的惩罚：使我明白自己经受的这一切心病——是这么说的吗——一切追求和一切痛苦、一切期望和一切所作所为，最终在我心中竟都与幸福毫不相关？这就是对我的惩罚吗？
这就是我现在的处境。
艾莉：
过了很久以后我才叫她吉莉安。先是在电话上，后来跟别人聊起她时，最后才当面这样叫她。她是那种非常沉稳、非常自信的人，毕竟她的年龄几乎是我的两倍了。我是说，她大概四十出头了吧。至于她到底多少岁，我做梦都没想问她。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我真的问她，我打赌她一定会直截了当地告诉我的。
你应该听到过她打电话吧？我可不敢说她说的有些事儿。我的意思是，她说的全都是实话，但却让事情变得更糟，是不是？你看，有客户之所以把作品寄给我们，那是因为他们心底里希望我们在画作的层层污垢下找到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签名，这样他们就可以赚个盆满钵满。是的，往往就是这么简单。他们没任何证据，只持有这样坚定的信念，他们心想，把画送去清洁鉴定便可证明自己的预感是先见之明。这就是他们掏钱给我们的原因，对吧？多数时候，我们看一眼就知道，可是，由于吉莉安喜欢搜寻证据，所以她一般不告诉对方他们的希冀是不可能成真的，而且，由于她并没有真的那么说，这就让他们的期望值更加高涨。于是，到了最后，十有八九她就不得不告诉他们真相。听到这一结果，有些人就像眼睛被重重揍了一拳。
“不，恐怕不是。”她会这么说。
然后电话另一端就会传来一阵漫长的咆哮。
“恐怕那完全不可能。”
更多的咆哮。
“是的，也许那会是一幅丢失画作的仿品，但即便如此，它最早也产于1750至1760年间。”
短促的咆哮。
“好吧，如果你愿意，就叫它镉黄吧，尽管镉直到1817年才被发现。1750年前，这种混合黄色颜料并不存在。”
短暂的咆哮。
“是的，我‘只’是个修复师而已。也就是说，我可以在特定的参数内通过分析颜料来确定某幅画的年代。还有其他方法确定画作的年份。比如说，如果你是业余爱好者，你就可以对画作怀有‘某种特别的感觉’，然后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确定其年代。”
那通常会让顾客闭嘴，这毫不令人讶异。但并不是每次都奏效。
“不，我们除去了覆盖色。”
“不，我们分析了所有的颜料层，直至画布。”
“不，你当初答应的。”
“不，我们没有‘损坏’它。”
她始终保持冷静，最后才说：“我倒有个建议。”她停顿片刻，以确认对方在全神贯注地听，“当你付了钱并取走画以后，我们就把所有的颜料分析和报告寄给你，而如果你不喜欢，就可把它一烧了之。”
一般情况下，对话就这样结束了。而吉莉安，当她放下电话的时候，看上去——怎么说呢——并没有得意扬扬，而是自信满满。
“他不会再急匆匆地找来了。”我说，部分含义是，你这不是在推掉生意吗？
“我是不会为那样的蠢猪工作的。”她说。
也许，你觉得这只是一份安安静静的技术性工作，但其实你会有很多的压力。这个人吧，他此前在某地的拍卖会上看中了一幅画，他老婆很喜欢，只是因为这幅画色调很暗，画的是《圣经》中的场景，他就断定此画出自伦勃朗之手。即使不是，也是如他所说出自“某位像伦勃朗一样”的名家之手，仿佛这世上真有这么个人似的。他花了6000英镑买下了它，显然把清洁和鉴定视为投资，期望最初的花费可骤增至成百上千万。他当然不希望人家最后告诉他，他得到的是一幅较洁净的画，已经修复好了，只要另有买家，它仍值6000英镑左右。
她，吉莉安，是个很直率的人。况且，她眼力很好，善于鉴别赝品。无论是对人还是对艺术品，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
奥利弗：
现在我来讲一件很有趣的事。那天我把我的两个小小的遗嘱继承人和受益人扔在当地一家填鸭式的教育机构，在那儿，呱呱叫的大鹅一边像灌玉米一样向这些可爱无知的小鹅崽子们灌输知识，一边给它们温柔地按摩喉咙。公寓看上去一片狼藉，就像古罗马诸家神举办过盛大宴会似的，出于对艺术的追求，渴望由乱而治的我，在水槽里堆起了一叠叠东西。而当我正要决定是再看一下《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未刊行短篇小说》，还是来一场三小时的手淫（别嫉妒，只是开个玩笑）时，刺耳的电话铃声突然让我意识到了哲学家们荒谬地称之为外部世界的东西。也许，是某个好莱坞经理对我的剧本爱不释手，不由自主地进入了陌生的夜间生物世界：马里布蜂猴和爱德华的贝莱尔短尾狐猴？或者，也许似乎更有可能的是，那是我亲爱的老婆的一个振聋发聩的商业警示，说什么中短期内洗涤液将严重短缺？但现实却证明——就此而言，哲学家们千年来倒是千真万确，着实令人惊愕——并不完全如我想象的那样。
“您好，我是斯图尔特。”一个自鸣得意的声音说道。
“哦，好啊。”我带着早晨的忧郁恹恹地答道。（早上，忧郁的心情总是最为深重，你没有注意到吗？在这个问题上，我历来有这样一个观点，即：无可避免地，一天的流程——黎明，早晨，下午，黄昏，夜晚——代表了人类生存无比彰显的运行模式：虽然身着毛毡燕尾服的黄昏在遮掩一切的夜晚的尾随下翩翩而至是一段值得宽慰的时光，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人类的脆弱性和无可避免的、该死的死亡；虽然早早的午后同样是个合理时段，因为此时正午的枪声像耳鸣一样在你的耳边呼啸回响，但是，想到忧郁的玉米片，想到绝望的酸奶酪，如果不是对它侮辱的话，这显然与这比喻是相互矛盾的。这一矛盾使得黑狗的牙齿在清晨更加锋利，而反讽就像狂犬病毒一样在唾液中冒着泡泡。）
“奥利弗，”刚才的声音又重复了一遍，显然被我的指责吓住了，“我是斯图尔特呀。”
“斯图尔特，”我答道，随即意识到我必须拖延时间，见机行事，“抱歉，我听成了斯塔瓦特。”
他没有回应。“事儿怎么样？”他问。
“事儿嘛，”我说，“那就要取决于你的人生态度喽。要么是大大的假象，要么就是这世上切切实实、唯一的‘事儿’。”
“奥利弗，你还是老样子。”他不无赞赏地咯咯一笑。
“那么，”我反戈一击，“ 那 既是哲学又是生理学上的一个议题。”我向他扼要概述了细胞更替策略，以及留存于人工制品的“奥利弗-组织”可能占的百分比，无论他最后瞥见那人工制品是多少千年以前。
“我觉得我们可以见个面。”
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他并不是我早晨变幻无常的心情的副产物，甚至——一度像很多人理解的那样看待这“世界”——打的不是长途电话。斯图宝贝——我的斯图宝贝——已经回到了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