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那时我们在哪里？

奥利弗：

那时我们在哪里（Where were we）？眼下，这是一个不相干的问句。这三个单词中的每个单词都包含后面的单词，字母的每次脱落，都呼应我们像俄尔普斯那样回望时心头永远涌起的失落感，这是多么奇异啊。其意已锐减，一望便察。不妨比较、对照——正如教师们过去常常说的那样——英国浪漫主义大诗人们的生平。首先，按照他们的名字长度排列：华兹华斯（Wordsworth）、柯勒律治（Coleridge）、雪莱（Shelley）、济慈（Keats）。然后再看他们各自的生卒年份：1770—1850年，1772—1834年，1792—1822年，1795—1821年。数字学家和奥秘探索者会多么欣喜！名字最长者寿命最长，名字最短者寿命最短，名字居中者寿命不长不短。更妙的是，最早出生者死得最晚，最晚出生者反而死得最早！他们像俄罗斯套娃一样一个套着另一个。这足以让你相信这是神的旨意，对吧？或者说，至少是神圣的巧合。

那时我们在哪里？好吧，就这一次，我要玩一个单调乏味的、关于特殊性的游戏。我会假装记忆就像报纸一样铺展开来。非常好，翻到国外新闻，彩色故事版块，在页面的最下方——《密内瓦村小事故，遇难者不多》。

在你那随机选定的时刻，我刚好从你的视线中消失（也许你以为我永远消失了；也许你对着我脆弱的肩胛大喊了一声“终于解脱了”），开着我那辆可信赖的标致车消失在合作酒窖旁的角落。标致403，你肯定想起来了吧？小小的散热器护栅就像狱卒的窥视孔一样。绿灰色的制服散发出某个时代的气息，毫无疑问，这一时代该复兴了。如今，一个个十年几乎还未完结，人们就复兴和膜拜它们了，难道你不觉得那令人厌烦吗？应该有个反向时效。不，你也许不能复兴60年代，现在才只是80年代。诸如此类。

就这样，我驾车驶出你的视线，途经一口口闪闪发亮的钢质青贮窖，窖里装满了血红的密内瓦碎葡萄，与此同时，吉莉安在我的后视镜中迅速淡出。后视镜（rear-view mirror），一个笨拙的词儿，你没发现它既累赘又啰唆吗？不妨与较明快的法语rétroviseur相比。我们多么希望有retrovision这个单词，嗯？可是，在人生中，我们没有这样有用的小镜子来放大刚刚走过的道路。我们在A61公路一路北上，向图卢兹奔驰，目视前方，目视前方。那些忘记历史的人将注定重蹈覆辙，后视镜（rétroviseur）不仅对交通安全，而且对种族生存也不可或缺。哦，亲爱的，我觉得一句广告语要应运而生了。

吉莉安：

那时我们在哪里？我穿着晨衣站在村道中央。我的脸上有血，它滴到了苏菲身上。小宝宝的前额上血迹斑斑，场面仿佛是黑色安息日的祝福。不管怎么说，我一脸惊恐，而这是蓄意为之的。我已纠缠了奥利弗一整天，对他唠唠叨叨，把他烦到了极点。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我仔细盘算过，知道斯图尔特一定会在看。我推想，如果斯图尔特看到奥利弗对我很恶劣，而我对他也很恶劣的话，他就会觉得我们的婚姻没什么好羡慕的，这样一来就有助于他重新开始他自己的生活。我母亲告诉我斯图尔特拜访了她，一个劲儿地跟她聊过去，聊了好几个小时。我使出浑身解数，想帮他打破这一僵局，给他——人们怎么说来着——给他一个了断。我的另一个如意算盘是，我和奥利弗可以顺利应付这件事，我可以搞定。毕竟这是我的拿手好戏。

于是，我就像个稻草人似的站在那里，像个疯女人。我脸上有血，那血是奥利弗用车钥匙戳我所致。我知道村民们的眼睛都在盯着我，也知道我们非离开不可。归根结底，法国人比英国人要市侩得多。在法国，礼节很重要。总而言之，我会告诉奥利弗到这村子来就是自寻烦恼。

可是，当然，我真正在意的是斯图尔特投向我的目光。我知道他在那里，在他旅馆的房间里。我在想：我的计谋得逞了吗？这样顶用吗？

斯图尔特：

那时我们在哪里？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在哪儿。那个房间租一个晚上要180法郎，衣柜门每次关上后又会自动打开，室内电视天线老是得调整，我睡得很不好。晚餐吃的是杏仁鳟鱼和焦糖蛋奶，早餐还得另付30法郎。早餐前，我站在窗前眺望他们的房子。

那天早上，我看着奥利弗驾车离开，他瞬间全速发动引擎，似乎忘了还可以用另外两个挡，这对他的车很不好。在机械方面，他素来无可救药。窗户敞开着，我可以听到车子的啸叫声，仿佛整个村庄都在啸叫，我的脑袋也在啸叫。吉莉安站在村道中央，仍然穿着晨袍，怀抱婴孩。她背对着我，我看不到她的脸。几辆车子从她身旁驶过，但她好像没有听到。她像座雕塑一样愣愣地矗立着，朝奥利弗离去的方向张望。过了一会儿，她转过身来，或多或少地直直地看向我。倒不是说她可能已看到了我，或者知道我在那儿。她用手帕捂住脸。她的晨袍呈鲜黄色，显得很不合时宜。然后，她慢慢走回屋子，关上了门。

我心里想：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吗？

然后，我下楼去吃了早饭（30法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