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

宋季山虽然大难不死，可身子终究是亏了不少。他又不舍得花钱看病吃药，再说儿子上大学的行李、火车票就要无数费用，他还能不知道自家家底？他仗着自己几分行医底子，写几味草药，让妻子上山挖来煎了汤喝。家里把平日一角一元节省下来的钱全拿出来，又把平日里“用不了”的布票、粮票、油票、糖票换钱，总算成功替宋运辉置办了一件白的确良衬衫、一件卡其罩衫和一条卡其裤、一条劳动布裤，还有一双新的解放鞋。其他被褥之类都是宋运辉插队时候用的现成货，让宋运萍拿到八月的太阳下晒了好几回才晒走猪骚气。

一家人因此宣告倾家荡产，连走到县城乘汽车送儿子到市里火车站的钱都没有了。可又不舍得不送，知道他这一去将几年没钱回家，一家全都想去送。于是，他们凌晨一点就起来了，从披星戴月，走到艳阳高照，到市里的火车站把最后一点毛边毛沿的钞票换来一张挺括的硬纸板半价火车票，准时把宋运辉送上火车。宋运辉成了宋家第一个乘火车的人，幸好不用转车。即使到分手的最后一刻，宋运萍还一再地叮嘱弟弟，要政审那么严格才能上的大学，里面的人一定都不得了，她要弟弟这个狗崽子夹着尾巴做人，千万别乱说乱动。宋运辉说他知道，宋运萍却不放心，数落弟弟一向大胆得豁边，“知道”两个字不能放在嘴巴里得放进心里。一边说，一边人流裹带着宋运辉去检票口了，做母亲的先哭了出来，父亲、姐姐跟着哭。宋运辉咬着嘴唇几乎是倒着走，可最终还是越走越远，到转弯看不见家人，他这才擦了眼眶里的泪水。

宋运辉一直认为，跳上火车的那一刻，便已经是他大学生活的真正开始。跳上火车，就像是跳进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乘客们说着他听不懂的方言，也说着他从没接触过的事，宋运辉好奇地想，这就是“五湖四海”的意思了吧。他伸着脖子听得入神，倒是把离乡别土之愁抛到脑后。反而是父母姐姐送他上车后，闷着头就往回赶，一路时时流泪，一句话都没有。

宋运辉原以为火车上的人已经精彩万分，到了学校才知道，同学才是真正的五湖四海。班里最大的同学年届三十，有儿有女，整整比他大十四岁，还领着工资上学。最小的也是高中应届毕业生，还是比他大，班里系里所有的人都叫他小弟弟、小神童，他到哪儿办事，人家一看他的稚嫩长相，都忍不住哈哈笑着问他是不是那个小弟弟，他竟成了小小的名人，比有儿有女的大哥还有名。而他的家庭成分，在他寝室八个人中，还算是小儿科的，寝室老二的父亲，还是上报纸的老右派，这让从小忍到大的宋运辉如释重负。教他们的老师也是右派分子，可在迎新晚会上，几个以前与苏联专家一起工作过的教授讲师还欢快地跳起苏联舞，矮着身子跟鸭子走路似的。受他们的欢快感染，宋运辉感到自己可以不用一忍再忍，他终于偶尔说几句心里话。宋运辉几乎是一滴不漏地将这所有新奇事写上信纸，一周一封信地往家里寄。这些信宋运萍都爱看，看了好奇又回信来问，但做姐姐的总不忘后面跟一句，嘱咐弟弟不能忘记读书。

宋运辉怎可能荒废学业，别说他是真的喜欢读书，就算是他想贪玩，那些深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的大哥大姐也会裹带着他读书，读正书闲书。“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学习资料非常简陋，几乎没有像样的课本，很多是学校自己开工拿油墨印的，有的是老师每次讲课带来自刻蜡纸印出来的几张教材，还有的连书都没有，老师上面讲，学生下面记，英语更是从ABC开始学起。老师都恨不得把所学所知一股脑儿塞给学生，总教育他们珍惜得来不易的机会，学生也是再苦都愿意。宋运辉年少记忆好，学什么都比高龄同学来得容易一些，让那些大哥大姐羡煞。

班级寝室里，说起学习，宋运辉如鱼得水，但说起时事，他立刻哑口无言，他什么都不懂。他那封迟来的录取通知书，大家替他分析，是有人恶意卡住不放，或者有人扣住信函却去信到录取学校要求取消录取他这狗崽子都有可能，见差点出了人命，怕惹大祸，才悄悄放回他家。同寝室大哥们替他分析的时候，还一致拍着他肩膀，叹说他们一家还是纯洁，难得的纯洁。那个从北大荒来的同学说，他当时为了报考77年的高考，寒冬腊月冒着大烟泡找连团教导员干架，人都被他盯怕了，才放行。宋运辉心想，他和姐姐如果政审时也撒泼一下，会不会姐姐也有了机会？

班级里经常有政治学习会，久经沙场的大哥大姐们不耐烦非把一目了然的报纸文章在会上读一遍的教条主义愚蠢做法，当然就把读报的任务推给最小的宋运辉，辅导员后来顺理成章地偷懒，让宋运辉去校门口拿每天一张的《人民日报》。宋运辉几乎不会讲普通话，班级读报会就变成大伙儿教宋运辉说普通话的改造大会。宋运辉有时给笑急了，发誓以后用英语读报给他们听，大家却纷纷起哄说拭目以待，这就把宋运辉逼上梁山，不得不拿出以前自学高中课本的劲头自学英语。但更多时候，那些大同学唇枪舌剑地辩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辩论“两个凡是”，宋运辉只有旁听着发晕，真理不通过实践检验，就像数学公式不通过论证，怎么可能认定它成立呢？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几个字有什么可辩的？他很不理解那些大同学在这句话上面的认真劲儿。

宋运辉从来没想到过他这样的人能有资格阅读并保管《人民日报》，记忆中，《人民日报》是只能出现在校长办公室、街道革委会办公室，而且摆放在报架最高一层的宝物。他很珍惜这个保存《人民日报》的机会，不管看不看得懂，他每天都会抽时间将报纸全部看一遍，即使极其枯燥的长篇社论，他也硬着头皮生吞活剥，有时候硬是看没有懂，看完都不知报上说些什么，需得大哥们一个指点，他才能略有头绪。从报纸上，他看到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举行了，他并不清楚这届会议有什么要紧，只知道那些大哥大姐一反常态，抢着看报，然后都不需要辅导员组织，他们自己课前课后展开热烈讨论。从他们的讨论中，宋运辉不仅对政治形势若有所悟，更是渐渐产生一种新的思考方式，知道怎样把报纸上的新闻理论与自己的生活学习联系在一起。

当然，更多消息则是来自小道，来自那些有背景同学的家信。宋运辉如饥似渴地在大学里学习着理论知识，同时向那些社会经验丰富的同学学习社会大学的知识。但学得的大学知识更多只停留在名词、停留在概念。

一九七九年的春节，宋运辉没钱回家。但是春节的凄清，与天气的寒冷，都浇灭不了他心头刚升起的熊熊烈火，他第一次因此参与了大同学们之间的讨论，也尽快将这一大好消息用信件传达给家里的父母姐姐：中央作出给“地富反坏”摘帽的决定了。在信中，他还把与同学讨论后得出的见解也一起写上，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从此可以挺起胸膛做人。

虽然最终的政策落实还没到来，可是，从那一刻起，宋运辉觉得，他可以堂堂正正地站起来做人了，不用再夹着尾巴。宋运辉看到几个深受其害的大同学喝白酒庆祝，喝得泪流满面抱头疯笑，他没酒量，可感同身受。这一切，终于结束了。他发觉他开始热爱这个世界。

但这个话题在学校里没热多久，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前方打仗，后方全民动员，同仇敌忾。除了一些老油条同学，很多人写信向前线英雄致敬，宋运辉也不例外。但他同时做了一个大胆举动。他听说学校准备选择一批德才兼备的学生作为附小附中的业余辅导员，向中小学生宣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英雄，他很想验证他的五类分子出身是不是真的可以摘去，他主动出击，悄悄找辅导员申请成为业余辅导员的一分子。为此，他精心准备了厚厚一叠从《人民日报》得来的剪报、笔记和心得体会。意料之外，虽然据辅导员说，批准他加入的过程比较特殊，一波三折，可是，他最终还是光荣地被批准成为附小业余辅导员。用大同学的话说，他这个出身不佳的同志，可以拿着尚方宝剑腐蚀祖国的小花骨朵儿们了。

宋运辉非常感激系领导，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机会，满腔热情投入到大学附小业余辅导员的工作中去。他辅导着附小三、四两个年级的学生，小学生们都很喜欢他。他也是第一次让自己的伶牙俐齿正大光明地有了用武之地，无论对小朋友还是老师都很具说服力。但是，他还是记得那错说一句差点招来终身悔恨的惨痛教训，言多必失，闲时他对小孩子也不多话。四年级一班的班主任是个年轻人，喜欢宋运辉的诚恳，邀请他在一个没课的下午去一班听课。

宋运辉去了，坐在课堂最后面，一眼看去全是黑压压的小人头，而他则是正襟危坐一脸大人样。身边的男孩女孩个个感受他的气场，一齐正襟危坐。只有一个高挑的女孩偶尔拿闪亮的眼睛研究一下他，正视的目光和微扬的下巴显示出女孩的无惧和骄傲。宋运辉也留意到那女孩，他看得出女孩气质的与众不同，似乎周身散放着光彩。

一会儿，班主任点评起上节课的作文，可能是同学们的作文普遍不尽如人意，班主任越说越激动，刹不住车地一个个数落，整整骂了大半节课，好几个同学挨了粉笔头的空袭。但在班主任说到大家如此三心二意，未来还哪有出息的时候，宋运辉见女孩举手，沉着冷静地发言辩称全班同学总有一半肯定能考上大学，比中专毕业的老师有出息。班主任气得浑身发抖，却没飞出粉笔头，而是拂袖而去。

宋运辉很惊讶，认为自己必须处理此事，就叫女孩出去单独谈话。女孩不卑不亢犹如天鹅一般优雅地走出教室，跟宋运辉来到操场中心，自报家门叫梁思申，又主动申辩她的理由。宋运辉非常欣赏，他从读书至今，何尝如此意气飞扬过一天，但他还是以一个辅导员的身份尽职尽责地将自己作为事例，告诉梁思申十年浩劫中前人读书之艰难，老师中专学业之得来不易。令他没想到的是，梁思申在好奇地问上几个问题后，爽快而大胆地找到班主任老师道歉。

梁思申好奇宋运辉初中考大学的艰辛曲折，宋运辉则好奇梁思申的勇气直爽。梁思申成了宋辅导员的小跟屁虫，宋辅导员从善如流。

没多久，宋运辉向班级团支书递上入团申请书，竟然很快获得批准。

这一招，让所有的大同学刮目相看，都没想到，竟然是这个全班，甚至全系，更可能是全校年龄最小的同学，后来居上，身手灵活，抢占了积极要求进步的先机。

大家都觉得这小子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歪打正着撞到机会，一些社会经验丰富的人等着看宋运辉少年得志，趾高气扬，但他们都失望了。宋运辉一如既往地生活读书，一切照旧，照旧用功读书，分秒必争，照旧抢着做大同学不屑的班级工作，任劳任怨。众人最先觉得他是人小城府深，后来慢慢觉得，此人是劳碌命。

宋运辉心里却一点都不淡泊，他把申请业余辅导员和申请入团的想法写进家信后，还没等做上业余辅导员，家里厚厚一叠教诲便乘着风火轮赶来。父亲以他自己的惨痛教训告诉儿子，虽然政策暂时得以和缓，但是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反复。做人切记不要惹人红眼，不要落人口实。父亲与姐姐更是事无巨细地告诉他吃饭时候要注意不能怎样，说话时候音调声响节奏要注意不能怎样，参加集体活动的频率和参与度要注意不能怎样怎样，等等，看得宋运辉心烦，他又不是小孩子，而且都什么时候了，还如此谨小慎微。但他终究还是谨记着那一失足便成千古恨的教训，虽然回信大肆反驳一通，可行动上还是收敛了。父母毕竟都还没摘帽呢。

于是家信又赶着过来，字里行间可见战战兢兢。信里还夹着两张全国粮票。宋运辉每月有十五元的助学金，平日里省吃俭用，从牙缝里省钱到新华书店买书。有时早上的酱菜留到中午下饭，结果菜钱省了，饭量却大了，一顿半斤都不够，每天上午最后一节课都心系食堂。幸好家里每月都有全国粮票寄来贴补，不像有些同学家里男丁多饭票不够，只能节衣缩食。

姐姐宋运萍高考后等招工，可即使再差的机会也轮不到他们这种人家头上，父母又是自卑都来不及，不敢去找人开后门，于是宋运萍的工作一直没着落。宋运萍不肯干吃饭，拿家里两只旧锡罐，与人换来一对长毛兔。一家人精工细作花两天时间才在后院搭起两只兔笼子，开始搞起家庭副业。冬去春来，竟然已经抱了一窝六只小兔，长毛也已经剪了一茬。等初夏第二茬八只兔子的毛剪下来，给宋运辉的家信里，开始隔三差五夹上一张两元或五元的票子。家信里面，宋运萍算计精明，为家里规划起美好未来，她不想再考大学，也没再上学，怎么与应届那帮正规军竞争，不如立足眼下。

因此宋运辉并不喜欢新学年进来的七九届大学生，奇怪的是，同学和老师也不是很看重七九届大学生，大家都说这帮没经过社会历练的小毛蛋蛋啥都不懂，没脑子，叽叽喳喳麻雀一样，只知道玩，陪来上学的家长还特多。欢迎七九届的仪式没欢迎七八届的热闹，教授干脆都没参加。

而姐姐养的长毛兔，却已经生出第二窝，她已将之视为出路。

出路在人脚下，但条条大路通罗马，条条大路各不同。雷东宝参军有个最大愿望，那就是在军队里入党，然后争取提干，穿上四个兜的军装。他为人豪爽，干活卖力，又有小脑筋，深得连长指导员的器重，参军第二年就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的时候，他与其他勇敢的战士一样写血书要求上前线，但没想到他们这种工程兵没上前线的份，战争却又只打了一个月就胜利结束。他们这些积极分子白忙活一场，过后只能听那些英雄报告团来团里演讲，听了演讲后的雷东宝热血沸腾。他想，只要能提干，能留在军队，总有机会像那些英雄一样保家卫国。

但天有不测风云，上面忽然下来一个文件，为了保证军队指战员的知识化年轻化，所有军队提干都要经由军校考试，雷东宝傻眼了。

他虽然号称是初中文化程度，可那时候读的是什么书啊，一大半时间在玩在闹，进部队后虽然又学习了一些，但是他那水平在连里是中下，与城市兵没法比，哪里经得起军校的考试。无奈，他只能打了退堂鼓。年底时候，与其他志愿兵一起恋恋不舍心有不甘地退了伍。雷东宝没提成干，退伍并不情愿，但看到宝贝儿子回家的寡母却是欢天喜地的，没事就围着儿子转。

家乡虽然是从小出生长大的地方，但在如今见了世面的雷东宝眼里，这家乡如此地穷。报纸里电台里都在宣传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儿却一点动静都没有，泥墙上刷的依然是“批林批孔”的标语，大伙儿依然是听屋檐下广播喇叭起床，听村口大钟上工收工。男人一天一工，只有七分钱，买张邮票都不够。关键是，雷东宝力气大食量也大，天天吃上顿愁下顿。

雷东宝回家这几天东家拜大伯西家拜大舅，匆匆将礼数尽到，也将大队里情况了解个八九不离十。落后、闭塞、贫穷，大队里只见大姑娘嫁出去，不见小媳妇娶进门。

回家第四天，雷东宝便来到大队部，只有两开间的小平房里，找书记和队长要工作。老迈的书记是他远房叔叔，早在回家第一天就已经拜访过了，但私访与公事大不相同，要工作就得到衙门里谈，尤其是作为一个党员，更得及时找到组织。书记还是今年才官复原职，以前把持大队的是造反派出身的老猢狲。老书记德高望重，可有点力不从心，于是对雷东宝一上来就委以重任。

老书记跟雷东宝交底：“东宝啊，大队六个党员，其中四个有造反前科，公社不肯加以重用。现在加入你这个新生力量，我总算可以放心了。昨天我特意去公社，公社问我你怎么样，我说好，我看着东宝长大，又是咱革命队伍里入的党，能差吗。公社答应你先代理半年副书记。东宝，你有信心吗？给叔一句准信。”

雷东宝照直说了：“叔，我本来想问你要个民兵连长做做，没想到你那么看得起我。没说的，我在部队练得好身板，累不死，有什么任务，你尽管吩咐。”

老书记听了直笑，眼角嘴角的皱纹像老猫胡子一大把：“我喜欢爽快的。行，你既然说了，叔不跟你客套。公社今年布置下来的任务叔都还没抓落实，一件是什么什么责任制，文件昨天一套今天一套，这事儿叔一直没搞清楚，没敢乱来。回头你把这些文件好好看看，告诉叔怎么做。一件是怎么把咱们大队富裕起来，公社说我们大队是全县最穷的，年年还得吃返销粮，这样下去不行。叔命令你，春节前拿出想法来，跟叔去公社汇报。”

雷东宝大呼：“叔，你这是把全大队老小都压给我？我部队里才做到代理排长，又不是连长团长。”

老书记狡猾地道：“你前天跟我说，要不是要去军校考试才能提干，给你个连长做做你也做得下来，是你说的吧？既然能做连长，就能做大队书记，给你副书记做还是委屈你。不许推，累不死你，呵呵。”

雷东宝被老书记呛住，无言以对，他本来就不是那种能言善辩的。看着老书记笑得老猫一样的脸，他心说这叔比团参谋长还狡猾。不过雷东宝年轻人心性，跃跃欲试，不再多推。否则，依他性格，说不干就不干，在部队里也照样与连长拍桌唱反调，从不会什么忍气吞声。他拿了文件学习，但他这个粗线条的人，干活是使不完的劲，最头大的事却是坐下来看文件，犹如张飞绣花，没一会儿就憋得眼冒金星。

老书记早溜了。雷东宝对着空旷的窗外出了会儿神，下地找到以前毛笔字写得最好的同学史红伟。说干就干，他找到一桶石灰刷墙，红伟拿着瓶红油漆刷标语。一天下来，崭新三条标语出现在大队里最热闹的地方，都是雷东宝从文件里找来，也是他曾经在别处见过的。一条是宣传“四项基本原则”的；一条是“大包干就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文件里还有更复杂的，但雷东宝看来看去还是这句最顺眼，他一看就懂；一条是“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齐心协力搞四化”。再多的，雷东宝想不出来了，反正落实责任制，发展经济，拥护党的政策这些话都说了，还有什么遗漏的？应该没了。他觉得来几条主要的，让大伙儿来来往往都看见，耳熟能详记在心里，知道要做什么怎么做就行了。就像他以前在部队，安排工作就是编顺口溜，三句两句，叫战士背熟，说什么都不会误事。

老书记饭后溜出来拿手电一照，笑了，亲自走去雷东宝家，却见他家开小会似的热闹，大伙儿都直奔主题问雷东宝什么叫大包干。老书记站门槛儿上往里一看，雷东宝面红耳赤地吃饭，心说，这小子肯定也没领会文件精神，答不上来了，忙大声打了圆场，说大包干这事儿大队还没讨论过，等东宝拿出方案来讨论了才能公布，现在还是机密。大伙儿这才不追着雷东宝问。但大家都议论这个“剩下都是自己的”意味着什么，说话间，老老少少浑浊的清澈的眼睛里饱含憧憬。

老书记一看，有门儿，东宝才一煽乎，大伙儿就来劲了，东宝自己也给逼上梁山了。

老书记想第二天与雷东宝开闭门会议，没想到雷东宝比他还积极，一早就等在队部将老书记拖进门，踢上门就问：“叔，你说怎么办它这大包干？人家大队都是怎么做的？”

老书记按雷东宝坐下，皱眉道：“我也不知道，上面文件上半年说村民自愿组成小队承包，不能包给个人，隔壁几个大队都是这么在做。前儿又下文件，说可以承包到个人，向安徽哪个地方学习，可又没说怎么学，我问公社，他们也是没头绪的样子。可是，土地承包给个人，这不是乱了套吗？大伙儿这不是成解放前的小地主了吗？还要不要集体？我想不通。东宝，这事儿我们一定得小心，公社问不出来，我们问县里，不问清楚我们不能动，我想着，我们宁可不动，一定求稳，原则性错误万万不可犯。否则万一运动一来，我们个个都得吃批斗。”

雷东宝心说，怪不得他昨晚看文件看来看去没准头，原来是真的没准头。他爽快地向老书记摊开手，道：“叔，给我开几张介绍信，我到隔壁几个大队问问，看他们怎么搞。”

老书记连连道：“对，我们要多问多想，然后才能稳扎稳打地落实文件精神。东宝，叔老寒腿犯了，你自个儿去，有什么打电话来跟叔说一声。”

雷东宝也没啥豪言壮语，就只是点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