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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从一个侍卫随从，竟成了蒋介石独裁统治下的中国的“希姆莱”，绝非偶然。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既继承了中国封建制度阉宦虐政东西厂和镖局的衣钵，也仿效了希特勒法西斯独裁工具褐衫党的凶行。
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1页
据文强关于戴笠生平的叙述，戴笠在国民革命军中情报工作方面的晋升，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常规军事情报人员具有的杰出才干。
戴笠在胡宗南手下（第一军第二纵队）工作时，他成了一个特别通讯情报单位的头目，这个单位在蒋介石的指示下建于1928年1月4日，名叫“联络组”，后来在台北情报局编辑的戴笠正式的传记里，它被形容为所有后起的党和国家军事情报组织的“萌芽”。联络组由蒋的总司令部直接设立，总司令亲自任命戴笠为联络参谋，让他领导十个官员，后来调查统计局在军事委员会下成立之后，这些官员便成了核心人员。
戴笠任联络官时期最重要的任务，是1930年初执行蒋介石对唐生智行刺的命令。唐是湖南出生的军人，曾在1929年11月替国民党政府把冯玉祥赶出了河南，但他在次月去汪精卫那儿接受了护党救国军四路军总司令的任命，宣誓要反对蒋及其随从的军事独裁。
最后蒋派出了他最优秀的间谍去搜集关于唐生智的军事情报并将唐阴谋暗杀。据说戴笠经峒岭进入河南，在洛阳停留之后，便沿京汉铁路去唐将军所驻扎的郑州，一路收集情报。
得知戴在这一带，唐生智便悬赏重金捉拿他。戴笠一到郑州火车站就被唐的军警们发现了，并将他包围起来。然而，军警稽查处处长周伟龙毕业于黄埔四期，他也许是在黄埔时认识的戴笠，对这个间谍的冷静和勇气感到佩服。
戴笠恳求周伟龙“拥护校长佐天下”。周与戴笠结拜为兄弟，并把他藏在军警营地里过了几天，等到风声一过，戴便穿上了唐生智军警的制服，沿京汉铁路南下。
在1928—1931年之间，蒋介石唯一授权建立的正式秘密警察机构，是国民党改组后的中央总部的密查组。
蒋的非正式特工很多，这是因为1927年之后在他自己支持下发展起来了各种秘密组织，蒋采取让这些组织各自为资金和权力互相争斗、互相制约的手段来对其进行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半正式的小组还是成立了，它的任务是对付共产党员，并从中央党部拨出秘密“特别经费”提供给它，利用它来控制国民党内部的反蒋分子。
密查组亦称“联合组织”，以陈立夫为首，他曾经领导国家军事委员会保密处，当过国家改组委员会的总书记。据波曼说，负责清除共产党员和有亲共嫌疑人员的调查组分为三个科，戴笠负责二科，该科受命对军方人员进行监视。
正当1927年的清党开展之时，戴笠在总司令私人间谍系统里的正式职责与他的个人任务并不完全相符。到了1930年，他似乎已经开始在二科里，通过继续成为他秘密特工核心的十人团，来形成他个人的“机构”。这些黄埔的毕业生就像明清时期官员中的“幕友”，一开始都从戴笠那儿领工资。事实上，他们直到1932年蒋重建他的秘密特务组织时，才作为政府官员正式加入该组织。
在那四年里，其人事稍有变动。1930年，其成员包括王天木、唐纵、张炎元、徐亮、胡天秋、周伟龙（唐生智的军警头子）、黄雍、马策及郑锡麟。后来马策和郑锡麟要求退出，于是唐纵让刘恢先和裴西度取代了他们。
十人团的正式名称是“调查通讯小组”，对于它斯巴达式紧张而严厉的工作风格，有过各种叙述。从中可以看出，它很少有时间从事军统在全面发展到后期时所特有的腐败活动。大夏天里，在南京这个中国最闷热的城市里工作的戴笠，会经常在十人团位于鸡鹅巷53号的总部连续三天三夜废寝忘食地工作，最多只是就着一杯开水咽下油条之类的点心而已。
尽管密查组名义上归陈立夫统一领导，但它的各个部门之间竞争激烈。当戴笠和他的十人团在密查组设在鸡鹅巷的办公处活动的同时，另一个对手小组——它被认为是代表了陈立夫“CC”派的利益——也在瞻园路的办公处对国民党非军事人员进行反共的调查活动。
这个被称为密查组一科的小组由徐恩曾领导，同样由党中央总部的秘密资金支付经费。
与此同时，另一个秘密警察机构在由江西南昌“剿匪”总部管辖的三个省份成立。而蒋介石于1931年也开始授命组建谍报科。次年，蒋在军事事务委员会的秘书之一邓文仪向总司令递交了一份计划，要求在“剿共”地区内三个省的保安行营里成立调查科，其总部归南昌保安行营领导。
邓文仪那时29岁。他祖父是摆地摊卖衣服的，父亲是湖南醴陵的一家糖果杂货店的店主。当他还是个小学生时，便深受他的校长王英兆的影响，王是一个保定军事学校的毕业生。他使这个年轻的学生一头栽入了游侠剑客和盗匪的传统小说与史诗之中。王先生每星期两晚上要给学生们讲《水浒》的故事，描述和分析书中的人物及其个性，还有他们的武艺、社会背景和“绿林好汉”的正义行为。于是，在校长的影响下，邓和他的同学们逐渐地把《三国演义》《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岳飞传》，及《班超平中亚》等里面的人物视为自己的榜样。
于是，小业主之子邓文仪，与中国许多受武侠小说吸引的青少年一样，怀着一种浪漫的决心长大，他决心做一个见义勇为、扶济贫弱、默默无闻、救国救民、任劳任怨、不为财色所动的“正人君子”，一个现代的“游侠”。他读中学时所遭受的经济困难更坚定了他的这种决心。那时，他家没钱支付他在校的食宿。邓两次徒步跋涉60里路回家，乞求父母给钱付费。但无论邓如何痛哭流涕，他母亲最终只能凑起一块钱来，于是他不得不学会用赌博来攒钱供自己上学。这只能加强他对“绿林好汉”们的敬仰和对小说里拜把兄弟“杀富济贫”的尊重。
邓由于受到他们的启发，拒绝结婚，而且在中学毕业的前夕，进入广州的军事学校，“参加了革命”。一入校他便听说了黄埔军校，于是他成功地通过了黄埔军校的入学考试。
邓加入了一个黄埔学生小组，其中有萧赞育和张镇（后来是蒋的军警头目）。这个小组的成员被送到苏联去学习。
他们是300个在中国招收的去莫斯科航空军事学院或中山大学上学的学生队伍的一部分。这些院校建于1925年，归属于共产国际远东部，专门培训中国人员。其中约有150人是在广州通过黄埔和其他指定的军事单位推荐，并通过竞争性很强的考试，被国民党招收来的。
为了对抗亲共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孙文主义研究会”于1924—1925年在黄埔成立，邓文仪是其中的学生领袖，与贺衷寒、杨引之、酆悌及曾扩情一样，都属于“大头”。
当他去莫斯科的申请被广州的国民党总部接受后，他被送进中山大学。作为一个学生领袖，他成了共产党争取的对象。尽管他是国民党支部的一个委员，并在贺衷寒为保持孙文主义研究会精神不衰的反共狂热激发下，继续秘密地与其他黄埔军校学员会面，但显然他的上级们还是越来越肯定他对共产国际的忠诚。
在邓文仪到达共产主义大学后不到三个月里，他被选为“公社委员会”成员，当了“卫生苏维埃”的主席，而且担任女射击队的教练。他后来还被任命为班长和他所属的学生小组组长。1927年春天，当共产国际开始招募一支特别派遣队在M.N.若仪（Roy）领导下回中国时，邓文仪是中山大学被选中的40个学生之一。
但当汽船由符拉迪沃斯托克抵达广州时，邓一登上岸，随即与派遣队脱离了关系，重新表明了他对国民党内蒋介石派系的忠诚。
同年稍晚，邓文仪参军北上加入已开始互相争斗的革命军，并开始动员黄埔圈子里的军校生收集反共情报和研究在苏联买来的详细介绍契卡和GPU（国家政治管理局）运作的书籍，并以此来独立组建自己的反间谍机构。
1927—1928年间，邓文仪建议把间谍股安置在保安处在各省的总部里，以便执行它的各种任务。这些任务包括反共军事活动，收集情报，调查共产党在军队和卫戍各部门的活动，保持对各纵队司令的监视，以及在非军事人口中间展开特务活动等。
蒋介石最终批准了这个计划，于是在1932年早春，一个调查科在邓文仪的控制下成立于南昌经堂巷内。
1933年初，邓文仪又建议蒋在南昌卫戍部队内指定一个由在德国、日本和美国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人员组成的“设计委员会”，以协助制定执行“政治剿共”和“文化剿共”的计划。这批知识分子中有些人与蒋的蓝衣社分支“复兴社”有关系。
邓文仪的调查科与密查组是两回事：与在首都南京的两个独立运作的部门不同，它是一个省一级的网络组织，虽然挂名在三省内的卫戍行营，但有自己的正规地位。一直到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密查组一直是非正式、非官方资助的组织。“一·二八事变”中，日本海军与十九路军在上海北都的闸北区持续交战三月之久，摧毁了闸北。
蒋介石迫于向十九路军——该军的司令蔡廷锴一下子成了全国英雄和世界名人——增援的舆论压力，命令王敬久和余济时领导的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在中央军事学院院长张治中领导下组成一个新的第五路军。
但当八十八师到达昆山，在南翔前线与日本人交战时，中国军队遭到惨败。当时的情况是，戴笠本人亲自向蒋介石汇报了坏消息：当八十八路军重新在常熟集中兵力时，整个部队士兵和军官加起来总共不到4000人。总司令非常沮丧。这不仅因为他对日本军事力量的情报不准确，而且他对在这些军队里任职的黄埔军官估计和控制都不足。为了进一步了解局势，蒋介石命令戴笠成立一个特务处来加强他的非正式秘密特务组织。特务处设在鸡鹅巷。
不过，这个新成立的处还不算政府正式的机构，而是在行政上与“蓝衣社”有关的一支“铁血队”。它被安置在向它提供资金的“复兴社”内。
其任务是，在完善间谍业务和开展阴谋破坏的同时逐渐渗透到卫戍部队、警察和军警力量中去。
然而，所有这些任务都没有以合法形式布置下去过。虽然蒋介石规定，所有的人事事务都得由他亲自处理，但他自己作为国民政府主席刚下了台，政府大权落到了广受尊敬的名义领袖林森手中，所以戴笠的秘密特务组织连执行其基本职责的权力都没有。尽管如此，戴笠还是掌握着一个正式的秘书处，有着固定的资金来源，而原来的“十人团”也发展为百人以上的团体。
这个新“特务处”的确得到了扩大，尤其是现在戴笠享有蒋介石的充分信任。正是在这个时期，沈醉加入了这个组织，当了上海通讯站的负责人，并学会了指导在他之后加入“行动署”的新手们绑架和行刺等技术。
尽管人员数目倍增，戴笠在卫戍部队和军事警察部队的网络也崭露头角，然而特务处的行动还是受到阻碍，因为它缺乏逮捕和拘留嫌疑分子的合法权力。
1932年3月18日，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会议在洛阳召开，会议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了授予戴笠正式权力，并防止CC派和黄埔派互相之间的对立增长而削弱自己的情报机构，蒋介石决定使用他新的权力，在军委之下设立一个正规的情报局，以将这些非正式和秘密的调查部门组合在一起。3月下旬，在溥仪作为满洲国傀儡政府首脑登位后不久，蒋召集了他的高级军事顾问，共同决定组织一个“情报网”，“以便抵抗外国侵略，平定国家”。
于是，“一个军事情报机构”便于1932年4月1日成立，那便是后来国民党军事情报部门永远要纪念的军统机构成立周年日。
据台湾“国防部”1966年出版的年鉴，蒋介石在宣布成立这个“机构”之前，私下与戴笠在南京郊外的中山陵见过面。
当委员长向戴笠宣布了他在这个机构中的新职位之后，戴虚情假意地推辞说，自己资历太浅，难以胜任。蒋安慰他说：“只要你有决心，其他的用不着担心。”据《戴雨农先生年谱》记载，戴笠于是便答应承担领袖交给他的重任，回答道：“从今以后，学生将不惜牺牲生命而为革命奋斗。假如我失败了，那么我将请求领袖处分。若是我胜利了，或者被敌人杀害，我将毫无遗憾。”《年谱》最后说：“蒋公壮之。”
事实上，戴笠扩大了的“十人团”，即原来的“联络组”，现在已成为一个正规的官僚机构。1932年春，蒋命令在军委内成立由陈立夫及其副手、南京警察厅厅长陈绰领导的“调查统计局”。
于是三个处相继成立。第一处是原中央党部的调查科，即密查组一科，它设在特务处所在的瞻园路，由徐恩曾领导。
这个处便成了党务调查处，后来成为陈立夫抗衡戴笠军统局的部门——中统局。
第二个部门是戴笠设在鸡鹅巷的特务部，负责监视和调查军队。被提升为少将的戴，
把这个部门当作自己的家，而他则是这个家的“家长”。他原来特务部的部下们管他叫这个组织的“老板”。
第三处先是由丁默邨，后来由金斌领导，负责监察邮电检查局，后来并入特检处，办公处在江西路。
统计局本应负责协调这三个处的工作。但实际上只有徐恩曾和戴笠派出了他们自己的人员到设立在南京西华门四条巷军委特务处总部工作。
真正的工作是由各部门自己执行的，他们之间基本没有什么合作。后来蒋介石为了保持自己对这个组织的控制，任命自己的亲信郑介民和徐人翼分别为副处长和军委特务处的总管。
郑介民曾是广东的一个冒险家，加入黄埔二期之前在新加坡开过一个咖啡店。他也是特务处的审查科长。
唐纵任军委特务处书记时，反对军阀的云南绅士邱开基当了执行科科长。
“十人团”原来的成员中，那些能够接受戴笠越来越严重的家长式独裁领导的人就在BIS二处待了下来，而其他受不了新的安排的人便转到了蒋正在建立的秘密政权的其他位置上：黄雍当了调查科的副科长，梁干乔负责复兴社的培训，余洒度则成了国民党华北宣传队成员。
二处现在有了具体的调查使命，它可以在“秘密领导公开，公开掩护秘密”的原则下利用军事委员会的权力来扩展它的业务。
但它的扩展得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才行：它的前身已同军事或政府当局下属的执法部门建立了固定的关系。这一点可在原来由邓文仪按契卡模式在南昌组建的调查科里反映出来。邓文仪于1933—1934年间由于没有处理好徐培根事件而遭殃。
空军署署长徐培根负责中央政府在南昌的机场。徐是个非常堕落的人，多年来一直盗用军款，后来到了1932年因为无法弥补亏空，他便决定销毁账目。于是他纵火烧毁了账本和一些军用飞机。徐被撤职后，蒋介石命令邓文仪的调查科调查此事。邓却一直磨磨蹭蹭。蒋一怒之下，在1932年把这事转交给了戴笠和徐为彬。他们调查出纵火的原因以及事后邓文仪直接对此事的遮盖。邓在1933年被撤去科长职务，而且完全失去了在三省“剿匪”区对调查科的控制，这些部门由戴笠接管。
从此，一直到抗战开始，戴笠一直被总司令叫作“戴科长”，即邓文仪丢掉的那个头衔。
对戴笠来说，这可是一个决定性的机会。首先，他所拥有的人员数目得到非同小可的增长：从145人增加到了拥有1722人的另一种规模的单位。
同时，戴笠占有了邓文仪多数或者全部的“骨干”：张毅夫（张严佛）、李果谌、袁寄滨、周声敷、王新衡和谢力公（谢少珊）。
其次，他所管辖的新部门包括延伸到南昌卫戍部队控制的所有省份内的常务情报机关。徐州行辕调查科、武汉及华中地区每一个保安处的调查股，现在起码在名义上都归他控制。
南昌行营调查科由戴笠接收后，徐州行辕调查科、武汉行营调查科，以及浙、赣、鄂、皖、湘、桂、黔、陕等省保安处谍报股（有的改为调查股或第四科）先后都归戴笠掌握。
再次，在二处的监护下，调查科开始把新获的权力当作军委会的一种武器来使用：它开始派出特工向各种卫戍司令部的侦缉处渗透，并企图接管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城市公安局的侦探队。
从此，戴笠特务系统透入了国民党的军事机关和地方保安系统，披上了公开的外衣。
最后，戴笠作为安插在每一个公安机构或警察署里的情报或间谍部门的头目，其职权还包括培训特工“骨干”。因为蒋介石在1934年任命戴笠为他在浙江省警察学校的特派员。下面我们将会看到，他很快夺取了对这个组织的人事和培训班的控制权。
这是蒋介石的情报机构第一次公开转变成广泛的合法控制网络。从此，他个人的安全机构得到了正式的权力。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其业务内容还是由蒋本人亲自控制。这不仅是因为这个机构的秘密使命必然地导致了蒋及其秘密警察之间既紧密又机密的关系，而且，是政府正规体制内一种团体的扩张——用当时的法西斯和长枪党的术语来说，是一种献身于美化领袖个人的军事化的团体，以使它在20世纪30年代能够以独裁加宗教狂的构式发挥作用。
于是，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中华民国体制的内部运转情况，那我们不仅应当把我们的视线投向蒋的官僚控制系统的公开转变，而且还必须关注他的思想意识形态的无形历史，而这一点导致了我们去探索“蓝衣社”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