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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业：清朝开国史》（以下简称《洪业》）的英文原书是美国著名中国历史学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 1937—2006）教授于1985年出版的一部两卷本有关中国明清嬗变过程的巨著， [1] 摆在读者面前的一卷本的中文版译自这一版本。
17世纪的危机在现代欧洲发展过程中具有深远的意义，是欧洲近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很多在欧洲之内研究的比较议题的焦点。
魏斐德之所以选择这一段历史进行研究，在于他认为：“1644年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勃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
而史景迁（Jonathan Spence, 1936— ）也认为：“明清过渡期及清朝对魏斐德来说是理想的研究阶段。”
魏斐德在此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亦即清初的制度模式如何以其制度性的控制和财政政策迅速摆脱了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却没有像欧洲一样进行深远的政治与经济的彻底转型。清初的满族统治者在汉族士大夫的协助下成功地克服了17世纪的危机，但也留下问题和隐患，使得中国无法抵御鸦片战争以来的欧洲列强的侵略，最终导致了帝国的灭亡。也就是说，如果要理解晚清乃至民国的中国社会，就要从明清的嬗变中寻找原因。艾森斯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 1923—2010）认为，17世纪的历史危机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和作用之旷日持久，一直波及到当代。
他指出：
魏斐德的分析指向了一个在比较社会——历史研究中即世界史研究中最迷人的问题，即制度模式与其大环境，特别是国际环境中的关系。制度对一个环境的适应性，很可能在另一个环境里，这种适应性就是障碍。这个问题并非局限在中国，比如，对于分析西班牙帝国或威尼斯的衰败也是至关重要的，但却没有人能够像魏斐德分析明、清中国那样清晰地呈现给大家。
正如艾森斯塔特所指出的那样，魏斐德的问题意识并非一个本质主义的中国经验，而是“在分析社会秩序所包含的种种具体方面的基础上，用明清朝代的特殊经历，来透析中国社会”
而已。
魏斐德之所以选择明清的嬗变作为他的研究对象，实际上与美国当时的中国历史研究状况有关。曾作为魏斐德的弟子之一的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 1942— ）教授在一次访谈中谈到了这一问题：
如果你研究一下早期的美国中国学作品，你就会发现，清朝仅仅被当作一个循环往复的朝代而已，大清王朝满族的特性并没有得到美国中国学界的足够重视。大清王朝——一个由满族人建立起来的王朝，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它与明朝有哪些不同之处？满族的特性是什么？满族的特性和儒家的理念是如何体现在满清的国家制度中的？满清政府运用何种独特的手段缓解了满汉冲突，使得满汉得到了调和？满清王朝特有的机构如“军机处”和王朝等级制度、政治制度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经过他十多年的探索和研究，才有了后来《洪业》这样的著作。
也就是说，满族征服了中原之后，中国历史是连续的还是断裂了的？清朝的历史与明代历史延续性的问题，是魏斐德思考的中心。他并不认为，清朝是满人征服汉人的历史，而是满汉调和与重建的历史，而在这其中他特别重视的是明清嬗替过程中的连贯性问题。清初满族统治者的精明之处在于成功地继承了儒家的文化并运用了这些观念，才找到了满汉调和的支点。降清的汉族官员和清初的统治者们在维护儒家的道统方面，形成了共同的利害关系——无论什么民族都应当忠于儒家的观念——这些教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保卫了儒家思想也就得到了身份认同。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17世纪的明清交替的阶段。
在《洪业》中，魏斐德希望通过清初对中华帝国秩序的重建来呈现的“洪业”（the great enterprise），昭示在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势力到来之前，中国社会就已经发生了一系列的重要变化。因此他特别认同白乐日（Etienne Balázs, 1905—1963）的观点，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并非鸦片战争，而是17世纪：
白乐日将“中国近代”的起点从鸦片战争向前推到了17世纪。在第一场演讲的开篇，白乐日就单刀直入地强调“近代中国的物质与精神之根源从17世纪寻找”。他指出，该领域的学者对那个历史阶段的了解有着很大的“空白”，他们“没有意识到那一时代对中国及整个东亚产生的极其巨大的影响”。
白乐日认为，这一时代解放的根源来自经济，而早期中华帝国黄金世纪的一些社会特征包括：1. 财政体制的货币化；2. 新的小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3. 贫穷之间、发达地区与穷乡僻壤之间的两极化；以及市民中出现了新团体；新的文学形式——小说的出现；等等。
魏斐德在《洪业》中在论及到17世纪江南的农业生产时，也特别强调了当时特有的发展模式：
在中晚明时期，农业的商业化，相应伴随着一种复杂动荡的社会状态的出现。在经济上，随着地主和佃户将维持生计的谷物收成变为植棉、养鱼和橘园、桑园的经营与茶树的种植，新的农业形式在江南开始产生了。新的农业管理技术发展了，常常需要使用雇工或是有人身依附性质的劳动力。这种管理农业的新形式要求更多的资本投资，特别是要用于灌溉，并且日益集中在管理地主手中。
实际上，明中晚期的江南已经相当富庶，一些人的活动已经渐渐从传统的农业转到了商业上来。这一地区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极具经济活力，相当繁荣。到了明代末期，江南的商业活动就更加发达了：
到晚明末期，江南开始向北方输出棉布以换取那里的原棉。松江这样的重要的棉花中心，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来自湖广、两广和江西的长途贩运商人——他们很多雇用保镖护送，每年都要买卖价值成千上万银两的标布（最高级的棉织布）。他们及其同行在苏州丝质市场上贩卖的这种棉布遍及中国，并创造了新的消费习惯和穿着要求，也使得棉布商人们大发横财。
在第八章中，魏斐德通过“江南地区的经济分化”、“社会依附关系”、“阶级矛盾”等几个方面，对江南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分化的情况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实际上，在他看来，中国和欧洲的道路选择并没有所谓正确错误之分。魏斐德明确反对沃伦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的世界体系论（world-systems theory）的观点，认为不能以此类的观点来研究中国历史，因为沃伦斯坦将“16、17世纪的欧洲历史当作世界性的模式，以欧洲为核心，认为这个核心的发展是世界文明的基础”。
魏斐德指出：“问题不在于中国为什么没有像欧洲一样出现工业化，而在于为什么欧洲与中国等大多数国家不同，出现了工业革命。这才是应该解决的问题。”
17世纪的欧洲社会在各个方面显然都没有超过中国的优势，只不过由于偶然的机遇推动了后来的工业化，因此欧洲工业化和欧洲的兴起是偶然机遇带来的意外结果，根本不是由于其内部具有某种优越性造成的。
加州学派的另一位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meranz, 1958— ）在他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的中文版序言中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尽管诸如‘为什么英格兰没有变成江南’之类听起来古怪的问题无疑并不比人们更为习惯的‘为什们江南没有变成英格兰’天生更高明，但它们也并不更低劣，它们还具有重要的优势……”
实际上，这样的一个问题意识，显然就超越了所谓“西方国家的崛起”和“其余地区停滞”的先入为主的二元对立的观念。因为如果以欧洲为世界体系的中心的话，就无法理解16世纪的全球性关联。
魏斐德的这部著作是想通过明清之变的叙事来阐述其历史见解的，明清之变其实只是他解决问题的载体。史景迁认为，正是这一段变革的时期，才能够演绎诸多戏剧性的故事：“在微观上讲，此阶段充满了栩栩如生的令人痛心的人生戏剧，其中既有发生在宫廷和战场上的，也有发生在家族、农村和市井中的。在那乱世之中，人们追求着生存之道。”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阶段之一。魏斐德所处理的尽管是明清之际的中国的史料，但《洪业》的主要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对中国历史的独特性有所说明，更重要的是对朝代更替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身份认同问题的考察。而后者对于历史撰述来讲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身份问题”在具体的明清之变中是“忠”的问题：
这个悲剧性的道德观念是一切行动的基点。忠到底是什么？它作为实际生活的准则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对于归顺清朝的明朝旧臣洪承畴，或者明朝时在扬州被围困及后来的屠杀中丧生的史可法那样的老忠臣，对他们为忠而造成的不及预料的后果，又如何看待？与其像一位哲学教授从本体论的角度讨论宋朝程朱理学那样，干巴巴地用事不关己的态度来谈论忠在道德上的暧昧或者切身利益与自我认同之间的冲突，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决定去写满汉各方坚持以某种方式献身于忠的男女们。我尽量将这些“具体现象”置于相应的时代背景当中，从而导致了一种叙事形式，它使剧情从华中延伸到东北边远地区，交替出现于各个篇章，直至最终汇于北方首都，直至另一代忠臣的奋斗在南方呈现。
“忠”——身份问题的体现是一个个鲜活生命的例子。这些栩栩欲活的“忠臣”或“贰臣”们的一举一动仿佛跃然纸上，魏斐德以其高超的叙事方式，将这些在情节上充满着意外的故事，实现在时代背景中的“自身置入”（Sichversetzen）。
通过“自身置入”可以看到这些明朝遗民在明清之变中的困惑、愤懑、不安、痛苦，以及所谓“贰臣”们的矛盾、焦虑、自责、纠结，这些都通过不同的事例而被魏斐德刻画得淋漓尽致、细致入微。死亡对于很多大明的臣民来讲，是忠诚于明室最好的明证：“表达这种忠诚，并在同时解决社会利益和个人信仰之间的这种冲突，一个办法就是献出一个人的生命。”
“我在读明清过渡时期的移民与贰臣传记时，一再发现中国历史学家不断地要在对儒家的褒贬问题上苦心孤诣。”
因此，所谓的忠的问题，不仅仅是历史人物的立场，也包括后世的历史学家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评价。
满族政权占领南京后，清统治者采取了在北方已经确定了的政策，一开始是所有军士，后来扩展到所有汉人都必须遵从满人的风俗，剃去他们前额的头发，将他们的头发按照满人的辫式编扎起来。
汉族知识分子将剃发看作是一种野蛮的行为，一种对文明的亵渎。而且对于一个文人来讲，剃发是儒者尊严的堕落。
著名儒家学者杨廷枢（1595—1647）由于断然拒绝剃发，而英勇就义。
这是明末清初复社领袖人物的身份认同：忠于明王朝，与清朝势不两立。
满族统治者清楚地知道，单凭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征服整个中国的，他们不得不仰仗归附的汉人来完成这一使命。同时，这一过程也是在经历了三代或更长的时间才得以完成的。魏斐德用18世纪蒋士铨（1725—1784）所创作的戏曲《桂林霜》和当时的一些史料讲述了马氏家族的身份认同的转化：
马氏家族的殉难还激发了百姓的想象力，因为他们总结了天命从一个王朝转向另一个王朝的缓慢而难以驾驭的进程：祖母是一个明朝的忠臣；父亲归顺了满洲；儿子是一个清朝的忠臣。这三代人的经历，也是中华帝国60年的历史。
三藩之乱中广西巡抚马雄镇阖家为清廷殉难的事迹，还原出了马氏家族从明朝的忠臣到忠于清代君王的身份认同的转移：祖父马与进曾是明朝的辽阳训导，1621年后金进攻辽阳，据说马与进战死在沙场。其妻听到夫君战死的消息后，为了表达对丈夫和明王朝的无限忠诚，带领家眷和女仆42人集体自杀。父亲马鸣佩以明诸生的身份归降皇太极。而60年后，马雄镇率家人共38口殉忠清朝满族王室。
清朝统治的巩固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早期接受汉族的合作者，到入关后遭遇抵抗；任用明朝旧臣和汉族官员来推行一系列的改革。也就是说，“经过入关后对明朝旧制加以沿用和调整的试验阶段，最后造成了一种汉、满两种统治方式的精妙融合物”。
“通过马氏家族，历史终于回到了原来的位置，而清朝如今已同明朝完全相称了，它不仅取代了明朝的统治，而且能够胜任。”
如此也完成了作为异族的清朝统治者拥有统治中国的合法性，汉族士大夫可以堂而皇之拥护乃至忠诚于清廷的过程：
只是在新儒学的忠君思想不再专属于明朝事业而开始与清朝的命运相连之后，清朝政府才能毫无矛盾心理地倡导这种美德，从而实现其自身从一个异族军事政权向一个握有统治天下之“天命”的合法君主转变。这一过程——对清朝的忠逐渐压倒对明朝的忠——最终完成于1673年“三藩之乱”期间。
建立一个以儒家价值观为根本的文职官僚体制，对于满族贵族势力来讲是一件新鲜事。对于那些驰骋疆场的满族高级将领这一招是非常管用的，现在他们都被掌控于儒家理念的价值观之下了。客观上来讲，原本随时可能产生割据势力的武将集团通过儒家理念而被皇权控制在了手中。
魏斐德特别重视作为反实证主义的哲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的观点，齐美尔认为“零星的形象”对社会现实至关重要：
对于我们来说美学观察及其解释的本质在于这么一个事实，即典型不应来自于独特，必然并非出自偶然，事物的本质和意义在于其意义和瞬息变化之中。任何现象要逃脱具有意义、永恒的本质都是不大可能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当魏斐德想从美学和政治的角度出发，“用17世纪文人近乎任性漂泊的生活，为在满人征服中国明朝时期包括浪漫派到禁欲主义者和仁人志士们在内的整个知识分子的阶层构画出一个‘传记轨迹’时”，
齐美尔上述的“零星的形象”成为了他的理论依据。一共十五章的《洪业》，每一章实际上是由多个不同的“零星的形象”构成的。以第十章“危时计拙”为例，在清军占据江南主要中心城市的过程中，魏斐德所钩沉出的“零星的”形象和事件有：“钱谦益与合作的污点”、“土国宝和太湖复明分子”、“溧阳、淮阳起义”、“1646年复明分子的失败”、“陈子龙与松江兵变”、“兜捕文人学士”、“淮安之谋”、“清廷的猜疑”、“复明党希望的复萌与破灭”、“万寿祺和顾炎武”。魏斐德通过把综合性的叙事以及分析性的文字相结合，揭示了这些人物和事件的本质和意义。
对一位美国学者来讲，中国历史研究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魏斐德借用他的老师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 1920—1969）的一段话，揭示出作为他者的中国历史研究的意义所在：
当人们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在没有破坏它的完整和个性下），与对西方历史的理解二者互相强化时，我便看见了一个世界的形成。这两种历史各自互属……因为观察家能够在头脑把其中的问题相互移位（不是移植问题）……还有，中国历史，必须加以研究，因为……这使我们在用以力图理解西方的同一个世界话语里，看出它的意义。
魏斐德认为，如果想要理解西方和世界，理解中国是不可或缺的步骤。实际上对他者的感知交往反映出的不仅仅是他者，同时也反映出自我对他者的想象、建构、阐释的模式。世界史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构成了反思自我、反思历史的一种重要视角。从这个方面来讲，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实际上折射出的是对自我的理解。
魏斐德在谈到他的老师列文森的中国历史研究“革命和世界主义”（1971）的时候，也表达了他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他并不认同文化本质主义者所认为的中国历史完全是一种特立独行的认识。他写道：
事实上，对他（列文森——引者注）来说，近代的压抑是一种“普遍状态”，这也使中国与其周围的世界捆绑在了一起。梁启超这类知识分子的困惑并不意味着将出现一部卓越的民族史，而恰恰表明了中国对一个狭义的世界近代历史的新介入。因此，列文森自己的学术方法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他原先的方法，经常在中国和其他国家间进行平行比较，现在，他有意识地将中国历史作为人类共同经验应有的一部分：“我试图将其他民族的经验和文明与中国的经验联系起来——不是为了一种勉强的相似，不是为了装饰，不是仅仅为了与其他有所‘关联’，也不是想以汇集综合来速成一部世界史，而是作为一个普遍来揭示中国。”
魏斐德的中国历史研究，在重视文化的差异性的同时，他也特别强调人类思想、行为方面的普世性特点。跟列文森一样，魏斐德也“有意识地将中国历史作为人类共同经验应有的一部分”。
传统史学认为，统治者的道德堕落会直接导致失去当政王朝的统治权力。同样整个社会秩序制度性的崩溃以及贪污腐败也都在侵蚀着明王朝的政权：党争、厂卫、宦官专政的政治倾轧以及皇帝的不理朝政等等。除了这些因素之外，魏斐德的视野更加宽阔，他将明末清初的中国历史放在了全球史的背景下来看待。除了《洪业》之外，我们可以从魏斐德一系列的相关研究中看出他“考察历史的全球视角”（a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past）。这同时是一个纵横交错的阐释理论网络，任何一个单一的原因都显得太简单了。
《洪业》一书展示了魏斐德深厚的史学理论功底。丰富的历史学理论不仅涉及到以往的一些学说，在他的参考书中也有四部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的代表作和两部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 1917—2016）的著作。可见全球史的观念，对于魏斐德来讲并不新鲜。也正因为如此，艾森斯塔特认为：“魏斐德将中国研究推向新的领域和方向，提供了分析中国在世界之位置的更为复杂的方法。”
在魏斐德的眼中，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从未脱离过全球的发展史，因此并没有一种孤立的、隔绝的中国历史存在。离开了全球的背景，中国历史根本不存在。不论是早期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1—1997）著名的“冲击—回应”理论，还是后来柯文（Paul A. Cohen,1934—）所谓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在全球史网络“互动”的影响下，他们所强调的显然都是不够的。因此，魏斐德反对任何形式的中心主义，不但是欧洲中心主义，也包括中国中心观，从而重新来理解东西方的关系。在《洪业》一书中，他将明清嬗变的历史进程与全球范围内的17世纪总危机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从整体观和联系观出发来进行分析，从而展现给我们一个具有世界性关联的中国历史。这是将中国内部的历史与全球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有益尝试。这些基本的观点包括：
1. 明末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货币体系中重要的一员。魏斐德认为，自罗马时代以来，中国便是欧洲货币的归宿。
17世纪的时候，东亚形成了自己的世界经济圈，所谓的“eine Welt für sich”，中国处于这一体系的中心，吸取了西班牙美洲所开采银矿的20%之多，这些白银以帆船装载直接穿越太平洋经马尼拉，运送到广州、福建和浙江，换取丝绸与瓷器。其他美洲银锭则通过在布哈拉（Bokhara）的中亚贸易间接到达中国。于是，新大陆开采出来的贵金属有一半来到了中国。将这个数字与日本输出的白银数量相结合，17世纪前30年每年到达中国的白银总量至少有25万—26.5万公斤，很可能会更多。
正因为如此，魏斐德将明清之变时期的中国历史置于全球性的相互关系情境中来理解和考察。
2. 17世纪全球气候发生了巨大变化。大约在1615—1675年间，全球气温下降了2—3摄氏度。在17世纪30—50年代，全球气温的下降造成了社会的动乱：饥荒、水灾、瘟疫、天花等。从万历三十八年（1610）到顺治七年（1650），中国的人口下降甚至达到了35%。
魏斐德引用布罗代尔的话说：“大约在同一时期，中国和印度与西方的进步与退化几乎同一节奏，似乎所有的人类都在原初宇宙命运的掌控之中，相比之下，好像人类历史的其他部分都是次要的了。”魏斐德确信，明末清初的中国同样卷入了那场覆盖整个地中海的17世纪的危机之中去了。
气温的下降造成了瘟疫肆虐，魏斐德在注释中写道：“在1641年瘟疫流行期间，桐乡县（江南嘉兴府）居民十之八九被传染。有些一二十口人的大户，竟无一人幸存。蛆虫爬出户外，邻居不敢下足。”
这种惨状在很多的中国史书中都有记载。
1644年在天花流行的北京，满人相信只要与汉人接触就会染上这种疾病，许多汉人被赶到农村去了。魏斐德解释说，这样的隔离措施还是起了作用的。种族分离。例如清人的那种做法，可以大大降低感染率，特别是在他们自己免疫力较高时。
据魏斐德的研究，实际上中国学者早在上世纪30年代已经注意到这一个小冰期的存在，17世纪初东北地区的作物收获时间比正常的年份推迟了15—20天。
可惜的是，之后中国学者类似的研究并没能继续下去。
[2]
3. 气候的变化也导致了17世纪白银流向的中断。
1620年至1660年间，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以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为中心的世纪贸易体系遭到沉重打击。在17世纪20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41艘，到了1629年便降为6艘，加之当时与中亚贸易的萎缩，新大陆输入中国的白银便大大减少了。
魏斐德由此推断，明朝末年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可能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的严重后果之一——在长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区，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了极大灾难。
在这个世纪中，中国和西方同时经历了全球性的危机。1618—1648年德国也爆发了旷日持久的三十年战争。
在1643年到1644年之间的秋冬时分，由于在湖广和江西的张献忠部队切断了向长江下游的稻米航运，局势变得异常严峻。接下来的春季和夏季又遭到了干旱的蹂躏，松江地区的所有水井都干涸了。当崇祯皇帝遇难和北京被李自成攻陷的消息传到长江下游地区时，米价几乎上涨了四倍。
在中国，由于接连不断的干旱和水灾造成的饥荒，伴随着天花和其他瘟疫，导致了人口的大量死亡。“有人认为1605年至1655年间，中国的人口减少了35%，这与欧洲各国人口减少的幅度大致相同，例如同时期德国人口减少了45%。英国减少了35%。这种比较说明当时中国人口减少不仅是由于李自成起义和满族入关，而且有其世界性的原因。”
明末人口的严重下降，恰恰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魏斐德因此断言道：“仅这一点便足以使历史学家们相信，中国也被卷入了17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机。”
魏斐德认为：“17世纪中国的危机发生在东亚的世界经济圈内，它的出现是气候和疾病等全球性因素影响的结果，并且进而间接地与当时正在兴起的大西洋世界经济（Weltwirtschaft）相连。”
他进一步认为，“这一危机的准确联系仍需探究；甚至还有可能的是，中国如此迅速地从1650年的全球危机中站起，为18世纪早期通过茶叶和丝绸贸易实现欧洲经济复苏提供了重要契机。”
明清之变，特别是清初统治者的睿智使得中国迅速从17世纪的危机中恢复过来，但这根本无法与欧洲的工业革命相提并论。“为维持顺治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设计的政治制度不足以抵御1800年之后在西方兴起的工业诸国。然而，两百年之后，中国要从发现自己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震惊中，用不完全自主的方式恢复过来，尚需时日。”
4. 明代以后的中国历史的书写已经不仅仅是在中文的系统中进行了。明代后期传教士的进入，留下了很多的史料。魏斐德同样注意到了这些史料，尽管他没有将这些资料作为重点来分析，但作为中国史料的补充，依然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明清之变要有世界眼光，要将这段历史放在全球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固有规律，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例如在对16世纪末没落的王室贵族的描写中，魏斐德也运用了天主教传教士的记载。道明会的顾神父（Gaspar de la Gruz, ?—1570）曾写道：桂林一带有许多因反叛皇帝而被流放的明室亲王，有数千户皇族生活在高墙大院之中。
此外还引用了佩雷拉（Galeote Pereira）以及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77—1629）的记载。
耶稣会传教士何大化（Antonio de Gouvea, 1592—1677）在写给大主教的年信中对1644年后发生在上海附近的农奴暴动作了生动的描述。
在书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等耶稣会会士对当时中国历史事件的记载。
正因为如此，周锡瑞教授认为：“魏斐德教授对美国中国学研究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一直将中国置于一个世界性网络中，一个比较的框架中去研究，他一直将中国置于世界发展的轨道上。所以，在魏斐德先生的作品中，没有绝对的‘中国中心观’或‘欧洲中心观’，在他全球化、大视野的研究中，无论是内部的变化还是外部的因素都是十分重要的。”
魏斐德认为，用来描述一个儒教王朝通过巩固对“天下”的统治，来赢得和保持“天命”的努力，被称作“洪业”。
“满族人完全有理由为他们以独特方式重建了传统的帝国制度而骄傲；他们虽然被视为夷狄，却以自己设计的有效措施解决了中原王朝面临的困境。”
从影响和作用来看，“洪业”使中国在满族人的统治之下，先于众多欧洲国家——英国、法国、西班牙，从17世纪的全球性的危机中恢复过来。在欧洲进行着艰难的工业化进程的时候，清初的统治者在汉族士大夫的帮助下，正进行着对儒家思想认同的意识形态重建的工作。
早在1633年，皇太极想要将金朝作为自己治国的楷模时，宁完我（1593—1665）向他提出，要理解文治的艺术，就应阅读“四书”；要改进战术，就应研究孙子等军事家的著作；要探究王朝兴衰之理，就应求助于《资治通鉴》。
1644年5月2日，就在多尔衮下决心着手征服中国的前七天，大学士希福（1589—1653）向在盛京的朝廷呈上了满文本辽、金、元三史，这几部史书包含着这几个征服王朝所经历的“政治之得失”，“其事虽往，而可以昭今；其人虽亡，而足以镜世”。
实际上，对于满族征服者来讲，如何处理与汉人的关系，从而建立“洪业”，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
问题就是满洲军队一向是以抢劫、奴役，或者掠夺牲畜袭击中国的，此刻为满洲服务的汉奸对多尔衮说，他必须把自己的军队改变成一支“正义军队”，以恢复中原一带的儒家秩序；他必须告诫他的满洲部落头领和各位亲王，要他们只是手下的旗手们改变以往的方式，得用“正义军队”的样子进入中国。他们必须知道不能在进入中国时用打猎时对待野兔和狐狸的方法来对待中国人，得收起箭藏起弓，把中国人当作人来对待。不能强奸妇女，不能肆无忌惮地屠杀老百姓。旗手们得到警告：若他们不遵命，便会看到结果将会如何。多尔衮的汉人顾问对他说：要是你这么做的话，天下就会开始统一，你将会创建一个延续多世纪的王朝。
清朝“洪业”的基础在于汉族知识分子的“辅佐”。魏斐德根据孙甄陶的《清史述论》和《贰臣传》制了一个“1644年及以后降清文官”表格，共58名。其中包括：1. 先附李自成，后降清的明朝文官；2. 在北京降于多尔衮的明朝文官；3. 在地方投诚，接受赦免，或顺治以后荐至北京的明朝文官；4. 南京陷落时及以后降清的明朝文官。
满族统治者不断加强与汉族士大夫的联盟，实行所谓的“满汉两头政治”（Manchu-Han Dyarchy）。
满族之所以能成功地统治中国，与他们迅速地认同儒家的意识形态有关。满族统治者，正是继承并利用了汉族知识分子的儒家观念，才找到了对于汉人有号召力的支点。这些降清的汉族士大夫们与清初统治者们在维护儒家道统事业中形成了共同的利害关系，不论是满还是汉，都应当忠于儒家的观念。清初的满族统治者以开放的心态和博大的胸怀吸收了大批优秀的汉族士大夫和明代的官吏参与新政权的建设。后来这些汉族士大夫逐渐发现，在崇祯朝代曾经试图进行但根本无法完成的财政、法律和经济的改革，通过与满族统治者的合作，竟然取得了成效。中华帝国重新获得了活力，并重建了帝国的秩序——这是一套满汉合作的新机制。
也正因为如此，魏斐德提出了以下的问题：
那么，他们所坚持的最终的善是什么呢？是作为明朝忠臣而蔑视清廷，还是那种拒绝为清朝效力但终究空虚无力的姿态？那些降清汉官在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结束之后，为了重建帝国的迫切任务而抛弃了英雄主义的幻想。历史是否会因此而对他们做出更高的评价呢？
魏斐德认为，这些思考也使得王夫之（1619—1692）等思想家对历史动因的复杂性获得了比以前的哲学家更加深刻的认识。
此外，康熙于1697年举行的特科（博学鸿儒）考试，邀请中试者参加官方《明史》的编纂，这对于满汉双方共同投入对大清帝国的改革和重建洪业，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魏斐德指出：“通过这种编修《明史》的方式，他们自身的历史存在得到了证实，而这正是其他任何表示赏识的做法所不能达到的，于是，所有明朝忠臣和降清汉官们便在维护儒家统治的事业中形成了共同的利害关系。”
正是满汉的融合，才使得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快地摆脱了17世纪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清初的改革，特别是在赋税制度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在1645至1661年间，丁口数从1000万增至1900万，约增加了90%。同时，从1651到1661年，登录在册的土地面积几乎翻了一番，从29亿亩增至约52.6亿亩。
从魏斐德的征引书目和引文来看，他很少会拘泥于中国历史的理论和叙事之中。在本书的一开头，在前言的引言中，魏斐德便引用了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论美国的民主》中的一段话。
具体到明清的嬗变中来，清朝的满族统治者继承并利用好儒家观念，从而得到对此信仰的汉族士大夫的支持，继而实现满汉的大融合，这是汉族士大夫的“学校”。因此，从人类的历史来看，满族入主中原并非发生在中国的一个独特历史现象。同样的例子有奥登（W. H. Auden,1907—1973）的《凯洛斯与逻各斯》（
Kairos and Logos
）中的诗句，
托克维尔有关中央集权的著名论断。
面对17世纪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清初的满族政府在汉人的帮助下，选择了与欧洲国家迥异的制度模式，使中国先于其他国家摆脱了这场危机。但魏斐德认为，“清初统治者在运用相当进步但属传统类型的制度与技术以恢复政治稳定的过程中，获得了彻底的成功。权力高度集中而未得到彻底的合理化改革；君主的权威提高了，官僚政治的积极作用却下降了。”
魏斐德假借“危机理论家”的观点认为，清代早期政治与经济的回复，可能是指对明末灾祸的“假性解决”：
“在多尔衮、顺治帝和康熙帝奠定的牢固基础上，清朝统治者建立起了一个疆域辽阔、文化灿烂的强大帝国。在此后的近两个世纪中，中国的版图几乎比明朝的领土扩大了一倍。因而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再没有真正的对手能够向清朝的统治挑战。”
由于没有真正的对手，就没有改进军事技术的需要。这当然是一把双刃剑：“中华帝国的这些专制因素诠释了，当17世纪国际性‘世界’环境都继续处于危机的时候，它为何具有控制此危机的能力。这些因素也解释了当危机性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它出现的弱点。”
而此时的欧洲，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从这种也许目的论色彩过于浓厚的意义上讲，中国战乱后的复苏并未真正解决其整体性的缺陷。如果我们承认欧洲近代早期出现的民族国家的发展模式是进步的，那么，清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正是打算通过与经受了同一场全球性经济、社会大灾难的其他国家所提出的方案背道而驰的另一种方式，使现存社会体制从这场危机中恢复过来。
艾森斯塔特同样指出：“危机在欧洲带来了影响深远的政治与经济转型，并将其引向了现代化。”
17世纪的危机对欧洲来讲无疑是一场灾难，但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却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欧洲旧的社会组织方式，从而成为了欧洲近代社会真正的转折点。在生死搏斗中，欧洲国家的战争技术和战术思想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专制的政体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不断得到优化：“欧洲大陆经济优势的所在地已经从地中海移到了北海，由于17世纪和18世纪的重大战争都发生在势均力敌的参战者之间，这些国家都被迫进行军事技术革新，并对独裁治理体系合理化。”
魏斐德的这一段话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清代没能与时俱进进行改革的根本原因。因此，这样的起初为欧洲专制主义者们羡慕的“洪业”，最终还是没能经受得住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
魏斐德对清初统治者的智慧赞赏有加，他在评价1840年欧洲列强以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对中国治理的失望后写道：“更糟糕的是，整个系统已经僵硬，失却了清朝统治初期所具有的韧性。”
史景迁将魏斐德称作“游吟诗人”，意思是说他既是古代游走的歌手，编故事者，又是道德困境的解围者。
很喜欢读魏斐德教授的文字，他没有成为小说家，我觉得是很遗憾的一件事。前些天，我跟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谈到他，顾彬说他是北岛的好朋友。我在《青灯》一文中也读到了北岛所描写的魏斐德的一颗文心——“那跨时空种族文化的航程，借助一种奇特的文体，将历史与个人、叙述与沉思、宏观视野与生动细节交织在一起”。
正是这样的一颗文心将作为历史学家的魏斐德和作为诗人的北岛的心灵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在北岛的文字中，一再可以感受得到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
“我很早就迷恋上历史叙事——……当我还处于孩童期时，父亲就指定我系统地精读古希腊和古罗马历史学家的著作（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塔西陀等），接着又指点我继续通读吉本、卡莱尔、麦考利，最后是施宾格勒和汤因比。父亲本人所受的也是古典文学和文学史的教育。当我十多岁在法国当青年学生时，又发现了法国19世纪早期的历史学家们，特别是米什莱和梯也尔等。大学的老师们向我推荐了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和其他一些德国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尤其是麦奈克（Friedrich Meinecke）和狄尔泰。我了解到，如果叙事要有历史意义的话，那么就得与其背景相交织。”
魏斐德的父亲从1944年开始写小说，两年后他的《小贩》（
Hucksters
, 1946）一举成名，被好莱坞改编成同名电影，风靡美国。在父亲的影响下，尽管魏斐德的兴趣在历史方面，他在哈佛大学读书时还是出版过一部题为《皇家棕榈树大道17号》（
Seventeen Royal Palms Drive
, 1962）的小说：
在哈佛大学，我主修的领域是历史与文学，但我重点是放在后者。后来我选了威廉·郎格的课，并被历史叙事的阐释力所吸引：心想，人怎能由此及彼，从阿尔第尔到萨拉热窝。但当我开始逐渐进入历史学家的领域时，我发现，不管我作为一个文学学生还是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小说家或者短篇故事作家，英国和欧洲大陆哲学家们的基本宗旨同我的偏爱丝毫没有冲突。
无论如何，他在文学上的天赋和训练，都为他后来从事中国历史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洪业》中，魏斐德引用了无数文学作品，文学所表现的历史真实有时超越了史书，更容易从中勾勒出时代精神（Zeitgeist）。仅在每一章的引言中，他就引用了白居易《缚戎人》、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二十、李雯《道出盱眙见贼所烧残处》、孔尚任《桃花扇》、陈子龙《避地示胜时》、吴敬梓《儒林外史》等。
魏斐德的笔下很少有干瘪的历史说教，善于讲故事的他，常常用史书中的事件，塑造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形象来。他所描述的李自成，情真词切，如见如闻；多尔衮颊上添毫，声情并茂。“李自成除了草莽的一面，还有有德者的一面；满族摄政王多尔衮除了欺骗中原人的外族人之一面，也有作为精明的实用主义者的一面。”
有关吴三桂，魏斐德当然不会放过由于闯王将陈圆圆占为己有，才使得吴三桂不惜招引清军进入中原的故事。“为一位名妓的粉面柳腰而不惜整个国家的沦丧，这是占据了后世中国人之想象的一种说法。”
不过，作为严肃的历史学家魏斐德也还列举了史学家彭孙贻（1615—1673）缺乏诗意的比较真实的描述，
因为他不仅仅要给我们讲故事，更重要的是要做出决断，哪些说法更为“可靠”。他的另外一个过人之处在于在各种不同的叙述话音和它们特有的节奏外，依然能够游刃有余地把握一种外在的、独立的分析性话语。
魏斐德借用海登·怀特（Hayden White, 1928—）的话，指出了“一种能够叙述的历史话语”是纵观世界并能将其反映出来的视角。怀特还说，对于叙事历史学家，“一个真实的叙述……其实对于题材的内容并无丝毫的增添，但却能体现真实事件的结构和过程”。
历史正是通过讲故事而变得鲜活，时代精神正是借助于叙事而得以体现的。
余英时（1930—）曾撰文指出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中国现代史家中以甲骨文、金文治古史而卓然有成者颇不乏极有灵感的诗人出身者，如王国维、郭沫若、闻一多、陈梦家等都兼有诗人与史家的双重身份，这个现象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诗的想象和史的想象之间似乎存在着一道互通往来的桥梁。无独有偶，1980年牛津大学史学教授特雷弗—罗珀（H.R. Trevor-Roper, 1914—2003）在其退休演讲中，便以“史学与想象力”（History and Imagination）为题，明确指出没有想象力的人是不配治史的。
可见，想象力是治史的第一条件。
正是靠着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叙事技巧，魏斐德描写了一个又一个的精彩的场景。他曾对李自成与吴三桂的交战场景做了绝妙的描写，李自成的军队因清军的出现而突然败北：
李自成的军队沿沙河排开，在岸边摆下宽阔的战阵，其队伍稍显混乱。但是当吴三桂的宁远精兵向前推进并冲进大顺军阵地时，大顺军并未后退。他们顶住了吴三桂军的反复攻击，并使之遭到重大伤亡——这伤亡是如此得惨重，假若吴三桂始终单独作战，势必大败。但是，就在李自成即将获胜之时，一片风沙从东面的小山坡上滚滚而来。在遮天蔽日的沙尘之下，清军迅速绕过吴三桂的右侧，扑向李自成的左翼。当大顺军转向这支从沙尘中冲到他们眼前的骑兵时，突然发现骑兵们剃光的前额。“鞑子兵！”随着一声惊呼，大顺军的阵地被突破了。大顺军掉头向永平逃跑时，退却变成了溃败，落在后面的士兵都被砍倒。到了永平，李自成想停下来重整旗鼓，但许多部下拒不听命，沿着通向北京的路一直向西溃逃。李自成不久也随军而去，将战场丢给大获全胜的多尔衮和吴三桂。
魏斐德正是通过这一穿越时空的高超技艺，真正让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受。
不过与文学叙述相比，历史叙述是有其尺度的：“对资料出处必须持有既审慎又忠实的态度，尤其是因为语言上稍有变动就轻而易举地导致叙述背离基本资料。这是主要的修辞形式应该是以准确为主，而不是文学性。”
他对历史事件的见解，通常是通过一幕幕再现的历史场景之后而作的阐述。
很多学者的论文往往强调所谓的客观性，而避免直接将“我”引入自己的文章之中。如此便形成了一种干巴巴的八股式学术论文体。魏斐德认为，这样的历史学家会错误地将历史作为单一的纪事：他们偏爱的写作方式是，先对手头某一题目的“文献”进行回顾，接着引出两三个假设来对“资料”进行论证。在魏斐德看来，要使整个写作结构保持简单明了以便于提问的话，那么这种研究方式实在显而易见的近乎贫乏。
而如果我们读魏斐德教授的论文的话，就会发现他会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研究论题有机地结合起来。《革命和世界主义》（1971）、《远航》（1993）等等，都在讲述自己的人生经验。
魏斐德所处的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正是历史学社会科学化的阶段。由于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家们提倡以“问题史学”取代“叙事史学”，传统史学面临着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地理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社会学科的挑战。由于这一阶段的史学家特别重视社会科学方法对历史的分析，而轻视叙述，通常运用跨学科、长时段的综合研究和深层次分析方法，从而使传统的叙事史学被过度“碎片化”。到了80年代，历史学家们提出重回历史学的叙事传统，但这次所谓的回归，并非回归到兰克史学的“宏大叙事”，而是更多地关注普通民众、微观历史的叙事。魏斐德正处在这样一个史学传统转换的时期：“不过那时在我看来，大多数追随他（指马克斯·韦伯——引者注）的学院派社会学家们都陷入了枯燥寡味的分析之中。他们的理想形式无外乎是平面性的具体化，而从来不体现立体的形象，不像韦伯隐喻中的‘扳道工’：他们改变了铁路的信号灯，让社会发展的自动车头驶入这条而非那条轨道中。”
社会科学碎片化的倾向，破坏了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学的完整性和迷人之处。
正因为如此，魏斐德提出了“讲故事何罪之有”的疑问。“现象学家和阐释学家都向我们保证：正是叙事和评论的相互渗透才使历史引人入胜并具有说服力，从而使历史的本意远超出单纯地讲述一个故事。”
历史学家显然不仅仅是讲故事，尽管魏斐德一再强调海登·怀特所说的“历史研究的工艺匠观点”，“认为叙事是一种完全值得尊重的‘造’历史的方式”，但如何平衡“叙事”和“评论”，以何种方式来处理它们的关系，依然是历史学家需要解决的问题。魏斐德认为史景迁的一部著作将这两者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
斯宾塞（指史景迁——引者注）的《上帝的中国之子》（1996）大胆地用了历史现在时来写，这就突出了叙事（erzählen）和评论（besprechen）的区别。“用来组合叙事的动词时态往往被认为缺乏具体的时间性。相反，它们提醒读者：这不过是一个叙述而已。于是对这个叙述的反应便是放松、保持距离，而不是卷进评论让人引起的紧张和投入”（里克尔）。类似的“诀窍”使当今读者能够把过去和将来连接起来，也使历史学家得以从Geschichte向Historie移动。
由于汉语没有时态的变化，在中文译本中如何处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对叙事和评论两者还是可以区分的。因此在魏斐德的历史著作中，我们既能从他的叙事中获得历史本身的知识（Geschichte），同时也能通过评论获得对历史的认识（Historie）。
史景迁在评论魏斐德的学术文章时说到：“文章蕴含着勇气、感情和学者风范……”
同时也认为“魏斐德显示了他对自己文章主人公之人生的深刻了解：他像个老朋友一样与他们对话，讨论他们；他对历史人物清晰的了解使他的描述如此到位，就像是这些人物复活了一般。”
魏斐德的叙事方式，除了希望从社会科学的分析中重回叙事传统外，他的读者对象既有专业人士也有一般的英语读者，所谓新文化史的微观历史研究，也是他能抓住读者心理，让读者感兴趣的方式。而具有这种能力的前提是历史学家本身要具有“一种无法遏制的探究好奇心”。
魏斐德的这些著作，为英语读者，特别是美国人民提供了了解中国社会和近代历史的绝好途径。
凝聚着魏斐德20多年对史学、文学创作灵感的《洪业》，英文版上下两册合计1337页（其中正文1127页/附录A. 出仕两朝的大臣；B. 1644年的“贰臣”；C. 地方政府中的旗人官员。合计13页），征引了西文427位作者615部包括英、法、德、西、葡等语种（英文版第1143—1187页）的著作；362位中、日文作者439部相应的著作（英文版第1189—1230页）。全书超过了3000个注释。世界上相关的书籍可谓一网打尽，为了该书的写作，魏斐德做了充足的准备工作。他在相关领域一直与东西方的研究者进行着密切的对话。魏斐德不仅有驾驭多种语言的能力，同时他对西方各种理论的娴熟程度也很少有学者能与他相提并论。改革开放之前的大陆历史学家的成就，如谢国桢（1901—1982）、小说家姚雪垠（1910—1999）等的观点也都为魏斐德所引用。而新时代在大陆出版的诸如《中华文史论丛》《明清史论丛》《历史研究》《清史论丛》乃至《光明日报》更都在魏斐德征引的范围之中。而在这一时代的大部分美国或欧洲的学者，很少会关注大陆的相关研究的。
哈佛大学的傅高义（Ezra F. Vogel, 1930—）教授指出：“关于魏斐德广阔的知识、罕见的能力、他那伟大的谦逊，以及他似乎毫不费力地把各种社会理论与原创性研究结合起来阐释广阔的历史和人文学的功底，我们所有有幸认识他的人都能讲出许多故事来。”
1992年曾任美国历史学会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AHA) ]会长的魏斐德，他生前的7部论著都产生过非同一般的反响，同时对美国的史学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洪业》获得了美国亚洲研究协会1987年颁发的列文森奖（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这部英文2卷、翻译成中文1卷的皇皇巨著，倾注了历史学家多年的心血。
魏斐德教授具有宽阔的胸襟，他指出：“我们现在应该认真思考那些狭隘的、自封的、带有种族偏见的文化伦理所带来的挑战……”
对待中国历史他很少有先入为主的观念，然后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文献中去找支持他观点的“证据”。他曾提醒历史学家在选择历史人物时，必须要极为谨慎。对此他举例说：“当我在考察1645年江阴屠杀时，我起初误把守城将士们的敢死精神看成是无谓的壮举。仅仅是在写作时，在我必须把笔落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判断时，我才意识到这样来解释他们的自我牺牲不免过于生硬——故事本身并不是这样展现的。”
很多西方的学者会以自身的期望为出发点，来审视中国。而魏斐德却能不断根据史实来调整、修正自己的观点，这的确体现了他的作品所具有的反思性和自我批判性的特点。
北岛认为：“……那些浩繁文献中的碎片，是通过历史学家的手连缀起来的。而历史给历史学家想象与阐释的空间，历史学家赋予历史个人化的性格。”
正是明清之变为魏斐德提供了想象和阐释的空间，《洪业》是一部魏斐德化了的动态的、鲜活的明清历史。这也验证了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的一句话：“历史给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它所激起的热情。”
很遗憾我没有见到过魏斐德教授本人，不过通过他人的文字，渐渐地一个有血有肉的丰满形象出现在了我面前。北岛说：“他深刻而单纯，既是智者又是孩子。跟他在一起，会让人唤起一种对人类早年精神源头的乡愁。他笑起来如此纵情毫无遮拦，如晴天霹雳，只有内心纯粹的人才会这样笑。我想正是他的博大、正直和宽容超越了学院生活的狭隘、晦暗与陈腐，超越个人的荣辱、爱憎与苦乐。”
我想，魏斐德教授既属于他的时代，属于他所在的加州，同时又超越了他的时代，属于世界。
作为海德格尔的中国弟子，熊伟（1911—1994）教授晚年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曾亲听海德格尔讲课三年，总觉他不像一个教授在贩卖哲学知识，而是一个诗人，满堂吟咏。一股奇异的风格萦系脑际，几十年不得其解。而今逐渐体会到：海德格尔是一个哲学家。”
同样，我们在读魏斐德的历史著作时，同样感觉到他不是在贩卖历史知识，而是像诗人、小说家一样在吟咏。我想，这也是史景迁为什么称他为近三十年来最好的近代中国史学家的原因。
因为对于魏斐德来讲，中国历史研究是他的“志业”（Beruf）所在，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并非仅仅是他的职业，他的研究对象而已：
我（魏斐德的夫人梁禾——引者注）曾问他（魏斐德——引者注）：“你一生致力中国历史研究，要是真有来世，那时你会选什么事业？”他想了想，说：“中国历史。”“还是中国历史，没见过你这样要迷两辈子中国历史的！”他憨厚地笑了笑，点点头，然后用中文敦厚地说：“对，我太喜欢中国历史了。在我眼里，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我庆幸自己有这份缘。”
1931年2月吴宓（1894—1978）在巴黎访问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后，在他的致友人的书信中写道：“然彼之功夫，纯属有形的研究，难以言精神文艺。”
尽管研究汉学的人很多，但真正能够深入中国精神之堂奥者，毕竟微乎其微。而魏斐德无疑当属对中国学问有形、无形研究俱佳者。
李雪涛
2016年10月
注释：
[1] Frederic Wakeman, Jr.,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2 vol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2] 有关17世纪全球性危机的系统阐述见贡德·弗兰克（André Gunder Frank）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2版，第5章“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第212—2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