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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梯顶端又是一扇对开弹簧门，挡住了后面的情形。大个儿用拇指轻轻把门推开，我们走进屋内。屋子是长窄形的，不太干净，不太明亮，而且气氛有些压抑。屋角有一群黑人聚在掷骰子的赌桌边，在圆锥形的灯光下聊天嬉笑。右边靠墙还有一座吧台。此外，屋里摆着一些小圆桌，稀稀落落坐着几个顾客，不管是男是女，清一色是黑人。

赌桌上的声音忽然停止了，上面的灯也一下子熄灭了。屋里倏地静得让人觉得很沉重。一双双眼睛盯着我们，那都是栗色的眼睛，嵌在一张张灰色或黑色的脸庞上。同时，还有一个个脑袋慢慢地转过来，上面的眼睛在一种死一般的沉寂中冷冷地盯着我们。

一个大块头、粗脖子的黑人靠在吧台尾端。他的衬衫袖子上系着粉红色袖箍，宽宽的后背上交叉着粉红色和白色相间的吊裤带，一看就知道是个保镖。他把跷起来的那只脚慢慢放下，缓缓转过身瞪着我们，两脚又轻轻分开，大舌头舔舔嘴唇。他的脸看起来历尽沧桑，似乎除了装缆绳的铁桶，别的东西的击打都禁受过。那脸上这里一块疤，那里一个坑，有的地方肿起来，有的地方呈格子状，有的地方像焊接过似的。我看这张脸是无所畏惧了，只要你想得到的事情，这张脸就一定经历过。

这个人长着一头短短的鬈发，稍稍带点灰白色，一只耳朵连耳垂都不见了。

他的身子又宽又重，双腿粗壮，有点O形腿，这在黑人中不多见。他又舔舔嘴唇，微笑着活动一下身体，然后随意地摆出一副拳击手的架势，低着头、弯着腰朝我们走来。这边，大个儿安安静静地等着他。

这个袖子上系着粉红色袖箍的黑人，将棕色的大手抵在大个儿的胸前。那么大的一个手掌，此刻看起来却像一粒纽扣。大个儿一动也不动。那个保镖温和地笑了笑。

“这儿不招待白人，兄弟，对不起。我们只招待有色人种。”

大个儿那对忧伤的小灰眼睛骨碌扫视了屋里一周，双颊微微发红。“想玩拳击啊，”他喘着粗气，声音也带着怒气提高了。“韦玛在哪里？”他问那个保镖。

保镖收起笑脸，上下打量着大个儿的衣着——他的褐色衬衫和黄色领带，灰白色运动服和上面的白色高尔夫球。他小心地转动着大头颅，从各个角度观察大个儿，然后低头看看那双鳄鱼皮鞋，轻轻笑了起来，觉得很有趣的样子。这时我有点为他感到难过了。

他轻声说：“你是说韦玛吗？这里没有韦玛，兄弟。没有酒，没有女人，什么都没有。滚吧，白人伙计，滚吧！”

“韦玛以前在这儿工作。”大个儿说，语气像是在做梦，似乎只有他一个人在森林中采着紫罗兰一般。我掏出手帕猛擦脖子后面的汗。

保镖突然笑了。“啐！”他说，又回头看了看背后的观众，“韦玛以前在这儿工作，可她现在不在这儿了，她辞职了，呵呵。”

“请你把这只脏手从我的衬衫上拿开。”大个儿说。

保镖皱了皱眉头，他不习惯有人这样对他说话。他把手从大个儿的衬衫上移开，攥起拳头。那拳头又大又紫，简直像个大茄子。他得保住他的工作，保住他的强悍声名，保住他的公众威严。他这么一想，就犯了个大错误。他用力挥出一拳，又快又急，攻向大个儿的腮帮子。屋内响起一片轻轻的惊呼声。

那一拳真不错，肩膀下垂，身体跟着摆动。他出手显然很重，而且看得出是经过训练的。问题是大个儿的头只晃动了不到一英寸的距离。他躲都没躲，硬是挨了一拳，身体轻摇一下，喉咙里发出一声低沉的吼声，然后就掐住了保镖的咽喉。

保镖挣扎着想踢他的下体，可是大个儿一把将他揪离地面转了一圈，他那双俗气的鞋子滑落到粗糙的地板布上。大个儿接着拽着保镖的身体扭向后面，换上右手抓住他的皮带，皮带像屠夫用的绳子一样裂开了。大个儿将巨掌抵住保镖的脊椎骨，把他抡到半空中，然后用手臂旋着他的身体，呼地将他飞掷过整个房间。那边有三个人赶紧跳开，保镖的身体砸到一张桌子上，然后又撞到护壁板上，声音大得恐怕在丹佛市也可以听到。保镖的腿扭了扭，然后他就躺着不动了。

“有些人，”大个儿说，“老是弄不明白什么时候不可以硬来。”他朝我转过身来。“对了，”他说，“我们俩去喝点东西。”

我们走向吧台。这时，其他顾客三三两两无声无息地溜过房间，朝楼梯口走去。他们就像草地上的影子那样安静，溜出去的时候连门都没晃动一下。

我们靠在吧台上。“威士忌鸡尾酒，”大个儿说，“你想喝什么，自己叫。”

“威士忌鸡尾酒。”我说。

我们都要到了一杯威士忌鸡尾酒。

大个儿沿着那个厚厚的矮酒杯的杯壁，面无表情地用舌头啜着里面的威士忌。他神情严肃地看着那个酒保。酒保是个瘦瘦的黑人，穿着一件白色外套，面容忧戚，走起路来好像脚痛似的。

“你知道韦玛在哪儿吗？”

“你说韦玛吗？”酒保带着哭腔说，“我最近没见过她。最近没有，绝没有！”

“你在这儿工作多久了？”

“我算算，”酒保放下毛巾，皱着眉头，掰着指头计算，“大概十个月吧，我想。可能一年，可能——”

“算清楚！”大个儿说。

酒保骨碌转动着眼珠，喉结滚上滚下像一只没有头的小鸡。

“这里变成黑人的地方有多久了？”大个儿粗声问。

“什么？”

大个儿紧握拳头，他手中的那只威士忌酒杯像要化为乌有。

“五年了。”我说，“这家伙不会知道什么叫韦玛的白人女子，这里不会有人知道的。”

大个儿看着我，好像我是刚孵出来的什么东西。威士忌似乎没有缓和他的脾气。

“是哪个浑蛋让你来管闲事的？”他问我。

我咧开嘴，努力撑出一个温暖友善的笑容。“我是跟你一起进来的，记得吗？”

他也朝我咧嘴笑了笑，那笑容很平淡，没有什么意义。“威士忌鸡尾酒，”他对酒保说，“把酒好好调一调，服务周到点。”

酒保慌张地走来走去，黑脸上的眼白转呀转的。我反过身背靠着吧台端详这个房间。房间里现在空荡荡的，只剩下酒保、大个儿和我，还有那个蜷缩在墙边的保镖。保镖开始动了，好像很痛苦也很费力。他慢慢地爬着，那模样就像苍蝇只剩下一只翅膀。他在桌子后面爬动，疲惫得像突然老了几十岁，突然幻灭了似的。我就那样看着他爬动。这边酒保又放下了两杯酒，我把身子转过来。大个儿看了保镖一眼，然后就对他不理不睬了。

“这里什么都变了，”他埋怨道，“以前这里有个小舞台，有乐队，还有一些可以找乐子的小房间。韦玛在这儿唱歌，一头红发，可爱得很。我们本来就要结婚的，结果他们给我设了一个圈套。”

我开始喝第二杯威士忌鸡尾酒，觉得我今天的这次冒险差不多可以结束了。“什么圈套？”我问。

“你想想我说八年不在是去了哪里？”

“去追求女人了？”

他伸出香蕉般大小的拇指戳着自己的胸膛：“到监牢里去啦！我叫马洛伊，别人叫我驼鹿马洛伊，因为我个儿大。知道大弯银行抢劫案吗？我抢了四万元，一个人干的，不错吧？”

“那么，现在可以花那些钱了？”

他锐利地看了我一眼。这时，我们身后有声音传来，是那个保镖挣扎着站起来的声音。他的身子窸窸窣窣晃着，手压在赌桌后面一扇黑色的门的把手上。门开了，他几乎是半摔了进去。接着，门又紧紧关上，锁声咔嚓响起。

“那门通向哪里？”驼鹿马洛伊问。

酒保双眼露出慌张的神色，惶恐地盯着保镖跌进的房间。

“那——那是蒙哥马利先生的办公室，先生。他是老板，他在后面有一间办公室。”

“他也许会知道一些事情，”大个儿说，一口吞下杯里剩下的酒，“他最好也别玩花样，别跟那个家伙一样。”

他迈着轻快的步子，慢慢地、满不在乎地穿过房间，用他那厚实的肩背碰了一下那扇门。门是锁着的。他摇晃着门，一块门板掉了下来。他穿过那扇门，把门关上。

接下来又是一片沉寂。我看着酒保，酒保也看着我，他的眼神变得若有所思。他擦着吧台，一边叹气，一边用右胳膊抵住台面。

我伸手去抓他的胳膊。那胳膊瘦伶伶的，似乎很容易就会被捏碎。我抓住他的胳膊朝他微笑。

“你在下面做什么，小子？”

他舔舔嘴唇，身子朝我的手臂靠过来。他一声不吭，发亮的脸渐渐罩上一层灰暗。

“这家伙可不好惹，”我说，“他如果翻脸不会有慈悲心肠，喝了酒就会这样。他在找他以前认识的女孩，这里以前是白人的地方，明白吗？”

酒保又舔舔嘴唇。

“他离开这儿很久了，”我说，“八年了。他好像不知道八年有多久，我还以为他会觉得那有一辈子那么久。他认为这儿的人应该知道那个女孩在哪儿，明白吗？”

酒保慢慢地说：“我以为你们是同伙。”

“我是身不由己。他在楼下问了我一个问题，然后硬把我拽了上来。我这辈子还没见过他，不过，我可不想被人抓着在房间里撂来撂去。好了，你到底在下面做什么？”

“想拿一支锯短了的猎枪。”酒保说。

“嘿，那可是违法的。”我小声说，“听好，你和我是一起的。还有别的吗？”

“雪茄盒里还有一支左轮手枪，”酒保说，“放开我的手！”

“好的，”我说，“现在移过来，小心点，站一边。现在可不是开火的时候。”

“谁说的，”酒保揶揄地说，疲累的身子倚在我的手臂上，“谁——”

他突然停下来，眼珠转动几下，头猛地一抬。这时，一个沉闷而利落的声音在后面响起，那是从赌桌后的门后传来的。那可能是关门声，但我觉得不是，酒保也觉得不是。

酒保僵住了，惊得口水都流出来了。我仔细地听着，没听到别的声音。我快步走向柜台一端，我实在听得太久了。

后面的门砰的一声开了，驼鹿马洛伊从里面冲出来。突然，他猛地停住，脚像被钉住了一般，灰白的脸上露出笑意。

一支军用柯尔特点四五口径的手枪握在他的那只巨掌中，像玩具一样。

“谁也不许乱来，”他安详地说，“把手放在吧台上。”

我和酒保都把手放到了吧台上。

驼鹿马洛伊扫视了屋内一圈，他脸上的笑容有点僵硬。然后，他轻轻穿过房间，完全是单独抢劫银行的样子，虽然那一身衣着实在不像样。

他来到吧台旁。“举起手来，黑鬼。”他轻声说。酒保高举着双手。大个儿走到我的背后，用左手搜我的身。他呼出的热气吹在我的脖子后面，一会儿后，那热气消失了。

“蒙哥马利先生也不知道韦玛在哪里，”他说，“他想告诉我——用这个。”他用他那硬实的手拍拍那支枪。我慢慢转过身看着他。“对了，”他说，“你们将来会知道我的，也忘不了我的，伙计们。告诉那些人小心一点。”他晃着枪，“好了，再见了，小子们，我得去赶公共汽车了。”

他大剌剌地往楼梯口走去。

“你还没付酒钱。”我说。

他停下脚步，仔细地看着我。

“你说得对，”他说，“不过如果我是你，就不会这么咄咄逼人了。”

他往前迈步，穿过对开弹簧门，走下楼梯。然后，脚步声渐渐远去了。

酒保弯下腰，我跳到吧台后面，将他推到一边。台下架子中的毛巾下面有一支锯短了的猎枪，旁边的一个雪茄盒里还有一支点三八口径的自动手枪。我把两支枪都拿出来，酒保则背靠在吧台后的一排玻璃杯上。

我从吧台一端绕回去，穿过房间，走向赌桌后的那扇破门。门里面是一条L形的过道，黑漆漆的，那个保镖躺在地上不省人事，手中还拿着一把刀。我弯下腰把刀抽走，将它丢在后面的楼梯上。保镖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手软绵绵的像一堆泥。

我跨过他的身子，推开漆着“办公室”字样的门，那字上的黑漆已经剥落。

在半封死的一扇窗户旁，有一张窄小破旧的办公桌，一个男人的躯体直挺挺地靠在椅子上。那是一张高背椅，男人的头沉甸甸地挂到椅背后去了，这样他的鼻子就正朝着那扇窗户。那头挂着的样子，就像手帕或铰链折过去了一样。

男人右边的抽屉是开着的，里面有一份中间有油渍的报纸，我猜枪是从那儿拿出来的。用枪抵抗原本可能是个好主意，但现在这位蒙哥马利先生脑袋的样子证明这个主意大错特错。

办公桌上有部电话机。我把那支锯短了的猎枪放下，先锁上门，然后开始拨电话给警察局。这样我觉得比较安全，而且蒙哥马利先生好像也不介意。

当巡逻车里的那些小子踏上楼梯时，保镖和酒保早就脚底抹油溜之大吉，全屋只剩下我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