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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有些学者研究中国问题时，总是疑虑重重，要么替中国担心，要么担心中国。“崩溃论”害怕中国经济一落千丈，因“内爆”导致“黄祸”；“威胁论”则担心中国崛起，因“外爆”引发“红祸”。尽管中国政府一再强调本国崛起乃“和平崛起”，但是，有些学者们终究放心不下，他们认为你既然要“崛起”，就不可能“和平”。除了宏观政治、经济等分析外，甚至还有个细腻的理由——有汉学家对“崛”字不放心。
有一位外交官朋友，曾经和我谈起美国某些汉学家如何通过构词法理解“中国崛起”。只是，这些汉学家的说法多少有些耸人听闻。他们说，大家注意了没有，在汉语字典里，“崛”是“山峰突起”的意思，而熟悉地质学的人都知道，“山峰突起”的一个大前提可能就是发生地震！
人的想象真是离奇。汉学家发现“崛”字里有“出”和“山”，就想到中国崛起意味着中国“出山”，而且“出”字是两“山”相叠，凑一块儿就变成出“三座大山”压迫世界了。更让他们胆战心惊的是，在一山之旁、两山之上，更有伏“尸”要“出”。
或许有人说，这种解构难免牵强附会。不过，文化是观念的反映，美国汉学家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他们对比其他大国的历史，担心崛起的中国会穷兵黩武，延刀兵之祸。
汉学家们有汉学家的局限。若要通汉学，仅仅知道“崛”字的几种解法远远不够。熟悉“愚公移山”的中国人知道，其实山是可以堆出来的。所以，若想平息汉学家们的忧虑，最好的办法就是多印点“愚公移山”的小册子给他们，或者带他们到中国北方城市里的“堆山公园”里转转，借此告诉他们“和平崛起”是可以堆出来的。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说“和平崛起”是结果，那么作为过程的“愚公移山”“愚公堆山”的合法性同样值得关注。比如，堆山之土从哪里来？国家做“愚公”时，民众如何避免做“愚民”？如果山是公民自己的，“社会山”本来风光无限，却要被强行拆迁到国库里去堆积“国家山”，自然令人担忧。如此枉顾民权的“愚公移山”，虽常见于和平年代，但以权利论，也可能像几百年前贝卡利亚描述死刑一样，被理解为一场“国家对公民的战争”。
一个国家，若不尊重本国国民的权利，如何能舍近求远，尊重他国？事实上，这也是一些西方人士担心发展中国家崛起会走德国老路的原因所在。更何况，用弗里德曼的话说，“已经集中起来的权力不会由于创造它的那些人的良好愿望而变为无害”。
1840年，是意味深长的一年，它被视为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开端。就在同一年，年仅35岁的法兰西青年托克维尔在漂洋过海、充分考察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后出版了《论美国的民主》下卷。此前，在《论美国的民主》上卷中，托克维尔曾以寥寥数百字，概括了大国崛起的两种模式：
“当今世界上有两大民族，从不同的起点出发，但好像在走向同一目标。这就是俄国人和英裔美国人……美国人在与自然为他们设置的障碍进行斗争，俄国人在与人进行搏斗。
“一个在与荒野和野蛮战斗，另一个在与全副武装的文明作战。因此，美国人的征服是用劳动者的犁进行的，而俄国人的征服则是靠士兵的剑进行的。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美国人以个人利益为动力，任凭个人去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而不予以限制。
“而为此目的，俄国人差不多把社会的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一人之手。前者以自由为主要的行动手段，后者以奴役为主要的行动手段。”
托克维尔像预言家一样指出：“他们的起点不同，道路各异。然而其中的每一个民族都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终有一天要各主世界一半的命运。”
托克维尔无缘像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人一样见证这两种模式如何演变为两个超级大国，更无缘看到主宰世界一半命运的纳粹主义德国、军国主义日本与极权主义苏联的倒掉。历史给这些国家开了个残酷的玩笑——所谓“大国崛起”，对于它们来说，不过是在国家主义的威权之下集全国之力空放了几个一毁俱毁的大礼花。
进一步说，根据各自实现的价值目标，“崛起”实际上可以细分为两种：一是国家崛起，二是国民崛起。前者是国家权力（政府）的崛起，后者是国民权利的崛起；前者信奉外表的强力与统一，后者注重内心的自由与幸福；前者信奉国家道德上团结，后者注重个人思想上创造；前者使社会走向封闭与单一，后者使社会走向开放和多元；前者表现为一种反向运动，国家崛起的过程，也是民权衰弱的过程，后者却是正向运动，国民崛起丰富了国家，使国家不至于凌空蹈虚，徒具虚名，并在适当的时候使国家这一政治工具得到修理或改进。
如国际历史学会会长于尔根·科卡所说，德国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是从上而下由国家发起和实现的，而美国和英国却主要是由社会来推动的，其动力来自于社会。有学者们用这样的语言来形容德国：这是一个奇妙的国家，它要么考问世界，要么拷打世界。当它用思想来考问世界时，它是伟大的；当它用战争来拷打世界时，便有了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见《大国崛起》解说词）
用思想来考问世界，就是以思想为犁，以建立思想共和国为价值指引；而用战争来拷打世界，则滑向刀剑共和国。在此意义上，后冷战时代苏联的土崩瓦解与美国的继续繁荣，是思想共和国对刀剑共和国的胜利。而今人对于美国以枪炮谋求全球霸权的忧惧，正是因为看到了历史上所有刀剑共和国无不零落成泥碾作尘的前鉴。
谈到国家的意义，几年前我在相关的评论中指出“国家是一个珠宝盒”。国民是珠宝，国家是珠宝盒，意味着国家若不以国民价值为第一价值，则国家毫无价值。同理，国家崛起若不以国民崛起为前提和保证，就会闹买椟还珠的笑话。
应该看到，几十年来中国由封闭而开放，既暗合“社会”从“国家”体制中逐步获得解放，同样见证了“社会”从“社会主义”中被发现的过程。任何试图否定改革开放或要求国家重新集权的人，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推翻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近三十年来中国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正是拜解放思想与解放社会之所赐。今人所谓谋求“新新中国”，即是在中国实现“国家解放”后再谋求中国的“社会解放”，而中国若要“和平崛起”，就必定要请社会“和平出山”。
笔者以为，所谓“国家解放”以及紧随其后的“社会解放”，不过是飞机起降的两个阶段。此一情形，恰似一场始于战乱的飞行。当人们拿着各自的行李物品，挤上了一架租来的救援飞机，赶往自己的逃生之地时，前一阶段，为了更好地逃生，机组人员让所有人进了飞机，以逃避外面的祸患，是谓“国家解放”；后一阶段，当飞机着陆，抵达安全地带时，人们走下飞机，每个人都有权取回属于自己的行李，是谓“社会解放”。从关紧舱门到打开舱门，事实上也是国家与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在此意义上，所谓转型就是从“国家解放”转向“社会解放”，其成败关键就在于如何使此一过程有条不紊地缩减到最短。
在机舱这一封闭环境中也可能会发生以下某些小插曲：
比如说，机组人员以外部世界仍旧危险的名义迟迟不肯着陆，抑或因为对伤病者同情，抑或出于其他美好的情意，要求所有乘客交出自己的全部物品，并在此基础上实行平均分配。当然，这个想法多少有些乌托邦。人们注意到，在这个由商量演变为争吵的过程中，平均分配不仅未能被公正执行，而且违背客观规律，因为有些东西是不能平均分的。比如说，一把小提琴，你搞平均主义把它切成中草药碎片一般分给每位乘客，人们就不仅失去了一把小提琴，一个音乐家，而且可能从此失去了音乐。
同样重要的是，在机舱这个封闭的环境里搞平均分配，难免给人一种“幸福到此为止”的印象——这种分配着眼于分配过去，似乎忽略了乘客有朝一日走到机舱之外的所有创造。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飞机虽然已经着陆，机组人员却让飞机维持着继续飞行的假象。关于这一点，前南斯拉夫导演库斯图里察在他的电影《地下》里已经有了杰出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