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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问今日世界最流行什么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恐怕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二者的折衷，是“社会资本主义”。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社会化与资本化的进程已经启动，并且小有所成。过去，无论是推崇社会主义，还是反对资本主义，最后都是主义挂帅，既表现为“主义压倒社会”，同时又表现为“主义压倒资本”。其结果是，现实社会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相去甚远。
社会主义经典理论集中批判资本主义的资本化将资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并主张社会主义要搞社会化，应将公众利益放在第一位。然而，时至今日，当意识形态的执迷被时间吹散，人们蓦地发现，在权力、社会与资本这三大要素之间，最令人不安的既不是资本的贪婪，也不是社会的自由，而是有组织的权力的不受约束，是社会化与资本化都让位于权力化，并导致权力吞噬一切。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化的深入，中国经济进入一个全面资本化的过程，即“财富”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如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所指出，与以英国为肇端的工业革命一样，金融革命同样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举，许多现代发达国家都是受益于这一百五十多年来的金融革命而迅速发展与强大起来的。一百年来美国的繁荣，其动因有三大支柱：工业革命、科技创新以及金融革命或经济的“资本化”。
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所经历过的金融化发展，也是美国过去一百五十年来金融化发展的一个缩影。相较而言，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有财富但没有资本的社会”。土地、自然资源为国有且不能出让使用权，不具备资本价值；企业为国有、集体所有，它们的财产和未来收入流也不可以交易，不能买卖，更何况这些产权也没清楚界定过；而公民作为社会主义大机器中的“螺丝钉”，个人的劳动力与智慧也属于国有财产，所以公民未来劳动收入不可能被金融票据化。而三十年来，中国不断将以上三种资源做渐进的资本化操作，已为社会提供了大量资本。第一阶段是从1978至1990年代中期，其核心是给老百姓选择与买卖的自由，包括劳动力市场与创业市场上的自由，即从计划到市场的“市场化”。此后特别是1998年之后则进入“资本化”阶段，就是让企业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土地和各类自然资源、劳动者未来收入流，都可通过产权化、证券化或者金融票据化转变成流通的资本，把死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变成随时能变现、变成可以花的钱。
陈志武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谈到市场与资本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改变：在过去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农业生产能力又极其有限，温饱总是最主要的挑战，所以，儒家主张以血缘家族为基础来实现人际间的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并给它配以“三纲五常”文化价值和名分等级社会秩序，那可能是过去两千多年里相对最优的一种安排，使中华民族能够繁荣昌盛。在那种社会秩序下，“三纲五常”和名分等级秩序的刚性当然阉割人的个性，却可以使人际间的交易风险大大降低，节省交易成本，所以，牺牲一些个人自由和权利似乎是当时生产能力低下的条件下迫不得已的选择。加上当时的人口流动少，世世代代是左邻右舍，这也使儒家依赖的道德约束多少能行得通。
可是到了今天情况已大不一样，人口的广泛流动，市场范围的扩大，已大大削弱了道德的约束力。再加上今天金融市场已经在许多方面取代了家庭的保险以及其他经济交易功能，没必要再把亲情和经济利益交换混在一起，也没必要再接受“三纲五常”对个人自由的约束。换句话说，今天为这些约束所要付出的代价远远高于所能得到的好处，所以儒家主张的约束已不合算，而自立和个人自由的价值更高。
据陈志武理解，中国过去三十年经历的情况可能是这样，从1980年代先是市场化发展，把各地区间的市场整合到一起，包括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劳动力开始跨地区流动，在哪里工作、生活逐步跟你在哪里出生、长大脱离关系，中国人和产品也开始大量出国。与此同时，他们的私有财产也在增加。到1990年代，人们开始接触现代金融产品，先是各类保险品种，然后是养老投资、基金品种、按揭贷款品种，慢慢地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金融产品的好处，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金融产品让你能把自己未来的各种经济需要、保险和养老安排好，让你在未来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需要靠别人的施舍过日子，保证你总有独立的人格尊严。经济上的自足历来是人格独立的基础，而金融又是保证未来经济自足的工具。
此外，陈志武看到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过去二三十年里市场发展和金融发展已经改变了中国人很多的文化价值观。
“当你观察上海、北京等大城市里父母亲与他们的孩子交流的方式时，你会发现，它正变得越来越像在典型美国家庭观察到的那样，也就是，父亲通常不会试图在孩子面前摆出一副威严、一副不可亲、不可近的样子，已经不是一种从上至下的、单向的、命令式的姿态。相反，你会看到，更多父母以一种非常平等的方式与他们的孩子沟通，试图进行一种心对心的对话沟通。”
当父母不再把孩子当做他们的养老保障、当做他们的投资载体时，他们没有必要担心“天啊，如果我的孩子现在就不听话，他将来怎么会孝顺？我在他身上的投资怎么会有回报”？于是，他们也就没必要处处打骂孩子、压制阉割孩子的个性，迫使孩子时时听话。这些父母为自己买好保险品、退休品、养老基金等等。此后，从经济上，他们就没有依靠儿女的必要。当然，这种“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只见于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在中国更广阔的西部与农村，依旧流行“养儿防老”。
除了陈志武所说的这种改变之外，还有一个重大变化是：在过去，被体制驱逐的才子佳人往往不得不面临窘迫的命运，而现在他们照样可以在社会上谋得一份待遇优厚的差事，或者通过手中的财富与资本过上有尊严且有自由的生活。
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文版（2002）序言中所说：“中国仍然远不是一个自由社会，但是毫无疑问，中国居民要比在以往更为自由及富有——除了政治以外，在各个方面都更为自由。在政治自由方面甚至有了一些初步的、微小的增长的征兆，具体的表现为日益增多的农村干部的选举。中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它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戈尔巴乔夫曾经说：“我们的共同家园是这个世界本身，我们的命运是相同的，如果说某一个地区只想着自己繁荣昌盛，而身边的整个世界都是饥荒的话，它的繁荣是不可能的。”历史一次次证明，无论过去的冷战，还是现在似有还无的“文明的冲突”，那些无谓的对抗并不能解决人类的当务之急，真正有益的是要回到人的条件本身来思考人类文明。
两大阵营不复存在。与此对应的是，这个国家在价值论上渐渐褪离共产主义的理想躯壳而转向对共生主义的无名探索。从“共赢”到“和平崛起”，从邓小平取道市场经济到江泽民时期公开承认资社共存，从胡锦涛“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到十七大呼吁结束两岸敌对状态，中国政府积极融入世界、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的大脉络已渐清晰。
共产主义与共生主义都重视公共性。区别在于共产更重对过去与结果的分配，而未有效解决生长问题；而共生则更重当下与未来的存续生长，更重对自发秩序与自我拓展的认同呵护。如果说共产面向一个正在消逝的世界、权力分配的世界，那么共生则因面向生命而面向未来。那是一个由生命分配的世界，生命之平等决定了随之而来的分配平等更货真价实。
资本主义国家亦面临抉择。显然，尤其经过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融合后，老牌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真正区别在于民主政治而非主义。比如欧洲尽管“姓资”，但在民权视野下许多国家并未放弃社会主义理想，密特朗不也私下表示其执政理想便是消灭法国的资产阶级？上世纪六十年代，在西方世界指责社会主义国家极权时，马尔库塞同样将发达工业社会描述为技术进步下的新极权社会。今日更有美国知识分子鼓吹为资本主义升级，即在经历了“短缺与匮乏”的“资本主义1.0”和今天“过剩与铺张”的“资本主义2.0”后，资本主义必须进入讨回公共权益的“资本主义3.0”的时代。
今日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已经由对立走向融合，具体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化”和“社会主义资本化”。一方面，像中国这样曾经追求绝对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经济与政治几乎走向了崩溃的边缘，终于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走向新生。市场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发展，私产入宪与物权法的制定等等，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注入了它过去曾极力反对的资本主义因素，使之收获现实的活力与历史的报偿。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国家，福利资本主义、民主资本主义和股票资本主义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当股份制成为社会分配财富的重要方式，现代资本主义实际上已经从过去的私人资本主义过渡到了“社会资本主义”。当中国讲到“全民所有制”的时候，常常会陷入“国企为什么不向社会分红”“全民是谁”的争论，究其原因，问题关键仍在于国民没有明晰的产权与股份。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资本市场的发达，多数国民持有大公司的股票，以至于这些公司更具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
早在1988年，著名学者、社会主义学家高放在《从传统社会主义到现代社会主义》一文中提到“社会资本主义”这个概念。高放将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概括为四个阶段：即16世纪初到18世纪末的封建资本主义（此时资本主义在欧洲封建社会内部孕育成长）；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的自由资本主义；19世纪末大体上至20世纪70年代的垄断资本主义；而1980年代以来可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即社会化程度更高、社会主义因素在逐步增长的资本主义。
2001年，高放又在《江汉论坛》上撰文指出社会资本主义阶段的六个主要特征：第一，社会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更高了；第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社会化的程度更高了，社会资本股份化，股份资本职工化、大众化、分散化、全球化；第三，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发生大变化，中间阶级扩大化，工人阶级出现白领化、多领化、知识化、有产化趋势；第四，国家政府的社会职能大为增强；第五，全球各国之间的竞争与协作大为增强；第六，社会主义因素逐步增长，有越来越多的工农大众出资自办企业与合作社，职工参与企业管理，政府实行社会保障与福利政策等等。总体而言，当代资本主义由于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社会结构到社会生活，从内部关系到国际关系，社会化的程度都越来越高，范围都越来越广，层次都越来越多，社会主义的因素又在逐步增长，所以可称为社会资本主义，或者说是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在高放看来，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不是列宁在1916年批判的帝国资本主义，而是社会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不是必然腐朽的，而是被社会重新焕发了活力。
为什么帝国资本主义衰亡了，社会资本主义却欣欣向荣？无论中国现在走的是市场社会主义，还是社会资本主义；无论资本主义将来是否还有其他更高形式，不可否认的是，迄今为止社会资本主义能成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和社会与资本的相互渗透与联合分不开的。社会资本主义取代过去的私人资本主义、野蛮资本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不断推动的结果，是资本不断社会化的结果，是现代传播科技发展及治理模式变革的结果。也正是这个原因，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从资本社会化、管理社会化和分配社会化等方面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一场至关重要的转变：资本的社会化表现在股份的分散化和大众化，员工持股和人力资本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资对立；管理的社会化使企业决策更加民主，员工可以影响企业决策过程；而分配的社会化使资本主义社会分配趋于公平和合理，政府与工会对收入分配的干预程度增强，工资由资方单方面决定改为双方谈判，除了工资收入外，员工还可能持有一定股权。
而这种社会化浪潮，并非突如其来。只是在过去，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因素被遮蔽与忽略了。有人甚至认为，从17世纪初荷兰出现首个股票市场开始，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资本社会化便已经悄然开始。如今，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许多骨干企业都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社会化改造，社会化的资本市场也日益成熟，庞大的中产阶级和有一定消费能力的工薪阶层不断地为各国市场提供新的资金来源。这一部分资金以养老金、基金和个人直接投资等形式进入了股票市场，成为股票市场的重要资金来源。
当然，资本社会化并非只有共享收益的好处，告别过去资本与社会的对立，它同样意味着这个社会开始共担风险，一毁俱毁，一荣俱荣。
制度不断升级是文明进步的法则。当全球治理的观念渐入人心，当政府不再靠着寻找内部和外部“敌人”操纵人心，这一升级过程必然是不同文明互相取长补短、共同成长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是否有共同的参照？纵观世界大势，笔者曾在《南方周末》和《亚洲周刊》撰文指出“三生主义”当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的政治指南。而且，无论现在有着怎样的主义与分歧，一切积极努力最后都会回到这一价值尺度。
所谓“三生主义”，本质上说是一种关乎生命、生活与生态的价值观，一种精神高度。佛教讲“往生”“今生”与“来生”，而“三生主义”则着眼于个体，社会与世界，注重生命、生活与生态。倘使可以在这三方面做到“三生有幸”“三生万物”，就一定会有美好而丰富的世界。
三生主义的提出旨在梳理三种关系或完成三种对话：
首先是生命。这是个体层面的，是人与自己的对话，关乎人对生命的敬畏及意义的追寻，关乎生命信仰的重建，体现人类对自身命运的观照。生命是一切权利与价值的基础，没有对生命的尊重，就不会有普世的人权；没有对生命的尊重，最强者也会沦为贱民，所谓“文明”也只有钢筋、水泥而决不会有生命的温度。
其次是生活。这是社会层面的，是人与社会的对话。如萧伯纳所说，“人生有两出悲剧：一曰万念俱灰，二曰踌躇满志”，政治与经济亦如是。过去是政治压倒生活，现在是经济压倒生活，至于中国人的GDP崇拜则兼而压倒之。
从“国家万岁”转向“国民万岁”，从“领袖万岁”转向“生活万岁”，是经历二十世纪诸多灾难后人类获得的一个大教训。回到生活就是回到世俗幸福的本源，因为只有生活才能让人类重拾朴素意义，从集体自负回到人的内心与本性，从极端革命狂热回到日常改造，让削足适履的政治服务每日维新的生活。
最后是生态。这是人与自然的对话。人是生物，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无论政治人、经济人还是社会人，终归都是生态人，这也决定了生态问题才是人类必须解决的真问题。只有与自然和解，人类才能持久地享有大地的恩泽，播种并收获文明。
简单说，只有尊重生命，才会有平等与文化的多样性；只有尊重生活，一切政治与社会变革才不至于凌空蹈虚，因主义放逐生活；只有尊重生态，人类文明才有可持续发展，不因饮鸩止渴自我消灭。
最重要的是，三生主义是关于生命、生活与生态的哲学，也是关乎灵、肉与世界的哲学。它超拔于传统的经济、社会与政治三大组织之上，跳开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极端）、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极端）及国家主义（政治极端）的方法路径之争，使人类理想回到人的条件与意义本身。即使是我在此提倡的三生主义，也不像过往主义一样强加于人、淘空心灵与头脑，而是服务于人的价值，助益于人类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