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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左”似乎一直是个坏东西。比如在中文里，“旁门左道”“左迁”“左嗓子”“左性子”等等，都表明人们对“左”有着某种程度的恶感。
在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当权，培植了不少吕姓势力。吕后死了以后，太尉周勃夺取了吕氏的兵权，就在军中对众人说：“拥护吕氏的右袒（露出右臂），拥护刘氏的左袒。”结果大家都“左袒”。从此，“左袒”便成了见风使舵、偏护一方的代名词。
同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社会将“左”视为一种反常行为。左似乎是不好的。法文中“sinistr e（灾难）”一词即是来自拉丁文“sinister（左手）”。与此相反，人们无一例外地要用右手敬礼、宣誓；英文里的“right”与法语中的“droit”既有“右”的意思，更是“正确”“合法”“权利”等意义的多位一体。左手是罪恶之手，而右手不仅灵活有力，而且也是高贵的。所以，在西方的教堂绘画中，刺杀者用的是左手，夏娃摘取禁果的手是左手，而耶稣的姿态表明了最后审判青睐右手——他的右手高举，表明自己的选民将进天堂，左手下垂，意味着罪人将被赶到地狱里去。如此一上一下，一右一左，将人类推入善恶的两极。
正是因为右手对左手的压迫，自十七世纪以来欧美一直有着“左手解放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结束“右手的统治”，同样意味着人类在政治观念上有一个质的飞跃，意味着人类正一步步走向“左右共治”。如亚里士多德所预言：“右手的优势是因为我们习惯于使用右手。一旦我们习惯于使用两只手，我们就有了两只右手。”
然而，就在许多国家开始走向“左右逢源”的时候，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这里的“右”指的究竟是什么？它是否意味着当时的中国进入“左手的统治”？
显然，兴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反右斗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左右之争”，而是发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上下之争”。不可否认，1949年中国的国家解放并没有必然导致中国社会的解放。全能国家体制的过于强大，主要体现在这个国家的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都被政治组织所吞噬。政治本为“众人之事”，也因此失去其应有之义。
建国之初的中央集权与公有制道路，实际上暗含了国家对社会的两次“没收”或“充公”。其一是经济上的没收，比如“割资本主义尾巴”；其二是知识上的没收，这就是紧随其后的“反右斗争”。当公有制异化为对民众精神与肉体双双充公的一种国家体制，社会主义同样表现为“有主义无社会”，或者“主义压倒社会”。
毛泽东曾经说：“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当“百家争鸣”沦落为“两家争鸣”（胜负已成定局），这种主义上的“两极分化”，本质上说是将人类已经取得的文明成果或者知识一分为二，使之裂变为两个截然对立的主义直至“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完全胜出。主义代替知识的结果必然是主义君临一切，并且直接导致“知识被主义所奴役”，导致整个社会知识体系的崩溃与丧失，从而进入一种“无知无识的状态”。或者说，进入一种国家有行动力，而社会无判断力和约束力的危险之境。
有人说，“反右斗争”就是依靠知识分子中间的左派力量，起来革那些除左派以外的知识分子的命，最后的结果是“没有一个胜利者”。应该说，从表面上看，“反右斗争”的发起的确像是“左派清算右派”，然而，谁都知道如果只是一个社会内部的观点纷争，绝不可能在中国思想史与社会史上酿成这样一场反智的灾难。正是因为看到国家力量的介入，笔者认为“反右斗争”不是“左右之争”，而是“上下之争”，它突破了左右共谋社会福利与自由的底线，“反右斗争”的结果是主义对知识的流放，是高高在上的国家对生机勃勃的社会的清算，是政府在没收资本之后继续没收知识。其结果是，社会陆续丧失了产生“资本家”与“知本家”的土壤，甚至连最日常的思维体操都开始销声匿迹。政治话语占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人们不仅失去说不的自由，而且失去了不说的自由。当社会被国家机器化，人们变成了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螺丝钉。螺丝钉虽然也有大头儿子一样的脑袋，但它并不用来思考。
幸运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迷途知返，逐渐迎来了自己的解放。在经济改革的直接影响下，社会力量一点点复苏。
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改革，左右之间虽然时有争论，但是，时至今日，无论是右派的“反左”，还是左派的“反右”，人们渐渐达成一个共同的底线，即知识必须为社会享有。思想者虽为世所用，然而他们不必“按需思考”或者“奉旨思考”。从这方面说，中国自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左右之争，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表征，它表明中国社会渐渐具有了西方开放的市场政治中的舆情雏形，在经济市场之后也有了意见市场。
无论是突破自由底线的极左，还是突破平等底线的极右，都可能导致“堪萨斯暴乱”。“堪萨斯暴乱”出于影片《幸运数字》里的一句经典台词——“所谓‘堪萨斯暴乱’就是当所有人向右走时，你向左走。”
相同的逻辑，当所有人向左走时，向右走的你会被汹涌的人流踩踏。即使方向一致，卷入人群者同样可能因为身不由己而成为没有恶意的踩踏者，并且最终迷失自己的方向。极左与极右所导致的悲剧，就是无数人“同去同去”，他们无不朝着一个方向走，最后都在一个方向中失去了方向。个体的命运，在万众一心（方向）的洪流中从此湮没无闻。
2006年，笔者在柬埔寨旅行，亲眼见证了这个国家至今未愈的破败以及极端年代留下来的创伤。在首都金边，由于电压不稳，上网都是件不容易的事。时常有人说，自启蒙运动以来，法国人向这个世界输出的多是包含着危险基因的思想，比如青年时代深受法共《人道报》熏陶的波尔布特，最终在柬埔寨制造了血流成河的人间地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道报》及其宣扬的共产主义必须对此负责。法国生产思想，但不只是生产一种思想，它生产矛也生产盾。法国有罗伯斯庇尔，也有雨果和夏多布里昂；有萨特，也有阿隆。法国从来并不缺乏极端的思想，2006年底的民意调查显示法国极右翼势力获得超过四分之一的支持率，然而谁会相信今日法国人真会将自己的命运交付给国民阵线？真正重要的是，在这个国家各种观点可以充分表达。所以，法国的自由制度从来没有因为豢养“一个主义”而遭受灭顶之害。
显然，共产主义思潮流播到柬埔寨，并且导致“南橘北枳”“西风东疯”的危局，完全是因为在柬埔寨本土并没有与之平衡的主义与力量。从这方面说，从制度上保证每个人都能自由思想与自由表达，能够自由组织，是避免一个主义践踏整个社会的唯一可靠手段。
如上所述，在英语与法语中，“右”还具有“权利”之含义。应该说，一个公民无论是信奉左派还是右派，抑或中间派，这都是个体可以自由选择的权利。在此意义上，“反右斗争”所反对的正是公民自由思考的权利。或者说，反右（Right）的本质就是反权利（Right）。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政府不可与民争利，同样不可与民争思想，使民众变得无知无为。
人，这充满悖论的生物！在大地上生活与行走，见证了许多看似对立的关系。比如早期的人类，站起来行走，头顶星空、脚踩大地，这里便有了“上下”这组关系。在具体的行走过程中，会有前进和后退，如果只知道向前走，不知道转弯，不知道退步，一个人即使体力再好，恐怕也不能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同样，说到转弯，便有向左转，还是向右转的问题，其所涉及的便是“左右”关系。
如果我们稍有一点头脑，能够抱持一点美好的愿望，都不难发现，这里的上与下，前与后，左与右，并非水火不容。显然，对于一个人来说，无论他向前向后、向左向右、蹲下抑或跃起，无论方向如何改变，怎样位移，所有“对立”都会回到“统一”的层面，统一到行动者——人这一层面。无论朝着哪个方向前进，人始终如一是出发点。
换言之，“左右之争”不但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而且社会需要它们互相救济与协调。在民主国家，左右两派无论怎样互挖墙脚，谁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另一方。因为议会不是战场，议员并不杀戮，理论上，每一个派别都有卷土重来、引领社会的机会。
一个社会中没有对立的观点，只会一团和气、随大流，这个社会就不会有真正的幸福与自由。我们讲左右之间“同社会共济”，并非一厢情愿或不切实际地鼓吹合流，而是要坚守这个社会追求自由与幸福的底线，通过左右之间的充分争论与积极思想，从而超越于左右纷争之上，以达到这个国家向上与向前的目的。
有时候，政府会站出来鼓励思想解放。当说，世间万物，论及本性，都是倾向于“解放”或者自由的。比如，婴儿的第一声啼哭，便是发乎自然而且美好的自由之声。又比如，有科学家曾经做过实验，把一颗种子埋在瓦砾之下的土里，每天浇水，种子便会从瓦砾之下钻了出来。同样，如果把种子装进坚硬的头盖骨里浇上水，种子会有惊人的力量将头盖骨分开。种子的信念，让我们看到自由生长的力量，也让我们看到自然自发的秩序怎样丰富我们周遭的世界。
思想也是如此。从本质上说，每个人都是天生的自由思想者。不幸的是，在其成长过程中，一个人随时可能失去自由思想的动力和活力。为什么有人会失去其自然的禀性？显然，这和人的另一个天性有关，即人都有自私或者趋利避害的倾向。如果一个人不但得不到思想自由的好处反而深受其害，他便有可能会放弃这种禀赋的发挥，宁愿让自己的大脑处于一种“被奴役”或者“抛荒”的状态，让私田长草。
心理学家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将跳蚤随意向地上一抛，跳蚤能从地面上跳起一米多高。但是，如果在一米高的地方放个盖子，让跳蚤跳起来会撞到盖子，而且是一再地撞到盖子。过一段时间后，拿掉盖子就会发现，尽管跳蚤还在继续跳，却再也跳不到一米高了，直至结束生命都是如此。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跳蚤们已经调节了自己蹦跳的高度，而且渐渐适应了这种情况，愿与盖子“白头偕老”，不再改变。类似的实验还有很多，心理学家将这种“跳蚤效应”解释为“习得性无助”。简而言之，长期积累的负性生活经验，会使人丧失信心，继而丧失创造力。韦尔奇说，世界是弱者的，因为弱者学会了适应。这话并非全无道理。但是，这种适应绝不应该是上述跳蚤式的适应。
由此不难发现，影响一个人思想自由的东西主要表现为两个盖子。一是实体之盖，这是外部环境，包括制度设计、文化传统、当下有着怎样的风俗或者偏见等等，这一切都会影响到一个人对思想自由的发挥；另一个则是虚拟之盖，它像一张无形之网，通过自我设限或“体制化”（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的概念）在心理上束缚每一个人，让这些人成为自律与“绝望”的牺牲品。这也是为什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有些人仍然保持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思维定式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人一方面自己赶不上时代潮流，客观上也限制了其他不受“虚拟之盖”役使的人们追赶时代潮流。
鉴于虚拟之盖与实体之盖的存在，解放思想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其一是个体层面，解决“思想自由”的问题。这主要表现为对人的精神与心灵层面的呵护与建设。帕斯卡说：“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自由思想同样是人性的一部分，解放思想同样意味着人性的复苏。尽管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但在任何时候、任何不自由的环境下，每个人都应该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要积极地维持心中的光和热，使自己处于一种“思想解放”的状态。惟其如此，他才有可能和环境保持一个良性的互动，不至于在环境有积极变化时，失去了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成为新时代的落伍者，甚至在不觉中拖时代进步的后腿。
其二则表现为对制度环境的改善，解决“表达自由”的问题。正如婴儿生来会啼哭，尽情表达是符合人类的本性的。而且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角度来说，来自民间的草根思想、观念不仅不需要“解放”，反而会对来自公权部门的具有强制性的“解放”抱持一种谨慎的态度。思想是一种自发秩序，在社会领域，权力不能越俎代庖。正因为此，政府倡导思想解放，其意义更多在于从行政层面凝聚“改革共识”，以利于进一步深化改革；而对于社会而言，其所希冀在于政府在思想解放方面不设禁区。
进一步说，思想解放的获得，有赖于人心与制度等方面的共同建设。最好的结果莫过于，让自由思想成为一种价值观，让自由表达成为一种可选择的生活方式。
草色遥看近却无。历史的波澜壮阔，无不源于日常的积累与生长。当我们回顾自小岗村农民按下血手印以来中国流行与风尚之变迁，亦不难发现，这个社会早已通过其润物无声的点滴之功走到了官方号召的“思想解放”这一宏大历史叙事的前面。
人类文明起源于人的两个本能。其一是性欲，有性欲，才有人类；其二是思想，有思想，才有文明。然而，在国家与主义至上时，身体和思想却只能处于双双没收的状态。正因为此，当历史步入柳暗花明，性自由与思想解放总是成为引领开放社会的先锋。
2006年，温家宝在与文学艺术家们谈心时谈到“钱学森问题”——“现在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在我看来，至少有两个原因。其一，许多人并不具备独立人格；其二，虽有思想，却缺少公共空间。即所谓“传播真理难于发现真理”。
前者，不能独立思想者，虽然以思想为业，多因不能行使自己的大脑主权而失去创造力。其结果只能是抄袭成风，人云亦云汗牛充栋。就像法国影片《新桥恋人》所揭示，一个连自己都不拥有的人，怎配拥有爱情？这种自弃难免演变为一种病态——自暴自弃的男主角渴望身边罹患眼病的女人永久失明，希望能以共同沉沦或同遭不幸的名义与其“门当户对”、长相厮守。至于后者，当归咎于当下半封闭、半垄断的文化与信息传播体制。
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常给人一种“突如其来”的印象。不可否认，近年来中国经济狂飙突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自然资源和劳力资源的过度开发。然而，尽管“血浆经济”的存在表明过度开采同样牵涉到对国民身体的开发，但思想作为一种“奇妙的能源”却在一定程度上被浪费了。
任何国家的发展，都少不了脑力资源与自然资源。不同在于，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与使用有个透支与稀缺的过程——今日世界，从原油、铜到黄金，甚至包括粮食，能从地里刨出来的都在涨价。而人脑却是取之不尽的资源。更重要的是，脑力开发得越多，今世与后世的积累也就越多，不开发反倒被浪费。
思想自由是第一生产力。两百年前，思想家圣西门曾生动设喻：“假如法国突然失去了自己的50名优秀物理学家，50名优秀化学家，50名优秀诗人，50名优秀作家，50名优秀军事家和民用工程师……法国马上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同样表示，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肯失去一个莎士比亚。
既然独立思想者是一国最宝贵的财富，那么重建社会的第一步就是让每位公民都有条件、有能力拥有自己头脑的主权。国家的崛起，必先决于国民的崛起。任何致力于焕发本民族创造力的政府，理应不遗余力地促进各个领域杰出头脑的崛起，不断发现社会、培育社会，激发社会创造。而社会解放，既意味着社会努力从国家体制中尽力抽身，也意味着在自强的道路上努力前行，借此完成人之上升与社会之上升。回顾二十世纪的历史得失，不可否认的是，一个开放社会的形成，更是避免一个国家“盲目崛起”及“一崛不振”的不二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