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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们走出了远东饭店不多几步，梅先生指着对面的一所古老的房子说：“这就是我五十六年以前的出生地。”说着就到隔壁华昌制版局访问他的表弟秦叔忍。说到了这所房子，叔忍说两年以前，他们想买过来扩充制版工场，后来是因为议价不合中止了的。
秦先生约我们到陕西巷的恩成居小吃。这是一家广东式的饭馆，从掌柜的到跑堂都认识梅先生，见面都来寒暄问好，显得非常亲切。掌灶的大司务听说他来了，也格外卖力。那天的菜，做得适口之至。吃完饭，我们就安步当车，来到秦家。
秦家是一所京式的四合房。秦老太太住上房。她站在台阶上面欢迎我们，口里连声说：“请进来坐。”她一看见梅先生就仿佛慈母看见从远方回来的儿子那么高兴。梅先生很恭敬地向她致敬。叔忍忙着拿出烟台苹果和上好的香片茶来招待我们。这屋子的内景，还保留着北京城三十年前的老样子。靠墙摆着紫檀木的长几，当中陈设着一个自鸣钟，旁边是一对江西磁的粉彩帽笼。恐怕还是秦老太太的嫁时妆奁呢。墙上挂的字画有秦稚芬的遗墨。
（按）秦稚芬小名“五九”，是演旦角的。精通技击，擅长书法。摹孙过庭书谱极有功夫。喜欢研究历史，熟读《通鉴》。与梁任公、罗瘿公、魏铁珊为文字交，为人仗义，有古侠士风。
秦老太太是一位慈祥和蔼的老人。她的面貌轮廓与梅先生有相似之处，从体格方面看，她少年时候也应该是一个胖子。
梅先生搬了一把小凳子在她对面坐下，把话题慢慢引到了梅家旧事。我们一面喝着茶，吃着苹果，静静地听她说关于梅先生幼年的故事。
秦老太太说：“畹华（梅先生）是生在李铁拐斜街梅家的老宅里的。那时先父已经去世多年，他的父亲竹芬是我的第二个哥哥，为人心地光明，存心厚道。唱的昆曲、皮黄，全是学的他老爷子的玩艺。可惜活到二十来岁，就病死在这老宅里了。那年畹华才四岁，就成了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他的母亲是名武生杨隆寿的女儿，也是一个忠厚老实人。她跟我二哥这一对，配得倒是挺合适的。
“先父死后，就是我大哥大嫂（梅雨田夫妇）管家。在旧社会里一般旧脑筋不都是重男轻女吗。我大嫂养了几个孩子，偏偏都是闺女，没有儿子。畹华在名义上是兼祧两房，骨子里的滋味可并不好受。所以他母子在那段日子里，是很受了一点磨难的。到他十五岁的时候，连母亲也死了。”
秦老太太说到这里指着梅先生对我们说：“在他的幼年，一切饮食寒暖，我们在旁边也算是尽过一点监护的责任的。”
我问秦老太太：“听说您大哥性情非常高傲孤僻，请您把他的事说些给我们听听。”
“是的。”秦老太太说，“他的脾气古怪、性情孤僻。他学玩艺是到手就会，的确是一个富有艺术天才、绝顶聪明的人。他在内廷当过差，跟谭老板伴奏多年。谭老板的唱腔，配上他的胡琴，内外行一致公认是珠联璧合、最理想的一对合作者。但是他们两个人常常闹脾气，一会儿散了，一会儿又说合了。因为他给谭拉，谭就唱得痛快，他也拉得格外有劲。所以实际上他们是分不开的。你们如果能够找到谭老板在百代公司灌的《洪羊洞》和《卖马》那张片子——这都是谭唱梅拉——就还可以听出拉跟唱的那种水乳交融、紧密合拍的精神来。我大哥拉了一辈子的胡琴，也就留下了这么一张片子。其余几张谭的唱片，就都不是他拉的了。”
（按）陈彦衡先生曾经谈起过关于谭鑫培、梅雨田合作的情况。他说：“谭的腔调是综合程长庚、余三胜、王九龄等各家优点，再加以体会融化，便成为独具风格的声腔艺术。同时，操胡琴的梅雨田和击鼓的李五，都是当时的杰出人才。他们三个人都具有独特的艺术，高傲的性格。在表面上彼此不肯互相请教，可是到了台上，唱的拉的打的，如胶如漆，粘合无缝。从来不会‘碰’，这是一个奇迹。而且老谭每出戏里的唱法，是常常变换不定的。那是一种没有规则的变动。他事先并不通知梅、李两位，今天要唱哪一个腔。但是不论怎么唱，梅的胡琴，总能很稳定地衬托着谭的运腔换气；李的鼓也是指挥若定，操纵着整个舞台上的工作者。”
所以据陈先生的看法，皮黄剧老生一行，从单纯的艺术，进入复杂的境地，发展到谭鑫培可以说已经是登峰造极。也就是那个阶段里最后的一个高潮。
陈先生的音乐天才，也不平凡，胡琴一道尤所深嗜。当时一般胡琴能手，他都不放在眼里。一生惟有低头拜雨田。所以他的一手好胡琴，学梅雨田是人所共知的。他还有一样本领，“鼓”学李五，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只有内行谈起，至今还称道不止，说他“下键子”的干净巧妙，是走李五的路子的。《击鼓骂曹》里，有一通《夜深沉》牌子的鼓，我记得当年杨宝忠演唱时，算他打得最好，就是李先生亲授的。
“他除了胡琴之外，笛子吹得也好，还能打鼓。场面上的乐器，几乎没有一件拿不起来，而且也没有一件不精通的。当时北京城里有许多亲贵们跟他学戏，如红豆馆主侗五爷，就是他家的座上客，经常来请教他，按时按节，送钱给他。可是他在钱上，倒是并不斤斤计较的。”
（按）冯幼伟先生曾谈及，他有一次到梅雨田屋里闲谈，看见溥西园来了。那时溥是前清皇族的近支，雨田对他非常随便，见面互相请安道好。这是旗人最普通的相见礼。相反的是，侗五爷对他很谦和。他们经常讨论有关音乐、牌子、昆曲、皮黄种种问题。每经雨田解答指示，无不满意而去。
我接着问秦老太太：“听说梅家有一度境况非常窘迫，这是什么原因？巧玲先生总应该有一点遗产，同时雨田先生胡琴伴奏的代价相当高，所得的戏份应该可以维持家庭生活。”
她说：“先父死后留下了十几所小房子，如果维持一个普通家庭的生活，本来是不成问题的。庚子洋兵进了城，在北京住家的，多半都受了严重的损害。同时各戏班经过了长时期的停演，有出无入，坐吃山空，我们家里就这样慢慢地衰落下去了。至于我大哥，胡琴伴奏的收入，并不太好，只是在谭老板晚年的声望之下，他的待遇，才提高了一步，最早也是跟一般场面的戏份没有多大区别的。单靠他拉胡琴的一点收入，是养活不了一个大家庭的生活的。他一生的精力都放在艺术上面，对家庭的开支，毫无计划。他那种个性，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理财，才过到这种入不敷出、寅吃卯粮的日子。这样的对付了好久，一直到畹华成名以后，担负起了全部家庭生活费用，经济情况才渐渐好转。
“要讲到洋兵进城骚扰的情形，那真叫人一辈子都忘记不了。不管谁家，只要他们高兴就往里闯。翻箱倒箧，一个走了一个来，没有完的时候。我跟畹华的母亲，年纪又轻，更是害怕。每天都得化装，把黑煤抹在脸上，躲着不敢见人。后来觉着我们住的百顺胡同，房子浅窄，外国兵容易进来，太不妥当，全家又避到他外祖杨隆寿家里去住。也是活受罪，整天躲在杨家的一间摆砌末的屋里。有一次洋兵要进这屋来看看，杨老先生不答应，话又不懂，双方就起了冲突，洋兵还掏出手枪来吓唬他，他也不理他们。那次杨老先生受的刺激很大，不久就病死了（杨是死在那年的七月二十五日）。当时北京住家的女眷们，都想法深深地躲避起来，有的是整天躲在屋顶上，茶饭都由别人给她们送上去吃，像凤二爷（王凤卿）家里，就是这个办法。”
“梅先生幼年，生长在这样一个散漫而中落的家庭里，能够成长起来，兴家立业，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又把话题拉回来。
她说：“他幼年的遭遇，是受尽了冷淡和漠视的。生活在阴森的气氛当中，从家庭里得不到一点温暖。在他十岁以前，有一个时期，几乎成了一个没人管束的野孩子。他今天已经扬名中外，艺术上有了成就，就一般人的想象，一定以为他在幼年该是如何的聪明伶俐、与众不同，其实不然。他幼年时的资质，并不十分高明。我记得在他八岁的时候，家里把名小生朱素云的哥哥请来，替他说戏。那时一般开蒙的戏，无非是《二进宫》《三娘教子》一类老腔老调简单的玩艺儿。谁知四句老腔，教了多时，还不能上口。朱先生见他进步太慢，认为这孩子学艺没有希望，就对他说：‘祖师爷没给你饭吃！’一赌气，再也不来教了。等他成名以后，有一天又在后台见着，朱先生很不好意思地对他说：‘我那时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他笑着答复朱先生说：‘你快别说了，我受您的益处太大了，要不挨您这一顿骂，我还不懂得发奋苦学呢。’打这儿就可以证明他的成功，不是靠聪明得来的，而是从苦练苦干中出来的。
“就说他幼年的相貌，也很平常。面部的构造是一个小圆脸。两只眼睛，因为眼皮老是下垂，眼神当然不能外露。见了人又不会说话。他那时的外形，我很率直地下他八个字的批语：‘言不出众，貌不惊人！’”我们听到这里，都不自觉地回过头来望着梅先生笑起来。梅先生很严肃地说：“姑母的话是对的，我当时的确就是这种情形。她老人家看我长大的，知道得比我自己还清楚。”
秦老太太看屋里的人都听得笑起来了，就又接下去说：“别忙，听我往下再讲，他从十八岁起，也真奇怪，相貌一天比一天好看，知识一天比一天开悟。到了二十岁开外，长得更‘水灵’了。同时在演技上，也打定了后来的基础了。”
说到这里，已经时过午夜，我们觉得秦老太太也有倦意，梅先生站起来说：“姑母累了，应该让她休息了。过一天再来细谈。”我们向秦先生借了一个手电筒，在黑暗的胡同里，缓步回去。
我们回到了饭店，梅先生一边换睡衣，一边对我说：“你瞧我姑母这么大的岁数，谈起五十年前的旧事，还是头头是道，历历如绘，老辈们的记忆力真比咱们要强得多哪。”我说：“今天你姑母讲的事情，真不算少了，我还想知道一点关于你祖父的经历，你在幼年总该听说过的吧。”
“有的。”梅先生说，“我祖母对我详细说过，这话也有四十几年了。到今天还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你要我细说，得先让我想一想。”
这时梅先生的衣服也换好了，每人倒了一杯茶，点上一支烟卷，对坐在沙发上。
“我在童年时代，跟一般小孩子一样，也是盼望着过新年，穿新衣，换新鞋，掷一把状元红，吃一点杂拌儿（这是北京的一种食品，用各种糖果混合做成的）。我对这些都觉得有无穷的兴趣。我记得十四岁那年，腊月初起就风雪交加，一直到二十四日才放晴。那天正是过小年，买了些鞭炮放放，大家围着我祖母坐下来吃一顿饭。从此就要料理年事，一切都要格外显得热闹了。
“除夕的晚上，照例要等祭完祖先，才吃年饭。我看见供桌当中供着梅氏祖先的牌位，旁边又供了一个姓江的小牌位。这我可就不懂了。一个天真的小孩子是压不住好奇心的，我就抢着过去问我祖母：‘为什么姓梅的要祭姓江的？’我祖母说：‘这是你爷爷在世就留下来的例子。依着我的意思是不该供他的。说来话长，吃完饭再细细告诉你吧。’她说完了，我瞧她好像很难受似的。一会儿大家围着她吃年饭，她也没有往年那样高兴，我想刚才问的那句话，许是勾起她的心事来了，我深悔自己太孟浪，不该在大年三十晚上让她老人家伤感。
梅兰芳与祖母陈太夫人
“我是最后一个到她屋里跟她辞岁的。她看见我就说：‘聪明智慧！恭喜你又长了一岁。’我说：‘谢谢奶奶。’她脸上微带笑容，拉着我的手，叫我坐在她身旁的一张方凳上。只听得家家爆竹声响，充满了新年的气象。
“她说：‘你也一年比一年大起来了。家里的事，你都不大清楚，趁着我还硬朗，讲点给你听听。你曾祖在泰州城里，开了一个小铺子，仿佛是卖木头雕的各种人物和佛像的。他有三个儿子，你祖父是老大，八岁就给江家做义子。江老头子住在苏州，没有儿子。起初待你祖父很好，后来娶了一个继室，也生了儿子，她就拿你祖父当做眼中钉了。
“‘有一天她在屋里的风炉上用砂罐炖红烧肉，你祖父偏不小心给碰翻了。幸亏没有人看见，他也不敢声张。等到大家追究起这桩事来，发现你祖父穿的鞋底上有红烧肉的卤汁，这一下子事儿就闹大了。三天三夜不给饭吃。多亏遇着江家的厨子有良心，用荷叶包了饭，偷偷地送给他吃，才算渡过了这个难关。后来有一种专买小孩子去学戏的人贩子到了苏州，江老头子先跟贩子接洽好了，就问你祖父是否愿意学戏。你祖父一口答应愿意。敢情厨子在私下早就通知他快快离开江家，要不然早晚是总得被那个女人折磨死了的。
“‘你祖父的运气真坏。他十一岁就从这贩子手上辗转卖给福盛班做徒弟。班主杨三喜是出名的要虐待徒弟的。从此早晚打骂，他又受尽了磨难。
“‘那时候带徒弟的风气正盛，打徒弟的习惯也最普遍。师父心里有了别扭，就拿徒弟出气。最可恨的是杨三喜常用硬木板子打你祖父的手心，把手掌上的纹路都给打平了，这该多么残忍啊。有一年除夕晚上，他不给你祖父吃饭，还拿一碗饭倒在地上，叫你祖父抱了他的孙子杨元，就在地下捡饭粒吃。等你祖父收了徒弟，杨元还到咱们家来教过戏。为了打徒弟，你祖父就对他说：‘这儿不是福盛班，我不能看着你糟蹋别人家的孩子。干脆给我请吧！’后来杨元死在一个庙里，尸首都没有人管，还是我们家给他收殓的。
“‘他的第二个师父叫夏白眼。这也是个喜欢虐待徒弟的。你祖父在他那里，又挨了多少次的毒打。受的苦楚，谁听了也要不平的。
“‘第三个师父罗巧福，他本是杨三喜的徒弟，早就满了师。他也开门授徒。看到你祖父在夏家受的这份苦，引起了他的同情，就花银子把你祖父赎了出来，从此就在罗家安心学戏。罗巧福待徒弟非常厚道，教戏也认真，尤其对你祖父是另眼相待。一切饮食寒暖，处处当心。你祖父这才算是苦尽甘来，有了出头的希望了。
“‘他出台的人缘就好。从他满师出来自立门户以后，马上就派人去到家乡，接你曾祖北来同住。谁知道他离家太久了，家也不晓得搬到哪里去了。所以你祖父到死也没有找着他的父母和两个弟弟。
“‘你祖父跟我定亲，是在咸丰十年。因为家里只有他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所以我还没有过门，就先派了一个老妈子来伺候他。这位妈妈在你梅家很忠实地做了一辈子。你祖父为了酬谢她这些年的辛苦勤劳，买了一所小房子送给她。她坚决地不要。她后来死在我们家里，你祖父给她预备了一份很厚的衣衾棺木装殓了她。
“‘我嫁过来，他就渐渐地红起来了。最后他掌管了四喜班。别人看他当了老板，还以为他该是很舒泰的了，其实他的一生心血，就完全耗在四喜班里。全班有百十口人，都得照顾到了才行。角儿和场面还常跟他闹脾气，最使他难受的是连他一手培植出来的得意学生余紫云也常常告假不唱。幸亏时老板（小福）跟你祖父交情最好，余紫云告假，时小福就上去代唱。有一个时期你祖父为了‘国丧’停锣，亏空太多，几乎不能维持，时小福还卖了房子借钱给你祖父。
“‘你祖父受了场面的气，回来就对我发牢骚说：‘我一定要让咱们的儿子学场面。’事情也真凑巧，你伯父从小就喜欢音乐，他才三岁，就坐在一个木桶里，抱着一把破弦子，叮叮咚咚地弹着玩。到了八岁，你祖父问他爱学哪一门，他说：‘我爱学场面。’你祖父听了这话，正合他的心愿，高兴极了，就把北京城场面好手都请来教你伯父。我的姨侄贾祥瑞（贾三）正在四喜班做活，胡琴、笛子样样精通，又是很近的亲戚，第一个就先请他来教。所以你伯父请教过的人虽然那么多，要算贾三是他开蒙的老师。’
“我听到这里，就想起了我的父亲。我这样问她：‘我祖父、伯父的历史，您都讲啦，请您再讲一点我父亲的事情。’她冲我看了一眼，说：‘你父亲才可怜哪，二十六岁就死啦。’我听她说话的声音也变了，脸上也在流泪了，我也忍不住一阵心酸，想哭又不敢放声哭。因为大年除夕引起她老人家过分的悲痛是不应该的。我赶快从口袋里取出一块手绢，走过去替她擦干了眼泪。我说：‘您的话讲得太多了，时候也不早啦，您睡吧，留着过一天再讲给我听吧。’她说：‘不，新年新岁谁说这些话。趁着今儿晚上我把它讲完了。你父亲是一个苦干苦学的忠厚老实人。他先学老生，又改小生，最后唱青衣花旦。是你祖父的戏，他都会唱。一般老听众们看不到你祖父的戏，看到他出台，就认为是你祖父的一个影子。所以他每贴你祖父唱的《德政坊》《雁门关》《富贵全》……这些戏都很能叫座。他搭的是迟家的福寿班。咱们跟迟家是亲戚。他的性情温和，班里只要有人闹脾气，告假不唱，总是请他代唱。咱们家光景不好，唱一次外串的堂会是一两银子。馆子里常排你祖父唱的本戏，又都是很累的活；他这样苦干下去，日子一长，身体就吃了亏啦。他得的是大头瘟，这种病要过人的，非常可怕。吃下药去一点都不见效，不到几天的工夫他就完啦。迟家听说他死了，赶了来跺着脚地哭他。我心里想他就是在你们班里给累坏的，现在他是死了，你们恐怕不容易再找到这么一位好说话的角儿了。’
“正说着话，远远传来了几声鸡叫的声音。我抬头一望，窗户上已经发白。我站起来说：‘天快亮了，您今儿可真累着啦，您请安息吧。’她说：‘我这就睡了。今天我说的这些话，是要你明白，我们家在这几十年里边，总是自己刻苦来帮别人的忙。将来你要有了出息，千万可别学那种只管自己、不顾旁人的坏脾气。你该牢牢记住梅家忠厚恕道的门风。’我服侍她睡了，才悄悄地回到我的卧房。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了。”
一九五〇年九月初旬，梅剧团由沪而津，演出于天津中国大戏院。我同梅先生二次北上，住在利顺德饭店。这是一所英国式的古老的旅馆，建筑在十九世纪末叶。梅先生三十年前到天津表演，就住在这家饭店里，真可以说得上是老主顾了。这次我们住在三层楼的一个犄角上，是在旅馆的后部，听不到车马市声，环境相当幽静；房间的内形是一间卧室一间客厅。旅馆里的职员工友，大半是二三十年的旧人，都跟梅先生熟识，我们很得到他们的照顾。
有一位看门的老者，在深夜替我们开门的时候，他有些像自白似的说：“我是从利顺德开张那天，就进来了的。整整看了五十多年的门。梅先生第一次住到此地，我就替他开门，我的儿子今年三十八岁，继承我的职业，也在这儿看门。”
梅先生听完他的叙说，同他握了握手说：“对不住得很，你偌大年纪，在这样深夜替我们开门，真让我们不安。”我们两人静静地走上楼梯，梅先生很感慨地说：“光阴似箭催人老，现在遇到旧人谈旧事，往往是二三十年的老话，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我们在旅馆里的生活是这样的：每天在中午吃饭的时候，还有晚上临睡之前，我们总计要作两小时以上的谈话，谈的都是有关《舞台生活四十年》的资料，由我速记下来。在第二天的清晨，我先起来，轻轻地走进客厅，把稿子写好了，寄给我的弟弟源来，经他整理后再配合插图照片，送交报馆发刊。遇到事多繁忙的日子，那我们就只好暂停工作了。
有一天早晨接着源来的信，提到《越缦堂日记》光绪八年十一月七日条内有“孝贞国恤，班中百余人失业，皆待慧仙举火”两句话，他说李莼客对这件事的记载未免太简略了，要我详细问梅先生。这天晚上，刚好梅氏父子合演《游园惊梦》，梅先生戏毕回来，感到有些疲劳，我们谈起了以前“国丧”的情形，他就作了如下说明。
“在前清帝制时代，皇帝、皇太后死了叫做‘国丧’，在我祖父管领四喜班期间，遭遇到两次‘国丧’，全国的人是都得替他们服丧戴孝的。一百天之内，不许剃头，不许宴会，不许娱乐，不许动响器。甚至于连街上卖糖担子上的锣，都不许响。各戏院全部停业。死了一个人，就会使成千成万戏剧工作者的生活陷入绝境，可以想见帝制时代的淫威了。而我祖父所受的损失却要比别人更大。至于如何勉力支持，渡过难关，那详细的经过情形，现成有一位萧长华先生，他知道的比我要详细得多。你明天可以去请教他，一定能得到许多珍贵的资料。今天我要早点休息了。”
第二天是演的《醉酒》。我到后台晚了一点，萧先生的高力士已经出台了，不能和他谈话。接着梅先生在帘里一声“摆驾”，就把拥挤在上场门口的一大群宫女丫环都带了出去，后台立刻显得清静了许多。这出戏的时间虽然不长，可是在场上有工作的都很紧张，最吃重的当然是扮杨贵妃的梅先生，其次就要轮到场面上胡琴伴奏的王少卿了。贵妃是一场跟一场，中间还要回后台换装；胡琴是从开场到终场，手里一点都不能休息，要把“柳摇金”的牌子来回翻出几种花样来。
这样，一直等萧先生演完，在后台扮戏房内长桌上洗脸的时候，我才有机会过去问他关于梅巧玲先生管领四喜班期间两遇“国丧”的具体情况。他擦着满脸肥皂，手里一边忙着，一边口里答复我的问题。他说：“在同治年间，遇到‘国丧’，一百天之内，不准动响器。一百天以后，才可以便衣上台。名为‘说白清唱’，不许穿行头。唱青衣的头上包一块蓝绸子，老生可以带髯口，小丑在鼻子上抹一点白。花脸用包头的颜色来表示他的身份。另外在脸上画两道浓眉，代表戏中人的性格。场面上，大小锣、堂鼓等乐器，都在禁用之列。打锣的人，左手虚作提锣的姿势，右手拿着锣锤，嘴里念着锣经，以口代锣。打鼓的也不能使劲敲打。”
我看萧老先生谈得高兴，就接着往下问梅老先生的四喜班损失比别人更大的原因。他说：“当时戏剧界里有大班小班的区别。小班是短期的流动组织，资本薄弱，人数有限，遇到‘国丧’，无力支持，就只有解散。大班如四喜、三庆、春台等规模较大，又是固定的组织，所有的演员，都订有契约，领班人设有‘下处’（即宿舍），供给全体演员餐宿；每人都有一定的戏份，为了照顾同业的生计，所以不能解散。但是习惯上，遇到意外事件，短期内不能演出时，大半只开半个戏份来维持演员的生活。梅老先生的四喜班，是照演出时的待遇，全体工作人员开全份。当时戏剧界交口称道，认为是一种厚谊。”
“那么梅老先生的经济状况，一定是很好的了，否则怎么能支持呢？”我问。
萧老先生这时已经洗完脸了，手里端着一杯茶，用很严肃的语气说：“他并没有钱，他是靠了借债来开发包银的。这样他的损失就非常之大，最严重的是两次‘国丧’衔接起来（清穆宗载淳死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孝哲后——穆宗载淳之妻死于光绪元年二月，相距不足百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始终是维持着这种全份的待遇，从来不对他们打厘的（后台术语，打厘就是打折扣的意思）。他自己没有钱，起初是向汇票庄借，后来也跟私人告贷了。
“梅老先生因为四喜班赔垫过多，实在难以维持，想请时老先生（小福）来替他管理。那时时老先生自己管理着春和班，无法兼顾，没有答应。后来感觉到四喜的经济情况日趋恶化，要是再没有援助，眼看着就要瓦解。许多同业也必定跟着失业。时老先生不肯坐视他们挨饿受冻，就借给梅老先生一笔数目相当大的银子。过了一个时期，还是不能支持。时老先生竟至卖了自己住的房子，来挽救四喜班最后的危机。”
京戏能够发展到今天的规模，由于四大徽班创业的几位领导人不断地奋斗与互助，才奠定了百年的基础，他们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今天的戏剧工作者，应该向他们致敬，向他们学习。我听了这一次相当满意的谈话以后，就有着这样的感想。
回到旅馆以后，梅先生靠在床上瞧本子，我就把谈话的要点说给他听。他放下本子，站了起来。他说：
“关于梨园旧事，记载固然不少，因为多半并非圈内人的叙述，往往张冠李戴，传闻失实。许多重要的资料，都藏在几位老先生的肚子里，我希望你赶快多多请教他们。让他们尽量讲给我们听。错过了这种机会，将来一定会后悔的。同时也会造成我们戏剧史上一种绝大的损失。”
“我祖父有‘焚券’与‘赎当’两件事，晚清人士的笔记里常常提到它，但记载得都不够详细，还把这两位朋友的姓名，缺而不载。当年我祖母是告诉过我的，事隔多年，我也有点模糊了。这两位朋友都擅长词曲，他们对我祖父在演出方面有过不少的帮助。让我分别来讲一讲。
“（一）‘焚券’。我从小听说有一位杨镜秋先生，喜欢看我祖父的戏。每逢我祖父有戏，他是风雨无阻，必定到场的。后来彼此渐渐熟识，成了朝夕见面的好朋友，才知道他不但听戏在行，还会编剧本。四喜班排的《贵寿图》《乘龙会》等新戏，就都是他的手笔。他做京官很穷，我祖父时常接济他。所以本书的初版内，我把祖母所讲‘焚券’里的对象，就认为是杨镜秋了。张难先先生看到了这本书，他从汉口给我来信说：‘承赐大作，我尽一日之力看完，甚快。惟第二十二页“焚券”一段，与我一世交——关思赓有关。当即函询，兹得复书，特转阅，以资参考。我这“不惮烦”的动机，是感于“赎当”一段的可怜人姓字已不能记忆了，因而不厌求详，以渎视听。’并附关先生答函，节录如下：‘所询先外祖杨镜秋与梅慧仙（慧仙是梅老先生的号，巧玲是他的艺名）交谊事，幼常闻诸先母谈及先外祖进京赴试，未第时，旅居京华，常以词曲自娱。喜欢梅氏演剧，后与之过从甚密，并为谱制许多新曲，其中以改写《长生殿》数折为最佳。先外祖名鸿濂，湖北沔阳人，咸丰某科进士，后官闽省，卒于福州府任所，无嗣，生先母一人，死时境况不太好，慧老有厚赙寄来。’从关先生的信里，可以确定杨镜秋不是死在北京，我知道巧玲公没有到过福建，那么，我祖父不可能在杨镜秋灵前焚券，这分明是我记错了人，首先应该向读者致衷心的歉意。
“张先生这样热忱地帮助我考证故事人物，是值得感激的。杨镜秋和‘焚券’无关，我们已经搞清楚了。不是杨镜秋，究竟是谁？这问题直到最近才得到了一个答案。
“一九五六年三月间我在扬州演出的时候，接着当地一位张叔彝先生来信，提到‘焚券’的对象，据他所了解的是谢梦渔。这位谢老先生的侄孙谢泽山先生，今年已有六十来岁，现住扬州市海岛巷五十一号；跟他是多年的老友，所以经常听到谢家谈起这件事。
“第二天张先生介绍我会见了谢先生。我们谈起旧事，谢先生把他从小在家里听到的事实这样地对我说：‘先伯祖梦渔公名增，是扬州仪征籍，前清道光庚戌科的探花，官做到御史，一生廉洁，两袖清风。他的旧学渊博，兼通音律，梅慧老常常和他在一起研究字音、唱腔，又兼是同乡关系，所以往来甚密，交谊很深。慧老知道先伯祖的景况很窘，凡遇到有了急需的时候，总是诚恳地送钱来帮助他渡过难关；但他每次拿到了借款，不论数目多少，总是亲笔写一张借据送给梅家，这样的通财继续了好多年，共总积欠慧老三千两银子。先伯祖活到七十多岁，病故北京，在扬州会馆设奠，慧老亲来吊祭。那时候的社会习惯，交情深的吊客有面向孝子致唁的，慧老见了先伯，拿出一把借据给先伯看，先伯看了，就惶恐地说：‘这件事我们都知道，目前实在没有力量，但是一定要如数归还的。’慧老摇了摇头，就对先伯说：‘我不是来要账的，我和令尊是多年至交，今天知己云亡，非常伤痛，我是特意来了结一件事情的。’说完了，就拿这一把借据放在灵前点的白蜡烛上焚化了。紧跟着又问先伯：“这次的丧葬费用够不够？”先伯把实在拮据情况告诉了他，慧老从靴统里取出三百两的银票交给先伯，作为奠敬。慧老又在先伯祖灵前徘徊了良久，然后黯然登车而去。当时在场目睹这种情况的亲友们有感动得流泪的。这件事情马上传遍了北京城。先伯祖的一位老朋友李莼客先生曾经把他所见的写在他的《越缦堂日记》中。’
“这一次我到扬州来演出，无意中解决了一个久未解决的问题，真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了。趁着本书改版的机会，我想，把这件事更正过来是有必要的。
“（二）‘赎当’。有一位举子，到北京会试；也爱看戏。他认识我祖父以后，友谊甚厚，很看得起我祖父。此人对于戏剧文学也有心得，常常指出我祖父表演中的优点、缺点。同时台词的修正，也得到他不少帮助。这位朋友的文学虽好，可是不善经纪，生活渐渐发生了困难。当时任何人到了手头拮据、借贷无门的时候，惟一救急的方法，是拿衣服和贵重物品，送到当铺里去典质。他是一个书生，不肯向人开口借钱，只能走这条道，还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日子多了，我祖父看破了他的秘密，就到他住的公寓里去搜索当票，预备替他赎取。主人虽不在家，他有一个老家人，脾气甚戆，看我祖父举动可疑，彼此就争吵起来。后经我祖父说明来意，叫这位戆老头儿，拿着当票，同到当铺，把所有当掉的东西，全部赎了回来，又留下二百两银子给他用。
“等到主人回来，知道了这件事，非常感动。我祖父就劝他不要每天只是看戏，应该在本位上努力。等考试完毕再见面吧。可惜这位朋友高中之后，不久就死了。身后棺殓等费用，也是我祖父代为料理的。”